据瞭望东方周刊从地方到全国，房子问题无疑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第一大话题。说房子已成为亿万国人的头等大事，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那么，房地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又如何破解?《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此问题、并以敢言著称的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美国归来的地产商说：在美国利润15%，回国150%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出在哪里?
任玉岭：我认为房地产问题应该从解决腐败入手，这是一个要害。就像足球一样，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从10年前的世界41名变到了现在的97名，原因在哪?花钱少吗?人员少吗?为什么老在往后退?最后知道了，是因为腐败。
今年1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平稳发展的通知，内容切中要害。但这次通知能否很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政策的执行力能否确保。过去几年为抑制房价飙升，出台了不少通知和文件，但每出台一次文件都迎来一次房价增长。这和当年药品的情况类似，国家降一次药价，药价就迎来一次增长。
我们今天的房地产业，说穿了，就跟足球和当年的药价是一样的。房地产的腐败一天不除，中央关于房地产政策的推动就难以实现。
《瞭望东方周刊》：据你观察，房地产腐败问题到了怎样一个程度?
任玉岭：应该说相当严重，甚至是积重难返。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云南原省长李嘉廷、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军，统统倒在房地产问题上。
我18年来亲眼目睹的一些情况，也同样反映出这个领域的腐败大得不得了。一般情况下，凡是高利润领域都是最易出现腐败的地方。房地产正是如此。
20 年前我在广西北海当副市长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房地产领域因为有暴利，必然要出现高腐败。当年北海一个管土地的科长出了问题，然后就换了一个工作比较有经验的共产党员来接替，结果他上台不到半年，床底下就被搜出300多万的现金。他临上“断头台”的时候，这300多万还没有动，有的上面夹着名片，他甚至都没有打开过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干六个月就有这么多人给他送这么多钱?就是因为这个领域的利润太高了。
举一个我知道的老板的例子。他当时拿了一张图，说要建一个什么中心，就在北海拿到了20亩地，每亩地划拨价10万元，20亩地是200万。可是外面的市场价是80万一亩，他倒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了1600万。他付出200万的成本之后还剩1400万。从这个老板手中买地的人少带了300万，给他写了个欠条。也就是说，这个老板手里有1100万，除去打点各个方面以后，还有1000万，很快他就成了千万富翁。后来那个欠他300万的人因为买房子买亏了，在泡沫之后垮了下去，一无所有。这个老板就说算了吧，把300万元欠条当着欠款人的面给撕掉了。就这么简单，300万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钱赚得太容易了。
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两个在1997年下海做房地产。一个人借了30万元起家，一个人借了500万元起家。后者在9年后的2006年已经进入了中国财富100强的前几名;而前者，在2005年的一个公开场合，讲他的净资产已经达到25个亿。
所以有些人说房地产没有暴利，那是不顾事实的，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亲自交往的朋友，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围绕房地产，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任玉岭：的确是这样。我有一次在清华大学讲课，有学生跟我说，前一天有个官员来给他们讲，说房地产的利润最多是7%。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怀疑是有人被收买了。
我还知道，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售房的人告诉我，某经济适用房小区有一栋位置最好面临花园的大楼，总面积不少于20000平方米，整栋送给了某个主管单位，因此，院内百姓都称这座楼为“腐败楼”。八年多过去了，这栋楼还有很多户没入住。
房地产实际利润如何呢?我2007年春节在北京贵宾楼一个宴会上专门调查了两个房地产老板。我问一个国有成分占主要比例的企业老板，你们的利润有没有100%?他当时说何止100%!
我又问另外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房地产老板，他说他在美国的利润是在15%上下，回到国内就达到150%。
应该把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内部的商业贿赂，作为纪检部门查处的重点。这将是解决广大百姓住房困难问题的关键之关键。
在中国没有房子住被认为是最大痛苦
《瞭望东方周刊》：破除腐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一些因素也同样属于根子上的原因，比如土地财政的问题。
任玉岭：根治房地产问题，我认为现在有三个方面的观念需要解决。第一个观念，房地产涉及60多个行业，特别是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行业。谁都担心房地产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经济发展。那些特别关注GDP的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实际上，现在“保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很有可能保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被腐蚀的某些干部的利益。
那么，房地产要不要保?我认为一定要保。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保。只要端正认识，瞄准市场去建房，就一定能保证房地产的稳定发展。
我们有1.4亿农民工在城市，有上千万、甚至更多的由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他们对住房嗷嗷待哺。如果我们把建什么样的房地产、为谁建房的问题妥善解决了，房地产就必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搞得好，不仅不会下滑，而且会有大发展，不仅不会影响GDP的增长，而且会使GDP的增量更有保障。
《瞭望东方周刊》：其他两个要改变的观念是什么?
任玉岭：第二个就是土地财政。必须解决好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政府没有靠土地来发展经济，而是靠创新思维、靠改革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也可能再没有土地可以保政府的财政了。因此，现在依靠土地来维持、促进财政增收的做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做法。现在北京、上海财政的很大比例是靠土地提供的，这样怎么能够降低城市门槛?怎么能够解决广大城市居民没有住房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让老百姓在土地上受益，一定要遏制通过土地获得财政收益的巨大冲动。
第三个问题，就是建房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有些地方领导，在报纸上喊中国人不需要有自己的住房，说外国人很多都不要自己的住房。这些人没有设身处地，没有把自己放到群众之中。中国人与外国人不一样。首先，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叫“安居乐业”，另一个叫“流离失所”。在中国一旦没有房子，就是最大的痛苦。远在1500年前，杜甫就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毛泽东也曾经专门书写过这句话。这句话现在被新加坡的住房部门拿去，作为他们的局训。
改革开放之初，只要国家新建一个科研机构或一所大学，都要想尽办法在周围建一些宿舍。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很多研究所，又如北京学院路的很多大学，都是这样。年轻人在那里工作，吃完晚饭就上实验室，有时晚上的工作时间比白天还多。我们现在的科技资金成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为什么还与诺贝尔奖无缘?我认为是与我们很多的安排，与很多年轻人没有固定居所是有直接关系的。居住在几十公里以外，路上要消耗几个小时，怎么能够安心?怎么能有更多的时间钻研问题呢?
要使大家居有恒，并不是说一定要拥有房产权。我一直主张要大量兴建廉租房，多到只要有人需要就可以租给你。到这种程度，房地产也会得到大发展，人民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还有，由于没有住所，很多农民工夫妻同在一个城市，却不能在一起生活。也因为没有房子，有很多农民工只能把妻子留在家乡。广州前几年曾有一个报纸报道，63%的已婚农民工常年没有夫妻生活。我在金华做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小市的市长告诉我，农民工因为没有自己的居所，夫妻在树林里做爱还被公安局给抓了。这个例子虽然小，但是很值得我们注意。
还有儿童，现在有两千多万儿童留在农村，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房子，没有便宜房子。这就为我们的社会不仅带来了今天的问题，而且会带来明天的问题。最近有专门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很多与缺乏双亲的照顾和教育直接相关。
房地产不可背离广大百姓的基本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在现实中怎么才能实现你所说的这几个突破?
任玉岭：最重要的，土地要与保障性住房紧密配套。要解决好保障性住房，就一定要解决好土地的廉价供应问题。土地本来是国家的，从农民手里取过来的时候价钱很低，一些中等城市收农民一亩地才给几百元。就是因为倒了一手，变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必须要杀这股风否则保障性住房无法改善。
现在为什么一些老板囤积土地，或者倒卖土地，甚至包括一些国企?就是因为土地在迅速升值。我们应该遏制土地升值。土地是国家的，国家完全可以掌握土地的命运。但就因为刚才说的腐败在作祟，土地不断被倒手或囤积，等待高价。
由于腐败问题，造成土地管理失控。土地的倒卖是失控的，土地的价格也是失控的。我不相信政府没有这个权威，管不住土地。问题是不下功夫去管，而是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第二个，住房建设管理应该公开透明。
2006年我曾经到温州苍南县去做过一个调查，有一个面积为28万平米的小区，土地是政府提供的，住房售价才610到630元/平方米。由此看出中国住房的建安成本是很低的。我去问这个建小区的老板，他说净得八九百万。可见只要土地价格控制住，建房的成本并不是太高。
因此，我认为，要建房就应该请老百姓、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核定建筑成本，然后按照这个成本和应该给开发商的合理利润进行招标。现在老百姓心里没有数，开发商怎么说怎么是，少数的管理部门也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也讲建筑成本如何之高，却不愿意去核定这个成本。而在招标的时候也多是走路子，就不可能真正把成本降下来。
因此，解决住房问题并不是太难，现在的问题就是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纠缠着，动不得、走不得、行不得。
我是看好中国的房地产发展的，因为需求巨大。但是如果背离这个刚性需求，那么只能走向泡沫化。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房地产现存的问题，一味地支持既得利益者，那么房地产的泡沫必然有一天要彻底破灭，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将不可设想。
每户最多两套住房
《瞭望东方周刊》：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你有何建议?
任玉岭：第一要使中国的住房，不管是高官还是百姓，都从中国实际出发。应该学习韩国的做法，原则上一户一套，最多两套。异地购置住房不能超过一套。比如我可能在天津拥有一套住房，现在到北京来工作，那可以在北京拥有一套，但不能在广州或者上海等地方再有。因为中国的土地比较紧缺，人们不能无限制地拥有住房。另外，在别墅的建设上，国家已经下过几次决心禁止，但没有止住，原因也是腐败。我认为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建别墅不应批准。
第二，为了实现一户不超过两套住房，还要对住房有一个统一的、按身份证号码进行管理的机制。每套住房都应按身份证号入网。这样既可以查清在这方面的腐败问题，又可以约束一些人购买多套住房。现在我们的网络很方便，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第三，对外国人或者是华侨在国内购房要有价格限制。要通过价格和物业税进行调控，调节热钱在中国的购房。既然你生活在发达国家，收入比中国高几十倍，我们就应该有特别的政策。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做调查的时候，给我当导游、司机的人前后有十个，其中八个都在中国购了房，最多的买了四套，而且主要在北京、上海、厦门、广州。他们都是在国外拿绿卡的华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第四，对土地管理，我们已经有文件，就是2007年的27号文件，规定70%的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30%的土地用于商业住房。我们应该严守这条界线。对70%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应该低于商品房十倍甚至二十倍的价格。这是使保障性住房面向刚性需求的根本保障。
《瞭望东方周刊》：70%的保障性比例其合理性何在?
任玉岭：我国第一次开征个人所得税时，有一个报道，当时说达到1600元纳税标准的人的比例是21%，也就是说79%的人月收入达不到1600元。这是 2005年的事。第二次，2007年，起征点变成2000元后，也有一个报道，说应该纳税的人达到20%，也就是说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还占80%。
我们不按80%考虑，拿出中间10%作为一个缓冲，减掉这部分也就是70%，这符合中国工薪阶层占比的实际。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房价多少钱才是合理的?
任玉岭：我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没有达到纳税水平的80%的人，月收入水平2000元，一年是2.4万。住房在国外一般是年收入的3到5倍，我们按照6倍来算这个收入不是跟亿万富翁来平均，是按未纳税的人的收入来计算。按照这个收入，房价大约是14.4万。
再一个就是要在城市的东西南北中，繁华与非繁华的地方都应该有保障性住房的安置。不要都安排到远郊区，几十公里之外去。应该让有车一族往外走，没车族在工作场所附近能有住房。
还有一点，现在的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只对有户籍的人开放，这是不妥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这个城市工作，就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特别是廉租房，只要有需求的都应尽可能保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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