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6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和中国选举治理网联合于清华校园新斋104会议室召开了以“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张小劲教授与景跃进教授共同主持了此次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的20多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以近年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为主题，试图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政治体制改革动态和未来发展问题。尽管提供了会议资料，但会议仍采用了非正式的沙龙讨论形式，与会学者根据已有的议题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自由发言，展开讨论。

　　上午的研讨主要围绕基层民主与地方政治改革展开，学者们聚焦的问题包括：基层政治改革的动力何在?有无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基层的民主创新能否持续?基层民主能否带来政治民主的扩展?政治改革的道路究竟应以理性设计为先还是应以解决治理问题为导向?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起初形成了两种较为鲜明的意见，而后逐渐引起学者们的进一步争论。

　　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博士首先对地方基层的政治改革现状表示担忧;他认为，当下地方基层改革的动力不足，主要以政绩冲动为主要动力;改革的空间狭窄而很难有突破;改革也很难形成制度化，所形成的改革大都与个人或偶然因素有关;他进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基层改革能走多远?而浙江大学的余逊达对于建嵘的追问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对地方民主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从浙江的经验可以看到，只有在实践中能够推动政府治理的绩效、提高公共产品服务质量的民主改革才可能是持续的;民主的样式只有与政治绩效的改善相连接才是有生命力的，也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同时，他也承认地方政府创新对于全国性的重大结构必问题是很难消解的。

　　在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亮相之后，与会学者们纷纷对其加以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国社科院的史卫民教授对基层民主改革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他认为，在宏观的层次上与中国政治改革有关的八大分析路径，包括制度要素、民主要素、法律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社会冲突因素、国际因素和政策要素，其中前七大因素对于推进政改不具有根本影响，只有将七大因素都聚集于政策因素上，改革的图景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有改革的有效进展。中央编译局的杨雪冬博士根据对“基层政府创新奖”五年历程的观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10年前学者们对基层民主改革充满激情，而现在学者们却感到失落;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某些可喜的变化，例如地方政府创新者的年轻化、知识化程度有所提高，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集中表现出了改革创新的热情和能力;在他看来，中国政治发展还应该有国家管理理性化发展的面向，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北京大学的张静教授则从基层政府对改革的认知问题提出讨论，她根据自己的调查发现提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基层，宗教的快速发展、高动员性以及高组织性足以表明当前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化和内聚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并且会对基层民主发展构成重大的影响;她所接触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此大都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她认为，对这一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可以追问和探究下去，由此可以探讨地方政府对于社会变迁的认知能力以及以治理创新实现应对的动力。

　　景跃进教授的看法更倾向于余逊达，他进一步提出，目前各地的改革进展差异很大，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改革才是一个可持续的改革?在他看来，也许只有“嵌入式的改革”才会成功，这里的“嵌入”是指新的改革创新能够与整个社会发展能够联系起来，能够与原有的制度安排联系起来;由此观察，杭州或浙江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赵树凯博士对基层治理问题进一步给出了自己的观察，其态度较为乐观;他认为，虽然中央政策没有大的变化，但如果从社会与百姓的角度、从底层的角度看，对基层民主还应该是有信心的;在他看来，民主没有回头路可走，虚假的选举也是真实的动员;民主不是设计出来的，只能是走出来的。复旦大学的陈明明教授由此也对基层民主的发展保有信心，他认为变化虽然有限的，但仍是向前渐进的;政治发展中所出现的非政治的东西，也会具有政治化的意味，非政治行为也会催生制度化的转变;他进而认为中国政治变化中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满足好社会需要，二是利益集团的平衡，三是改革要使各方获利。北京大学的徐湘林教授则从方法论层面论证说，民主的发展不应只从理论蓝图的角度而是应从现实治理的角度去考虑;当前研究的视角应该放在社会大转型上，西方的民主目的论与民主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直接用于分析中国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社会大转型是对斯大林体制的挑战，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治理适应型改革，即在政治权威前提下的调适和改革;当前许多人对改革的焦虑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焦虑过大也有问题，应当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去观察问题。

　　此外，在上午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提出知识分子在转型中的参与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的徐家良教授提出了台湾民主转型对中国大陆有无参考价值的问题;他认为，台湾知识分子在民主转型中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如社区学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由此认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知识分子应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下午的会议讨论中，网络民主与政制民主首先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学者们聚焦的问题主要有网络空间与技术的成长能否成为推动民主发展的新途径?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应该从何突破?

　　与上午基层民主讨论的分歧不同，学者们都看到了互联网与媒体对民主发展可能存在的推动力量。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乔木博士对网络民主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他认为当下互联网的发展有去中心化、去行政化、去区域化的趋势;互联网的发展是自由与控制的博弈，有可能成为促进民主发展的推动力，关键是怎样把互联网与公民教育、政治改革相结合起来。专长于媒体政治研究的展江教授则从公民社会途径讨论了媒体与互联网的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常规建设途径陷入了困境，但又出现了新的路径，即基于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公民社会，民主发展也呼唤一种媒体/网络驱动型的公民参与;在他看来，互联网作为公民参与的渠道作用在今天仍然较低，而媒体的主导作用则非常明显，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精英需要在创建公民社会中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的吴强博士从新型网络技术即“推特”在中国的发展与运用的经验研究出发，认为这种新的技术可能会带动社会运动的新发展;其具有的共时性特征的网络技术，使网民能在“不在场”的情况下高度地介入集体抗争行动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为民主发展开辟出新的空间与新的动力。相比较而言，著名的媒体评论人笑蜀的态度则比较悲观，他认为现在的管制技术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媒体向互联网的转移，而这种管制所呈现的多头分立、无规则化和不透明的特点，对于大众的网络权利有负面的影响;他认为，互联网的管理权力应回归中央以实现统一化和规则化。

　　在有关网络民主的讨论之后，与会学者们则进入了有关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的讨论。如果说，在网络民主的讨论中，学者们倾向于以社会成长促进民主发展的逻辑，那么在有关党内民主之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探讨中则有不少学者进一步从制度性路径展开分析。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认为，政治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社会、来自经济生活对政府的强大压力;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政府需要建立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因而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预算外财政、转移支付要统一纳入预算内财政，财政规划与细目要使民众能容易看懂，同时应该培训人大代表让其明白财务问题以发挥其作用。上海交通大学的胡伟教授则认为中国尚缺少社会表达的制度性渠道，“中国模式”必须要过民主政治这一关，而中国的民主政治完全有可能从党内民主实现突破，十八大以后党内民主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在这个论题上，来自北京大学的刘明新博士向大家介绍了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他以若干关键词在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日报中出现的频次为统计分析，勾画了精英政治演变的基本轨迹。

　　景跃进教授与张小劲教授分别对上下午的讨论给出了简短的总结。景跃进教授认为，有关基层民主发展讨论中所出现的争论，反映出学者在处理学术问题与学科定位中的不同偏好和选择，对民主化发展的关心与焦虑程度，以及在探索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判断上的价值情感。张小劲教授则认为此次研讨会反映三个特点：其一，学者们对选举与治理的学术争论，反映出在中国政治改革路径上的不同看法;其二，学者们在不同程度显现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关切;其三，有关执政党和高层政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弱于对基层政治的研究，缺少足够的经验研究和个案积累，还需有进一步的学术努力与展望。最后，他指出，此次研讨会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与各位学者的初次合作;在向与会者进一步介绍了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学术发展定位的初步设想之后，他希望与各位保持学术上的联系与进一步合作。

　　本次研讨会前后历时整整6个小时，讨论场面始终热烈非凡，交锋意见层出不穷;甚至在中午的工作餐期间，与会学者仍在热烈地讨论相关问题。与会学者普遍感到本次研讨会是一次高效的对话和交流，并希望以后还以各种形式继续本次深化本次会议的研究主题。

　　(李春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