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法治与公民社会》演讲


抗争转变很重要的体现，比如说从2008年到2009年很大一个特点，维权运动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从小规模的游击队向大规模的发展，标志就是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的出现。这是一个抗争转变的重要时期，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近年的打压空间的严厉跟抗争的转变规模化有很大的关系。到了09年所有的改革都停止了，发展出来维稳体制。
    维稳体制有两个体系是它的巅峰，一个是2008年的奥运安保体系；一个是2009年的国庆安保体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维稳体制是党国体制最后的过渡形态，是从自我撤离向自我抗拒转变的典范，党国体制已经发展到了不是改革，而是保命。党国体制进入了像《建国大业》里面蒋介石讲的“改革亡党，不改亡国”这样的一个两难困境。
    所谓的维稳体制是一个保命的体制，而这个保命体制，从党国体制过去的30年的来看的话，实际上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从自我撤离走向自我抗拒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而言，我们看在2008年、2009年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利用大的庆典进行社会资源的总动员，然后开动“宣传机器”、“暴力机器”等，使得整个社会围绕着这样一个节日庆典，比如说去年的奥运，今年的十一，形成了很大的狂欢，使你忘却很多东西，掩饰很多矛盾。
    但是维稳体制到了2009年的十一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维稳体制其实在90年代就可以看出来它的雏形，90年代的统治智慧不仅体现在抓住两个核心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依法治国，还体现在它当时非常精明地抓住了两个重要的下级议题，一个是入世，加入WTO，还有一个是08奥运。这两个议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到现在为止仍然非常稳定的秘诀所在。
    应该说二级议题延伸到2009年，等于说零零年代有三个议题，一个是入世；第二是奥运；第三是六十大庆。在这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二级议题供炒作了，中国就面临一级议题，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级议题，依法治国是一级议题，再往下一级议题毫无疑问就是民主化的一级议题。正因为这个缘故，2010年未来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一级议题，民主化的议题。
    大国崛起是不是议题呢？大国崛起毫无疑问是议题。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个认识，大国崛起，不搞民主的话，未来而言会怎么样就是很难说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的左派马上就给中国模式唱赞歌。在中国我认为真正的左派很少，大多数都有投机主义的左派，但是中国模式马上自己就要面临调整，你自己怎么办？他们当然不能自圆其说，也从来不会在乎，过一阵子又变了。
    我刚才讲抗争的转变，在这里面，理解维稳体制及其盛极而衰的大趋势，是我们理解中国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这个衰落是不可遏制的一个趋势。

维稳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控制，控制它的规模化，防止整个社会逻辑爆发失控，引发党国体制乃至于社会的重大的危机。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官民矛盾中，不仅民间的思路，社会的逻辑在成熟，而党国的控制逻辑在转型当中实际上不知不觉也在走向成熟。我的朋友李凡教授观察到党国体制节节退让，实际上确实如此。从2003年以来，到现在6年多，党国体制总的一个特点是不断地退让。整个中国民主化的官民这样互动、博弈，已经逐渐在为最后实现和平转型积累战略条件。

我可以强调一点维稳体制到今年“十.一”已经盛极而衰，后边几年你会发现没有新的故事可讲。世博会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可能吸引中国人眼球的议题，所以二级议题没有，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维稳体制故事无法继续大规模地上演的关键所在。没有一个全新的故事来吸引人的眼球，就可能有故事的替代版本，比如说维权的故事、教会的故事等等其他的故事，包括像韩寒讲的故事都可以有更多的人来讲。很简单，你的大故事听的人少了，自然而然大家都争着来讲故事，谁不想成为一个故事家呢？


“势”，还是强调这个“势”，中国传统爱讲“势”，“势”到了那个地步的话，不转型也得转。目前中国基本上四五种力量，我分析体制内的两种力量，两个派系，然后是中国民间社会，国际社会，基本上是四种力量在拉锯，影响了中国的进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看到党国体制自我抗拒，维稳体制实质的就是混日子，过一天是一天，它已经失去了理想、方向，和制造一级议题和二级议题的能力。毫无疑问这个责任你交到国际社会头上吗？不可能，那在谁头上？就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的头上。
    现在中国民间社会提出来的民主变革的议题在0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级议题，再到下一个10年的话，会成为非常现实的议题；另外一个议题是文化议题，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有空的话我们专门讨论新文化的议题，今天主要讨论是民主议题。我们再几个月就进入下一个年代，一零年代了，进入一零年代中国毫无疑问面临民主的一级议题。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只要面对这个一级议题就必须突破，所以我对此很乐观。我们在下一个10年，2019年之前肯定可以看到一个民主中国，我对此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