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比较研究认为，韩国的威权主义政体与近年来拉美国家的经验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即便如此，韩国与拉美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还是存在更多的不同，例如，韩国不存在政党体系或政治经验网络，军方无法“把政治传回去”，等等。本文在做出二者异同的比较后，联系罗伯特·达尔等著名学者关于民主化的一般理论，对韩国民主化进程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关键词：民主化；韩国；拉美
一、拉美和韩国的异同
（一）官僚威权主义
官僚威权主义政体具有以下特征：以高度寡头化和跨国化的资产阶级作为社会基础；跨国专家阶层在大城市经济发展中和高压政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缺乏代表不同利益的民主制度和各种渠道；排斥民众部门，尤其是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排斥中小企业；经济的跨国化；社会的去国家化。
韩国的威权主义（我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体）与近年来的拉美经验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我看来，1961—1963年的军事统治时期和国家主导下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发展的过渡是重合的，正式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1972—1979年的维新政体，1980—1987年的全斗焕时期）与影响深远的产业深化是重合的。如果说奥唐奈的模型，像一些批评者说的那样，不适用于拉美（阿根廷除外），这个模型看来适用于韩国。
国际的或安全的维度在韩国个案中是相当重要的。朴正熙启动重工业化（钢铁、石化、汽车、造船）和发展威权主义体制正是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环境之中。当时，尼克松向中国开放、向日本实施“新经济政策”，这两者都是发生在1971年8月。尼克松主张美国新重商主义，同时放任威权主义的发展。“尼克松主义”需要依靠区域警察，需要精明地缓和与苏联、中国的关系，这鼓励了朴正熙的行为，给他创造了空间。我并不想揣测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哪个更为重要。我的观点是，产业深化的需要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共同使得奉行新重商主义的朴正熙和他的顾问们确信要建立一个正式的官僚威权主义政体。这个政体是工业化发展时序的政治结果，也是1970年代“后—后”发展的必需条件。它与巴西在重要的方面是可比较的，尤其是在它的飞速增长期（1968—1974年）和“深化”期（1974—1978年）。
韩国模式还表现在严厉的高压统治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循环。1950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处于一个松散的威权主义政体之下，之后是1960—1961年的政治自由化；然后过渡到军人直接统治下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1961—1963年）；之后又是一个相对自由化的政体（1963—1971年）。产业深化与一个正式的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权在时间上重合，该政权在危机中垮台（1972—1979年）；其后是1980年代早期在美国压力下进行的经济自由化，与1985—1988年的政治自由化相呼应。
韩国与拉美的相似，还因为其政体无法解决“三大挑战”。第一，韩国的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体一直存在合法性问题，并像巴西一样试图以快速的经济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挑战是领导人的更替，1988年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知道新总统卢泰愚是1980年政变的共同策划者，那么这与其说是更替，不如说是继任。无论如何，这个政体采取的指定接任方式在1987年6月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骚乱。第三个挑战是，官僚威权主义政体在解决危机时会遇到巨大困难，“通常生硬地、拼命地终止危机”。
美国在韩国的角色与在拉美相比也是惊人的相似：纵容军人或威权主义统治者，只要他们地位牢固，通过军事援助、警察训练、情报共享、中央情报局“顾问”等方式给予支持。当政体陷入危机时，这些支持会突然不复存在—从此，美国成为民主的拥护者，“开始徒劳地在威权主义政体中寻找‘令人尊敬的’因素，与威权主义政体曾竭力消灭的民主力量结盟”。
（二）韩国与拉美的差异
除了前面所讲的韩国与拉美的相同点，两者也有重要的差异。奥唐奈对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的分类非常符合韩国的情况，就像马丁认为巴西的政体同样符合那样，但事实不仅仅如此。首先，韩国的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体具有超出所有南美国家及其领导人想象的强制能力。实际上，这个国家就军国主义和准法西斯而言可与1930年代的日本相比，在韩国革命的无休止斗争中不断扩张。中央控制的全国警察，与西班牙佛朗哥时期的民防军相似，具有自我管理的通讯、运输和武器，自1945年以来就已存在。它是日本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然后在美国占领军的帮助下建立。军事部门具有60万人规模，远远超过拉美国家，在朝鲜战争后其军队人数在全世界排名第六或第七，平民军人的比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支军队同样产生于1945年，虽然与日本殖民者直接联系较少。1961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建立的韩国中央情报局，逐渐把触角延伸到韩国人所有生活领域。
与拉美不同，这个国家一向排外：韩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存在自由和独立的工会，工人中没有建立具有支配性的政党或联盟。只要这样的组织一发芽，国家就会摧毁它。1945年摆脱日本统治后，韩国出现了强大的工会，左派工人领导人把大部分工厂组织起来，甚至接管了许多工厂。美国占领当局连续三年对这些工会进行整顿，以一个国家控制的“工会”取而代之。1950年代的进口替代阶段没有出现民粹主义的参与。直到最近，工人仍然发现反对派是靠不住的，他们和政府一样反对工人的联合。
反对派具有土地的背景，这与拉美极为不同。在韩国“土地改革”问题令人困扰并被广泛误解。韩国有着数世纪之久的地主阶级，在日本殖民时期也是如此—实际上，殖民者为了获取稻谷和稳定农民而更为支持地主。地主所有制特别保守，缺乏企业家精神。
韩国和拉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韩国不存在政党体系或政治经验网络，军方无法“把政治传回去”。政党仍然是围绕一个领导人而聚集在一起的支持者，具有不同寻常的自上而下的庇护关系（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党的领导人或政府首脑）。后来，由于过去1/4世纪的不平衡发展，他们形成了明显的地域特性。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都来自东南部，向这个地区进行大量投资，从而牺牲了西南部。西南部有着肥沃的稻田，是反对派的传统基地。
韩国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比拉美国家（除了古巴）要强得多。它的单边弱势较不为人所知。美国仍然指挥着韩国军队，在一系列军事基地中维持着4.1万人的部队，控制着常驻核武器，通过长期的人事关系深入渗透到各个官僚机构，在一些领域直接介入，经常监视韩国官员。
但是单边弱势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世界市场开放，现实恰恰相反。1940年代以来，韩国是为数不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岛屿。美国多年来对此一直容忍、纵容，只要它能促进韩国经济发展。另一个关键差异是，韩国处于与南美国家非常不同的区域格局之中。该区域同样处于美国单边霸权控制下，单边霸权表现得更为集中、更具有庇护性、更少扩散性。但是自1960年代早期以来，与拉美不同，韩国处于美国霸权和日本经济的双重影响之下，对这两个市场具有高度的贸易依赖性。
尽管韩国是一个依附性国家，在安全、贸易、财政和政治上依附于美国和日本，但它并没有表现出殖民地依附性的典型特征。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比拉美要低得多，尽管韩国的跨国部门较大，与外国跨国公司建立了很多合资企业。与台湾不同，但与许多拉美国家相似，韩国通过外国贷款进行筹资来实现其“大规模发展”，其负债水平大致与阿根廷相当（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第三大和第四大债务国）。与拉美国家不同，韩国是通过一个高度指导性的政府来分配这些资金，资助新兴产业，遏制无效率和衰败的产业，一直关注世界市场竞争。在拉美，经济政策通常是由一群跨国专家制定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或宗主国的其他机构中接受训练的。
最后一个重要差异是韩国的资产阶级不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资产阶级强大。如果还记得黑格尔的格言，“中产阶级之培育应是国家的主要利益”，我们就可以分析韩国阶级结构的“晚成”和国家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国家几乎替代了缺席的资产阶级，尽管可以快速地创造阶级——正如北朝鲜系统地培育工人无产阶级，作为其存在的公认基础。
二、文献回顾
（一）回到达尔
奥唐奈、施密特和怀特黑德把他们的（和其他人）关于这些民主化开启的解释汇编成四卷本的民主化研究。奥唐奈和施密特在总结时强调这些解释纯粹是国别的、地方性的。
奥唐奈现在否认民主化的时序可以根据政体的经济绩效进行相关预测；实际上他最近的著作显然是非理论的和不确定的。对于结构如何型塑选择的关心让位于偶然事件、领袖行为、大众热情和社群。
先前对政治经济学的强调已经让位于对拉美国家民主化成功开始的非理论的、特殊的解释。民主化开启实际上成为了观察镜，词语的含义随作者意愿而定，地区间的可比较性不复存在。判断一个人走的是强硬路线还是温和路线，判断一个体制是“开明专制”还是“有限民主”，其判断规则是什么？当面对短期的、具体的、模糊而极为复杂的政治时刻时，把分析放在一边是一回事；因不充分的、随情景变化的观点而抛弃强有力的解释，是另外一回事。这种观点不但使我们无法与其他情景相比较，而且会与诸如世界体系、区域互动、依附性和民主等概念相混淆。
奥唐奈、施密特、考夫曼和普沃斯基并没有自己提出民主的定义，而是参考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中的民主定义，该书是对北美政体经典的多元主义解释。奥唐奈写道：“通过长期的暴力斗争，主要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力量认识到消灭彼此的成本超过互相容忍彼此差异的成本”，“罗伯特·达尔提出的模型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巴克拉奇认为：“精英与群众的关系，在关键的方面，与经典理论相反：群众，而非精英，是体制的潜在威胁；精英而非群众，是体制的保护者。”普通人在体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通过投票，临时参与利益团体的活动，很少有晋升至政党精英。“但是，大体上，他被期望保持相对的被动性—实际上体制健全正有赖于此。”从多元主义理论到塞缪尔·亨廷顿的“民主的危机”只是一个小跳跃，但是亨廷顿从来不向第三世界推荐多元主义；他希望的是权力的集中而非权力的分散。多元主义的批评者发现替代达尔多元政体的选择是自我发展的或参与式民主，通过与他人结社来赋权，而非通过个人主义的声明——这与拉美和东亚近年来的大众动员非常相似。
（二）冲突的问题
此时，我们应重温一下马克思在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中的观点：德国只是对中世纪取得部分胜利的产物。黑格尔的国家概念是封建的、有机的和民主的混合物。英国和法国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德国的问题在于冲突。黑格尔含蓄地承认这种混合性和迫在眉睫的冲突，但是希望通过发挥中产阶级的历史性作用来克服它们。如果中产阶级不存在或者不健全，用黑格尔的话来讲，那就是“培育中产阶级符合国家的主要利益”。如果黑格尔沉迷于把陈旧的有机国家概念和现代议会形式混在一起，这对于马克思而言仅仅意味着“后发展”，它注定要成为过去，因为它在英国和美国已经成为过去。
显然，这是巴林顿·摩尔对通向现代性的三条道路进行精巧分析的核心，每一条道路都与中产阶级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摩尔表述过这样三个观点：第一，焦点在于突破性地创造政治权力的新形式；第二，认识到政治学说和制度的全球传播；第三，依附问题。创新就是在恰当的结构背景下开始民主化。
北美和南美都是外来政治（或者碎片政治），而东亚一般不是这样，或者至少目前不是这样。我此处所指是哈茨意义上的：拉美把南欧的、伊比利亚的和本土的政治混合在一起（简单地说，把自由的、法团的和本土主义的模型混合在一起），但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美国政治更多地像是移植的，而非混合的：洛克自由主义被强加在一个土著人遭到血腥清除的大陆上，他们从来没有被同化，因此，美国的自由主义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拉美的变体。
正如哈茨所言，“旧制度不会完全消失，向南美移植的制度大多是军事的、宗教的和农业的。从欧洲向南美的移植，洛克自由主义把贵族统治和小农阶级都抛弃了。当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从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关于智利“封建主义”的经典分析开始，拉美人哀叹自由中产阶级未能“像资产阶级在欧洲那样”崛起。北美自由主义如同在真空中开始发展，除了与黑人的冲突。南美自由主义的发展总是磕磕碰碰。人们选择了领袖模式，就像西班牙历史及其规律的投射，混合着本土印第安人的传统，在本应是中产阶级发展的真空中喧闹；后来，人们选择了民粹主义。精确地讲，拉美的形式往往是接近完全发展的欧洲的形式，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共和模式、法团主义模式、法西斯模式。哈茨指出，这种碎片化，尽管存在多元性，最后仍会导致西欧遇到的问题。
显然，这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评价，既冒犯美洲的自由主义者，也冒犯美洲的法团主义者。它拒绝完整性，正如它拒绝真实性一样。无论是在南美，还是在东亚，民主化运动的形式问题和我们阐释所用的词汇具有根深蒂固的欧洲根源：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欧洲，我们都谈论欧洲，以至于资产阶级问题成为对韩国政治的最有雄心的解释。
（三）时间的交叉性
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到哈茨关于碎片化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把握资产阶级或多元主义民主的不确定性。此处有两点需要强调：全球各地民主化的不同时间和世界范围内的“欧洲移植”。我们发现不同次序下的不同混合，佩里·安德森称之为“不同历史时间的交叉”。
安德森研究二战前的欧洲政体，它们还不是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但是或多或少具有自由的形式，同时伴随着一直以来的农业或贵族统治，和刚刚出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想象中将要发生的社会革命”。直到1945年，我们才可以说西欧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资本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直到那时，自由进步主义者仍必须与右翼的保守主义作斗争，与左翼的社会革命作斗争，它们两者都是反市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这种局面，在西欧实现了普遍的资产阶级民主。哈茨关于自由统治的灿烂前景实现了，革命的可能性消失了。至少在安德森看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当代终点：“不可动摇的完整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文明”。
但是，这种混合格局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成为过去。安德森指出，第三世界出现了“曾经在第一世界流行的结构”：资本主义之前的寡头政治，新兴但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伤筋动骨的社会革命。我认为，这种观点，让我们有可能更接近当代东亚和拉美民主化的真义。
如果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是正确的话—他认为不存在相同的工业化，工业化先后进行，每一个新阶段都会改变问题的条件，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相同的民主化。工业化和民主化都与摩尔的三条道路、哈茨的“形式问题”、安德森的“三角结构”相关。与其说每一个阶段是独特的，不如说每一个阶段具有不同的问题，或相同的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
（四）沃勒斯坦和波兰尼的贡献
请允许我引用马克思的一个简单公式，“我采取以下次序来分析资产阶级经济体系：资本、土地财产、工资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沃勒斯坦似乎从这个公式中受益良多，构建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
就世界市场理论而言，我喜欢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他认为国家或多或少是世界经济的成功看门人，周期性地开放或封闭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对本国的经济政策、社会结构和政治联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并且，我认为奥唐奈在其关于1930年代出现的民粹主义阶段的分析和官僚权威主义阶段的分析中基本上有同样的思考。
波兰尼和沃勒斯坦的观点也提供了一个维度来分析国家结构的力量：譬如，一些国家在面对本国社会时是强大的，但在面对霸权和“世界体系”时是弱小的。我认为这是区分韩国和拉美国家、区分它们各自的民主化道路的一种方法。
根据这些讨论，让我们直接回到韩国民主化失败这个问题上。韩国曾经存在似乎稳定统治的政治模式，但被破坏性的无序所打断。群众与国家的冲突表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20世纪早期西欧的“影子结构”，人们仍然相信政治的效力—尽管（还是因为？）镇压减弱了。在韩国、阿根廷和大多数“第三世界”，政治的结构仍然重要。
与拉美和北美不同，韩国政治源于一个悠久的、直接的政治传统，类似于“威权主义”。在中国、韩国和越南，儒家哲学和治国艺术是极为重要的，它产生于古代中国，传播到这两个附庸国，经过许多世纪得到充分的发展。
地主背景、儒家思想与自由民主的理念混合在一起，后者往往被前两者过滤、改造，同时还要面对韩国的“反封建”和“反自由”——韩国革命。用安德森的话来说，它是“衰败的贵族秩序、新兴的资产阶级、未来的社会革命”的复杂产物。
韩国最重要的发展是近年来在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革命思想，它在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和劳工之间建立联系。这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美”的，或者应译为反依附的或反帝国主义的，源于前面所讲的美国对韩国的单边渗透。这种趋势既源于左派理论，又源于激进的韩国民族主义，左派和右派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为了反对美国和日本的统治而集聚在一起。在这方面，北朝鲜因为其长期坚持的独立和自力更生而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韩国的中产阶级迅速成长，但是其政治倾向很难确定。他们在1987年6月的运动中给予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以关键性支持，然而一旦选举结束，他们就退出街头。遭受国家和大企业任意蹂躏的中小企业、不发达的地区、目睹学生遭受棍棒的父母等，都心怀不满。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政体缺乏有效的代表性。
韩国在1987年和1988年出现的民主化，和巴西的一样，没有摧毁压制性的国家结构。官僚威权主义的能力基本上是潜伏的，但能够立刻动员起来。它就像缠在民主化事业上的不死的阴魂那样，总是妨碍进步，准备消灭任何不可接受的结果。韩国的国家结构比拉美的要强大得多，这意味着民主化更可能失败。
三、一种新的解释
（一）仍然是依附的世纪吗？
我打算以民主化的外部来源——解释韩国和拉美异同的一种新方法，来结束这篇论文。我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个不易辩护的命题之上：美国战后在它的范围内仍然是霸权，尽管可能相对下降，至少在1980年代还是比较强盛的。我所指的不是里根的军备增长，而是保罗·沃尔克作为美国中央银行行长和世界经济的舵手所代表的经济机制。霸权意味着为维持世界体系而付出成本，也意味着把这些成本分摊给其他人。
关于沃尔克在处理拉美债务危机中的角色，我认为沃尔克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任期代表了重新休整部署的霸权，主要依靠经济机制，在国内外贯彻节约和效率的原则。美国在生产链中的地位，越来越依靠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要求国外目标市场实行自由化。
格雷德注意到，沃尔克把消除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的代价转嫁给普通工薪者，强制执行经济紧缩方案，导致了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他从1970年代的银行贷款崩溃中拯救了银行，使它们“尴尬地依附于华盛顿”。当然，拉美国家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和银行的强制要求下制定了他们自己的经济紧缩方案。怀特海德认为它们“受到美国国内货币当局的支配”。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采取了经济紧缩方案。因为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支配和巨大的北美市场对世界的影响，只有那些极为孤立的、顽抗的国家能够不受节俭和效率要求的影响。
罗伯特·考夫曼发现竞争性或民主的体制和安全渡过经济危机的能力具有相关性（例如，墨西哥），处理危机能力不足与非竞争性体制具有相关性。非竞争性体制是高度压制性的，但是其大众力量最能“挑战跨国经济利益”（智利、阿根廷、乌拉圭—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强大三角）。因此，解决危机的方法是走向具有广泛基础的政治体制。
（二）为什么要民主化？
如果脱离世界系统，人们就无法理解民主化的动机。如果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官僚威权主义政体只会使得目标群体付出更大代价，增加重商主义者卸责的概率。在危机中，民主体制可以分散和分担责任，适应外部现实，达到次优。民主体制还是跨国资本优选的制度。
为什么呢？首先，消除正在扩散的危机。其次，民主是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像银行和保险这样的服务业，也包括烟草、谷物和肉类。毕竟，强大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可以把世界排除在外，1970年代的朴政权无疑是这样的。他们还压低工资，华盛顿显然希望增加工资，这可以削弱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在1987年8月，韩国政府勉强同意大幅增加工资，以平息不断蔓延的罢工；在过去，韩国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强制手段。
用来松动官僚威权主义政体的政策通常会得到本国商业利益的支持。例如，在整个1980年代，韩国人对大企业得到国家强力干预越来越愤怒。在韩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化有利于避免特定的资本家获得国家的照顾，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债务危机及其与依附问题的关系，有一个方面被忽视了，即其影响深远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得我们难以解释拉美和东亚政治经济的差异。韩国习惯依赖于国际贷款，而非外商直接投资，这是由于其在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工业化背景，由于特殊的国家结构（包括像韩国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本国市场规模小、长期的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因此，与拉美相比，韩国在1970年代能够更好地利用主权贷款来促进工业发展。韩国产业升级后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像巴西在1970年代的情况那样，但是其经济没有受跨国公司的控制。因此，韩国成为少数能够在世界体系中实现向上流动的国家。此时，巴西、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工业化国家陷入了危机——主要由于无法偿还巨额外债。
正当强势美元政策向无数商品开放了美国市场之时，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抢走了墨西哥和巴西已经获得的市场地位。并且，当拉美国家越来越无力进口美国商品时，美国贸易将更加倚重于环太平洋地区，从而刺激了东亚向美国市场的出口，挤掉了拉美用于偿还外债的出口商品。这就推翻了詹姆斯·库尔思关于生产链中的地位差异能帮助拉美经济复苏的诱人结论。
因此，我对民主化开启的解释不限于一国的特殊情况。我赞同卢西亚诺·马丁斯的观点：巴西的自由化实际上是源于经济困难，而不是由于政权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力量的变化。他把巴
西的经济危机与阿根廷的军事危机相比，促成了民主化的开启。我认为，韩国的民主化更多应
归功于有控制地开放代表受排斥利益的途径和阀门，而不是巩固多元主义代表制度。谁来控制这个过程？这是国家精英、军人精英和商业精英为了对付群众而彼此冲突和协调的结果，美国居其中斡旋缓冲。韩国在过去三年发生的事情和巴西的菲格雷多政权在1979年之后是非常相似的：把温和的反对派吸纳入体制，容忍罢工，松绑媒体，允许流亡的反政府人士回国。
当然，韩国有它的不同之处：它的领导人及其美国后台希望日本政治体制成为韩国的最终模式：一党统治，同时存在合法的但弱小的反对派。这就是美国大使馆向韩国统治者提供的日本自民党模式。他们现在倡导成立某种劳动党以容纳城市工人阶级，使其在政治上变得温顺。然而，韩国属于第三世界，而不是第一世界，这是它与拉美根本相似之处。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2期，曾军荣编译，吴帅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