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尔顿‧沃林（Sheldon S. Wolin）这个名字，对于国内政治思想界而言，恐怕并不大为人所熟知。笔者视野所及，唯有台湾政治思想史学者钱永祥先生十分看重沃林的思想史研究，曾以沃林的看法来解读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特色，此外则难见关于沃林的只言片语。说来也不奇怪，按照美国政治思想的光谱来看，沃林属于坚定左派阵营，自然无法与90年代国内反激进、反左翼的主流思潮相合拍，而且在许多人看来，这位在1960年代积极支持伯克利大学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speech movement）的政治左派，难免会让国人联想起数十年前的政治运动，唯恐避之不及，更谈不上深入理解。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走红的是罗尔斯、哈耶克、柏林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而另外大行其道、被后现代思潮所推进的文化左派们，更和沃林这种“要在街上学习政治”的“硬左派”趣味相左，沃林不为人所重视，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不过在美国，沃林却名气甚大，这位在二战当过轰炸机飞行员的政治理论家，不仅在UC伯克利大学建立起一个紧密的政治学研究圈子，而且从1973年起，他转入普林斯顿执教，在那里培养了大批政治理论学者，如著名女性主义政治学家Wendy Brown，阿伦特研究专家Dana Villa，以及极富传奇色彩的民权人士Cornel West（他深受哲学家罗蒂影响，自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他还是一位演员）。除了广育天下英才之外，他在美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早在1960年代，他与同僚John H. Schaar教授积极参与伯克利的学生运动，他们在《纽约书评》上发文批评伯克利大学压制学生言论自由，认为伯克利已经沦落为“知识工厂”，与“教师”与“学术共同体”的初衷背道而驰。 1960年，也就是他在伯克利任教时期，他的成名作《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出版，成为几代政治理论学者的重要读物，在2004年，沃林推出了该书的增补版，增加了足足7章内容，让人不禁感叹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虽然“壮士暮年”，仍然 “雄心不已”。 早在增补本出版之前，沃林就曾在《The Nation》上撰文，提出他在此书中的一个新看法：今日美国已经形成一种“颠倒的极权主义”体制。其理由是，美国借助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变成一个新的“帝国”与“超级力量”，政治被党派和利益财团所垄断，公民被矮化，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尽管这种政治体制一方面仍然在歌颂民主，但是一面却拼命地想让公民安于“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将权力集中起来，形成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总体性力量。初听这一判断，读者或许很容易简单地将沃林视为一个激进、顽固的左翼理论家，不过要了解这一判断的思想根源，我们或许还是需要回到他的这本皇皇巨著。 将政治哲学以历史化的方式来考察，这并不少见，比如1937年出版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以及列奥‧斯特劳斯所主编的《政治哲学史》，都算个中出类拔萃之作，而另一位立志重写政治思想史的沃格林，因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的理论缺陷，放弃了未完成的《政治观念史稿》，转而写成了五卷本的《秩序与历史》。比较来看，萨拜因认为人类政治活动是一种理性的、有意识的行为，斯特劳斯则会认为，政治哲学追问的是“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那么这必然牵涉到关于政治的真理问题，沃格林会认为，政治秩序是与人的心灵秩序紧密相关，人的存在意义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一旦心灵失序，政治也会变成无序的状态。 不过沃林的预设却与以上各位存在差异，他认为，“政治”首先是一种在个人、团体中间寻找竞争优势的活动，那么这肯定是一种冲突性的活动；其次，“政治”发生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并且政治的互相冲突、竞争的行为会影响到全社会。正是在这一假设下，沃林的“政治哲学”关注的是“力量”在“空间”中的活动，他认为柏拉图，奥古斯丁这些思想家，只不过是在用哲学与宗教去审查政治，那并非是“政治”的本质所在，政治的本质是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冲突性，当柏拉图试图用永恒善的哲学目标去要求政治秩序时，矛盾便出现了，因为政治的杂乱与冲突是无法消除的，而柏拉图哲学所要求的和谐、圆满的理念世界则是反政治的。而罗马帝国以利益政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这使得短暂而辉煌的共和制岁月之后，政治便开始腐化堕落，派系之争越演越烈，公民再也无法参与到政治当中，导致了这样一个新的政治观念的产生，那就是试图想让政治得到宗教性的拯救，因此奥古斯都被当成承载着神圣宗教意义的元首，这也意味着“政治”的本质最终被“道德”所压抑，这同样是一条反政治的路径。 粗粗看来，对于沃林而言，“政治”一事，只不过是力量间的互相搏斗，目标是想获得支配权。各位或许已经发觉，这一看法与韦伯如出一辙，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明确地写道：“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无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以权力支配作为政治性格的主要特征，虽是由韦伯发展壮大，但对于沃林而言，使得“政治”能突破中世纪政教体制的漫漫长夜，而能最终浮出水面，要归功于那位被污名化为“权术家”的马基雅维利，正是他，摆脱了政治形而上学的困扰，转而以一种面对真实世界的态度去看待“政治”，而这也直接导致了霍布斯依靠人类自己来创造政治的伟大构想，他以残酷无比的“自然状态”作为人类政治的起点，为他的“利维坦”铺平了道路。 而自由主义崛起的本质，在沃林看来，其实来源于“社会”在近代历史的兴起，而自由主义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洛克的传统，洛克认为，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本活动的实体，强调的是个人在劳动分工制度下的经济行为，这种由个人经济活动的选择产生的社会秩序，让洛克及后世的经济学家们都幻想认为，自发生长的市场社会秩序可以取代“暴力支配”的政治秩序，或者认为政府的权力只能维持为最低限度，也就是后世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守夜人”角色。这种以社会秩序取代政治秩序的观念，是当代自由主义最为基本的特征。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沃林开启了一条批判当代自由主义的左派思路。他认为自由与民主的是内在冲突的，自由强调的是个人权利的获得，但是却不会去调整结果的不平等，拥有财富的群体会获得更大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民主则强调的是政治参与的价值，也就是要用民主决策的方式去纠正这种不平等，更关键的是，不能让利益势力的高低起落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否则，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实际上是以法律规则保护有权者、压抑弱势群体。 面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最有代表性的罗尔斯，沃林在书中的批评言论更是不遗余力，他认为罗尔斯尽管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但是他却仍然延续自由主义重经济结构的思路，试图发展出一套以法学、经济学为主的公共哲学，这就使得这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成为一个纯粹“管理学”意义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对于沃林而言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对不平等的反抗。 在当代政治思潮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非沃林一家独有，列奥‧斯特劳斯与卡尔‧施米特算是自由主义的两位头号敌人，就连汉娜‧阿伦特这位共和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也有相当多的批评。不过有趣的是，要仔细分辨沃林与这些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却并非一件易事，事实上，沃林对于列奥‧斯特斯学派的保守主义，阿伦特的精英共和主义都有相当多的批评，这使得我们会更迷惑，沃林对于民主的看法，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到底具有哪些特别的思想特质？ 初看起来，沃林与阿伦特、施米特最为相像，他们都共同强调“政治领域”的独特价值，反对经济、宗教对这个独特的政治领域的侵蚀。甚至有不少美国政治学者都认为，沃林对待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看法至少在形式上，和施米特如出一辙，都是将民主精神与宪政制度一分为二，认为自由议会制与真正的民主之间互不相容。不过施米特与沃林的最后落脚点却是迥异有别，前者经营的是一套“人民主权”的国家理论，以政治的“决断性”来捍卫国家的安全，而沃林更关注的是民主如何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持续释放能量，从而遏制国家的集权冲动，尽管施米特与沃林都对现代总体国家不满，但是前者是彻底精英主义式的，关注的是最高主权执行者，而沃林的着眼点却在于公民。那么，是否阿伦特与沃林更为接近呢？答案也并不尽然，沃林在《汉娜‧阿伦特：民主与政治性》里批评道，阿伦特以古希腊的政治参与作为蓝本，将政治看作是闲暇阶层实现其存在意义和人生荣耀的事业，但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却同时肩负劳动与政治参与两种角色，但是阿伦特却对大众社会持有一种敌视的态度，她受尼采的英雄主义与托克维尔对大众民主的担忧所影响，最终发展出来的是一种精英式的公民理论，这是沃林所不能认同的。 对于斯特劳斯的精英主义，沃林也是嗤之以鼻。1963年，时任《评论》编辑的曼斯菲尔德向沃林及其同事John Scharr约稿，就Herbert J. Storing所著的《关于政治的科学研究论文》撰写书评，尽管沃林与斯特劳斯一样，都反对当时弥漫在美国政治科学界的实证主义，但是沃林却敏锐地嗅到斯特劳斯、Storing文章中的反民主气味，于是大加挞伐，开启了与斯特劳斯的一场论战。时隔多年，曼斯菲尔德还在其《驯服君主》一书的序言里批评沃林，认为他因为德性的精英性格而与实证主义科学家们同流合污，为其助阵。 尽管沃林是相当激进的民主左派，但是他又与美国学院的文化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信奉者）又有很大差异，他并不认为文化左派就能解决后现代政治情境下的政治反抗问题，相反他强调的还是“硬政治”的参与。在沃林2008年出版的新书《公司化的民主：管理下的民主与颠倒极权主义幽灵》一书中，他如此展望民主的前景：民主应该是一种顺应各种环境而变化的“短暂性的民主”，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民主的目标不是他物，而是今日国家的“超级力量”，民主参与要以瓦解现代国家的总体性力量为前提。这也最终标识出沃林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即对任何一种总体性权力的警惕与提防，而且要重新恢复“政治”的反抗性格，要让积极的政治参与成为后现代生活中的日常内容。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现状，其实也可用沃林的看法来进行比照，当政府通过大型公司、财团获得足够的资源，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力量时，社会反而被压缩成一个原子化、政治冷感的私人领域，虽然人们可以夜夜笙歌，但是却埋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来自：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7756.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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