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在现代社会的代议制民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党的功能在于能够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有助于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同时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注：Jean Blondel,Comparative Government：An Introduction(Hemel hempstead,Simon & Schuster,1990),partⅡ.)转型时期俄罗斯政党发展只是非常有限地具备了这些功能。政府独立于议会监督和政党控制，同时在国家机器之上又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总统集权体制，这样就使得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党出现边缘化。虽然，市民社会(注：在西方学术界，市民社会—般是指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出现的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治组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原则以资源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初现雏型，但却因为国家机器支离破碎，新生的代议制体制没有能力对抗其他的政治行为体，诸如军队、安全机构、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地方长官，甚至政府本身。在转型时期，催生政党的政治推动力与其说为了去竞争执政权力，不如说是现政权本身倾向于采取主动去催生政党。也就是说，政党产生的政治推动力不是这些政党为了争取执政权力，而主要是现政权采取主动催生政党以期获得民众支持。在转型时期，政党出现本身并不能说明其自然具备政党的功能，从政党出现到逐渐具备政党的功能需要一个过程，笔者认为，俄罗斯政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并且每一个阶段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注：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划分为5个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王正泉、姚渭玉主编《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划分为3个阶段，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一、典型的造反政治(1985～1991年)

　　1985～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使苏共统治权力急剧削弱。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首先，它不能缓解一系列紧迫问题，诸如社会经济问题;其次，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具有政治倾向的人民阵线和萌芽性质的政党组织。(注：Gail Lopidus，'State and Society：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eds)，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Boulder,Westview,Press，1991)，pp.130-147.)正式出版物“疯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没有政治底线的舆论影响了民众的政治倾向，正在形成一种批判现存政治体制的舆论环境。造反阶段产生的政治见解极其混乱，浸透着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社会面临的老问题依然存在，而又产生了新问题，原本带有正面意义的民众参与意识，正在被极少数反对苏共政治统治的人士搞得混乱不堪。随着这些反体制人士变成一种正面活动时，俄罗斯社会就开始陷入分裂。造反阶段的混乱，纯粹是由戈尔巴乔夫的轻率造成的，用波波夫的话说，戈尔巴乔夫改革共产主义模式是在强制推行他的一种意志。

　　1988年5月9日民主联盟成立，可以看作是俄罗斯多党政治时代到来的预兆。该组织反对苏共政治领导以及苏维埃政权，主张西方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声称忠诚“和平民主革命”。民主联盟初期活动带有浓厚的“泼妇骂街”式特点，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它第一次政治活动是打出俄罗斯三色旗，要求重新命名列宁格勒。该党身上反映出的问题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例如组织化程度低、领导层分歧大、会员人数少、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等。他们的政治主张浸透了中央集权主义心理，并且很容易从过去忠诚布尔什维克党转向忠诚“好沙皇”叶利钦，根本不具备成熟的市民社会的责任品质。(注：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Europe-Asia Studies,Vol.47,No.7(1995),pp.1177-1204.)在其他共和国，非正式组织采取了人民阵线的形式，例如在立陶宛的“萨季迪斯”运动，争取自治与独立成为这类组织的话题和目标。在俄罗斯，由于缺少涉及全国性的问题，人民阵线的活动形式比较少，争取民主成为一种全国性政治活动。民主俄罗斯于1990年10月正式成立，该组织在8.19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在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方面发挥了最大的领导作用，其候选人叶利钦在1991年6月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

　　俄罗斯的造反阶段，从持续的时间看较东欧国家要短，但是从混乱的程度上较东欧国家更加严重。1990年10月9日通过的全民公决法掀起了新一轮政党高潮，所有政党和工会已经合法。这一年底，俄罗斯至少有457个政党。当时的问题不在于缺少政党，而是缺少一个人数多知名度大的全国性政党。苏共结束对政权的垄断，使得各种政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它们仍旧具有造反政治的特点。在1990年3月至次年8月前的选举活动中，不同社会与政治组织之间形成的联盟，不是为了争取轮流执政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只是为了反对现政权。在选举活动中，反对现政权成为一种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倾向，大多数政党不能采取一种过渡方式来争取建立代议制政治。(注：Cf.Michael Waller,'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Vol.9,No.4(December 1993),pp.21-36.)

　　这一时期，政党主要是非正式组织，包括从苏共内部分离出的各种派别组织。民主派和民主俄罗斯成为反对苏共的各种联盟与运动的代表。自从反对苏共的组织出现，一种日益混乱的局面开始催生“假多党制”，这是俄罗斯政坛的一个鲜明特点。

　　众多的政党突然出现，并且轻易取胜，这些政党即便是与日渐衰落的苏共和虚弱的体制相比，其组织与智力资源极少。只是因为现存体制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靶子”，成为众多政党攻击的对象。多党体制的突然出现是极其不完善的，如果将包括苏共在内的多党体制演变进程概括为一个从政党到宗派的过程，那么此后的演化进程就可以概括为一个从宗派到政党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只有为数不多的派别完成了。在随后的时间里，在造反的精英分子和现存政治体制之间，仍旧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旦造反的精英分子，像叶利钦于1991年8月在独立的俄罗斯掌权，这种分歧便再次重现。

　　二、现政权和各政党相互对抗的假民主(1991～1993年)

　　1991年8月～1993年10月，总统和议会之间因为社会经济改革与争夺最高权力进行斗争，爆发宪法危机，最终导致总统使用武力解散议会。这一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假民主阶段，因为斗争双方都打着民主旗号，干着违背民主原则的事情，议会热衷于搞街头政治、搞对抗，总统则干脆动用军队打垮议会。因此，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重政权的斗争。

　　政党的重要功能就是参与选举，政党的命运和政党体制取决于选举及其方式。对于政党发展而言，选举过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刺激物。因为缺乏选举，一种特殊的假民主大行其道，由8.19事件催生的政权本身也就站住了脚跟。由于苏共瓦解，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新一轮的建党高潮来临，截至1993年5月，到司法部登记的政党和组织达到1800多个。(注：俄罗斯《莫斯科新闻》，1993年5月28日。)这些组织根本不具备政党的功能，不可能成为多党体制的基础。不同政见的斗争集中在宪法问题上(议会与总统之间)，而不是集中在议会政党之间。这些所谓的政党组织进行不断组合，出现一种两极化分野，以支持总统的“民主派”为一方，以反对总统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结盟的联合反对派——红褐联盟——为另一方，造反阶段民主派政治倾向同质化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纲领的分歧无法避免，前一阶段因为反对共产党而团结一致，此时却不得不分道扬镳，它们的分野不仅反映在纲领上，而且反映在政治见解的不可调和上。

　　反对总统的红褐联盟，成分非常复杂。民族主义力量、爱国力量和左派共产党人在民族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1992年3月1日，“俄罗斯人联盟”、俄罗斯共产党工人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俄罗斯全国会议”、“俄罗斯全国联盟”等25个左派、民族爱国主义政党和组织签署宣言，宣告成立“联合反对派”。1992年9月，俄罗斯立宪民主党主席阿克斯尼斯、俄罗斯全民族联盟主席巴布林、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军官联盟主席捷列霍夫、俄罗斯民族爱国力量大会领导人斯捷利戈夫、俄罗斯民族共和党主席李森科等31人发表左、右翼反对派政治宣言，同年10月宣布成立救国阵线委员会，直接向叶利钦提出挑战。它的出现表明俄罗斯政治两极化在继续加深。它们激烈反对总统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但是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纲领。相反，其中有些组织提出的观点和口号，带有浓厚的帝国色彩甚至法西斯主义倾向。例如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是比较独特的一个。

　　民主派一方的社会成分同样复杂，包括知识分子、安全部门官员和一些矿区的工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只是因为他们反对苏共。俄罗斯独立后，管理国家成为民主派关注的核心，一批“民主派”骨干迅速从他们造反起家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转向实权部门——总统班子、政府部门和地方权力机构。民主派对于各种反对派的联合是有所警惕的，早在1991年11月，民主俄罗斯运动呼吁“俄罗斯所有民主力量警惕红褐瘟疫蔓延”。叶利钦于1992年10月28日宣布救国阵线组织违宪、非法，勒令解散。然而，这并不能立即阻止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力量、共产党人的影响。民主派试图建立支持叶利钦及其改革的政治联盟的努力没能成功，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沙赫赖的团结与统一党，亚夫林斯基、鲍德乌热夫和卢金领导的亚博卢集团等，都支持总统，但是在改革问题上分歧很大。

　　在假民主阶段，各个政党不受总统节制，也不受政府的支配，但是，议会和政党同时都被边缘化了。国家的经济改革如何搞，议会和政党根本管不了，总统支持政府实施“休克疗法”。政党基本上不能充当政治精英和人民之间联系人的角色，议会不能影响政治决策，同时政府决策也就不能顺利实施。因此，假民主就成为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一种持久性的特点。

　　三、现政权和各政党适应新宪法与议会政治(1993～1999年)

　　从1993年10月“炮打白宫”、旧议会瓦解、新宪法实施，一直持续到叶利钦1999年底辞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矛盾与适应，总统与各种利益组织都尽量使自己去适应宪法和民主政治规则，大多数人放弃了造反的街头政治，宪法政体逐渐规范成型。各个政党与现政权的配合增多，现政权对议会和政党本应对政府管理与改革政策施加影响，而不再给予赤裸裸的打压。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混合特征：即民主与寡头政治紧密结合。

　　1993年12月举行第一次真正的多党选举，原先那些假政党眼下面临着困难的选举形势，在选举中大多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13个政党和竞选联盟在选举中站稳了脚跟，其中8个政党得票率超过5%，这是进入杜马的门槛。选举有助于政党发展，为实施新宪法提供了政党能够运作的体制环境。例如俄罗斯自民党选举取得成功，获得杜马59个议席。新一代政党出现了，其中大多数起源于早期阶段，但是由于能够适应政治气候的变化，在选举中生存下来。政党体制巩固有利于现政权，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政党尽量去适应选举和议会政治环境。那些极左和极右政党组织被逐渐边缘化。当然，政党适应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主动性较差，对现政权的纲领和权力结构性危机的影响力较弱。波波夫原先预测的目标，即通过向政党提供一个辩论的场所，争取成为议会反对派，从而使它们远离已经习惯的街头政治，已经部分实现了。(注：See Richard Sakwa:'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Third Edition),2002 London and New York,p.180.)第一届杜马政党数量众多不利于形成稳定多数派，议会内政党陷入了无休止的分裂，抑制了议会政治的发展，结果是大大有利于现政权。

　　这一阶段，俄罗斯的意识形态、社会利益和政党结构进入调整期。虽然，这时多党体制并不完善，但是经历了几次建党高潮和国家重建的重大考验，过去遗留下来的惟一成体系的政党只有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该党成员约55万，尽管其纲领充满矛盾，但却是一个全国性政党，这促使它在1995年12月第二届杜马选举中获得胜利，获得22.3%的选票，共计157个席位，成为杜马中的第一大党。(注：这次选举进入杜马的政党只有4个：俄罗斯共产党、自民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竞选联盟、亚博卢集团。得票率分别为22.3%、11.18%、10.13%、6.89%。得到议席分别是：157、55、51、45。民主派政党惨败：上届杜马第一大党盖达尔的俄罗斯民主选择联盟未能进入杜马，费奥多罗夫的“前进!俄罗斯”仅获3个选区议席，民主俄罗斯、89联盟等几乎一席未得。见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第96～97页。)如何看待共产党人的影响回到俄罗斯这一事实，我们既不能说它是俄罗斯民主过渡失败的征兆，也不能说它是民主过渡成功的迹象，这种判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可以认为，这是俄罗斯快速生长的“多党体制婴儿阶段的信号”。波波夫也指出，转型时期的民主基础已确立，最初的冷漠已经过去。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政治结构真正开始发生变化。政治体制过渡采取一种更为可行的模式，即允许过去的精英分子在正式的舞台上进行竞争。这种做法，反而使得在造反阶段很有影响的民主运动被边缘化。

　　叶利钦多次有过建立总统政党的念头，但是每次都发现缺少从事这项冒险事业必需的组织资源，考虑到身后不具备一个全国性政党，他只能谋求成为全俄罗斯总统。1996年总统大选，尽管叶利钦拥有大量组织与财政资源，为了确保竞选成功，他与金融寡头结盟，的确是成功的关键。1999年12月第三届杜马选举，6个党团进入杜马，形成了俄共和统一团结党两大政党格局。在适应阶段，议会中各政党的政策主张在向中间靠拢，例如新组建的统一团结党，很显然，早期的自由主义渲染没有了。但是，这一阶段政党的疯狂组合恰恰说明，多党体制还是非常脆弱。

　　四、多党体制开始形成(2000年后)

　　2000年初普京总统上台，现政权的政策放宽，多党体制开始定形，过去支离破碎的多党体制正在朝着形成一个影响力增大、拥有不同纲领和稳定选民的多党体制发展，但是，眼下俄罗斯的民主代议制仍然受到国家至上主义的抑制。

　　在定型阶段，普京总统试图超越政党政治分歧，可是从它们的纲领看，这些分歧难以避免：首先，政党重新组合仍然进行，1995年和1999年选举的显著特点是杜马中的党团代表许多来自假政党;其次，根据这些党团代表的政见与纲领，按照政治倾向划分：俄共属于左翼，团结统一党和祖国党属于中间力量，亚博卢属于中右，自民党是民族主义右翼，它们有可能超越分歧结成某种联盟;再次，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结构的轮廓，这些不同利益在苏维埃时期是处在一种非政治竞争的关系中，现在则由政党出面代表他们的利益。

　　俄罗斯社会分化反映在政党组合上，亚博卢、俄罗斯妇女、俄罗斯民主选择、自民党吸引年轻人，共产党、农业党吸引老年人和贫穷人口，受教育少的民众则拥护农业党、自民党和共产党，受教育多的人喜欢亚博卢。主张改革的党派更多地代表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企业家，农业党更加关注农村，共产党在农村也有许多支持者。各个政党的年轻一代现在更有财力，也更注重地方和基层，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并设计出能够反映俄罗斯社会真正需要的纲领。

　　普京掌握国家大权得益于叶利钦的扶持，他的政见与风格与叶利钦有许多相近之处，都信奉中央权威主义。普京上台后表示，他的政府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他认为，“俄罗斯需要真正的多党体制”，不是那种只代表自己利益的多党体制，而是代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多党体制，只有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成为国家的政策。这种多党体制可以是两党或者三党体系，与叶利钦相比，普京愿意同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权党保持一致，并正式决定建立一个总统党。2001年12月1日由“团结”、“祖国”、“全俄罗斯”三大中派组织联合建成“统一俄罗斯”。它是中派政党的代表，实际上是一个政权党，与现政权关系密切并得到支持。该党不仅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而且许多成员本身就是当权派，在中央和地方担任重要职务。“统一俄罗斯”的出现表明，这是朝着建立总统党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在2003年12月第四届杜马中，根据影响大小排序，中派政党“统一俄罗斯”居首位，并且有一党独大趋势;左翼政党“俄共”居第二，影响有所削弱，甚至有可能分裂;右翼政党“亚博卢”和“右翼力量联盟”居第三，影响更弱。这是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党的基本格局。

　　可见，转型国家尤其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要形成比较有组织化的多党体制，是一项复杂长期的任务。原有的议行合一、党政结合的政治体制一旦崩溃，稚嫩的政党不能控制局势，填补政治真空的只能是政治强人或政治寡头。问题的另一面是，没有政党以及议会的参与支持，政权以及政府的管理成效是极其有限的。这就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出现混乱和低效率的政治根源。

　　[1]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2].[N].俄罗斯《莫斯科新闻》,1993年5月28日.

　　[3]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4]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5]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6]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7]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 (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8]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el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9]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10]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划分为5个阶段[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1]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划分为3个阶段[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2]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13]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14]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15]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1]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2].[N].俄罗斯《莫斯科新闻》,1993年5月28日.

　　[3]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4]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5]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6]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7]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 (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8]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el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9]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10]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划分为5个阶段[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1]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划分为3个阶段[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2]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13]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14]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15]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1]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2].[N].俄罗斯《莫斯科新闻》,1993年5月28日.

　　[3]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4]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5]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6]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7]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 (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8]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el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9]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10]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划分为5个阶段[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1]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划分为3个阶段[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2]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13]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14]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15]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1] 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2] .[N].俄罗斯《莫斯科新闻》,1993年5月28日.

　　[3] 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4] 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5] 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6] 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7] 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 (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8] 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el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9] 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10] 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划分为5个阶段[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1] 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划分为3个阶段[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2] 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13] 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14] 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15] 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1]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2].[N].俄罗斯《莫斯科新闻》,1993年5月28日.

　　[3]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4]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

　　[5]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6]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7]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 (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8]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el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9]Jean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 Introduction(Hemel hempstead, Simon&Schuster, 1990), part Ⅱ.

　　[10]海运 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划分为5个阶段[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1]王正泉 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划分为3个阶段[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2]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0-147.

　　[13]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7 (1995), pp.1177-1204.

　　[14]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No. 4 (December 1993), pp. 21-36.

　　[15]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 p.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