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之二十五：

王俊秀*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有个以历史事件为标识的代际划分。“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其实，江平先生应属于“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之间的“五七一代”，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政治高压，以北大“五一九”运动为标志的“五七”民主运动最终无果凋零。近日，作为惟一不平反的五七学生右派林希翎客死巴黎，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而当年的江平，就是兴冲冲从苏俄归来，抢了一顶右派帽子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江平，这个当年对法律由不喜欢到喜欢的北平团市委帅哥，最初人生职业选择是新闻。当中共选他到苏联的喀山和莫斯科学习法律时，他完全是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去完成的，尽管当年的苏联奉行斯大林的独裁专政，但仍然保留了许多旧法的条文和罗马法的精神。而回国之后的江平，没想到的是，随着五七年的“反右”、六六年的“文革”，法律已荡然无存。即使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捍卫自己，也免不了以“刘卫黄”的名字告别红朝。江平先生在一个深夜，把从苏联带来的一箱箱法律书籍全部焚烧，这是现代中国史上怎样不堪回首的一幕？在无法无天的“秦始皇与马克思”的帝国，在公民社会被犁庭扫穴的铁桶般的江山，江平只能是去劳改抬石头，最终的待遇也是在京郊的延庆中学以中学老师的身份混饭吃。

　　但是，江平毕竟是江平，早年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与莫斯科的人文气息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他有一种内心汹涌的激情，始终不灭。这一情怀在他的诗集《信是明年春自来》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八九以后，他最爱给学生们的毕业留言簿上提的两句话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向真理低头”。我清楚地记得他告诉我，这也是他当年压在桌子玻璃板下的两句话，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其实，这两句话又何曾不是整个中国仁人志士命运的写照和自我激励的左右铭？他曾经也有激愤之词：“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

　　人心是最后的居所，王阳明说“我心光明，夫复何求”。当一个人退守到良心的一隅时，也是最强大的时候。所以，即使妻子离异，身体残疾，江平先生也没被击倒在地。多年以后，他说，我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俄罗斯的冬天》。

　　人心也是最大的江湖。说来也怪，江平先生成为法学界的泰斗和公共知识分子，居然是在他去职之后。据贺卫方等人的回忆，每一次法学界人士的聚会，只要是江平先生到场，众人都会起立鼓掌。我也曾以媒体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过一次有江先生讨论的案件研讨会，江先生总是最后一个发言，话不多，但是能综合大家的意见，而且总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分析案情，使整个会议升华。我不知道那些后来做政法大学校长的人会怎么想，他们的内心如何看待这位老人。我想他们永远活在江平先生的阴影之中，那块“法治天下”的石头每天夜晚会垒满他们的身体。

　　“八/九”之后，我被叫回学校接受审查。当时，杀/戒大开，全城戒/严。蓟门桥头，士/兵荷/枪/实/弹，横眉立目。上级要求每个单位必须临街拉出横幅以示欢迎。一时间，首都挂了“万国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政法门口挂出的横幅意味深长：“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当时，各个单位都要求组织座谈表态。当中央电视台前来学校联合楼的会议室采访时，记者用摄像机寻找江平，发现先生头仰在椅背上居然熟睡了。镜头是没法给了。只能拍了两位教授言不由衷的发言。其中一位教授开完会后出来苦笑道：“我只能等秋后算账了”。

　　“要解决我们的情怀问题。”这是“八/九”以后我们中国许多人相勉的一句话。一段时间以来，苦闷和仇恨无法释放，郁积在脑，整个人都不正常了。90年毕业后，就觉得自己像一片叶子，可以随处被生活的大水冲来冲去。在山西，在黄土高原，在我们家破落的农家小院，我的同窗李正从北京背来了同学的祝福，还有一本《新旧约全书》和《日瓦格医生》，我们在县的招待所里彻夜长聊，谈海子的诗，更多地谈到如何在这个铁血时代避免心灵的扭曲。我们都感受到了历史的雄苍无情，“人民”的空洞和软弱……，后来吴思把它称之为“血酬定律”。说实话，我们不接受。我觉得历史中还应该有正义、良善和人心的向背。

　　是弱的爱，对信仰的守望让我们度过20年。我们对所谓的“成就”嗤之以鼻。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生者的耻辱和逝者的伟大。我们懂得了对未知的敬畏。为了躲避单位领导强拉硬拽加入那个组织，我们中间的很多人被迫选择了离开。阿计、国栋为了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律师报，当时都付出了很多，一旦让他们面临选择，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

　　“要尊严还是饭碗？”这也是李正在7号楼244室说出的新一代的“天问”。记得临毕业的一天下课回来，我发觉李正脸色苍白，目光坚毅，对我说，他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个单位，是地矿部的法规处，为了照顾家里的情绪，只是硬着头皮去见了一下，故意说话颠三倒四，终于没有面试成功。他心里顿时觉得一阵轻松。很长一段时间，他选择了盘踞学校，和浦志强、陈小平等人过着集体波希米亚的穷乐活日子。

　　说起陈小平，和王润生一样是风靡法大的青年教师。王润生教的是伦理学，当时已赢得“青年思想家”的荣誉。陈小平师承于北大龚祥瑞教授，成名于8/5学/潮。当时毕业后没有单位接收。是江平先生顶着压力毅然把他要到了政法。陈小平、刘苏里、吴仁华等政法青年教师当时住在法大操场边的南平房。这些人的到来，改变了政法的基因。一入校不久，陈小平等人就组织了与江平为代表的校方的对话，要求改变青年教师的住房待遇。两位老少英雄在谈判桌上相见，引来了无数人旁听。记得江平先生说，学校要先照顾老人和妇女时，陈小平说，这可违反宪法精神啊。宪法中的第一原则是人人平等。众人哄堂大笑，江平先生也笑了。

　　江平先生治下的法大最大的特色是民主对话和宽松教学。我们刚入学，85级的一位师兄就对我们说，在法大功课打60分和打90分是同样的难度，不要死读书，而是要多吸收新思潮。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讲座，几乎场场爆满，其中一次是王润生的讲座《中国伦理生活大趋势》，不得不到学校大礼堂去讲。不巧没电了，大家也不愿意散去。有人点燃了一支蜡烛，王润生说，今天就另改话题，在黑暗中讲讲弗洛伊德如何？

　　80年代的政法有的课程设置很陈旧，为此江平先生与学生对话，现场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记得我就曾经提出《国际共运史》的陈旧和错误，比如东欧问题和当时的报纸上说得完全不一样，再用这样的教材会误人子弟。所以建议学校开设关于东欧和苏联改革历史的专题课。我记得江平先生欣慰地点了点头。

　　江平先生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每一次人大会召开以后，江先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大家报告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动态，也会对人大会上一些不良现象进行鞭鞑。江平先生讲了一个同桌的人大代表一言不发的故事。江先生说：“人民选你参政议政，你来这里一言不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人大代表？”继而，江平先生谈到人大代表的资格和素质问题，并发出传诵一时的名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吧！”

　　同样是1990年的冬天，在黄土高原的深夜，我守在收音机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8点半”为江平先生60大寿的点播歌曲：“祝你生日快乐”。当音乐声越过夜空，我在院子里仰望着满天星斗，心中涌出一句诗来，“月亮啊月亮，你是星夜金色的耳朵”。我知道，在同一天的夜晚，在北京的郭恒忠、陈杰等人为江平先生特意操办了生日晚宴，在生日会上，江平先生唱了一首俄语歌曲--“我们永不屈服”。

　　年轻的心不易征服，但时代的变化让我们瞠目结舌。92年，时代的大幕变了，一场人间的喜剧登场了。痞子当道，小丑唱红，我们呼唤的资本主义最终嘲弄了我们。我们下海了，“很多人以为游泳不需要穿裤衩”（张守东语）。我们当了广告人、公关人、媒体人、网络人、房地产商人、三流小报的编辑、中关村的混混……。我们实实在在受到了商品经济的洗礼。当年学得稀里糊涂的民法，这时候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这令我不由得想起政法的另一位民法教授张佩霖说过的话：“民法其实并不难学，以后你们到社会上开个公司就明白了”。

　　92年，我从山西辞职回到北京。在辞职信上，学着江平先生的口气写下了一段隐语：“以我现在的思想状况和水平，我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目前的工作。因此，决定自谋生路。”交辞职信的前夜，一夜没睡好，我想到了江平被辞去校长的告别演讲——“我完全同意司法部党组对免去我校长职务的决定。我想以我目前的思想状况和学识水平，已经不能胜任校长这一岗位。陶渊明说‘田园将芜胡不归’，我想我退下来还有笔耕的园地。三十多年，人生的酸甜苦辣我都在这里尝过了，但我始终坚信，中国政法大学会有美好的未来……，我将努力做到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江平的告别演说的录音带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有段时间，每当夜深的时候，总爱打开录音机听一回，后来多次搬家，丢了，十分可惜。

　　我知道江先生很关心“八/九”学生。现在大名鼎鼎的名律师浦志强当年是大钟寺送菜的，那还是江平先生给他推荐的。86级的学生干部李再顺和同学常说起江平先生推荐他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当时江平校长给对方的电话中说：“我现在退下来了，说话也不管用了，这里有个学生很不错，你们看能不能接收？”再顺在旁边听得快哭了。86级法律系4班的隋显斌后来南下广州做律师，有一天江平突然来登门看他，显斌说：“江老师，您来广州开会吗？”江平说：“我此行来珠海开会，想到你在广州，特地看看你生活得怎样？”

　　江先生不但对落难的学生施以援手，而且还直接参加过对一些忠良之士的法律救援。曾在国务院法制办工作的俞梅荪被陷冤狱时，江平先生顶着酷暑，穿过大半个北京，以律师的身份为俞梅荪做无罪辩护。政法委统治下的法庭根本不可能采纳江平先生的辩护意见，看着一代法学宗师在法庭上为自己受辱，俞梅荪痛哭不已。入狱后很多同事好友找了很多关系为俞争得减刑的机遇，但条件是必须签字认罪。俞梅荪坚决不从，决意把牢底坐穿。俞梅荪说，我不能认罪，江先生都说我无罪！我不能让先生第二次受辱！多年后，一无所有的俞梅荪在天则的一次会议上碰到江先生，俞梅荪对江先生心存感激又无以回报，只能当众对江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

　　市场经济的兴起，也预示着江平先生所推崇的罗马法的复兴。90年代以降的中国，越来越呼唤法制到法治的演变。江平先生在多个历史的关头都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万马齐喑的“八/九”之后，推出了西方大型法律文库，为90年代自由主义的登场奠定了基础。《民法典》的编纂，则初步完成了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青岛修宪，江平的名字赫然在列，“冰点”事件、“公盟”事件，江平先生挺身而出，先生说：“我所做的只有呐喊。”

　　江平先生是先知先觉。在“八/九”之后的一天，我和浦志强曾到过他家，谈起时局，江平先生讲起了他经过多年的思考，选择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20年后，人民大学的谢韬先生一篇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轰动宇内。对此老浦当时的判断是江先生这一辈人实在不愿看到奋斗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理想成为泡影，所以冠之以“民主”，求得修正。20年后的今天，不知江先生的思想又精进到哪一层？

　　90年代以后，我们这批人星散天涯，命运迥异。10多年来，其实，很少亲见先生。但是，对先生的言论都格外看重。在我看来，“江平思想”大致可分为几个重大的命题。

　　“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现在我们更应该讲民主主义。”这是江先生的世界观。

　　“共和国的六十年，前三十年就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三十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就是说，我们国家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这是江先生的法律观。

　　“过去的30年，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未来的30年，人权是更硬的道理。”这是江先生的改革观。

　　“律师要走向政治”，这不是呼唤我辈法律人要抛开小我，勇于政治决断，自觉挑起时代的重担吗？未来宪政中国的实现，需要大批政法精英走向政治。时代呼唤“政法系”的崛起。这是江先生的政治观。

　　“八/九”之后20年，物是人非，改革已死，九鼎失于野。面对重庆钉子户事件、上海杨佳事件，江先生的言论也曾引发了网民的质疑。但是，我们也应该体味这位睿智的先生面对民粹泛滥的一份忧心。就像当年我们应该理解他既明确支持学生运动，不当“红色”校长，要当“民主”校长，但在8/9年4月27日早晨，却带着一批教师跪坐在校门口阻挡执意要游行学生时的苦心。

　　20年来，我们这一代人遇到过无数的困难，但是可以骄傲地说，我们顶住了。而且每经过一次困难，我们的底蕴就越强。我们“八九”一代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气质，是什么塑造这一代的气质，用恒忠的一句话，就是“老子上过街 ！”

　　20年过去了，我们敬爱的江平先生已经80岁了，我们这一代人也步入了中年。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抉择时刻，是走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道路，还是走奉行普世价值的宪政道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出抉择。

　　江平先生和吴敬琏先生的合作，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那就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完美结合，才是中国的正路。

　　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已在中国大地上掀起，我们“八/九”一代已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20年来，我们要说得是，我们对得起历史和人民，对得起母校和我们的校长。今天，我们自豪地说：“我们是‘八/九’一代人，江平先生是我们永远的校长。”

    *王俊秀：86级法律系学生，现为博客中国和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