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革命。不过，“革命”一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源远流长。上古有“汤武革命”，接下来是周人革殷商之命。然而，这些革命具有一些出乎今人意料的特征。

　　《史记》记载：“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纣王的死亡仪式很有趣：这是彻底物质主义的葬仪。而殷人都盼望着武王胜利。

　　接下来的故事将体现出古典革命的精义。周武王在《尚书》所收几篇相关文献中已清楚阐述过这种革命理念。《牧誓》控诉纣王多行无道，“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纣王无道也伤害殷人。所以，我周人乃是奉天之命来讨伐纣王。而所谓天命，按照《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句的意思，就是“民意”。“民”中也包括殷人，所以这篇誓言接着说：“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我周人灭的不是殷商，而是祸乱华夏的纣王。这一事业，反而是在光大商的建国者汤的道德功业。换作是汤，也会起而攻灭他的这个不孝、不义的后代。

　　可以说，周没有灭商，周人也从来没有灭商的意思。这一点体现在周人政治联盟取胜之后的措施与制度安排上，《武成》篇是这样描述的：“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箕子、比干、商容都是殷人，因劝阻纣王为恶，而被纣王迫害或杀害。现在，武王用隆重的仪式尊荣他们。

　　最重要的是“乃反商政，政由旧”。也就是说，周人仍然延续殷的各种制度，这包括《史记》所说“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殷人仍然维持其国家，周人没有对殷人进行任何集体惩罚。因此后来才有了周公弟弟借殷人力量发动叛乱的事情——— 请注意，不是殷人主动叛乱。这也能说明，殷人是何等欣悦地承认了周的仁道统治。

　　最能表现这场革命之性质的事件则是殷遗民为周立宪。事见 《尚书洪范》，或许可以说，这是尚书最重要的一篇，它系统地阐述了古代中国的治国之道。“洪”即宏大、伟大，“范”即规则，“洪范”就是治国的基本原理、根本规则，就是根本法或者说宪法。

　　极具象征意义的是，周人的根本法，却是由一位殷人起草的。周人具有忧患意识，武王在胜殷纣之后，即认真思考如何治理陡然扩大了很多倍的人民。他有点战战兢兢，就去访问曾经作过纣王儿子的师傅的箕子，很诚恳地说，“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我不知道治国之Da 法。箕子便说，舜曾赐给大禹以《洪范》，这是圣圣相传的治国Da 法，现在我把它写出来交给你。

　　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改制不改道”。今人对此多有批评。但是，治理国家确实有一种亘古不变的道，那就是正义。不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周，不论是孔孟还是亚里士多德，不论是联邦党人还是梁启超，所追求的都是这样的“大道之治”。洪范所表达的、后世儒家所继承、阐发的无非是这样的道。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也即“制”，当然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不同，但其道则以一贯之。周对殷的革命不是颠覆，而是回归，回到“正道”，清除其得以表现的障碍。这样的革命当然呈现为有限度的革命。革命的目的不是颠覆既有秩序，而是清除其中的弊害，恢复秩序的正常运转。

　　这样的革命原理，周易中亦有阐述，见“革”卦。宋代程伊川先生撰《河南程氏易传》断言，“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革道即算告成。有一个成语叫“洗心革面”，它可以恰当地描述这种革命之道：君子自可洗心，小人革面即可。君子当然可以追求彻底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却不可如此要求普通人，不可滥用权力强制普通人改变习俗、价值。周人灭纣而继承殷人之道则显示，古人理解的革命仅限于政体变革，清除社会、文化、经济秩序自发演进的障碍。试图用权力颠覆后者，按照程子的说法，“则为已甚，已甚非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