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与唱红是薄熙来的一对所谓“组合拳”。打黑，就是打击黑社会，据说重庆市出动了3万名警员，7000人参与打黑，为打黑成立了204个专案组，14个黑社会组织被击溃，多名黑恶头目及其后台无一漏网（其中局级干部多名），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2000余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

　　所谓唱红，就是唱红色（革命）歌曲，进行革命意识形态教育。在薄熙来的亲自带领下，重庆市下发了《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唱红歌”成为各部门在重要纪念日的必须活动。《重庆日报》每天在重要版面刊载红歌，重庆卫视开辟红色经典《每日一歌》，一批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组成教歌小分队，向群众传授红歌……掀起了所谓红色浪潮。

　　唱红歌只是这个红色浪潮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出红书、编红段子。薄熙来自主抓编写的《读点经典》，已经出版发行到第九辑，其中主要是现当代的红色经典，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经典。据说薄熙来对这本小册子非常重视，几乎每篇文章都要亲自审读。《读点经典》一书的销量已高达30多万册，重庆近6000名市管干部和2万余名各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重庆市的通知是，全市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把阅读经典作为人生追求、职业责任、生活时尚。

　　薄熙来还鼓励人们发“红段子”——“2009年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他发出首条参赛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据说，薄熙来的这条“红色短信”转发已超过1600万次。而2008年重庆第一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共在民间收集了1万多条原创的红色短信，发送量才100多万条。

　　“唱红”深意何在？据说在一次文化宣传工作会上，薄熙来透露，自己的目标是，用红色文化来“塑造人”，“抓未来”。薄熙来提到，之所以在全市开展轰轰烈烈的红色文化运动，是想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进行民众改造，“进行思想文化建设”，“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改造。”看来薄熙来不仅仅是一手硬，而且两手都硬！

　　然而本人虽然举双手赞成打黑，但对打黑与唱红的这种组合却有保留。它容易误导民众，似乎不坚持弘扬红色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是导致黑社会的根源，接着的结论就是唱红——进行革命意识形态教育——是根治黑社会的良方。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思路还会把改革开放视作政府官员腐败和黑社会猖獗的根源。这绝非危言耸听。比如有一个叫老孟的在其博客中这样写道：“黑社会，世界各地都有，少数国家除外（如朝鲜，新中国前30年，没变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会有黑社会”，“私有制的合法，加之人的本性，都想拥有财富。（这本身没有错）加之不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而宣传‘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黑猫能不变成黑社会吗？既然抓到了耗子黑猫也就是好猫。” 这不仅把私有制而且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当做了黑社会蔓延的根本原因，同时认定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或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所谓“没有变色的”正宗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会有黑社会的。作者虽然没有直言改革开放导致了黑社会，但众所周知，作者引用的那个“黑白猫论”就是改革开放的隐喻，而所谓“没有变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北朝鲜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

　　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本身不能导致黑社会，市场经济也不会（私有制就不要说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纯粹的私有制），至少是不会导致中国式的黑社会。中国的黑社会是中国特色的，这就是体制性的官匪勾结。所谓体制性官匪勾结，是指这种勾结的根源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腐败或人品不良，而是不良的体制造成了大面积、结构性的官匪勾结和黑社会蔓延。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社会或私有制社会，也存在官匪勾结，但那是偶然现象，而非体制性、结构性现象。

　　近年来中国黑社会蔓延的真正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法制社会建设与所谓的“市场经济”不配套（这样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不是理想型的市场经济，而是权力经济）。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的国家（作者举的北朝鲜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没变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没有黑社会，但没有黑社会并不就是一个优良的社会。老孟说北朝鲜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正宗社会主义”没有黑社会，这样的比较只能得出改革开放完全错了、北朝鲜不但比现在的中国好、而且比西方民主国家更好的荒唐结论。一个彻底剥夺了公民自由的国家，一个把一切都纳入中央集中计划和控制的国家（比如北朝鲜这样的警察国家），很可能的确没有民间黑社会，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社会，一个唯一的黑社会，一个窃取了“合法性”（说“窃取”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本身是不合法的）的黑社会，一个垄断了所有生活物资和镇压武器的黑社会，一个是容不得别的黑社会存在的、独一无二的黑社会！在这样一个唯一的、巨大的、“合法的”黑社会统治之下，所有人都没有自由民主权利，连民间也根本不存在，哪里会有民间意义上的黑社会呢？

　　换言之，以官匪勾结为特点的体制性黑社会之存在和蔓延的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是法制的不健全。不是市场经济或民间社会本身导致了黑社会，而是市场没有法制体制的配套，由此导致贪官把黑手伸到了市场，或市场中的黑手（市场不是神话，不是天堂，总是有黑手的）和贪官的黑手握在一起了。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唱红。如上所述，唱红的误区在于误导民众以为黑社会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变色了的社会主义”，因此，要根治黑社会就要回到原先的革命意识形态教育。我不是说唱红的发起者有这样的主管意图，但我的确以为客观上存在这样的误导。“唱红”的所谓“红”，就是所谓红色文化、红色经典，亦即改革开放前的所谓“正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不能说它全部过时了或全部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不合拍了，但不能否定它是与原先的所谓“正宗社会主义”体制配套的。我们当然可以有选择性地挑选一些当时的时代色彩不那么强的作品作道德教育的教材，但如此大张旗鼓地搞实在是没有必要。其实，如果“唱红”可以治理黑社会，那早就没有黑社会了，因为我们何尝停止过唱红（革命传统教育）？

　　再说一遍，打黑的根本在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健全法制，而不是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