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融时报

今年的关键词，又是"中国模式"。

今年－2009年，是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年纪念。这三十年中，中国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且刻骨铭心的一场社会与经济变革。这场变革，对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位与自我认同，对中国人公民价值的引入，对中国未来国家管理与执政的制度设想，对世界地缘政经秩序的重新划分，无疑都是一帖催化剂。

1979年之后，邓小平等老一辈改革者的基本思路是为中国"纠错"。而纠错的直接参照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十年。现在，一般的共识认为，49年后的30年，中国并未能如愿走上强国富民的正道。这才有了"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但究竟"乱"在何处？ "正"又在何方？对这些可能触及制度内涵的问题，邓小平这一代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共产党人无力也不可能深究，更奢谈形成理论共识。这大概也是他后来对理论问题坚持"不争论"的主要原因。他们的当务之急与历史重任是拯救当时频临经济崩溃的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使其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策略上，邓小平倡导"摸着石头过河"，听上去有如乡间农夫的俗语，但这或许是当时务实派领导人面对"百废待兴"中国的唯一选择。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有许多动因，但政策的基本走向是以国家对公民"放权"为主线，恢复社会活力与日常生活形态，如：取消对基本生活资源的管制配给，以"联产承包制"来逐步恢复农民对土地的支配与使用权，重建市场与消费机制，确立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以及司法保护，个人自由选择权，民权以及私人领域的持续扩展，政企分开，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及对党政分权的初步实验。这些变化，大体上是自上而下，由官而民，由管制向市场，由选择短缺到多元化，由"大政府" 向"有限政府"过渡的基本路径。

79年之后的三十年，中国通过解放国人的选择自由，借助市场，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使中国进入人均3000美元的小康国家，并取得整体国力崛起，成为最重要的新兴力量，并可能很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上一个30年，中国基本解决了国人的基本生存，重建了最基本的社会常态，使中国得以像正常的社会那样运行。我的看法是，与它今后三十年更复杂艰巨的治国目标相比，解决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可能还是相对简单的事情。

今后三十年间，中国必需全力解决的是中国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路向，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国家对公民的法律保护与道德义务，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公共保障机制，以及公共资源的优良配置。

如果说，上一个30年解决了大多数中国人"活着"的问题，那么，今后30年，中国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人活得更公平，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与上个时期相比，作为纳税人，政府可能进入一个全力整合与征收资源以建立社会公平机制的时期，而到了2009年，中国的发展显然已经到了一个新时期。其中的一个征兆，就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面对中国，大家都陡然"语塞"。曾经使用娴熟的语言与判断，突然间觉得乏力起来。中国的轮廓再度变得模糊起来。我的同事金奇最近提出一个很及时的命题，那就是如何定义中国？

这是个很大的问号。而我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如何描述当下的中国吗？如果说，快速发展下中国的复杂国情已经开始超越西方对中国的现有知识与理解框架，中国对自身面目的认知是否也面临同样的困惑？希望我们不将"中国经验独特论"作为挡箭牌或当成现成的答案。

四个问题

就中国的现状，至少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中国到底正处在怎样的发展水平？哪个表述，最贴近中国的政治经济与人文现实？哪个表述更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或判断？中国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是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还是用一个刚发明的新名词，中国是一个"正在发达中的国家"？一个人均GDP水平与安哥拉相仿的国家与世界最大新兴经济体，又是什么关系？中国的整体国力与中国国民对公共财富的共享程度又应是怎样的关系？GDP经济对认知中国是否产生了误区？

第二，眼下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用得较多的一个词叫"政绩合法性"，具体指的是在中国"开放"的特定发展时期，政府政绩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决定意义。这个现象，有助于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决策思路，经济轨迹甚至增长速度。在中国，这个"政绩合法性"与中国党内官员调动或任命制度的结合，派生出特有的中国现象。中国官员的任命制，特别是常见的四年调动提拔周期：第一年调研，第二年制订蓝图，第三年第四年，执行计划并兑现政绩承诺，而后即等候调动或提拔，这已经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特定的政绩周期。这足以说明过去15年间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省会城市发展间的激烈竞争。中国官员可能也是全世界行政官员中对各类统计数据最捻熟于心的。数据就是政绩。在很多中国官员心目中，中国增长的高速度，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政绩合法性的完美体现。但是，这种政绩周期可能导致政策持续性较弱，问责制度难以切实执行。同时，政绩周期也不应掩盖中国官场中严重的贪腐行为。

第三，率先在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对世界现存经济秩序带来的激烈冲击，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审视与质疑美国民主制度与实践的机会。这也成为"中国模式" 讨论的一部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讨论已由以往对西方民主普适性的批判，延伸到"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的辩论。一个中国政治学者在对笔者谈及美国选举民主时曾评论说："对一个将小布什这样的人两度选为总统的美国，还有什么什么价值可言呢。" 对此，有人可能会反问，奥巴马不正是依托了同一个美国制度，赢得了首任黑人总统的划时代胜出？！

第四，与近10年前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不同，这次讨论已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中国模式"的倡导者认为，"中国模式"已具备与美国为代表的的西方民主形态相提并论或互补的重要价值。中国是否可以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摸索出一种新的不同的政治管理模式？这种观点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还不够。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而对"中国模式"持保留态度的则认为，是否真的有"中国模式"这一说？中国真有可能从现行体制中派生出一种独特的，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生态？以高GDP增长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是否具备内在机制与动力完善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是否真的可能通过现行制度建树民意表达权，逐步完善选举制度，建立政府公信力？

2009年，总体而言，对中国是个好年，连过去70年间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也仅仅伤及中国经济的皮毛而已。中国增长的发动机并没有减速熄火，"保八"的目标已稳操胜券。但我们看到，中国弥漫着一种过度的乐观情绪。这令人担忧。

事实上，中国仍在路上，仍在找寻路标与答案。但愿这份中国年度报告能为读者提供思维的燃料与视野。

中国大概还不到划地为牢，自限"模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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