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团结工会被承认25周年
陈永苗
从原始基督教会到天主教，再从宗教改革再到二战之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治精神当中，基督与敌基督的消长，呈现住一个对称的结构，从原始教会到罗马天主教，就像在敌基督山往上爬，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从新教改革开始到二战之后，就是敌基督下坡路，越来越低，越来越薄。
二战之后欧洲政治有一种是对基督精神的回归。这种回归，正是针对最大的敌基督，纳粹法西斯进行抵抗运动而获得的。天主教是二战期间抵抗运动的最大力量，而天主教的最源，原始基督教会也是在对罗马的抵抗，对其它异教政治的抵抗中形成。二战期间抵抗运动帮助基督教找回他的源头，二战之后欧中的执政力量，例如德国，很多基督教政党就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据说德国总理萨默尔正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苏联破产之后，启示政治也在复活的趋向之中运行，例如迈尔在卡尔施密特政治神学复兴、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法律与宗教》所观察到的。
似乎在希腊城邦中，自由与政治秩序是和解的。到了今日，人们还是认为城邦最好的体现了自由。城邦这个例子，对卢梭、黑格尔试图和解自由与秩序的政治哲人，有莫大的诱惑力。也似乎在罗马的世界帝国理想中，自由和政治秩序也是和解的。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一切现代革命本质上都源于基督教。革命经久不息，并不建立新的世俗秩序，反而持续不断的动摇一切人间建制的基础。现代革命带动对现存秩序的抵抗。这是前基督教所没有的。不仅仅是对特权和邪恶统治者的反抗，而且是对政治秩序本身的反抗。卡尔.巴特认为，从约翰《启示录时代》起到尼采，并非反对政府里的败坏，而是向统治者存在的权力，提出根本性挑战。巴特说，要认识到上帝乃是制服现存不义的胜利者，这便是回归的意义所在，这便是《罗马书》第13掌的意义所在。
政治秩序就是一种强权群体或者大多数人的暴政。良好的政治秩序，不过就是一种法律之下，留有余地的，还有让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翻身可能的大多数人暴政。总之政治秩序就是需要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的牺牲，必然带着恶。
所以让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翻身可能的政治斗争，成为首要问题，成为民族国家建立的根基，每一波的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的解放，必然带来人类整体的每一波解放。尽管这种解放，也是一种大多数人暴政，也可能会带来血腥的大屠杀。自由与解放是不应该被否定的，也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在法律之下留有余地的秩序，还有让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翻身可能，成为避免血腥大屠杀的办法。
不仅仅是官僚集团的“不法”和贪污腐化，偏离政治秩序中理想状态造成抵抗革命，而且政治秩序本身与自由之间，其和解也是假象，也是空头许诺，造成抵抗革命。抵抗革命承载福音与自由的世界精神使命，瓦解政治秩序的和解假象，并且建立民族国家，用来推进瓦解政治秩序和解假象的过程。当民族国家政治自身也形成和解假象，其官员“不法”和贪污腐化，那么就再次被摧毁，然后形成新的，如此一波又一波地前进。
霍布斯和康德反对抵抗权，是最明显的两个人。他们在君主制的模式之下，用主权作为民族国家政权的根基，否定民族国家作为推进瓦解政治秩序和解假象的道具，扭曲维护幸福和平的工具。那么，在他们两个人的设计当中，就需要君主制承载福音与自由的世界精神使命。民族国家作为推进瓦解政治秩序和解假象，当然体现了耶稣与教会的冲突，是一种敌基督么。君主制承载福音与自由的世界使命肯定是一种敌基督。霍布斯是不是认为后一种敌基督，更无害一些。
官僚集团的“不法”和贪污腐化，这个原因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只要假定官僚集团的不法与贪污腐化没有那么严重，其自身也成为伤害自由与政治秩序最主要原因，那么福音、自由与政治秩序和解的假象，就不会成为不可以忍受的。这时候的抵抗革命，不过就是对政治秩序的原教旨和巩固。而且在特定时期的人类精神转型关口，改良或者消极革命，也变为可能。官僚集团的“不法”和贪污腐化，没在特定时期的人类精神转型关口，是不会带动对政治秩序的摧毁和另起炉灶的。
为什么抵抗权是首要的，而革命权是政权的根基。答案就在于福音和自由，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冲突。抵抗权是福音与自由的政治影像。福音与自由尽管接近自然状态，但是并不是偶然与暴力、无序，而是一个立法的强大权力意志，它带有摧毁旧政治秩序，生成新秩序的强大冲动。它是一个位格，将发未发的原点。
当我们区分了神法、自然法、实在法之后，就会发现我们抛弃的了实在法，因为官僚集团的“不法”和贪污腐化，然而神法、自然法是亘古不变的，那么所谓政治秩序最彻底的另起炉灶，也不过是法律体系当中一部分革新。如此在法律体系之中，改良是无所不能的。
在法律体系当中的改良，会带来公民社会的延续性。当神法自然法只能体现在实在法，实在法之外没有神法自然法，这时候实在法的另起炉灶，就会导致沉底断裂。而实际上，不管人类的政治秩序如何另起炉灶，神法自然法都是延续的，不过就是沉没之后，然后再次升起。
我在《在维权运动中解决国民劣根性》中，谈到维权运动就是一个教会。教会和抵抗运动都有一种敌基督的诱惑，也就是在政治当中，把教会当作目的，抵抗当作目的，为了这个不择手段。在敌我斗争中，让政治的敌基督品格，战胜基督。
政治是一个场域，这里魔鬼最容易占据，并且以基督的面目出现，最容易出现偶像崇拜。划分敌我和斗争的政治意识、仇恨，不能成为教会和维权运动的主要品格。这一些都是在政治搏斗或抵抗中形成的。
在政治中，首先就强调，自己抵抗或者革命的手段和行为，是不是符合基督精神。抵抗者革命者，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大的义，正如现存统治者认为的那样。相信自己是最大的义，乃是最大的不义。这对统治者和革命者都是一样的。
巴特认为，受到现存秩序秩序伤害的正义感，不会因为与现存秩序的决裂而得以重建。最激进的革命不只是反叛，而且本身也是对现存秩序的辩护和强化，而且比以前过之而不及。反叛者正是通过它的反叛，站到现存秩序一边，胜利之后立即回头是岸，不再是反叛者了。
如何彻底地摆脱现存秩序，包括激进抵抗和革命对现存秩序的延续，是首要考虑的。在巴特看来，反对最激进的革命，并不意味着拥护现存秩序，因为叛逆者已不留神，就会卷入这样的漩涡，将上帝秩序与现存秩序进行进行争执，让上帝来驱赶魔鬼，让上帝与魔鬼之间进行战斗。
革命要求打破秩序，跨越界限和消除限制，一方面这是其本身的一个目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激励本来被动的人民的一种手段。在宪政中，限制和自我约束是一种坚持的理想和期望。为了解决二者冰火不容的冲突，一种宪政化的革命呼之欲出。
在20世纪，受到法国大革命激励的革命是令人沮丧的，带来的只有美好的理想遥不可及，以及无尽头的政治灾难。如何彻底地摆脱现存秩序的伟大政治事业，因此遭到严重挫折，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潮流，就像泛滥的污水一样，一次又一次涌到岸上，人们对现代性的目标，产生了侵蚀人心深处的怀疑。
所以如何摆脱启蒙政治传统，为革命立法，重建一种手段符合目的的，不会丧失革命目标的革命，在革命中贯彻基督教精神，成为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革命家的首要任务。很庆幸的是，二十世纪，一种新的政治创举已经成为实现基督教革命精神的巨大希望，和某种信念的源泉。例如甘地的非暴力群众运动，例如东欧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这样一种自我限制的宪政化革命，也许是二十世纪的政治，给未来世世代代带来的最伟大赠礼。
1941年12月，科耶夫在1939年著名的《黑格尔现象学》讲演之后，即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在新拉丁帝国的设想中，《法国国是纲要》高度赞扬了抵抗运动的政治意义。科耶夫的《黑格尔现象学》讲演，是继黑格尔之后，谈基督精神如何道成肉身，演化成为历史运动的。科耶夫参加了抵抗运动，也是基督精神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至今还没读到科耶夫的论述。
加缪参加了抵抗运动的刊物《战斗》，组织，负责情报和地下报纸工作。他担任《战斗》驻全国抵抗组织的代表。《抵抗者》发表之后，一些极右派学者，指出本书标志着一种向民族主义以至于上帝的回归。《抵抗者》靠近了福音精神。具有地中海海水浴阳光那样均衡和节制。
尤其是针对萨特的革命暴力美学。在加缪看来，节制不是反抗的反面。反抗本身就是节制，节制顺应着反抗，包围着反抗，而节制产生于抵抗，只有抵抗节制才能存在下去。人的内心深处总是包含着非节制的因素。
《抵抗者》是针对某个人的，那么首先就是针对它的作者。加缪说，我认为，我应该努力得出一种行为的准则，或者最初的价值，这是我同意的唯一准则，它就是我们的反抗。似乎加缪要把反抗纳入政治史和政治哲学史当中。于是宪政化的革命就呈现出来，抵抗趋于宪政均衡。
抵抗运动与后来东欧转型建设公民社会的政治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我的《在维权运动中解决国民劣根性》和《阿伦特与维权运动》描述了阿伦特与抵抗运动的关系。米尼奇克认为，团结工会为欧洲文化带来全新的东西，并且把他们自己的事业，称之为“自我限制的革命”，认为自我限制是一种政治哲学。
东欧的政治哲学与美国宪政同呼吸：一个拒绝启蒙政治改造和启蒙革命的。自我限制的公民社会运动，形成类似美国建国前的受到新教精神灌养的社会契约运动。在于米奇尼克的对谈中（参见《哈维尔文集.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哈维尔承认基督教——民主运动是主要政治力量。建设你自己与生活在真实当中，就是耶稣教诲的世俗政治版本。我读哈维尔与米尼奇克，就好像读抵抗政治的《圣经》，是符合基督精神的。基督说的，就像建设公民社会，建设你自己，而不是抵抗暴政为旨归。
基督精神更大地支配政治了。维权运动是19世纪政治秩序走向20世纪的时候，缺失的东西。正是没有宪法之下的革命，来替代极权主义运动和革命，从而使容纳战争、革命和道德的总体法政秩序瓦解。19世纪末的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已经看到这一点。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战争，而六十年代立即进入自我消解自我解构的革命，以及更为正确的民权运动，可以说是迟到的补课。可以说维权运动有一种世界史意义，有一种世界精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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