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取势与战略选择

范亚峰

 

中国问题非常复杂，整个探讨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的变量非常之多。这里有一个基本原理的问题，如果基本原理犯了错误，后果将非常严重。中国民间力量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受到重大挫折，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勇敢有余、智慧不足。在近一、二百年中国民主宪政的运动中，死伤人无数、却没有真正的积累，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缺乏对于真正道理的探讨。我所探讨的题目是“中道取势与战略选择”，今天主题发言的安排也是一个暗合。丁谷泉探讨的是群体性事件实践之势，汪正飞探讨的是战略选择之理；我探讨的有两个关键词“道”与“势”，道是理论，势是实践，我的发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近30年每隔十年就会形成民间力量的高潮，同时在高潮的最后的一两年也会受到打压。从80年到89年天安门事件,以“六四”血案结束；从90年开始一直积累到98年、99年，以对民主党、法轮功的镇压而结束；从2000年以来社会兴起维权运动，这种维权运动形成了互联网、媒体、政法系及民间组织、家庭教会、草根维权、民间外交、自由主义理论、民间财经这几个板块的相互整合，到08年-09年进入民间力量的高涨期。在高潮期，08年刘晓波被抓捕、09年许志永被抓捕，都是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冲撞。这样的打压可能还会继续，但结果很难预料。2009年8月份，中国的整个时局处在一个变化莫测的阶段，用波诡云谲来形容毫不夸张。2006年，高郭被抓标志着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低谷。总结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十年历史，中国局势的特点是每隔10年为一个高潮。在每一个推向高潮的起承转合中，关键是5和6这两年。1985年有反日“9·18”游行，1986年的学潮导致胡耀邦的下台，这两年是1989年更大的学潮导致了赵紫阳的下台的预演；1995年因组织自由工会、当时很多人被抓捕，这个事件是1998年组党、1999年法轮功失败的预演；2005年太石村事件和蔡卓华案件的成功、《亚洲周刊》风云人物推出14个维权律师，06年高郭被抓、年底高的缓刑，这两年是08和09年的预演。08年底发生宪章事件，09年公盟刚刚出事。在历史表象背后有其内在机理，如果不去深究，很多时候会轻易放过。

我讨论的既是战略，又是策略，是以中国文化为进路的。因此，今天的探讨在风格上并不是以非常抽象、成熟的理论化语言来进行。根据自己二十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我将对中道和政道的思想做一个初步总结。

一、势的概念

势这个概念是我今天探讨的中心。在我所提出的场气势身道的中道五论中，势即其中之一。对于势的概念，我遵循中国哲学的传统，不给“势”下定义，而是探讨势的三层涵义。势的第一层涵义是潜势、是潜伏的势，第二层涵义是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第三层涵义是趋势。

首先来看第一层——潜在的势。势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等都有关系，今天探讨的侧重于势与政治的关系。前面谈到，05、06两年是08、09年代前兆和预演，这就是一个基于潜势的判断。在每一个从00到09的10年中，从00年开始，发展到5和6两年，很多东西都已经有了潜在的机理。相对于9的高潮而言，在5和6中暴露出来的东西，已经预测了未来的成功或者失败。从这个角度看，2005的成功和2006年的失败，实际上遵循了两条路线。2005年是中道取势的思想占主导。当时的群体，高智晟、张星水、滕彪、郭飞雄、王怡、陈永苗、许志永，包括我在内，构成了蔡卓华案的律师团；后来又成功运作了太石村事件、临沂案、陕北石油案等一系列重大个案。2005年是中道路线的范例，到了2006年，这个阵营开始出现了分化。激进派以高郭为代表；温和派以许志永为代表，包括笔会；中道派以本人为代表。分化的直接后果是，激进派受到挫折。从中道派向激进派跃进，不管出于什么心态，都必然会遭到失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预示。当然，分化也有从中道派退向温和派的。

潜势为什么重要呢？这里涉及了中国文化悟性智慧的精髓所在。中国人特别强调“几”、“几微”，“扼杀于萌芽之中”、“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些都与潜势有重大关系。从姜尚到老子，一以贯之的是：“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六韬·发启》）

第二层是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这也是势论的精髓所在。动态分析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把握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后面几部分的展开，包括势与新关系主义、中道取势与战略选择，其核心都是以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为基础的。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与中国的阴阳哲学理论有关，这里先不展开。

第三个是趋势。所谓大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孙中山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孙中山提出两个概念，引导中国历史直到1980年。影响前四十年的概念是所谓“创立民国”。1949毛泽东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延续了中华民国这个主题，所不同的是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第二个概念是“以俄为师”。直到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提出以英美为师为止，这个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中国人非常强调对大势的判断，所谓“英雄造时势”在根本意义上是不可能的。秦始皇、孙中山、毛泽东都不过是历史大势的工具。从这方面看，中国文化有着宿命论的倾向。

理解民主化是大势所在，这一点非常关键。现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实在是不察大势、不明大局，在民主的见识上连中共还不如。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到胡温，都明白民主是中国不可逃脱的民运。他们所玩的游戏只是给民主加上各种限定词，诸如，“社会主义民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新民主”等等。民间力量阵营不要因为觉得刺眼而忽略大势。构造认同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教育中国人，在目前的这场危机中，除了民主化、别无其他选择。

 

二、势与新关系主义

第二个方面是势与新关系主义。首先来讨论势的四个层次，就是劣势、均势、优势和胜势。基于这四种势的分析，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态势、力量对比可以有准确而清晰的判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主化进程，就全局而言，正处在从劣势到均势的转换中；就局部而言，比如说家庭教会板块，已经取得了优势、甚至是胜势。从大势上看，政府已经不会采取大规模的打压，家庭教会已经取得了胜势。把四层势论与七板块相结合，就能对七板块进行定量分析。比如法律人板块，2009年处在劣势，构不成任何的均势，这是令人遗憾的。按理说，法律人共同体应该从劣势转变为均势。为什么会出现高峰的时候蜂拥而上、低谷的时候一哄而下的状况呢？关键在于法律人共同体没有解决好内部培训问题、没有解决构成认同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从劣势转换成均势，这是需要条件的。互联网媒体处于优势；草根维权整体处于劣势，局部处于均势，个别个案处于胜势；民间外交处于劣势，局部处于均势，极个别个案处于优势；自由主义理论处于优势，官方意识形态基本上崩溃；民间财经处于劣势。对于四层势论，我特意强调它在每一板块的运用，这是因为我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总的来讲，民间力量经过近10年和前20年的积累，至少三个板块形成相对优势：第一个优势板块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人权、法治、民主的原则和理论已经深入人心、无法扭转，形成优势甚至是胜势，传统的专制思维和人治思维已经不得人心；第二块是互联网，中国有三亿网民，互联网开放的、匿名的扁平化的特征使得传统单一化的控制模式很难有效打压和应对。尤其是2009年以来，反反低俗和反绿坝战役都取得了胜利，虽然最近某些网站收到挫折，但总的讲，互联网已经形成优势。第三块是家庭教会，经过1949年以来到现在60年的积累，保守地估计，中国的基督徒也有7、8千万，全国各地非官方的家庭教会，有强大的综合力量而且具有丰富的承受逼迫的经验。这三个板块是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基石。自由主义理论、互联网和家庭教会是中国未来走向民主法治的最坚强的基石，有这样一个三角的稳固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判断中国的民间力量不会有灭顶之灾，有人认为“公盟”事件标志着中国NGO的灭顶之灾，这个不符合事实。像李凡教授评价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占民间力量的50%以上，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将家庭教会的力量除掉，也绝没有能力将人权民主的理念从民心中彻底除去。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三块板块的力量会继续成长，从局部来看，会有一些类似打压“公盟”的事情出现。

 

势的类型则探讨势的四对范畴，这就涉及到刚才所讲的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了解中国哲学的人都知道，对立是无处不在的，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我这里列出了势的四对范畴，这并不意味这其它对立范畴不重要。实际上，还有无数对立互动两极结构有待我们去探索。我对势的分类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讲到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反攻、持久中的速决。在我的分类中，内线中的外势转化成内势与外势；防御中的进攻转换成守势与攻势；持久中的速决转换成慢势与快势。在这之外，我加上了一个“高势与低势”，内势与外势、守势与攻势、慢势与快势、高势与低势就是我关于势的四类分析范畴。实践证明，这四对分析范畴是非常有用的。中国的民间力量处在以体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格局之中，内势与外势可以理解为体制内与体制外、内线中的外线。内势中的外势这一概念的涵义是，目前我们还处在体制内的势力还远远大于体制外的势力的阶段。在战略上，内势中的外势就是向内收、向外攻，对内要防御、对外要进攻，这就要求我们避免做内线的决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高势与低势涉及到大众与精英的关系。群体性事件是大众的游戏，战略选择是精英的游戏。群体性事件与战略选择就是探讨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也即我所说的高势与低势的关系。在总体上，现在处于低势有余、高势不足的态势。如陈子明先生所提到那样，中国民间力量下层结构很充分，出现了无数的小教会、无数的维权律师、无数的维权小平台，但缺少中层的结构、中型的组织。象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律师协会这样的组织基本上还没有。从高势与低势的角度思考，未来而言，最重要的是高层和中层结构的建立。再下来就是慢势与快势的关系。中国民主化是一个持久战，但在局部要打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的能力非常关键，教会维权从游击战向维权运动战以及教会运动战转变。教会打阵地战是要条件的，阵地战拼的就是消耗力量，2008年守望教会的登记、坚持主日聚会就是阵地战。在过去六十年中，家庭教会是整个中国民间力量中唯一获得优势、乃至胜势的板块，其他民间力量应该从家庭教会的成功中汲取智慧。第四对范畴是攻势与守势。对于党国体制，很多人错误地以为，只有拼命发动进攻、才能获得胜利。孙子兵法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个原则是非常关键的。单个地看，维权个案没有太大的意义。先谋求发展自己、而不是进攻，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这是共同的东西。党国体制只能是自我解体，只有共产党才能战胜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消灭共产党，这一点正符合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所揭示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一定是自我否定、自我摧毁。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美国的影响力并非最关键，真正的机会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内部。民间力量很多年没有弄懂守势与攻势这一范畴。实际上，防御永远比进攻更加重要、守住自己永远比进攻更重要。

新关系主义中的理势相成涉及到中国哲学中的道与势的关系。理势相成、理势合一是王夫之哲学的核心范畴。在《矛盾论》、《实践论》这两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中，毛泽东对于王夫之理论的借鉴是非常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马表法里”是对传统“法、术、势”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法被转换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道、毛泽东思想的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势论，即所谓的“矛盾论”，“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毛泽东“理势相成”和“理势合一”思想的关键。“中道取势”概念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创造性转化。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就必须返回到王夫之的理势相成和理势合一的儒家思想中去、对其做创造性的转换。这个转化就涉及到道与势的关系、涉及到我提出来的新关系主义。

 

三、中道取势

第三部分是中道取势的思想。第一点是以中和对极端。李猛先生在十多年前就有一个断言，党国体制未来必然会越来越黑，中国的情况会越来越糟，事实证明了李猛的判断是正确的。以此为背景，中道取势所讨论的第一个原则以中和对极端。在面临任何打压的情况之下，态度要变得更温和、更加低调。这就涉及到整个西方政治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政治就是驯服、就是驾驭激情。后极权也称威权，极端是它的特点，手段日趋极端，比如公盟142万的罚款，“益仁平”的非法印刷。按照这个推算，中国的民间组织没有一个没有问题，要么是经济问题，要么是合法性问题。在这个情况下，民间力量面对打压所采取的编码核心在于以中和、中道对极端，这是中道取势最为核心的符码化。

中道整合的第二点在于内外之势、高低之势的合一。我的论证可以破除“中国民主化会导致分裂”这样一个非常低劣的命题。中国中道整合的两条动员路径是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整合的合力型。中道整合把孙中山和毛泽东地域分化、阶级分化的社会力量转化成了整合性的社会理论，这与民主和统一、乃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致的。这就是高势与低势、外势与内势合一的涵义。

第三点是策略问题。从孙子兵法可以引出了三点，形势、虚实和奇正。根据李世民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虚实二字是其核心。我的研究总结为十二个字方针——“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守正出奇”。这十二个字奥秘无穷，虚实是关键，守正出奇也很重要。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正之变是这里面的关键。理解2009年中国的局势非常难的，但经过对其底部的认真研究后，我们认为其中还是有机理可寻的。很多趋势性的东西、潜势性的东西，我们很早就已经提出来了，事实证明这些判断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对这十二个字的理解。

最后一点就是道势相成、理势相成，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孙中山说过，高深的理论是革命的基础。孙中山的过人之处在于，当时只有他认识到，既要搞起义，又要有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的形势而言，党国体制的最大危机是理论方面的、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这是无法通过修补来解决的。理势相成，说到底就是，理到了极致就是势，势到了极致就是理。实践失败了，是因为理论不行；理论失败了，是因为实践不行。理论不行，是因为没有实践能力；实践不行，是因为理论上没有过关。这就是理势相成的涵义，它秉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

 

四、战略选择的几个问题

第四方面讨论战略选择的几个问题。第一点，中国民主化最核心的关系是处理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个命题我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亿万富翁都知道，共产党让发财、他才能发财。亨廷顿讲民主化转型是类理性选择，是一种计算。天皇为什么要投降？因为不投降，日本就完了，一百年也起不来。日本人的智慧就在于他们知道，再抵抗下去就不行了，大和民族会彻底完蛋、大和文化将完全不存在。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它有着高度的统治经验，是高度理性的政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是很多海外民运人士所不能明白的。这里又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零和模式，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海外民运人士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是非暴力不合作模式，以郭飞雄为代表。这种模式的幼稚之处在于，非暴力不合作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李凡教授提到，非暴力不合作模式都是有特定宗教背景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以东正教为背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以印度教为背景；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是以基督新教为背景。在中国这样的没有宗教背景、信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国家，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果必定是碰得头破血流。第三种模式就是本人所提出来的，基于孙子兵法的全胜策和不败模式。什么是全胜策呢？根据孙子兵法，全胜就是多赢、共赢。凡政党都是自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其自身核心利益的政党，如果能把握住中国共产党的动态核心利益，就能与它建立恰当的关系。所以，中道模式也可以叫全胜模式、不败模式。理解到这一点，大家就能明白，我们的运作成功是有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基础的。

第二点，民间力量联盟走间接路线，也即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路线。1989年和1998年民间力量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走的是直接路线，都操之过急、想一次解决。

第三点是和平转型的战略选择，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不提非暴力、而提和平转型。台湾的转型不是非暴力，而是暴力边缘理论。事实上，世界各国的非暴力运动从来都不是没有暴力，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例子中都充满了暴力。他们所讲的非暴力指的是不用机枪、装甲车，不搞武装斗争，非暴力就是有限暴力。到了中国，非暴力成了绝对没有任何暴力，这和非暴力差别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今天我们在理论上清理的任务还很繁重。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民主化运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尚未形成深厚的积累。当然，这也符合理势相成、理势合一的道理。实践上失败，是因为理论上不行；理论上失败，是因为实践中走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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