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阶级”的范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阶级”的划分与相应的“阶级斗争”更是政治斗争中的关键。如何划分阶级的同盟军与对立面，区分不同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式，拿捏把握斗争中的微妙之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界线很清楚，但是，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后，与阶级斗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显得扑朔迷离了，如：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如果存在的话，与革命时期相比，这种阶级斗争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如果不存在的话，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观点？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例，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将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归结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自我批评论文集》中强烈反对这种将斯大林错误简单归因于“个人崇拜”的简单做法，他说：“个人崇拜的概念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可能找到的概念，它对知识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它没有说明任何的问题，而且什么也不让我们知道。”与“个人崇拜”的解释相对，阿尔都塞将斯大林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命名为“斯大林偏向”，并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斯大林误置阶级斗争的理论误区与哲学根源。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批判性的考察。

一、斯大林的两难困境

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首先是要恢复与发展生产力以巩固政权。在苏联，是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来逐步实现这个目的的：在经济实现分权管理，让企业的金融与经营独立自主，把某些小企业改为民营，给外国公司以特许权等等。但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相比，新经济政策却似乎代表一种退却。列宁将其称作“过渡时期的混合制”：“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为了生存，将某些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暂时拖到以后来解决。”就是说，这不是一种稳定的东西，而是一种被取代的状态。可见，在理论上，新经济政策具有两种取代的可能性：或是被共产主义的发展所取代，或是被向资本主义的逆转所取代。阶级斗争的可能性也存在于此：就国际上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干涉；另一方面，新旧资本家和富农阶级可能企图从内部推翻政权。因此，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样的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工业与农业迫切需要具有各种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工人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专家（我们将他们统称为“专家”），正是这样一些人的身份使得阶级斗争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一方面他们不构成资本家阶级，因为他们已经被剥夺了财产，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他们说成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技术知识，并且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不可少的，这一点与传统意义的无产阶级具有根本的差异。正是关于“专家”的身份确认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新的问题。正如《导言》作者洛克所说的：“专家在苏维埃国家早期的角色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技术的问题，而且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事实上是阶级斗争的问题。”

“专家”给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看待其所享受的高工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如果要利用“专家”，就必须以高工资诱导“专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表明，工资制度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仍然继续起作用。而既然存在工资，则意味着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商品生产，还存在着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剩余价值生产，而这就明显意味着存在着“剥削”。那么，为什么工资制度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继续起作用？为什么一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存在价值创造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既然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对立？

这些问题正是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但斯大林长期以来却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人们己经实现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团结一致，而这种“一致”正是苏联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1936年，当他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成时，就认为没有矛盾了；如果有矛盾，根子也在外国帝国主义，并断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帝国主义代理人这类阶级敌人的斗争会越来越尖锐。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也会有矛盾，但他仍然没有把它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更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正由于此，斯大林也就决不会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商品交换，因为“商品流通是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所以，“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按照需求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换的”。显然，斯大林更不可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剥削的可能。于是，斯大林尽管承认阶级斗争主要就是苏维埃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同以前的剥削阶级的斗争，但是对于专家问题所衍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他却没有任何的理论准备：“他倾向于把苏联内部阶级关系的矛盾发展造成的问题转移到他承认的两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上面去，从而把他们解释成为国际阶级斗争的结果，或者对抗以前的剥削阶级的这种阶级斗争的结果。这或许说明了他的摇摆不定：每当苏联内部的不同阶级和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变得剧烈时，斯大林就会把帝国主义或者旧的剥削阶级从口袋里掏出来。”

正由于斯大林完全忽视了新资产阶级可能产生的问题，而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反对旧剥削阶级的斗争。因此，当后者的问题逐渐解决了的时候，他就倾向于认为，阶级斗争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放松了，“这是一种右的倾向”；然而，这一放松，就可能使得社会主义处于危险当中，于是他又以镇压性的国家机器通过行政方法，用花言巧语把政治警察说成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武器，“这是一种左的倾向”。由于这种缺乏理论准备的左右摇摆，“斯大林建立的国家虽然的确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旧型的国家，他在建立这种国家的过程中，解决了一批问题的代价是产生一大批新的问题。”也正是由于斯大林长期以来否认矛盾，不能有效地揭露矛盾、正视矛盾，导致苏共在实践中不断地混淆矛盾，将所有矛盾一概看成敌我矛盾，同时却无视新资产阶级所带来的新的矛盾，从而犯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二、“斯大林偏向”的理论误区

在阿尔都塞看来，正由于斯大林未能正确认识当时的新的阶级斗争形势，因此出现了偏差，并导致了很多的恶果。阿尔都塞将其命名为“斯大林偏向”。在阿尔都塞看来，斯大林偏向的根本错误就是忽视了阶级斗争，其理论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众所周知，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用跟资本主义类比的办法，构想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为它有助于产生出充满社会主义意识的人，这种人的发展是向共产主义过度必要的上层建筑条件。而基础的条件当然由生产力的发展来满足，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挥效率的结果”。正是基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认定，才出现了对阶级斗争的全局判断，即“（国内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建立在社会主义过度时期的社会形态不是建立在一种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结合上”。这就意味着，用以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全新的东西，而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某种“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结合体。

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就存在着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存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可能。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简单推知的。在阿尔都塞看来，由于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否认“商品生产”与“雇佣劳动制”的存在，他就没有看到“集中的国家控制和计划本身就是某种商品的流通形式”。同时，把生活资料卖给大众，表示大众有能力购买生活资料，这就意味着，大众能够支付，也就是他们赚取了工资，“换言之，这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工资制度”。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认知出现如此大的偏差，他对专家的政策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总是“经常在使用金钱刺激和政治镇压之间摇摆不定。”

同样的道理，如果以“无产阶级专政”来类比“资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构，这就必然使得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形成一个强大的官僚机器。而这种官僚机器本身就是新资产阶级产生的条件之一。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含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可能性实现条件，就是国家机器的逐步官僚主义化。正因为此，在阿尔都塞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方向，就是要促使新的无产阶级不仅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且要建设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新型的国家，即“不再是国家的国家”（列宁）。“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既是旧型的国家（它的镇压机器如此），也是一种排除国家的组织，它之所以是一种排除国家的组织，是因为它的某些意识形态机器——特别是党、工会和各种群众组织——被改造了能够控制和最终取代国家的非国家组织。”概而言之：新型的阶级斗争即是“无产阶级用国家来进行反对旧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它用它的非国家组织来进行反对新资产阶级产生的阶级斗争。”

总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存在，因此包含着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上，而且也体现在“上层建筑”上。但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局。这里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舞台。而斯大林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拿来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相比对，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相比对，他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两难困境之中：“旧资产阶级（包括旧知识分子）构成的威胁利用镇压国家机器来对付（那是合逻辑的）；新一代专家构成的威胁——虽然斯大林不敢肯定这是什么样的威胁，或者是否真是威胁——则用财政上的诱导配合使用同样的国家机器来对付。这种措施有明显的后果：一方面，它们把作为一种拥有特权的社会团体的专家再生产出来，使得危险永久存在；另一方面，它们使得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及其官员日渐茁壮并且独立自主。”

三、“斯大林偏向”的哲学根源

由上可见，斯大林一方面不得不赋予生产力发展以优先的地位，以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优越性：“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社会主义必须、社会主义将要必然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能使得社会变得富裕。”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并极力建设一支强大的官僚机器，以积极应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挑战。但是，当他极力强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以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抗衡的时候，由于他否认了商品生产与计划性的相容性，因此，他不得不极力夸大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进而强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计划性特征；而当他极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时候，恰恰培养了一大批官僚资产阶级，使得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官僚主义机器。

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以“计划”规制“无序”的理论所遵循的是“人创造历史”的人道主义观点，而通过强调人的能动性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正体现了资本主义“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的相通性；斯大林偏向的哲学根源就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这种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为“经济主义／人道主义”的对子。因此，对于斯大林偏向的哲学根源的批判根本上是对这种结合方式的批判。

在阿尔都塞看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就是经济主义的：“资本家是从商品关系的观点，从能够让他剥削工人的劳动力这种很特殊的商品的物质条件（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而经济主义必要的“掩饰”、“托词”和“面子”，就是人道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就是说，“思想在资产阶级法律和对资产阶级法律运行绝对不可少的法律意识形态的这些范畴里，在人的自由里找到了自己的基础。”显然，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剥削方式，正是经济主义／人道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现实基础。

那么，将这个对子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即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结合，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形式？阿尔都塞认为：“经济主义／人道主义这个对子在传入马克思主义之后，形式并没有真正改变，即使它不得不在措辞上做一些改变，人道主义依然是人道主义：它采用社会民主党的调子，即不是提出阶级斗争和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来消灭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提出包围人权、自由和正义、甚至个人与完整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问题；经济主义依然是经济主义：例如，颂扬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化、科技革命、生产率等等的时候。”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对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保持沉默，那是为了颂扬生产力与人的自由，那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需要这种沉默，这种沉默能够表达资产阶级观点的经济主义／人道主义在帮助保证生产关系、使得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的同时，掩饰生产关系。”但是，如果工人政党在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之后自己对于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保持沉默，即同时既颂扬生产力又颂扬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除非这只是说说而已，如果真的把它作为一条首尾一贯的政治路线和时间，那么，这种资产阶级观点是一种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本身内部威胁或者甚至压倒无产阶级观点的污染。”

在阿尔都塞看来，斯大林偏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历史的连续性。简单地说，“斯大林偏向就是第二国际死后报复的一种形式，即第二国际的主要倾向的复活。这种倾向基本上就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倾向。”而之所以如此，正是根源于阶级斗争双方的“拉锯战”：“因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独一无二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的独一无二的阶级斗争（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死后的报复或者复活这些情况的可能性，就是建立在这种连续性的基础上。”

虽然阿尔都塞对于斯大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偏向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但是他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评却又有很大的差别。这体现了阿尔都塞“把事物恰如其分地拿捏住”的基本态度。他认为“不能把斯大林归结到我们把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那种偏向；对他从三十年代起开始宰制的第三国际甚至更不能这样做。”当托洛茨基以“不断革命论”与“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批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官僚主义弊病，阿尔都塞却部分地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他有他的历史功绩。他懂得必须抛弃‘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的神奇想法，反过来在一个国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把这个社会主义当作世界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最后防线全力捍卫，必须把他建成能够抵御帝国主义保卫的不可攻克的堡垒；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配以重工业。正是这一重工业造出了斯大林格勒的坦克，为苏联人民奋力从纳粹主义下解放世界的英勇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们的历史也是按那个方向走过来的。尽管这段历史要对无数的扭曲、丑化和悲剧负责，但是必须记住，数百万共产党人即使斯大林是以教条的方式来教导他们，他们也还是知道在那里有列宁主义的原则。”

四、结  语

“阶级斗争”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由于扩大化而蒙上了恶名，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观点，“阶级斗争”的理论价值不能因为某些政治运动的滥用而丧失其生命力。然而，有些人在纠正这一失误时不但把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条件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否定了，而且还把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夺取政权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做法也否定掉了；不但把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否定掉了，而且把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也否定掉了；不但把阶级斗争否定掉了，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本身都彻底否定了。这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同阶级斗争学说是不可分割的。从某种意义说，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态度是判别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阿尔都塞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了斯大林偏向的内在困境与理论误区、哲学根源，阐发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特别是他以“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论点，揭示了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类比、将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相类比所造成的理论后果与政治后果，批判了经济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界定了阶级斗争的作用范围，进而拓展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内涵。这对于我们深入探讨阶级斗争理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