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如立宪，其立名较为无疵，质而解之，即同立法。吾国近年以来，朝野之间，知与不知，皆谈立宪。立宪既同立法，则自五帝三王至于今日，骤听其说，一若从无有法，必待往欧美考察而归，然后为有法度也者，此虽五尺之童，皆知其言之谬妄矣。是知立宪、宪法诸名词，其所谓法者，别有所指。新学家之意，其法乃吾国所旧无，而为西人道国之制，吾今学步取而立之。然究竟此法，吾国旧日为无为有，或古用而今废，或名异而实同，凡此皆待讨论思辨而后可决。故其名为立宪，而不能再加分别者，以词穷也。
　　

宪法西文曰constitution，此为悬意名物字，由云谓字cons—titute而来。其义本为建立合成之事，故不独国家可以言之，即一切动植物体，乃至局社官司，凡有体段形干可言者，皆有constitution。今译文宪法二字，可用于国家之法制，至于官司局社尚可用之，独至人身草木，言其形干，必不能犹称宪法。以此推勘，即见原译此名，不为精审。译事之难，即在此等。但其名自输入以来，流传已广，且屡见朝廷诏书，殆无由改，只得沿而用之。异日于他处遇此等字，再行别译新名而已。
　　
　　 以上所言，乃推敲宪法二字名义。今将论宪法实事，自不得不从原头说起。案西国分析治制之书，最古者莫如雅理斯多德。其分世界治体，约举三科：一曰独治；二曰贤政；二曰民主。至孟德斯鸠《法意》出，则又分为三：一曰民主；二曰独治；三曰专制。而置贤政，不为另立。雅理氏之为分，专以操治权之人数立别，自系无关要旨，是以后贤多弃其说。孟氏之分，不嫥嫥于人数，而兼察精神形制之殊，较雅理氏为得理。其二三两制，皆以一君托于国民之上，其形制固同，而精神大异。盖专制自孟氏之意言之，直是国无常法，惟元首所欲为，一切凭其喜怒；至于独治，乃有一王之法，不得悉由己意。此在吾国约略分之，则为无道有道。此独治与专制之大殊也。至于孟氏之民主，亦与雅理氏民主不同。雅理氏之民主，以一国之平民，同执政权，以时与议者也。孟氏之民主，有少数多数之分。少数当国，即雅理氏之贤政；多数当国，即雅理氏之民主。而二者为有法之治则同。自孟氏言，民主精神高于独治。民主之精神在德，独治之精神在礼，专制之精神在刑。故前二制同为有道之治，而专制则为无道。所谓道非他，有法度而已。专制非无法度也，虽有法度，其君超于法外，民由而己不必由也。
　　
　　 则由是立宪之说始滥觞矣。民主、独治二制，虽执政人数多少不同，而皆有上下同守共由之法，如此者谓之立宪政府。其所守所由，荦荦大经，必不可畔者，斯为宪法，惟专制无之。诸君须知生当今世，政治一学，最为纠纷。言政治者，不可但举其名，且须详求其实，乃得言下了然。即如立宪一言，本有深浅精粗之异，自其粗者、浅者、普通者而言之，则天下古今真实专制之国，本不多有。而吾国自唐虞三代以来，人主岂尽自由？历代法律，岂尽凭其喜怒？且至本朝祖宗家法，尤为隆重。蚤朝晏罢，名为至尊，谓之最不自由之人可也。夫如是言，则吾国本来其为立宪之国久矣，即《法意》所称之独治，西语所谓蒙纳基是也。夫使中国既为立宪，则今日朝野纷纷，传言五大臣之所考查，明诏所云预备，若必期于久道而后化成者。其所黾勉求立之宪，果何宪耶？可知今日吾人所谓立宪，并非泛言法典，亦非如《法意》中所云，有法为君民上下共守而已。其所谓立宪者，乃自共深者、精者、特别者而言之，乃将采欧美文明诸邦所现行立国之法制，以为吾政界之改良。故今日立宪云者，无异云以英、法、德、意之政体，变中国之政体。然而此数国之政体，其所以成于今日之形式精神，非一朝一夕之事。专归其功于天运，固不可，专归于人治，亦不可；天人交济，各成专规且须略言其变迁，于其制乃得明也。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即如专制，其为政家诟厉久矣。然亦问专此制者为何等人？其所以专之者，心乎国与民乎？抑心乎己与子孙乎？心夫国民，普鲁士之伏烈大力尝行之矣。心夫己与子孙，中国之秦政、隋广尝行之矣。此今人所以有开明专制最利中国之论也。且立宪之形式精神，亦有分殊差等。姑无论异国之不同，如法、美同民主，英、德、奥、意同独治，具[俱]不可同而论之，无殊鸡鹜之异体。诸君他日治其历史，当能自见。即以一国之前后言，如英伦为欧洲立宪模范之国，二百年以往，其权在国王；百年以往，其权在贵族；五十年以往，其权在富人；直至于今，始渐有民权之实。是故觇国程度而言，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实。夫苟以名，则试问古之罗马，今之瑞士、威匿思，北美合众与墨西哥，此五者皆民主国，而岂有几微相似之处？称为民主，不过言其中主治之家，非一姓之世及，即异观同，如是而已。
　　
　　 卢梭之为《民约论》也，其全书宗旨，实本于英之洛克，而取材于郝伯思。洛克于英人逐主之秋，着《民政论》，郝氏着《来比阿丹》，二者皆西籍言治之先河也。然自吾辈观之，则卢梭书中无弃［①］之言，皆吾国孟子所已发。问古今之倡民权者，有重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二语者乎？殆无有也。卢谓治国务明主权之谁属，而政府者，主权用事之机关也。主权所以出治，而通国之民，自其全体?合而言之，为主权之真主；自其个人一一而言之，则处受治之地位。同是民也，合则为君，分则为臣，此政家所以有国民自治之名词也。政府者，立于二者之中，而为承宣之枢纽，主权立法，而政府奉而行之，是为行法。又有司法者焉，以纠察裁判，其于法之离合用此。外对于邻敌，为独立之民群，此全体之自由也；内对于法律，为平等之民庶，此政令之自由也。居政府而执政者，谓之君王，谓之官吏，使一切之权集一人之藐躬，而群下之权由之而后有者，如是谓之独治，谓之君主之国。若出治者居少数，受治者居多数，此制善，谓之贤政之治，以贤治不肖者也。不善，名曰贵族之治，以贵治贱者也。又使多数之民合而出治，如是者，谓之民主。虽然，卢梭之所谓民主者，直接而操议政之权，非举人代议之制。故其言又曰：民主之制，利用小国，犹君主之制，利用大邦，是故有公例焉，曰：至尊出治之人数与受治人数之多寡为反比例。由卢梭之说言之，吾国向者以四万万而戴一君，正其宜耳。然而卢梭又曰：尚有他因果，宜察立制之道，不可以一例概也。
　　
　　 代议之制，其详具《社会通诠》中。国大民众，而行宪法，代议所不能不用者也。顾卢梭氏则不甚喜此法，故尝谓英民自由为虚语，除六七年一次更举议员之时，其余时皆伏于他人权力之下。真民主制，人人自操立法之权，不由代议；然又谓其制过高，非寻常国民程度所可及。盖不用代议，必幅员褊小，户口无多，民人大抵相识，而风俗敦厚简易，开口见心，民之地望财产相若，而不足以相凌驾者而后能之。其论独治之制，所必逊于民主者，以民主之国，民略平等，威惕利疚之意较微，当其合词举人以当行法，常取正士哲人以为愉快；至于大君在上，往往谗谄面谀之众，骄伪倾巧之夫，易邀宠眷，而邦国之事，乃以荒矣。故曰：独任之易于失贤，犹众举之易于察不肖，此两制优劣之大凡也。至少数治众，其类有三：一以武力相雄长也；二以令德而被公推也；三以世封而役其众也。第一为草昧时代有之。第二最美，斯为贤政。第三最劣，其腐败虐民，往往而是。观于《汉书》诸王之传，可以见矣。政治目的，万语千言，要不外求贤事国。立宪宗旨，亦犹是耳，无甚深难明之义也。
　　
　　 言宪法制度之大体，诸公欲知其源流本末，求之《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二书，十可得八九。今夕匆匆，恐不能细言。其大较，则一须知国中三权之异。三权者，前已及之，立法权，行法权，司法权也。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抵不分而合为一。至孟德斯鸠《法意》书出，始有分立之谈，为各国所谨守，以为稍混则压力大行，民无息肩之所。顾考之实事，亦不尽然。如英国今日之行法权，乃以首相为代表，而各部院地方辅之，通为一曹，由于一党。然宰相实亦领袖，议院立法之权有所更革厘定，宰相发其端，而议院可否之。大议而否，是为寡助，寡助之相，即行告退，而新相乃入而组织新政府矣。
　　
　　 立法权，以法典言，凡遇有所议立，贵族平民两院，分执议权，议定而国王可否之者也。故论者谓英立法权鼎足而立，缺一不可。虽然，至于今日，则英立法之权，因缘事变，已为下议院所独操。凡事之经下院议定者，上院虽有此权，未尝议驳，犹国主之权，虽可准驳，而亦悉可无否，此已习为故常，殆难变易；易之，将有革命之忧。故立法权自英制言，实总于下议院，其国民权之重，可想见矣。
　　
　　 自国主下至于百执事，皆行法权也。英制宰相独重，大抵国民举议员，而议员举宰相，由宰相而用内外百执事，是为政府。是非有议院大众所崇拜推服之党魁，其人不得为宰相也。虽然，院中之员七百余人，不尽由于一党。常有反对之员，与为对待，即以稽察现行政府之举措。宰相有一建白，而为议众多数所不赞成者，则有两种办法：一是奉身而退，让反对者更举彼党之魁，立新政府，此常法也；一是请国主之命，解散现有议院，使国民更举新员，用以更议所建白者，此不常用之法也。盖宰相欲行第二法，须深知通国意向，与院中议众之旨已有不合而后可；不然，则新集之众，依然与之反对，只自辱耳，无所益也。
　　
　　 至于司法之权，立宪所与旧制异者，立宪之法司，谓之无上法廷。裁断曲直，从不受行法权之牵掣，一也。罪有公私之分，公罪如扰害治安，杀人放火，此归孤理密律，国家不待人告发，可以径问；私罪如负债、占产、财利交涉，此归司域尔律，原告兴讼，理官为之持平裁判，二也。讼者两曹可以各雇知律者为之辩护，而断狱之廷又有助理陪审之人，以可否法官之所裁判者，而后定谳。故西国之狱，绝少冤滥，而法官无得贿鬻狱枉法之事。讯鞠之时，又无用于刑讯。此立宪司法之制，所以为不可及，而吾国所不可不学者，此其最矣。
　　
　　 立宪治体，所谓三权之异，具如此。顾所言者，乃英国之制，演成最早，而为诸国之所师。至于法、美诸国，所谓民主立宪，德、义诸国，所谓君主立宪，皆有异同，不尽相合。诸公他日治学，自然一一及之，非今夕所能罄尽。但以上所言，犹是立宪之体式。至于其用，则以代表、从众、分党三物，经纬其间，其制乃行。夫此三者之利弊短长，政家论之审矣。顾法穷于此，舍之则宪法不行。即如朋党，本吾国古人之所恶，而君上尤恨之，乃西人则赖此而后成政。且宪法英之所以为最优者，因其国中只有两党，浑而言之，则一主守旧，一主开新。他国则不尽然，有主张民主、王制、社会诸派，宗旨既异，门户遂分，而国论亦淆而难定，此其所以不及英也。
　　
　　 诸公勿视立宪为甚高难行之制。笃而论之，其制无论大小社会，随地可行；行之而善，皆可以收群力群策之效，且有以泯人心之不平。今欲诸公深明此制，则请以本安徽高等学堂为喻。今此校立有年矣，其中有监督，有教、斋、庶三长，有管理者，有教导者，中聚学生二百余人，有本籍、有客籍。此下尚有听差，厨役人等合成团体，以共为此教育之一事，故曰此亦一社会也。是一社会，则必有制度机关，而后可以存立，其制度机关奈何？则现行章程规则所云云是已。虽然，是现行之规则，为何等制欤？曰：其制非他，专制之制也。何以知其为专制耶？曰：学生人员在受治之位，章程非学生所议立。先有立者，而全校受之。监督意有所欲为，则随时可以酌改颁行，以求全校之公益，非以利己私，故虽专制，犹得为开明之专制，则如此校是已。假今后本校日益发达，学生人数日多，且人人皆有学费，而欲改为民主立宪，则其事将何如？曰：此无难。学生人数既多，不得尽合而议也，则人人有选举代议员之资格；丁役人等，无选举代议员之资格也。且本籍客籍权利不同，各成一众，以举议员，分为两厅，此则犹外国之有两议院矣。英国有两议院，其初亦非定制。英有二，大陆诸国有三，而瑞典则有四，僧侣也，世爵也，城邑也，乡农也。民之品流难合，则其议众辄分，英之为二，亦偶然耳，非定制也。议众既立之后，则公举管理全校之监督，为之年限以任之。所以为之年限，恐所举而悮，权难猝收，故为之期限焉。使其势之有所终极也。监督既立，则用其所知者，以为教习管理诸员，而厘定一切治校之规则章程。每有所立，则付之两厅而公议之。其许可者，即垂为法。方监督之为大家拥戴也，则有所置立，大众将莫不赞成矣。使其反此，则凡所欲为，众将反对。若循英制，监督即同宰相，势须退避，以让他贤为新监督。自监督二长以下，则皆此校行法之权，而诸生所设之两议厅，则立法权之地，独有司法一权，尚未议及。今设以本校之监学官，为司法权，则学生有过，果否与章程违背，量其轻重，分别记过行罚，皆监学官之事。监学裁判之后，移其谳语于斋务长而行之。何则？斋务长乃行法之权故也。此为吾辈学堂之立宪，言其大略，如是而已。有何甚高难行之有哉!
　　
　　 君国自三古以来，所用者为有法之专制，县官以一体而兼三权，故法制有分部、分官而无分柄。设庶职资选举，以招天下之人才，即以此为与民公治之具，其法制本为至密。言其所短，则其有待于君者过重，其有待于民者过轻。假使吾国世世皆有贤圣之君，其利用可谓无匹，而无如其不能也。是故民才以莫之用而日短。国事以莫或恤而日隳。自海禁既开，持此以与彼族群扶之国相遇，日形其短，无怪其然。乃今幡然而议立宪，思有以挽国运于衰颓，此岂非黄人之幸福!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明矣。且仆闻之，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动千百年而后有，奈之何弃其所故有，而昧昧于来者之不可知耶!是故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者，教育之大责，此则仆与同学诸子所宜共勉者矣。
　　
　　注释：
　　
　　*据严群先生所藏抄本。抄本封面题：《严几道先生宪法大义演说》，封里题“光绪丙午十一月。”正文标题下注“十一月初二晚为安徽高等学堂演说。”知本文为作者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所作的演说稿。
　　①原抄本“弃”字旁加一问号，今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