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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06-19 08:14:32点击：0次
郭忠华译
安东尼·吉登斯
编者按：2007年12月1-3日，应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邀请，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勋爵携夫人出席由中山大学主办的“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并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人士和中山大学师生做数场学术演讲。“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为其中的第二场演讲，反映了吉登斯对于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本刊现刊登该演讲文本，以飨读者。
摘 要：第三条道路是适应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需要而兴起的一种政治新思维，它超越传统左与右的政治分野，既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又主张政府应当扮演积极的角色。全球通讯系统、全球市场经济和反思性是形塑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三股重要力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福利建设、教育投资和环境保护是国家迈向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致力于解决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问题，第三条道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福利国家；全球化
一种激进政治的思想，一种首次出现于欧洲并且随后在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正深刻塑造着这个世界的政治景观，这种思想同时也与中国的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意指形成一种与我们时代相关、与当代形势相连的政治思维。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如何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这种变化尤其在过去20多年里变得明显——维护左派的价值：增强社会凝聚、促进社会整合、保护弱者、限制不平等以及积极定位政府的角色等。
要更好地理解“第三条道路”，我们需要把它与二战后西方国家的主导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首先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它与共产主义并不存在多大的区别，因为它们一脉相承。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国家应该作为经济的代言人，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第一条道路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本人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在西方却被应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他提出，国家可以通过对未来的计划来控制国民经济，在创造一个就业充分、正义社会的过程中，指令性计划将充当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类似的是苏维埃共产主义，不过在东欧和苏联，后者显得更加强大和集权，除此之外，不存在太大的差异。
第二条道路建立在市场哲学的基础之上，它的出现标志着政治思维的转变。以英国为例，在撒切尔夫人看来，竞争性市场是经济繁荣的动力，最好的社会模式就是使社会尽可能像市场那样运作，在能引进市场的地方就尽力引进市场。因此，这条道路存在着强烈抵制国家的倾向。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主张要建立“小政府”，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留给市场、留给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市场应该尽可能从国家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总的来说，对国家的敌意和对市场的信念代替了对国家的期望和信念。这就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随后得到发展的第二阶段政治思维。
现在，人们开始寻找第三条可能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这不同于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当然，不可否认，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思维曾使英国经济的发展面貌一新，而且有竞争力的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也的确非常重要，但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一味强调市场主导的政治哲学所带来的弊端。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除新西兰之外，英国的不平等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当然，中国当前也面临着这种问题？ ？部分地区有着令人吃惊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同时，巨大的地区差异和经济增长不平衡也赫然耸现。在英国，第二条道路的遗产就是公共机构减少、公共服务下降、福利体系孱弱，没有足够的钱投入到医疗和教育中去。第三条道路是要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再回到传统对国家的崇拜、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中去。第三条道路认为既需要有竞争力的市场，又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需要有活跃积极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找到平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并且避免因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就是如何在一个发生了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时代创造一个繁荣、得体(decent)的社会，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变化，变化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必须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在这个充满诸多新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世界里保持社会凝聚力。在我看来，也存在着理解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在这种新的全球市场社会，如何创造一个既能保持充分竞争，又能保持身份认同、社会凝聚、人性关怀、相互信赖的无国界社会。
我们时代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难，但是，我们却非常难以应对这些变化。
在我看来，改变我们世界的至少有三大变化：
第一，全球化的影响。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我把它称作全球时代。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全球时代和全球化过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创造相互依赖的力量，全球时代则指一种新的制度( institution)，在这种制度中，全球化力量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活与世界不断出现的诸多事件和变革联系在一起。全球时代的生活迥异于以往的生活。在我看来，全球竞争性市场尽管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但决不是惟一和最主要的一面。其实，通讯才是全球时代的最主要方面，即时性电子通讯技术既把世界拉拢在一起，也使世界变得更加疏离化。这就是全球化对于我们的含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全球化呢？扩展其积极的一面，减少其消极的一面，这既是科学家也是所有政治活动家所面临的任务，同时还应考虑如何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既使人们空前凝聚又使人类分外疏离的各种力量。因为全球时代尚不是一个全球统一的时代，而是充满了新的分化和矛盾的时代。比如，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化、宗教分裂、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全球化世界是一个我们既共同而又不同的世界，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努力控制自己创造的世界。
第二，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而根本的变化。我是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加具有竞争性的经济环境中，我们经济生活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要理解这点很简单，让我们看看我所生活的欧洲过去3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30年前的英国，有45%的人口从事农业和制造业， 45%的人口从事手工业，他们都是手工劳动者。但到2008年，只有14%的人口在从事着农业或者制造业，经济结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这意味着大约有85%的人口不再从事以前的劳动，而是从事以知识和服务为基础的工作，他们是非物质经济的生产者，西方经济正变得越来越非物质化。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经济学家、中国经济研究专家丹尼尔·柯尔(DanielQuah)提出了“无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概念，即认为全球经济建立在信息交换而非实物贸易的基础上。他可能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迅速扩张的大国，一个正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大国。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正确，但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趋势同样地发生在这个国度，这种趋势业已影响了中国的经济。造成西方国家制造业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制造业东移到了亚洲，而是因为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技术变革摧毁了制造行业的工作。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它也愈将不得不在全球知识-服务型经济中谋求一席之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不仅仅集中于制造业。制造业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下降，而且将持续下降。当前，纵观世界经济的构成，全球GDP中有68%是由服务业而不是商品制造业构成的。换句话说，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以信息和服务作为驱动力。在未来10年，这一比例还有望提高到75%。因此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以服务和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社会。比如，教育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教育是知识和服务型经济的基础。
第三，当今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变很难描述，请原谅我用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来加以表达——“反思性”(reflexivity)。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反思性”的时代。反思性是各种信息持续不断地流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传统和风俗越来越被消解，各种蜂拥而至的信息成为决定我们身份和我们该做什么事情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大量的相关信息，而不仅仅是政府。原则上说，任何人都可以从相关的数据库里轻易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被迫对我们自身的生活进行反思，并且不断根据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活。这种情况造成了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的改变。个人认同是我们自己创造和必须拥有的东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经由过去来形塑，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必须决定你是谁，这是你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因特网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反思性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持。网络没有创造反思性，但是反思性需要网络。很明显，我们都知道，任何人只要打开电脑或者其他电子设备，就能随时获得任何相关的信息。反思性社会改变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公民自身。在一个越来越具有反思性的信息社会，人们更愿意也更能够与其他社会体系和政府领导者保持一种开放的关系。如果你问，为什么会出现世界民主化的进程？为什么苏联会解体？那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传统的组织运行方式不再能够应对现在这种更加瞬息万变、灵活开放和充满反思性的全球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商业结构在过去20年间会发生极大改变的原因，商业组织曾经有着清晰的权力结构和官僚制的层级体系。现在，成功的商业组织必须是开放的、灵活的、扁平的和高度反思性的，这是它们在全球反思性环境中克敌制胜的法宝，所有取得成功的公司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重组的。当然，它们也影响了政府结构的重组，因为政府需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公民敞开自己。
它们是三种巨大而可怕的变化，如果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繁荣与正义并存、市场与团结并存、经济蓬勃发展与社会良序运作共存的社会，那我们就必须对它们做出回应。我们应当如何做出回应呢？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以欧洲为例，当然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也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在欧盟以及想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某些国家开展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项目。我们尝试发现，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角度衡量，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做得非常成功，有些国家则做得不那么成功。我们发现，在过去10-15年里，欧洲有些国家做得不那么成功，它们包括欧洲乃至世界的一些主要经济体，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衡量，它们在过去10-15年间都没有很好地适应上述变化。福利国家在那些国家变得难以为继和不可预测。与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你会发现有些比它们做得更加成功，这些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芬兰、挪威、丹麦、冰岛和瑞典等，当然也包括英国、西班牙、荷兰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在内。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是何种因素造成了成功国家与不成功国家之间的差异？为什么成功国家能够做到经济与社会同时发展？在这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真正称得上是楷模。
与中国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国家，它们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们都是向世界经济开放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国、荷兰、西班牙以及其他几个国家都实行开放型经济，它们没有试图从全球市场的影响中退缩。相比之下，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与更广泛世界的关系则相对更加保守。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开放自己经济的同时，也对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福利体系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它们有着较高水平的岗位创造率，劳动力就业水平超过了70%。同时，它们还有着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较低程度的社会不平等。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那就是改革！它们都是一些锐意改革的国家。欧洲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中国还没建立起完善的福利制度，但在德国、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早已建立了发达的福利制度。随着我前面描述的全球化和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适用的做法现在变得不再适用了。因此，那些没有进行成功改革的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衡量——都成为欧洲未来发展的基本教训。竞争性市场经济并不就是凝聚型社会和保护型社会的反面，它们甚至是前者的条件。情况并不像撒切尔夫人所想像的那样，其实正好与她所认为的相反。在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型社会可以与高度凝聚型社会并存。如果你也锐意改革，在较贫穷的国家，如果也准备引进先进而不是传统的福利措施，成功国家的做法就是改革养老金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开放的市场使人们可以更容易更换工作，但同时，它们也能够在频繁的工作更替中保护劳动者。现代知识和服务型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高水平的工作更替。现在每年约有20%的工作要么被竞争所摧毁，要么被技术革新所破坏，但这种现象却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基础。
其次，所有成功的国家都重视教育方面的投资。教育在知识型社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对于更加广泛的公民身份来说，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当出现失业的时候，只是通过给予金钱来实现失业保障已不再行得通了，而是必须为他们提供培训或者再教育，使他们实现再就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成功也在于此。它们非常重视教育投资，使人们在某种工作遭到破坏和需要新工作的时候能够成功实现转移。这些国家提高了教育的水平，提早了入学的年龄，从四五岁就开始入学而不是六岁。它们还对大学也进行了改革，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大学的入学率也显得非常高。同时，它们还加大了对信息技术和发展研究的投资。与更为传统的国家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要高两倍。比如芬兰，其信息技术普及水平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高。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对于这些国家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它们还把针对老年人的福利转移到年轻人身上。在欧洲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资金用在了老年人的养老金上，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但即使没有工作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些国家把对老年人的投资转移到儿童和年轻人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有经济上的保障，确保他们能够做得更好。这的确是高度反思性社会实现公民身份的一种方式。
最后，这些成功国家都重视对环境的保护。环境气候的变化可能是当下欧洲最主要的讨论热点之一，生态环境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同时也是其他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这些成功的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比如瑞典，确立了到2020年以前实现无油经济(oil free economy)的目标。现在离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已为时不远。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项目，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大部分电能都不是取自石油资源。瑞典成为一个完全无油经济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变燃料的使用方式。我相信，混合燃料型汽车、生态燃料型汽车以及其他代替汽油的方式将使瑞典的目标成为现实。因此这些国家也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先锋，环境保护在这样一个时代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化意味着曾经存在于欧洲的传统福利国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突然发生了转变。在很多国家，比如中国，必须拥有独特的福利系统才能应对经济成功所带来的压力。我们不应该回望传统的福利国家，因为它们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成为明日黄花。在欧洲，福利的定义、福利的供给及其对个人行为方式的影响都已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福利国家形成于凯恩斯主义盛行之时，它认为，国家应当控制经济的大多数方面，并且时刻关心民众的生活和福利。福利国家最早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时候，实质上是一个风险管理系统。传统福利国家的运作方式如下：如果你失业了，国家会为你提供失业保障；如果你生病了，国家会为你提供医疗服务；如果你老了，国家会为你提供养老金；如果你因为生小孩而收入变低了，国家会为你提供抚养孩子的福利。传统福利国家因此主要是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建立在如果社会出现了某种问题和后果就要着力加以解决的基础之上。
在欧洲，成功国家所出现的新的福利制度可不是这样，他们更加注重投资，形成预防型的而不是问题解决型的福利。我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欧洲正在经历从传统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socialinvestment state)的转变。社会投资型国家不同于传统的福利国家，他们实行积极的福利措施和防御性的福利模式。传统福利国家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 illiam Beveridge)发明的。在他看来，福利国家是为防止社会弊病——例如贫困、疾病、文盲等——而设立的一套制度体系。在今天，我认为福利制度需要有更加积极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社会弊病出现以后才消极地应对，我们需要积极防止出现社会弊病，我称它为“积极福利”(positivewelfare)。比如，为了防止文盲的出现，我们可以普及教育；为了形成人们健康的体魄而不是进了医院以后才知道身体的重要，我们可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未雨绸缪”，即不是等到病入膏肓才进行抢救。今天早上，我就看到有人练太极强身健体，道理都是一样。我们必须投资来确保每一个人都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形成应对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积极福利不仅仅要应对工作和就业的问题，而且要培养能够就业的公民，就业的能力比特定时期的工作更加重要，这样能够使公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健康领域的大部分问题都与疾病无关，而是与生活方式有关。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开始建立的时候，要应对的主要疾病是传染病。但到现在，在西方国家，疾病和死亡的原因主要与生活方式有关。例如，大量肥胖人群的出现，在英国，大约有40%的人口过于肥胖，其他如久坐不动的工作群体也大量增加，吸烟人数大量增长，以及很多其他危及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劝说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20年后，英国的医疗体系将会被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其他由于肥胖和不运动而引起的疾病所包围。因此，它们与以往的健康问题不同，并且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在日本，日本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这得益于其饮食起居和喜好运动的生活方式。如今，日本有15%的年轻人处于肥胖状态，在短时期内，这一数字可能上升至25%，与美国持平。是什么对日本人的健康造成了威胁呢？在西方国家，过去二三十年里，人们的生命周期似乎也发生了一些逆转，寿命长的人变得更少了。这里因为，我们的社会给他们造成了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发展更加广泛的福利模式，发展更加积极的福利模式，例如更加积极的保健服务，以此取代传统的福利模式。在欧洲，关于福利和社会政策应如何不仅仅针对使人们免于经济贫困，而且应该朝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福利方向发展，已经存在着大量的讨论。比如，在英国，有些人每天工作很长的时间，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国家加以调节，使人们过上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讨论，相信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这些与中国具有何种关系？在演讲的最后，我想提出三点观察结论。首先，我认为，每个生活在中国和旁观中国的人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部分地区的经济相当繁荣，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不是一种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如果继续纵容这种不平等发展下去，中国将不可能取得类似于日本的发展结果。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引入福利制度，必须着眼于社会保障，必须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农村贫困地区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必须环顾世界，从各种有限的资源中寻找最适合于自己的福利制度。它们必须是先进而非传统的福利制度，中国需要引进的不是那种我们已经证明失效了的福利制度。中国应该高瞻远瞩，参与世界其他地方关于积极福利制度的讨论。其次，尽管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将会相对下降而成为以服务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有着更多的农村人口。西方国家的人口经历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英国在19世纪拥有“世界工厂”的地位，城市工业急剧扩张，最后完全实现了城市化，社会也完成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但中国无法照搬这种经验，因为制造业不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具有巨大的工作产生能力(capacity of job generation)。这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吗？不错，因为它不再能够遵循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但这也是中国所拥有的优势吗？同样不错，因为它可以借此机会登上最先进的发展舞台，中国可以直接形成其他西方国家很难形成的发展模式。
最后，关于环境意识的崛起。气候变化正成为西方国家和越来越多的世界其他国家致力解决的问题，而且气候变化还可能成为未来20年地区或者全球政治的主要议题。在我前面提到的从传统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和环境保护处于重要的地位。因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农村，中国在未来15年尽管不太可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但农村地区如画的风景却堪与它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媲美。比如，在农村，大规模推广生态燃料不仅可行，而且还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对于相对传统的社会来说，这种燃料也相对容易适应。它们当然可以减少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减少对石油或者柴油的依赖。因此，中国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它同样也是一种积极福利的模式。我们知道，没有什么问题会比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重和更加重要。我们也知道，以后将会出现《后京都议定书》，而且中国、印度和西方国家都将参与其中。在我看来，西方国家在解决地区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应该达到在2015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8%的目标，以后几年应该加快朝这一目标迈进。中国和印度的目标可以稍低，但必须加入这一协定。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对世界各国构成了威胁，发展环境政治或者我所谓的生态社会政治已势在必行。为积极解决这些问题，欧洲正在促进传统福利模式的转型，正在建立生态敏感型社会模式或者生态社会模式。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如何避免生态威胁或者危险，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在经济发展机遇和环境威胁并存的背景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为公民带来福利。面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有一种积极的政治。
我愿意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开路先锋，中国目前尽管还不够发达，但某些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已呈现出衰退之势，而且还拒绝参与某些全球协议。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开路先锋的地位，因为这是未来政治的着眼点。关于生活方式，你们也面临了向生活方式政治转变的问题。欧洲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劝说人们改变其生活方式，朝着更加关注环境、更加关注生活中的情感满足转变。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一样，如果你看看汽车的影响，中国也是深受其害的国家之一。记得10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那时候，人们骑着自行车满大街跑，现在却是遍地的汽车。汽车给你们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但它也是阻塞城市、造成污染和社会压力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从汽车中解放出来，尝试保留身边的其他交通方式。因此，很多问题都会出现在正式政治领域并形成新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我想要说的是，尽管每个国家都存在其独特的历史，尽管中国正处于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迥然相异的发展时期，但我们还是应该使自己加入到全球学习的过程中去。如果中国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对未来的环境状况感兴趣，那就应该放眼世界，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我想，欧洲的做法还是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同样，欧洲也应该向世界其他地方学习，以共同创造我们理想的社会。
编者按：2007年12月1-3日，应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邀请，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勋爵携夫人出席由中山大学主办的“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并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人士和中山大学师生做数场学术演讲。“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为其中的第二场演讲，反映了吉登斯对于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本刊现刊登该演讲文本，以飨读者。
摘 要：第三条道路是适应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需要而兴起的一种政治新思维，它超越传统左与右的政治分野，既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又主张政府应当扮演积极的角色。全球通讯系统、全球市场经济和反思性是形塑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三股重要力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福利建设、教育投资和环境保护是国家迈向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致力于解决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问题，第三条道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福利国家；全球化
一种激进政治的思想，一种首次出现于欧洲并且随后在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正深刻塑造着这个世界的政治景观，这种思想同时也与中国的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意指形成一种与我们时代相关、与当代形势相连的政治思维。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如何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这种变化尤其在过去20多年里变得明显——维护左派的价值：增强社会凝聚、促进社会整合、保护弱者、限制不平等以及积极定位政府的角色等。
要更好地理解“第三条道路”，我们需要把它与二战后西方国家的主导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首先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它与共产主义并不存在多大的区别，因为它们一脉相承。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国家应该作为经济的代言人，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第一条道路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本人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在西方却被应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他提出，国家可以通过对未来的计划来控制国民经济，在创造一个就业充分、正义社会的过程中，指令性计划将充当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类似的是苏维埃共产主义，不过在东欧和苏联，后者显得更加强大和集权，除此之外，不存在太大的差异。
第二条道路建立在市场哲学的基础之上，它的出现标志着政治思维的转变。以英国为例，在撒切尔夫人看来，竞争性市场是经济繁荣的动力，最好的社会模式就是使社会尽可能像市场那样运作，在能引进市场的地方就尽力引进市场。因此，这条道路存在着强烈抵制国家的倾向。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主张要建立“小政府”，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留给市场、留给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市场应该尽可能从国家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总的来说，对国家的敌意和对市场的信念代替了对国家的期望和信念。这就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随后得到发展的第二阶段政治思维。
现在，人们开始寻找第三条可能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这不同于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当然，不可否认，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思维曾使英国经济的发展面貌一新，而且有竞争力的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也的确非常重要，但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一味强调市场主导的政治哲学所带来的弊端。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除新西兰之外，英国的不平等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当然，中国当前也面临着这种问题？ ？部分地区有着令人吃惊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同时，巨大的地区差异和经济增长不平衡也赫然耸现。在英国，第二条道路的遗产就是公共机构减少、公共服务下降、福利体系孱弱，没有足够的钱投入到医疗和教育中去。第三条道路是要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再回到传统对国家的崇拜、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中去。第三条道路认为既需要有竞争力的市场，又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需要有活跃积极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找到平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并且避免因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就是如何在一个发生了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时代创造一个繁荣、得体(decent)的社会，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变化，变化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必须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在这个充满诸多新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世界里保持社会凝聚力。在我看来，也存在着理解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在这种新的全球市场社会，如何创造一个既能保持充分竞争，又能保持身份认同、社会凝聚、人性关怀、相互信赖的无国界社会。
我们时代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难，但是，我们却非常难以应对这些变化。
在我看来，改变我们世界的至少有三大变化：
第一，全球化的影响。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我把它称作全球时代。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全球时代和全球化过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创造相互依赖的力量，全球时代则指一种新的制度( institution)，在这种制度中，全球化力量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活与世界不断出现的诸多事件和变革联系在一起。全球时代的生活迥异于以往的生活。在我看来，全球竞争性市场尽管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但决不是惟一和最主要的一面。其实，通讯才是全球时代的最主要方面，即时性电子通讯技术既把世界拉拢在一起，也使世界变得更加疏离化。这就是全球化对于我们的含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全球化呢？扩展其积极的一面，减少其消极的一面，这既是科学家也是所有政治活动家所面临的任务，同时还应考虑如何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既使人们空前凝聚又使人类分外疏离的各种力量。因为全球时代尚不是一个全球统一的时代，而是充满了新的分化和矛盾的时代。比如，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化、宗教分裂、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全球化世界是一个我们既共同而又不同的世界，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努力控制自己创造的世界。
第二，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而根本的变化。我是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加具有竞争性的经济环境中，我们经济生活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要理解这点很简单，让我们看看我所生活的欧洲过去3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30年前的英国，有45%的人口从事农业和制造业， 45%的人口从事手工业，他们都是手工劳动者。但到2008年，只有14%的人口在从事着农业或者制造业，经济结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这意味着大约有85%的人口不再从事以前的劳动，而是从事以知识和服务为基础的工作，他们是非物质经济的生产者，西方经济正变得越来越非物质化。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经济学家、中国经济研究专家丹尼尔·柯尔(DanielQuah)提出了“无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概念，即认为全球经济建立在信息交换而非实物贸易的基础上。他可能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迅速扩张的大国，一个正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大国。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正确，但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趋势同样地发生在这个国度，这种趋势业已影响了中国的经济。造成西方国家制造业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制造业东移到了亚洲，而是因为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技术变革摧毁了制造行业的工作。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它也愈将不得不在全球知识-服务型经济中谋求一席之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不仅仅集中于制造业。制造业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下降，而且将持续下降。当前，纵观世界经济的构成，全球GDP中有68%是由服务业而不是商品制造业构成的。换句话说，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以信息和服务作为驱动力。在未来10年，这一比例还有望提高到75%。因此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以服务和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社会。比如，教育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教育是知识和服务型经济的基础。
第三，当今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变很难描述，请原谅我用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来加以表达——“反思性”(reflexivity)。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反思性”的时代。反思性是各种信息持续不断地流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传统和风俗越来越被消解，各种蜂拥而至的信息成为决定我们身份和我们该做什么事情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大量的相关信息，而不仅仅是政府。原则上说，任何人都可以从相关的数据库里轻易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被迫对我们自身的生活进行反思，并且不断根据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活。这种情况造成了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的改变。个人认同是我们自己创造和必须拥有的东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经由过去来形塑，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必须决定你是谁，这是你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因特网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反思性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持。网络没有创造反思性，但是反思性需要网络。很明显，我们都知道，任何人只要打开电脑或者其他电子设备，就能随时获得任何相关的信息。反思性社会改变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公民自身。在一个越来越具有反思性的信息社会，人们更愿意也更能够与其他社会体系和政府领导者保持一种开放的关系。如果你问，为什么会出现世界民主化的进程？为什么苏联会解体？那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传统的组织运行方式不再能够应对现在这种更加瞬息万变、灵活开放和充满反思性的全球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商业结构在过去20年间会发生极大改变的原因，商业组织曾经有着清晰的权力结构和官僚制的层级体系。现在，成功的商业组织必须是开放的、灵活的、扁平的和高度反思性的，这是它们在全球反思性环境中克敌制胜的法宝，所有取得成功的公司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重组的。当然，它们也影响了政府结构的重组，因为政府需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公民敞开自己。
它们是三种巨大而可怕的变化，如果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繁荣与正义并存、市场与团结并存、经济蓬勃发展与社会良序运作共存的社会，那我们就必须对它们做出回应。我们应当如何做出回应呢？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以欧洲为例，当然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也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在欧盟以及想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某些国家开展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项目。我们尝试发现，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角度衡量，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做得非常成功，有些国家则做得不那么成功。我们发现，在过去10-15年里，欧洲有些国家做得不那么成功，它们包括欧洲乃至世界的一些主要经济体，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衡量，它们在过去10-15年间都没有很好地适应上述变化。福利国家在那些国家变得难以为继和不可预测。与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你会发现有些比它们做得更加成功，这些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芬兰、挪威、丹麦、冰岛和瑞典等，当然也包括英国、西班牙、荷兰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在内。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是何种因素造成了成功国家与不成功国家之间的差异？为什么成功国家能够做到经济与社会同时发展？在这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真正称得上是楷模。
与中国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国家，它们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们都是向世界经济开放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国、荷兰、西班牙以及其他几个国家都实行开放型经济，它们没有试图从全球市场的影响中退缩。相比之下，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与更广泛世界的关系则相对更加保守。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开放自己经济的同时，也对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福利体系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它们有着较高水平的岗位创造率，劳动力就业水平超过了70%。同时，它们还有着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较低程度的社会不平等。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那就是改革！它们都是一些锐意改革的国家。欧洲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中国还没建立起完善的福利制度，但在德国、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早已建立了发达的福利制度。随着我前面描述的全球化和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适用的做法现在变得不再适用了。因此，那些没有进行成功改革的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衡量——都成为欧洲未来发展的基本教训。竞争性市场经济并不就是凝聚型社会和保护型社会的反面，它们甚至是前者的条件。情况并不像撒切尔夫人所想像的那样，其实正好与她所认为的相反。在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型社会可以与高度凝聚型社会并存。如果你也锐意改革，在较贫穷的国家，如果也准备引进先进而不是传统的福利措施，成功国家的做法就是改革养老金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开放的市场使人们可以更容易更换工作，但同时，它们也能够在频繁的工作更替中保护劳动者。现代知识和服务型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高水平的工作更替。现在每年约有20%的工作要么被竞争所摧毁，要么被技术革新所破坏，但这种现象却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基础。
其次，所有成功的国家都重视教育方面的投资。教育在知识型社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对于更加广泛的公民身份来说，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当出现失业的时候，只是通过给予金钱来实现失业保障已不再行得通了，而是必须为他们提供培训或者再教育，使他们实现再就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成功也在于此。它们非常重视教育投资，使人们在某种工作遭到破坏和需要新工作的时候能够成功实现转移。这些国家提高了教育的水平，提早了入学的年龄，从四五岁就开始入学而不是六岁。它们还对大学也进行了改革，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大学的入学率也显得非常高。同时，它们还加大了对信息技术和发展研究的投资。与更为传统的国家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要高两倍。比如芬兰，其信息技术普及水平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高。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对于这些国家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它们还把针对老年人的福利转移到年轻人身上。在欧洲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资金用在了老年人的养老金上，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但即使没有工作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些国家把对老年人的投资转移到儿童和年轻人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有经济上的保障，确保他们能够做得更好。这的确是高度反思性社会实现公民身份的一种方式。
最后，这些成功国家都重视对环境的保护。环境气候的变化可能是当下欧洲最主要的讨论热点之一，生态环境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同时也是其他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这些成功的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比如瑞典，确立了到2020年以前实现无油经济(oil free economy)的目标。现在离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已为时不远。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项目，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大部分电能都不是取自石油资源。瑞典成为一个完全无油经济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变燃料的使用方式。我相信，混合燃料型汽车、生态燃料型汽车以及其他代替汽油的方式将使瑞典的目标成为现实。因此这些国家也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先锋，环境保护在这样一个时代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化意味着曾经存在于欧洲的传统福利国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突然发生了转变。在很多国家，比如中国，必须拥有独特的福利系统才能应对经济成功所带来的压力。我们不应该回望传统的福利国家，因为它们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成为明日黄花。在欧洲，福利的定义、福利的供给及其对个人行为方式的影响都已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福利国家形成于凯恩斯主义盛行之时，它认为，国家应当控制经济的大多数方面，并且时刻关心民众的生活和福利。福利国家最早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时候，实质上是一个风险管理系统。传统福利国家的运作方式如下：如果你失业了，国家会为你提供失业保障；如果你生病了，国家会为你提供医疗服务；如果你老了，国家会为你提供养老金；如果你因为生小孩而收入变低了，国家会为你提供抚养孩子的福利。传统福利国家因此主要是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建立在如果社会出现了某种问题和后果就要着力加以解决的基础之上。
在欧洲，成功国家所出现的新的福利制度可不是这样，他们更加注重投资，形成预防型的而不是问题解决型的福利。我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欧洲正在经历从传统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socialinvestment state)的转变。社会投资型国家不同于传统的福利国家，他们实行积极的福利措施和防御性的福利模式。传统福利国家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 illiam Beveridge)发明的。在他看来，福利国家是为防止社会弊病——例如贫困、疾病、文盲等——而设立的一套制度体系。在今天，我认为福利制度需要有更加积极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社会弊病出现以后才消极地应对，我们需要积极防止出现社会弊病，我称它为“积极福利”(positivewelfare)。比如，为了防止文盲的出现，我们可以普及教育；为了形成人们健康的体魄而不是进了医院以后才知道身体的重要，我们可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未雨绸缪”，即不是等到病入膏肓才进行抢救。今天早上，我就看到有人练太极强身健体，道理都是一样。我们必须投资来确保每一个人都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形成应对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积极福利不仅仅要应对工作和就业的问题，而且要培养能够就业的公民，就业的能力比特定时期的工作更加重要，这样能够使公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健康领域的大部分问题都与疾病无关，而是与生活方式有关。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开始建立的时候，要应对的主要疾病是传染病。但到现在，在西方国家，疾病和死亡的原因主要与生活方式有关。例如，大量肥胖人群的出现，在英国，大约有40%的人口过于肥胖，其他如久坐不动的工作群体也大量增加，吸烟人数大量增长，以及很多其他危及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劝说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20年后，英国的医疗体系将会被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其他由于肥胖和不运动而引起的疾病所包围。因此，它们与以往的健康问题不同，并且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在日本，日本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这得益于其饮食起居和喜好运动的生活方式。如今，日本有15%的年轻人处于肥胖状态，在短时期内，这一数字可能上升至25%，与美国持平。是什么对日本人的健康造成了威胁呢？在西方国家，过去二三十年里，人们的生命周期似乎也发生了一些逆转，寿命长的人变得更少了。这里因为，我们的社会给他们造成了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发展更加广泛的福利模式，发展更加积极的福利模式，例如更加积极的保健服务，以此取代传统的福利模式。在欧洲，关于福利和社会政策应如何不仅仅针对使人们免于经济贫困，而且应该朝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福利方向发展，已经存在着大量的讨论。比如，在英国，有些人每天工作很长的时间，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国家加以调节，使人们过上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讨论，相信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这些与中国具有何种关系？在演讲的最后，我想提出三点观察结论。首先，我认为，每个生活在中国和旁观中国的人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部分地区的经济相当繁荣，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不是一种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如果继续纵容这种不平等发展下去，中国将不可能取得类似于日本的发展结果。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引入福利制度，必须着眼于社会保障，必须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农村贫困地区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必须环顾世界，从各种有限的资源中寻找最适合于自己的福利制度。它们必须是先进而非传统的福利制度，中国需要引进的不是那种我们已经证明失效了的福利制度。中国应该高瞻远瞩，参与世界其他地方关于积极福利制度的讨论。其次，尽管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将会相对下降而成为以服务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有着更多的农村人口。西方国家的人口经历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英国在19世纪拥有“世界工厂”的地位，城市工业急剧扩张，最后完全实现了城市化，社会也完成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但中国无法照搬这种经验，因为制造业不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具有巨大的工作产生能力(capacity of job generation)。这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吗？不错，因为它不再能够遵循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但这也是中国所拥有的优势吗？同样不错，因为它可以借此机会登上最先进的发展舞台，中国可以直接形成其他西方国家很难形成的发展模式。
最后，关于环境意识的崛起。气候变化正成为西方国家和越来越多的世界其他国家致力解决的问题，而且气候变化还可能成为未来20年地区或者全球政治的主要议题。在我前面提到的从传统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和环境保护处于重要的地位。因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农村，中国在未来15年尽管不太可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但农村地区如画的风景却堪与它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媲美。比如，在农村，大规模推广生态燃料不仅可行，而且还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对于相对传统的社会来说，这种燃料也相对容易适应。它们当然可以减少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减少对石油或者柴油的依赖。因此，中国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它同样也是一种积极福利的模式。我们知道，没有什么问题会比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重和更加重要。我们也知道，以后将会出现《后京都议定书》，而且中国、印度和西方国家都将参与其中。在我看来，西方国家在解决地区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应该达到在2015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8%的目标，以后几年应该加快朝这一目标迈进。中国和印度的目标可以稍低，但必须加入这一协定。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对世界各国构成了威胁，发展环境政治或者我所谓的生态社会政治已势在必行。为积极解决这些问题，欧洲正在促进传统福利模式的转型，正在建立生态敏感型社会模式或者生态社会模式。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如何避免生态威胁或者危险，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在经济发展机遇和环境威胁并存的背景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为公民带来福利。面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有一种积极的政治。
我愿意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开路先锋，中国目前尽管还不够发达，但某些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已呈现出衰退之势，而且还拒绝参与某些全球协议。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开路先锋的地位，因为这是未来政治的着眼点。关于生活方式，你们也面临了向生活方式政治转变的问题。欧洲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劝说人们改变其生活方式，朝着更加关注环境、更加关注生活中的情感满足转变。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一样，如果你看看汽车的影响，中国也是深受其害的国家之一。记得10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那时候，人们骑着自行车满大街跑，现在却是遍地的汽车。汽车给你们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但它也是阻塞城市、造成污染和社会压力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从汽车中解放出来，尝试保留身边的其他交通方式。因此，很多问题都会出现在正式政治领域并形成新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我想要说的是，尽管每个国家都存在其独特的历史，尽管中国正处于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迥然相异的发展时期，但我们还是应该使自己加入到全球学习的过程中去。如果中国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对未来的环境状况感兴趣，那就应该放眼世界，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我想，欧洲的做法还是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同样，欧洲也应该向世界其他地方学习，以共同创造我们理想的社会。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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