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
                         
    近年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思想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不仅她的部分著作被译成中文，相关研究论文也不断出现。然而，这些研究更多地关注于阿伦特的政治观念本身，例如，阿伦特关于公私领域的区分，她的公民观念和共和理念，她对政治价值的理解，等等[1]。而她对极权主义问题的思考，虽然在一些综述性文章中略有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述，更遑论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事实上，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中独树一帜，她的成名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堪称研究极权主义的必读文本。并且，极权主义现象是阿伦特研究政治理论的契机，阿伦特后来的诸多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结果。英国学者加诺芬（Margaret Canovan）指出：“实际上，阿伦特的整个政治思想的论题都是由她对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的反思所设定的。”[2]探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极权主义本身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我们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其政治思想关键的一环。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概念辨析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有别于全能主义（totalism）[3]，更与绝对主义（absolutism）[4]、专制主义（despotism）[5]、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6]相去甚远，就是与法西斯主义[7]也是有所区别的。事实上，正如阿伦特试图表明的那样，极权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有特定的内涵。
                                         
    极权主义一词在西方学界一般用以概括德国纳粹主义、苏维埃共产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其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20年代的墨索里尼，当时它是一个用来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纲领的中性甚至带有褒义的词语。[8]二战以后，这个术语很大程度上在冷战的意义上被使用，从而带有了鲜明的贬义色彩。卡尔·波普尔、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塔尔蒙等人对极权主义均有过专门的解析。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9]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10]。塔尔蒙在其《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区分了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并且明确地揭示了极权主义与广泛的群众参与的内在关联[11]。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对极权主义本质及其起源的深入挖掘和精彩分析。
                         
    根据阿伦特的论述，本文将极权主义的本质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
                            
    阿伦特提醒人们注意，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暴政，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这就是说，极权主义统治者最终也将自己纳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体系和过程中去，不能自已，直至最后的灭亡。极权统治者的行为，不是暴虐，而是野蛮，是人性中罪恶面的肆无忌惮的发挥。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便指出艾希曼犯的不是反犹太罪，而是反人类罪；在她看来，如果将艾希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完全误导甚至掩盖纳粹的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12]极权主义的野蛮本质，体现在力图对人性进行摧毁和改造，恐怖不是其统治的手段，而是其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戏谑地称极权主义政治为“缺乏笑声”[13]的政治。
                         
                            2、极权主义是反制度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
                            
    极权主义者仇恨一切既有的制度，它公开表示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敌意，反对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前提。阿伦特睿智地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是同一过程。事实上，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比较稳固的地方，例如法国，虽然潜藏着许多极权因素，却没有形成极权主义的运动；而在德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完成的国家中，极权主义便有了适宜的土壤；反过来也可以如此说，民族国家的构建，是防止极权主义发生的一剂良药。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敌人”，作为斗争的对象。极权主义从其一开始运行起，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3、极权主义是反功利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
                         
    二战以后，当人们反思极权主义大灾难时，一种观点将其兴起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信条，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所信奉的“利己主义冰水”、“个人主义”淹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脉脉温情，由于每个人都在进行着私下的算计，最终谁也不愿意挺身而出与极权势力进行斗争，乱世之中，但求自保，于是便有了极权主义者的得志。阿伦特不同意这种看法，她指出，“就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特征而言，极权主义运动倒是可以准确地宣称它们是最早的反资产阶级的党派。”[14]极权主义运动能够展开，恰恰不是在于人们过多地进行了功利的考量，而在于人们缺少足够的功利考量。“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15]。再者，对功利的蔑视，不仅对民众来说如此，对极权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阿伦特反复指出，极权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政治中最强有力的心理因素，即私利，无关”[16]。阿伦特指出，在功利主义思潮占主流地位的英美没有发生极权统治，而在功利主义根基不扎实的德国、意大利、苏联，才出现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通过这一方式，它为自己创造了合法性，从而有别于一切老式的专制主义，它把对屠杀的重重顾虑视为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情感，它用意识形态代替人们的功利计算，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同时取消其“功利主义内容”[17]，由此唤起人们对极权主义事业的真诚信念，质言之，极权主义无视功利，蔑视现实。极权主义的反功利本质，导致的后果则是使人的一切行为变得“无法预测”[18]，谁也不知道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极权统治的恐怖正缘于此。
                         
                            4、极权主义是反责任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宿命论。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以一种宿命论取代了个人的道德责任，用历史目的代替个人的良心，人不需要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无须承担人类创造法则甚至把这些法则施加于自然的责任，只需要顺应所谓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积极投身其中。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中的现在的人，在极权主义者看来是十分渺小的，它只不过是一个环节，在此之前是无穷去尽的历史，在此之后，依然是历史的向前发展。由此她发出人文主义的呼喊：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应当抬头挺胸，勇敢地承担起道德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她指出，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是连续的，其间存在一条鸿沟，而作为当下存在的人，必须勇敢地同时与过去和未来两种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斗[19]，这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所在；人应当面对现实，而不是在某种幻想中寻求暂时的安慰。极权主义者宣称发现并掌握了历史规律，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大规模的杀戮，也不过是此种历史规律展现的体现，他们问心无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乃是一项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大而高尚的事业，种族的灭绝，不过是历史进程中必要的最终的解决。
                         
                        二、极权主义的起源：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讨论极权主义的起源时，阿伦特提出了“极权因素”（element of totalitarianism）这一重要概念。这就是说，在没有发生极权主义运动的地方，却可能存在“极权因素”。在阿伦特看来，极权因素并不单单存在于德国等地方，而是植根于现代社会之中。由此，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反思，也就是对现代西方文明进程的反思。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首先论述了反犹主义，接着探讨了帝国主义，在最后一部分才谈到极权主义。她的用意很明确，正是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中，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起源。
                         
                            1、阿伦特论反犹主义
           
    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犹太人问题曾是许多著名思想家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起点，在北美思想界中，这样的人物包括三位左右潮流的犹太裔学者，即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20]、艾里卡·沃格林（Eric Voeglin）及汉娜·阿伦特[21]，而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尤有独到之处。二十世纪的反犹主义，表面上仅仅是犹太人问题，实质上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反犹主义就如一面多棱镜，它折射的乃是整个现代历史尤其是极权主义历史的全部。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在阿伦特看来，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解释，这些不同的方面，最终促成了反犹主义的兴起。
                                               
    阿伦特首先援引托克维尔与伯克对法国革命中贵族何以遭到怨恨的有关分析，指出“当犹太人同样地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22]在阿伦特看来，人们对失去权力或无权的群体的迫害，与权力的本质有关，这就是说，人们愿意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却仇恨无权而有钱的人。剥削和压迫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惟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当犹太人被视为多余人时，他们遭到迫害的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里我们需要考察犹太人本身的群体特性。阿伦特反复强调的是，犹太人本身的群体特性——缺乏政治能力和判断——为其后来的遭遇作了铺垫。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以自己的语言组成的民族，然而，犹太历史也提供了一个族群的独特的景观，“独特，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于十分明确的历史观念，并且有意识地决定要在尘世达到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划，后来却在并未放弃这种观念的情况下，两千年来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结果使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比其他民族更加依赖于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因此犹太人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23]这就是说，犹太人的政治冷漠的传统特性，使得他们处于最易受到攻击的处境。                  
                            
    不过，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分析中，最为核心的还在于民族国家的兴衰与犹太人命运的关系。我们必须从民族国家发展的普遍框架中来考察反犹主义，从犹太人曾经发挥的作用中去寻找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欧洲大陆处于中世纪后期的绝对主义王权时期，那时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展开，然而，由于战争需要，国王常常需要向国外借钱，而一些大的犹太家族便是当时欧洲著名的金融掮客，他们得到各国宫廷提供的保护和重用，作为“宫廷犹太人”为王室财政效命，这一方面源于犹太人似乎天生的经营才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祖国，由此他们不仅是国际间的放贷者，也是某些国际争端的调停者，此种身份确保了犹太人在欧洲国际舞台上游刃有余，犹太人既如此得以生存，也就无意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展开以后，各个国家以民族国家的姿态出现在欧洲政治秩序中，以国家税收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制度取代了旧有的宫廷财政，“随着税务制度的建立，保证了政府财政的稳定收入，这个群体就不能不恐惧它遭到完全灭绝。”[24]此时，犹太人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不仅各国统治者不再需要犹太人，而且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国际政治中有破坏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犹太人也开始得到了解放，解放意味着平等，意味着特殊身份和宫廷庇护的丧失，此时，伴随着人身的解放，犹太人亦加速了同化的过程，日益融入主流社会，年轻一代的犹太人以进入主流社会为自己成功的标志，可见同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的而不单是被迫的。到这个时候，犹太人便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易于受到攻击，他们既失去了原来的保护，更无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伴随着同化进程，他们自己的社会也日益瓦解，而犹太人的金融资本家的身份则更容易被人们想象为不劳而获而遭到敌视，当极权主义开动宣传机器、杀人机器对其进行迫害时，他们便成了首先进攻的对象。 
                           
    除社会学方面的原因之外，犹太人问题还有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当时随着各种泛运动的兴起，在欧洲大陆产生出一种新型的部族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部落民族主义坚持认为本民族被全世界的敌人包围着，在该民族与其他一切民族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别，它宣称本民族是独特的，其他民族无法与之较量。部族主义与泛—运动，宣称本民族是由上帝特选的，这种神学使运动本身具有了锐气。阿伦特指出，宣称自己的民族具有神圣起源，就政治意义而言，实际上是把“各民族都转化为动物种类，所以一个俄罗斯人不同于一个日耳曼人，就象狼不同于狐狸一样。在一个‘神圣民族’居住的世界里，它天生是其他一切弱小族类的统治者，或天生是其他一切更强大的族类的牺牲品。只有动物王国的法则才可能适用于它的政治命运。”[25]他们的这种信仰与犹太人群体立刻发生冲突，因为犹太人也同样宣称他们是上帝的特选者，这样，犹太人便很快被驱赶到了意识形态的中心[26]。实际上，犹太人的组织正是各种泛—运动极力要效仿的一种成功典范，犹太人恰好是一个部族意义的民族的最好的例子[27]。此时，反犹主义成了“一种妒忌的形式”[28]，正如他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与其实际成就无关，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也摆脱了与犹太人具体行为的联系，二者皆来自一种虚构。随着泛—运动的狂热推进，欧洲犹太人的末日开始了，犹太人得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对他们自己的特选说的“最符合逻辑、最厉害的报复之一”。[29]

    要言之，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便每况愈下，然而，如果仅仅在民族国家的制度范围之内，犹太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还是有保障的，因为无论如何，民族国家以基本的人权、自由为基本理念，此时社会只是涌动反犹主义的情绪；而一当民族国家结构衰落之时，犹太人便真正地来到了刑场，被驱赶到一切风暴的中心，反犹主义遂由情绪、思潮变成了实际的对犹太人的肉体的屠杀。
                         
                            2、阿伦特论帝国主义
                         
    在阿伦特看来，帝国主义的产生首先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前，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决策主要是由国家来进行，资产阶级忙于经济事务，“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国家的政体不需要它，另一方面，它自己也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30]。然而，当民族国家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时，资产阶级便试图利用国家来实现经济的目的。此时，商人成了政治人。阿伦特指出：“帝国主义应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31]阿伦特此言似乎是针对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32]这一论断而发。不过，阿伦特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理路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剩余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动因，只是阿伦特比列宁更强调帝国主义的政治意涵[33]。                
                            
    就核心理念而论，帝国主义是一种“为扩张而扩张的运动”[34]，扩张本身就是目的。她指出：“帝国主义的中心政治观念就是将扩张当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标。由于它所意指的既不是暂时掠夺，也不是较长时间的征服后的同化，所以它在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漫长历史上是一个全新的概念。”[35]在经济领域中，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义。经济上多余资本的输出，迫使政府权力发输出。因为帝国主义时代之前十年，出现了急剧增加的骗局、金融丑闻和股票市场的投机，资本的最初输出，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转变为金融投机制度，用佣金利润代替生产利润，这种非理性化的投资，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乃是致命的打击，于是，民族国家被迫将政府权力输出，通过暴力的运用，以确保国外投资的“理性化”[36]。资产阶级坚信，钱最终能生钱，是因为权力作后盾，不是钱生出更多的金钱，而是人生出了更多的金钱。只有无限积聚的权力才能带来无限积聚的资本，权力就是政治的唯一内容，扩张就是唯一目的。与多余资本输出相伴随的，是多余人口的输出。就解决国内大量剩余人口而论，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医治国内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案，甚至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在国内出现。这些多余的人阿伦特称之为“暴民”，他们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民众，而是“由各个阶级被排斥的人组成”[37]。
                         
                            
    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煽动暴民的理论工具，则是种族主义。阿伦特写道：“从政治角度来看，种族不是人类的开端，而是终结；不是各民族的起源，而是衰亡；不是人的自然诞生，而是他非自然的死亡。”[38]

    种族主义以种族代替民族，从一开始就蓄意破坏一切国界，这与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种族主义在欧洲内部有其意识形态生长的基础，在黑色非洲则有实践经验上的依据。阿伦特以非洲布尔人为例，指出“一切种族组织的特点就是无根。”[39]“他们没有力量将现有生活环境，转化为一个文明的世界，他们就只能在自身中发现最高价值。……种族主义……总是紧密联系到轻视劳动、仇视领土界限、普遍的无根心态，以及积极地相信自己是神特选的。”[40]布尔人极力逃避英国人带来的法律，习惯于在没有法律的地方生活，他们对土地本身毫无感情，他们利用黑人奴隶为他们劳动，并把自己设想成高于黑人一等的白人神，他们对种族世界有着由来已久的依赖，他们希望做其他种族的主人，而情愿退回到蛮族部落的水平。布尔人的故事首先表明：“种族主义在被帝国主义当作一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之前，就已在白人和黑人的社会里被用作统治工具了。”[41]当白人来到黑色非洲大陆时，由于人数很少，他们便象布尔人一样，用种族的高贵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同时，只有根据种族这一自然的原则，对土著居民的屠杀才成为一件可以让人心安理得的事而不是犯罪，他们对付这些“自然的”人[42]，正如对付自然灾害一样，可以免受良心上的谴责。另外，布尔人的故事还说明，人类有可能不以经济的动机来生活，社会可以不根据经济原则而根据种族等其他原则来组织。这与极权主义的反功利本质可谓遥相呼应。
                            
    在帝国主义两种最主要的政治统治手段中，种族手段发现于南非，官僚政治手段则发现于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印度。“种族手段即逃避责任，使其中不再存在人性事物，而官僚政治是一种责任的结果，任何人对他的同伴、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都难膺此重任。”[43]官僚政治作为帝国主义的手段，是通过一种传奇来完成的，帝国主义的“屠龙手”式的传奇[44]吸引了英国最优秀的子弟为其殖民事业服务。帝国主义在殖民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人，一是官僚人员，一是特务。帝国主义得垄望蜀，这种事业对他们来讲，就是一场伟大的游戏。游戏本身没有目的，只有个人的生命终止时，游戏才会结束，因此，游戏就成了生命本身。不是为了英国，也不是为了殖民地，不要追究为什么，只要去做，然后死去，这就是帝国主义事业的奥秘。             
                            
    阿伦特进而区分了两种帝国主义，即海外帝国主义和大陆帝国主义，前者类似于古希腊，后者则类似于古罗马。阿伦特指出，就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来说，二者大多分别起因于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这样，大陆帝国主义实际上便以各种泛—运动为直接动力。海外帝国主义虽然具有反民族的倾向，却在殖民的同时给原有的民族国家的旧机制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大陆帝国主义则敌视一切既存的政体，它比海外帝国主义具有更多的反叛性质。海外帝国主义为暴民提供了充足的探险、发财、就业的机会，而大陆帝国主义“除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一场运动以外，提供不出什么东西。”[45]严格说来，大陆帝国主义提供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一种归属感，而这在社会崩溃的当时已经足够了。极权主义政府只需唤起“神圣罗马帝国”或“神圣俄罗斯”的记忆，就能在日尔曼或斯拉夫知识分子中唤起各种各样的迷信。日耳曼化的中欧，俄罗斯化的东欧与南欧，成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征服世界计划的起点。                    
                            
    与海外帝国主义相比，大陆帝国主义更具特点的是它公开地轻视法律和法律机构，统治依靠命令进行，无须证明其正当性，决策缺乏可预见性。并且，二者的关键性区别还在于它们最初的成功和失败都恰恰相反。大陆帝国主义“成功地组织起党派体系之外广大阶层的民众，实现了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的敌视，但总是不能取得扩张的实际成果，而海外帝国主义在它疯狂而成功地迅速吞并越来越多的远方领土时，却在试图改变母国的政治结构方面从未十分成功。”[46]              
                            
    帝国主义及各种泛—运动从外部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稳定，但是，民族国家内部结构的衰落，则肇始于一战结束以后。此时的欧洲支离破碎，在战败国更是如此，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无国籍者（stateless），他们和少数民族一样，没有政府来代表和保护，被迫生活在战后签订的《少数民族条约》的例外法律统治之下，甚至生活在无法律的环境中，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境况，在无政府、无法律的情况下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无国籍者的到来，造成了对民族国家的第一次大破坏，各国政府不得不应对大量的难民。民族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向无国籍者提供法律的保护，遂将他们的全部事情交由警察处理，警察的数量和地位便开始急剧上升，他们还与极权国家的警察保持独立的外交联系，以便在处理难民问题时采取统一行动。其后果则是“实际上造成自由世界同极权主义国家的立法之间的协调。”[47]在一切国家里，最终只有集中营向他们提供生活的场所。
                         
                            
                        无国籍者的遭遇引起了阿伦特对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权观念的反思。她用“人权的终结”来描述极权主义时代的情况。在她看来，法国人权宣言所倡导的人权之问题在于其抽象性。而事实上，抽象的人权不可能存在，离开具体的民族国家的保护，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处于野兽般的自然状态，此时人的权利与动物的权利并无二致。纳粹把无国籍者最终送进集中营而心安理得，在于他们认为迫害的不过是动物，正如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而曾经残酷对待前来游荡的野兽一般。这种对人权的抽象性进行质疑，显然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事实上，阿伦特对伯克的观点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她说：“伯克早就怕自然的‘不可分离的’权利只会确立‘赤裸的野蛮人的权利’，因此会将文明国家贬低到蛮族的地位。”[48]阿伦特遥承伯克，批评了对人权的抽象性理解，试图彰显的道理则是：人权与民族国家、政治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文明政治社会中的事物，人权不是个人生而具有的，人脱离了民族国家，便会成为自然的人，也就走到了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因为文明人迫害自然人，正如文明人屠杀野兽一般，可以不受良心与法的制约。这便为极权主义的问心无愧地迫害无国籍者提供了依据。
                         
                        三、极权主义的实践：极权运动与极权统治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以阶级社会的解体为前提，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只能存在于“无阶级社会”。需要指出的，阿伦特所说的“无阶级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随着阶级最终消亡而出现的“无阶级社会”不同，前者指的是阶级秩序崩溃的社会。一当阶级秩序崩溃，政党制度随即也开始崩溃，人们对原有的诸政党不再抱希望，此时政党背后原先冷漠的人群便转变为一群愤怒的无结构、无组织的人，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群众”。群众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是个褒义词，但在阿伦特那里则是个贬义词。此种群众既不是某个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公民，“群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49]当其他一切政党都认为他们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而放弃他们时，极权政党却将目标定在组织和争取群众之上，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极权主义运动使群众的力量爆发出来。这里的“群众”（mass），不同于阿伦特所说的“暴民”（mob），但二者也有一个唯一的共同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支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50]显然，根据阿伦特的理解，阶级制度对于秩序的维系具有相当的价值，阶级结构合理与否不论，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结构，所以一旦阶级结构崩溃，便会出现严重的后果。阿伦特的分析提示人们：人类从阶级秩序中解放出来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似乎是所有主张人类解放的人都不愿看到的事。
                                          
    极权运动中的群众对自己的福利失去兴趣，而只感兴趣于几十年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相信所效力的乃是一项千载难逢的伟大事业。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死亡都以玩世不恭或厌倦、冷漠的态度去看，“激情地倾向于抽象概念（例如对生命的引导），普遍地嘲弄甚至最明显的常识规律。”[51]作为群众中的个人，其主要特点并不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52]需要注意的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与“政治冷漠”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不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渴望消极自由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由此为极权主义上台提供了机会，她明确写道：“对公共事务无动于衷，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构成充分的原因。”[53]而是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个人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我们再次看到“多余人”的概念在阿伦特思想中的重要性——这样的个人暴露在政府面前，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助他。孤立的个人组成了分子化的社会，这正是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德国纳粹极权诞生于分子化社会，斯大林则通过消灭阶级差别有意识地制造分子化社会，从而完成极权化的过程。前者我们不妨称之为“原生型极权政府”，而后者则可以称之为“构建型极权政府”。极权统治者成功地激起这些群众的完全的忠诚，忠诚使这些原本孤独的个人感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5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同样可以如此说，极权运动实际上为这些孤立的个人找到了一种尊严感；而极权运动也需要尽可能多地将民众组织进它的架构，以便使运动状态永远地持续下去。

    极权主义运动由于存在于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因此它被迫开动宣传机器以对付外部的非极权世界。在极权主义的宣传中，事实遭到了极端的嘲弄，然而这却深受群众的欢迎。因为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正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55]群众渴望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人类历史的万能解释，这种反对常识和现实的态度，根源在于他们在精神上与社会上都是无家可归者，常识对他们来说此时已失去意义。
                  
    极权主义宣传的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在极权主义夺取权力的过程中，组织和宣传相辅相成。极权主义运动创建了前锋组织，清楚地区分了党员和同情者。前锋组织象一堵保护墙一样，将运动成员与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它也是极权世界面对非极权世界的门面。极权主义组织的特点在于“它可以无限地复制，使组织永远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使之经常可以插入新的层级。”[56]在这个组织中，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组织的各个层次都奉行同样的信念：“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57]
                 
    当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极权统治便开始了。然而，极权政府本身即是一个颇具悖论含义的词。极权主义原本是一场无休止的运动，现在却要进入具有静态制度结构的国家；极权主义志在对外扩张，现在却要进入民族主义的体系。实际上，极权政府是极权主义运动与国家的奇怪结合体。执政的极权主义给群众带来“一切都是可能的”幻觉，它以意识形态维系其恐怖统治。阿伦特指出，意识形态（ideology）就词源上来说，其本意是观念的逻辑，极权政府的意识形态，提出对自然与历史力量发展的规律性解释，从而将一切都纳入一个无休止的运动中去，“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58]，它向来渴望的便是运动，运动，再运动，在运动中保证自身的存在。极权恐怖来自于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毫不犹豫地执行自然或历史的法则，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的缓慢进程。当人们完全被扔进自然或历史的过程中去时，社会上便只剩了两种人——杀人者和被杀害者。人们关注的不是个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法则；人不需要思考什么是事实，只要根据意识形态的逻辑推理行事；人本身“是什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将“变成什么”。这样，对人进行改造或肉体的消灭，成为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光荣壮举，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家常便饭，而群众也在这样的进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确立了自己早已丧失的尊严。
              
    不过，此种获得了尊严的人，却也是极为孤独的人。在阿伦特看来，孤独是一切恐怖的共同基础。她指出“孤独”（loneliness）不同于“孤立”（isolation），因为“孤立”之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到生活的一切方面。极权政府在“孤独”的群众的支持下登上权力宝座，进而又通过摧毁政治生活及私人生活，进一步强化个人的“孤独”，从而维持统治[59]。这里，也引出了阿伦特对现代人的生活境况的思考，在她看来，“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入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地逃避。”[60]
                         
                        四、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的基本逻辑
                 
    阿伦特从反犹主义谈起，进而讨论帝国主义，最后进入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层层进逼，将极权主义的起源娓娓道来。读者不免疑惑：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我们不妨进一步概括阿伦特的论证思路，揭示其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在阿伦特看来，在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有着诸多的逻辑上的一致之处。首先，极权主义运动曾采用的种族主义工具，以种族代替民族的观念，不仅肇始于犹太人的“特选”信仰以及由此引起的敌视，在帝国主义分子甚至在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布尔人那里都有体现。其二，极权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天然敌视，来自于犹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暧昧关系，来自于帝国主义分子对民族国家结构的敌视，三者都与民族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极权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便是民族国家的崩溃，阶级秩序的解体，而促成这一结果的，更多的则是帝国主义。其三，极权主义依靠无根基的人们，依靠失去社会联系的群众，在暴民的领导下发起运动，这里所涉及的极权主义分子的“无根基”现象、“无助感”，既适用于犹太人，也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无国籍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失去了民族国家的保护，失去了生存的家园，成了正常社会之外的“多余人”。他们要么成为迫害他人的人，要么受他人迫害，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脱离了政治社会而进入了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战争和杀戮便成了他们之间的游戏规则。其四，极权主义把运动不断地进行下去、运动本身就是目的之信念，来自于帝国主义永无休止的“为扩张而扩张”的一贯信条，与资产阶级“为金钱而金钱”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遥相呼应，极权主义摈弃对功利的考量也与此相关，手段本身变成了目的。其五，极权主义公然蔑视常识，反对事实，以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以制造谎言为能事，这在反犹分子对犹太人以莫须有的锡安长老草案、犹太人阴谋的大肆渲染中已见端倪，不用问犹太人实际做了什么，而是以一种传说代替实际，从而取得反犹的证明；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同样可以看到帝国主义以“屠龙手”等殖民主义传说，为帝国主义的行为进行论证。正如阿伦特所说的那样，极权主义“既不发明、也不创造宣传的主题。这些现成的主题，是由五十年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解体替它准备的。”[61]其六，极权主义宣称已经发现了历史的、自然的法则，由此个人无非是加入这种法则的进程中去，顺应或推动这一伟大的进程，以免被这一历史进程所抛弃，由此他们不再追思“为什么”、“应当怎么做”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不重要，关键是你“变成了什么样”，只要如此去做，行动本身就是一切。这从个人在帝国主义的伟大游戏中的行为和心理也可以看到征兆。此外，极权主义者傲慢地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与帝国主义分子“如果可能，我要吞并所有星球的”的野心也是一脉相承的；而极权主义的政治宣传，也不过是资本主义商业世界广告攻势的政治翻版，正如香皂广告一方面说其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香皂”，另一方面恐吓人如果不用此种香皂会长一身粉刺，并且找不到丈夫，其追求不仅是出卖产品，而在于以权力控制个人的选择香皂牌子的权利，甚至寻找丈夫的权利[62]；甚至极权主义的组织，也不过是美国式的黑社会组织光天化日的公然复制。
                      
    阿伦特继承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对现象和存在的关注，将现象学的方法首次用于政治学研究[63]。这种政治现象学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强调政治现象具有实在意义，关注政治现象本身，关注生动的政治生活与人类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对政治的理解和思考就象“讲故事”和“读故事”一样；第二，这种方法认为思考政治问题，必须以理解的方式进行，在明察政治现象的本质与结构的基础上，把握复杂的政治现象间的内在关联，此点亦颇似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政治现象学的方法在对极权主义起源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阿伦特试图表明的是，极权主义是尽管迄今为止的一种独特的现象，但其核心理念及统治手段都可以找到之前的渊源。
                         
                        五、小结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她所用的资料，不仅限于一般史料，还包括了小说、传说等具有虚构性的文学作品。这与她写作的目的和研究意图有关。显然，她并不是要作一项关于极权主义的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要反思“我们时代的重荷”，探讨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思想和实践的渊源，由此检讨现代社会本身的问题。她所进行的毋宁说是一项政治哲学的反思。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徘徊于历史实践与理想类型之间，这不免使她的部分论断略显理想化；她有意寻求极权主义的本质，而多少忽略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她过于痴迷于政治现象本身，而不免倾向于以逻辑联系代替实际的因果关系。然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智慧之光却是无法遮蔽的。她对反犹主义、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对极权主义本质的揭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的倡导，对功利伦理的首肯，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文明的反思，至今仍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启迪意义。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帝国主义仍然以各种新的面目出现，极权主义因素是否依旧潜藏在现代文明之中呢？极权主义的幽灵是否会再次光顾人类的家园？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不啻是对易于淡忘历史的现代人的再一次提醒。
                         
                          （本文主体部分曾发表于《学海》2004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伟，男，1978年11月生，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指导教师李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