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只能以这位作者来命名的写作方式——曼的写作方式是“终生写作”
□汪丁丁/文《财经》杂志/总192期
例如，1984年，他在《欧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导言性的作品“国家的自发权力：起源、机制、结局”。这一思路可回溯到他1977年发表在《欧洲社会学评论》上的另一篇论文“国家：古代的与现代的”。然后，1986年，他发表了《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中译本近700页），副标题很重要，“一部权力的历史：从开端至1760年”。曼在此指出，权力史与社会史是同一的。
这部作品的第二卷1993年完稿并出版，它的副标题也很重要，“阶级与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2002年，他为这部著作前两卷的中译本写了一篇序言，并告诉我们说，他正在着手写作这部著作的第三卷，将涵盖20世纪和21世纪初叶。他向中国读者保证，他将给我们看的第三卷，是比前两卷更具有全球视野的作品。
曼的名声让我的任何介绍都显得多余。总之，他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社会史教授，专研人类社会中权力的本质。他之所以采取终生写作方式，是因为他试图以某种宏大的理解贯穿人类的全部社会史。这一点，你只需阅读第一卷第一章“作为有组织的权力网络的社会”的前几页便可立即认同。
可是，社会史的资料需要不断更新，而且新的社会史随时间不断生成，所以，曼需要花费毕生时间从事他的写作。幸运的是，至今历史没有否证他的宏大的社会理解框架。这一点，恰好表明他是一位难得的深刻的社会史理论家。
关于曼的这部巨著，已经有很多书评发表。例如，《美国社会学评论》的书评认为，曼的这部巨著直承韦伯《经济与社会》的宏大叙事传统，表现出惊人的广博、罕见的深刻和雄辩的理论。大部分书评相信，自1914年韦伯发表自己的巨著，至1986年曼的第一卷问世，西方学术界有了两座可以相提并论的社会思想里程碑。
对中国读者来说，曼巨著的第一卷确实最重要；不仅如此，第一卷第一章是最重要中之最重要的。我建议，不论如何艰难，你必须读完这一章。否则，你读其余篇章的时候，绝不会认为你在读一部人类社会史，因为它穿插着太丰富的理论话语，而这些理论话语是从第一卷第一章发源的。
例如，曼用来梳理社会史的整体理解框架就来自第一卷第一章。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这两派理论之间，曼建构了他自己的演化社会理论框架，保持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具有的“经济决定论”倾向的批判和对当代韦伯主义者常常具有的“观念决定论”倾向的批判，同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持有的“冲突论”分析视角和韦伯主义者常常持有的“复杂论”分析视角。
这样，在曼的权力视角下，社会权力可能存在四个来源，而且社会权力以符合每一权力来源技术特征的方式对社会加以整合，从而形成异质社会网络之间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最终，人类社会的演化被抽象为这种种关系的发生学原理。
四种可能的权力来源，按照英文名称的第一字母，分别是“I”（意识形态的）、“E”（经济的）、“M”（军事的）、“P”（政治的）。曼没有定义“权力”这一复杂概念，虽然他列举了这一概念的各种学说。根据我的理解，曼在使用“权力”这一语词时，很可能将它想象为“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如政治理论家们所理解的那样，界定一项“权力”，就是经验地考察在这一权力作用范围之内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这一权力的影响。
按照曼对人类社会史的经验研究，意识形态的权力，在许多历史情境内表现为弥散而强烈的影响力。与此差异最大的，是来源于军事的权力的集中而强烈的影响。当强烈程度逐渐减弱但影响的深度逐渐增加时，我们在早期文明史之后的漫长阶段里，发现了来源于经济的权力和来源于政治的权力。
那么，社会演化的动力是怎样发生的呢？曼的看法是，当然还是根据我的理解，由上述四种可能来源的权力加以整合的社会网络，表现为“制度化”的社会——于是有了可观察的“结构”。但制度从来就不是完备的，在制度化网络的边缘和深层，总存在一些裂隙。另一方面，基于不同权力来源的制度化网络之间，也从来不是没有冲突的。这些制度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之间的裂隙。
在这两类裂隙之内生活的人们，因有了创造力而有着追求幸福生活的无限欲望的人们，于是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注意，这里，曼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同一视角下。他相信，正是社会冲突，以及冲突中相对而言生活在裂隙之内的那些弱势群体，正是他们对既存制度的反抗，成为社会演化的动力。■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英）迈克尔曼著，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参见《财经》2007年第16期“本刊8月荐书”。
本文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
本文链接：汪丁丁:曼：社会思想新里程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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