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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03-05 14:02:43点击：0次
叶书亚
一、从北京交通看权力的集中与分流
我要谈到的主题是改革三十年中维权与福音的相关话题，那么我首先主要从观念上做一个回应，莫之许昨天从经验上、策略上已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我就不再多说了。那么，我要谈的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年，谁的三十年？主体是谁？什么尺度下的三十年？改革的下一步是进一步的整体化还是进行分流？
我先从生活中的经验出发来谈，我来北京几年了，这里的交通堵塞给我很深印象，时常激发我的一些思考，我试图以北京上下班时的交通作为例子，来谈我的观点，大家知道，每天北京的二环啊，三环、四环等等都堵得很严重，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它的入口和出口都很窄！路其实并不窄，反而很宽的。如果我们放大来看，这是一个以中南海或天安门为中心的环状的建构模式，这就让我联想起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改革表面上看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其实它更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像是以天安门为中心、一环、二环等等这样一层一层的围绕中央集权而建立起来的向心的环状结构。这是一个中心的集权模式，在思维上和观念上，我不认为这三十年有什么根本性改变，依然还是一种集权的模式，就是要集中，只不过是空间上的一种扩大。空间的扩大必然导致时间上的停滞和控制。
以北京的道路交通具体而言，内环比较宽，红灯少，可以并行，车就走的很快，公车仅仅是快车才可以上去，显然，要上内环，前提是你要有车，你是富裕阶层才行！这就隐喻了权贵、有钱人可以享受到内环的好处，在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人就可以并行、可以分享内环的宽敞和速度。再看外环，比如以中关村为例，行人、车辆就呈现拥挤状态，不管红灯绿灯，不管什么交通法则，大家都匆匆忙忙往前挤，结果造成交通极为混乱，行人不讲规则。这就造成内环想形成秩序，而外环却没有秩序，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人多，中国人没有现代性法则公共意识，问题更加复杂。如果要把这一现象问题化，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堵塞？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它的出口和入口很小，也就是说，从入口上看，很多人再想赚钱就很困难的，进入里面分享利益，与既得利益集团分享成果，已经很困难了；同时出口也很小，里面要想出来也很难，大家都上了贼船，如同股票的下跌一样，被套住了，并不是想出来就出来的。
因此，改革的困难在于，由于环状的垄断和寡头的控制，导致无论是在环内还是环外都导致瓶颈，大家都不再遵守法则。所以说维权运动也还存在一个启蒙的问题，就是让大众遵守规则。无论是环岛内还是换到外都存在多次的堵塞，如何从技术和观念上进行改变，必须改变我们的空间和时间思维模式！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深入思考，这也是我们三十年缺乏真正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建树的缘故！
那么我就想把这样的现象提炼为一种理论性的框架，就是集中和分流的问题。昨天讨论提到了上下分层——就是寡头和底层的分层，也提到了内外的分层——就是体制内外的分层，体制内当然也有上下分层的；另外从维权的角度看，还有向心和离心的区分。我觉得这三种思考方式还是围绕一个集中点来看待问题，还是一种以党国体制为核心的思考模式，都是以党国为中心而已，只不过是怎么分化它，怎么消解它的差异罢了！我想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从分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知道马路上有桥。桥是一种连接方式，也是一种分流方式，从一个出口出来，到另一个区域去；再一个就是地铁的分流。这就是去分流来看，桥的连接方式和地铁的分流，桥的连接可以看作是社会精英的方式，地铁则是地方性组织的方式。另外还有一种破坏方式，就是怎么破坏掉内外、上下、向心离心的格局，这可看做是草根维权的方式，把这种环状结构破坏掉，把中心破掉；最后还有一种再聚集的模式，也就是信仰模式，比如家庭教会的模式，打破了环状的控制。
在维权运动的话语中，就集中和分流的差别而言，维权的作用起到一种离心的作用，以交通做比喻，它在道路交通中是起到调度员的作用呢，还是其它什么角色，使交通更加通畅，比如在桥的连接模式里面，精英的组织化，维权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地方的抗争和草根维权中，以及信仰模式的再聚集中，维权都可起到作用，彻底打破体制的向心力。
二、历史视野中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以上是一种直观的形象和现象描述。回到我谈到的主题上，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到评价及评价尺度的问题，还有总结和终结的问题，就是谁来终结它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有一种比较好的视角来看待这断历史，当然，不存在一种至高的、独一无二的视角，每个个人都身在其中，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个人的经验怎样升华为普遍的经验，个体叙事与现代叙事和改革叙事如何连接在一起，这都是困难的问题。
我主要思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改革的时间的长度或者评价尺度问题，另一个是改革与开放的问题，当然改革与开放其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内部，一个是外部。尤其到了二零零八年这样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机，很多人认为机会来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体制都需要转化。
怎么看待这三十年，我想可能有三个尺度，一个是就三十年来看待三十年，一个是以一百年来看待三十年，就是从清末立宪以来看待，再一个是从晚明以来，晚明的后期及它的灭亡这段时期以来来看待中国的转变，也就是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以三十年的历史来看待改革开放，无论是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是以党国为中心的叙事，无论是为了完善它，改变它，修正它，都是以党国为核心进行的。我认为以党国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以及改革模式是有着根本限度的，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三十年来都没有出现原创性的、有贡献的思想，为什么理论上如此贫困，这还是跟党国中心的叙事模式有关，而唯一在这里比较有意义的就是维权运动！这是一种比较有创新的理论，它开始脱离以党国中心的改革和控制路线。
如果我们放大尺度，就必须思考，从二十世纪初的立宪，到内战，到文革，尤其是文革作为一个终点，那么，这样一条线上，这是一个左派主导的时期。为什么我们对文革的反思，没有像西方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反思那么彻底那么深刻？如果是那样彻底的话，我们就能明白，这三十年改革是以文革为背景的，是在这样一个体制基础上展开的，这就限制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步伐。如果抛开文革来看的话，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党国体制就是石头，就算慢慢摸过去，也不会有根本上的转折和变化，不会有根本性的建设，所以对文革、对毛泽东的看法还是一个致命的关键，显然我是不太认同左派在这点上对毛的评价的，否则就还是甘阳等人所提到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依托来进行中国的体制变革，依靠他们进行改革或再改革，我认为这样做的作用是不大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些做法，包括从外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空间打开，延安的胜利，后三十年的破坏，我们怎么才能协调它们呢？无法避免一百年的框架，就是晚清以来的框架，也无法消解毛的共产主义理论如此强大的理论建构模式和历史自身合法性的建构，但是，这些框架都是以世界看中国为出发点的；如果从晚明以来再看中国，情况就不同了，那么，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是朝着世界走的，那个时侯基督教也开始进入中国，那种欲望的苏醒，王阳明后学到李贽这些人，包括皇帝对朝政的放松，东厂西厂或宰相权力的扩大，东林党要为地主阶级争取权利，在一定意义上都跟我们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想成为权利代言人一样，与我们这个时代及其相似！因此，只有通过回到晚明，找寻一条中国式的现代性道路，并不一定以五四以来被共产党所塑造的一套革命和历史话语模式，并无必要一定承认什么1949年的所谓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可以避开面对毛的评价的众多不必要的纷争，当然这也不是拒绝五四以来世界看中国的传统，而是说，我们可以重新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再一个非常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例子，就是互联网，晚明的时候出现了版画，那时候小说如水浒传和金瓶梅的印刷都跟版画、印刷水平的提高紧密相关，那时候，这些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深度跟现在的互联网是一样的。
当然，中国不一定要走晚明的道路，而是重新开启一条与三十年的叙事模式不同的新道路，不受1840年以来的话语方式和模式的强烈控制，可以开启新的思路。
三：宗教信仰：维持公共空间的坚定力量
再来说改革开放，我觉得改革，更多的是一个改的问题，有“改”无“革”，开放呢，只有“放”没有“开”，这样说就很微妙。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修改，文革出了错误，修改一下，自我的修正，没有彻底反省，无论是对国家的控制程度还是集权程度，尤其是对人权和自由的控制根本没有改变。改革的第二步是“革”，就是把这个“皮革”装饰了一下，在上面加上一些装饰，还是一层厚厚的皮，无论怎么从以前的国家的计划经济还是后来的市场经济，可是中国真的市场经济了吗？现在中国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它是跟中国的文化的关系模式，是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跟现代性的一种奇怪组合，跟后来的网络啊、后现代啊等等的叠加。第三步是革命的问题，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谁来革命，怎么革命，我觉得无论是维权运动，还是信仰领域，应该在这个层面里进行重新思考，思考是否需要继续革命，还是仅仅改变一下、装饰一下。从现在来看维权运动主要是在革新的层面起作用，以后还应该在革命的层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说到开放，是开放好还是封闭好？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什么策略？这就涉及到下面要提到的公共空间的问题，昨天的讨论中我也提到了，就是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之伦理最高层面的再次区分，它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三个维度，早期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则把这三者颠倒了，他把市民社会放在了首位。如果从这三个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把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家庭的问题，“八九”之后，南方的经济的放开，是市民社会的放开，WTO之后，基本上是国家又开始占据主导，尤其是奥运会达到极致。这三层模式里面，我的看法是怎么将公共空间扩大。三十年里面，一直是国家意志在主导，怎么减小国家的影响，扩大社会影响成为关键的问题！从家庭来看，怎么扩大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影响，怎么保持它的独立性，成为未来中国性命攸关的问题。知识分子对宗教信仰的作用，从三十年往后看，就是减小国家的影响，增加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的力量，中国宗教信仰的建立，可能会对公共空间有更大的影响，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部信仰的维持，一个是对公共空间的维持，这是我个人的期待。
回到维权运动，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信仰的力量加入到这一运动中去，加入到组织里去，来维持、强化公共空间，减少党国的集权，只有公共空间真正扩大，个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才有可能重建，这又涉及到最后一点，就是自由和心灵秩序的重建，心灵自由必须在公共空间里进行，维权运动应该是对公共空间的维持，是对个体自由权利的维护。我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减少党国的影响力，扩大民间影响力，扩大公共空间。维权运动对公共空间的扩大，它的吸纳能力，它的渗透能力都是很关键的。
最后一点要提到的是关于现代性悖论的问题，为什么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现代性的问题在中国都体现出来了，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避免呢？大城市的膨胀、环境危机、道德下滑等等，按说这些危机在西方早就有体现，中国作为后来者，作为晚生的后发的现代性国家，应该能够避免一些灾害的，但为什么又完全没有避免呢？我们的现代性是一个灾变的现代性，2008年更看得更清楚。应该给党国政治松绑，一个党国承担不了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可能单靠一个党国来解决问题，未来的中国，应该是让社会各个阶层负起更大的责任，以社会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以某一个党来解决一切问题，维权运动是唤起各个阶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重组的可能性。从自己的传统和现实问题出发，中国怎么才能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道路，怎么在未来的下一个三十年探索出新的道路，这是一个根本的关涉时代命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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