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认为，美国因素是两岸关系中的核心因素，也是台湾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首要症结所在。我们知道，不同的认知框架会导致不同的策略选择。因此，要真正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审视台湾问题，必须审时度势，不断修正其认知框架，使主观不断接近客观现实。因此，我们势必需要重新审视两岸关系中的变量因素。

鉴于美国因素在一种现实主义分析视角下一直被置于台湾问题的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被特别强调，而亦无人可以无视此种因素，我们试图从其他视角来探讨台湾问题。不过，要指出的是，我们从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的重要角色。而其他新因素的出现是否被认知和解读是本文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Richard C. Bush曾经指出，两岸关系中重要性不断提升的因素——内部政治（大陆及台湾岛内部），决策制定过程，促变的力量使变化莫测的态势更加难以解决。[1]Bush似乎认识到了近10多年来在两岸关系中不仅仅是美国影响力的作用，甚至美国影响力本来就不是最根本的变量。Allen Carlson在此问题上更加直接，他认为，海峡两岸的死结将不是美国人来解的，而只能是居住在海峡两岸的人。[2]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循着Bush方向展开思考。

首先，有必要对台湾当局内部政治演变做一个梳理，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转型和政治民主化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的转换问题。这种转换是否令两岸关系更难以处理？我们知道，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是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诠释，在其有生之年，台独无法立足。两岸敌对关系恰恰是对“一个中国”的支撑。蒋经国开启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培育，台湾政治转型。这带来的是台湾当局政治合法性的转换。“民选政府”有利的支撑了台湾实体化，中国认同式微，同时伴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岛内大众一直被压制的尊严和自我认同价值的提升也需要得到释放，在民主条件下，各政党有机会利用民族身份问题来支撑其政治势力，似乎如Emerson所言，台湾民主化使台独成为了岛内政治重要议题。[3]民进党凭借其提出的台湾的独立和身份问题赢得了支持,台独势力逐渐强大。这样，在两岸关系中，面临一个重要问题：政治地位的不同解读。台湾当局要求在与大陆谈判中平等的享有政治实体地位，诠释自己是享有主权的。而大陆方面坚持认为其只是一个次级单位（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内战的政治遗产对当今台湾政治依然有重大影响，但法理独立，建立国家的企图实在不可小觑。1997年7月，我们看到，第四轮宪法修正，国民党和民进党共同放弃了台湾省政府的说法，它曾经是台湾从属于中国大陆的标志，也是台独在中国语境下的一大障碍。

我们需要对台湾实体化这个客观现实做相关分析。在蒋介石时代，台湾不存在所谓实体化问题，蒋一直将自己居于中华民国最高统帅地位，而大陆是“叛乱”地带，而台湾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台湾地位仅仅被限于中华民国一个地方行政单位，所以“反攻大陆”本身是对蒋合法性的诠释，更是对台地位的诠释。即使在金门遭遇炮击而美要求蒋放弃靠近大陆的几个岛屿时，蒋遭受巨大压力而依然不肯放弃。这里的问题实质在于蒋不肯放弃大陆，而居安于台湾，创造独立王国。而这正是美国想要的结果。

在蒋经国执政后，台湾民主化进程得以开启。首先是“反攻大陆”逐渐成为口号而失去实际意义，这也是承认现实的结果。紧随其后的是政党政治的开启和选举政治的实施。台湾居民自己选举自己的“总统”，一方面这种形式在强化台湾岛内民众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受民主选举熏陶的台湾民众对大陆接受度也相应弱化。

在此过程中隐含着合法性的转换，台当局的合法性在在民主化转型中朝向选举政治，这种政治整合强化着台湾作为政治的实体地位。

其次，可以考虑作为经济实体的台湾在其对外经济交流中对政治的影响，特别是两岸间经济交流。两岸经济关系建立和水平提升是伴随着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首先这种经济联系的建立具有自发性。二战后，受到美国援助的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剧转型，首先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台湾面临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而此时大陆开始改革开放，这种绝好的互补引发了台商到大陆的投资，同时大陆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另外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国际主要力量与台湾断交频繁。台当局为打破政治孤立，操作中的实用主义色彩显现。这导致的是台当局无法完全控制这种活跃的经济交流。这是对台当局的挑战，这是否会强化台当局偏执的政策。

我们看到，一方面，当今台当局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的接触角色是过程和非实质，其用意是将两岸接触耗费在经济交流技术层面，同时强化其现状，进而迈向独立的政治实体。我们可能无法否认两岸经贸交流的积极效应，但更应该关注的是政治的运作可能比这种结构化转化更具效力，况且台当局初始路径的选择可能使这种经济交流朝着更有利于其目标的演进。事实是，在“陈江会”签订有利于经贸人员交流文件之后，台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在其讲话中马上就提出台湾国际生存空间问题。

在探讨了台湾政治和经济实体化之后，我们可以设想，实体化是否将在政治上导致某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多大程度上是脱离美国制约的。或者从一开始，台湾就不是所谓美国之下的“看门狗”，只是蒋为实现自己利益，而同时又恰好符合美国利益，使得这种结合成为事实。而台湾当局当今的各项策略选择也只不过是要实现其利益，美国在其后的影响力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应该说，经济交流的强化对于政治统一是有影响的，但当我们在对待台湾问题时，我们遭遇了挫折。我们是否更应当看到，政治上的运作归根结底在两岸统一上会发挥更巨大的作用。Allen Carlson在其评论中似乎道出了极具建设意义的观点：事实上，我的印象是，尽管主权和安全在两岸关系中很重要，核心争端在于，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家怎样诠释他们自己不同的建国方案。而且，任何打破僵局的解决方案都依赖于两岸之间能够培育一系列新的更加包容和对双方都协调的架构的程度，这种架构是对“中国”的诠释。[4]

这里就有必要探讨一下中国共产党和居于台湾的国民党的问题。因为，作为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变量，两者之间利益诉求的相互满足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起初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列宁主义政党，在中国政坛上都产生的重大的影响。蒋退到台湾之后，国民党这一特性依然没有改变。从蒋经国开始，国民党经历了痛苦的转型，从一个国家范围意义上的精英型执政党转变为一个地区意义上的选举党。民主化过程中为了抢占有利地位，蒋经国力主台湾本土化，李登辉则进一步引进了国民党的台湾化。这一政策使国民党形式上从大陆人的政党转变为台湾人的政党。国民党台湾成员比例由1976年的15%稳步发展成为1988年的35%和后来1993年的54%。与此同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中的台湾成员由1976年的19%发展成为1993年的超过60%。[5]国民党在经历了痛苦的转型之后而今在台湾占据了重要地位，尽管这种地位要依靠选举的成败而论。不过即使这样，台湾国民党依然没有放弃其当初作为国家层面上政党的诉求（从马英九在访问美国的讲话中可见一斑），可见，内战的遗产对国民党的影响相当深远。

因此，作为台湾重要政治力量的国民党会不会放弃重返大陆的可能性，排除党派内部的不同意见，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民党致力于坚持一个中国，这就是其长远目标使然。但如果这种可能性被直接消除，这将是一个相当负面的因素。这时岛内其他政治力量实际上也被剥夺了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何况这些台湾本土的政治力量要考虑其自身生存空间问题。换言之，支持台湾政治实体化将是他们的选择，而其也不会放弃与大陆的接触，因为接触带来的好处将是换取政治资本的极好选择。也许维持这种不独不统，而实质是实体化不断强化的过程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在探讨了台湾方面因素以后，需要从大陆角度做相应研究。应该说，台湾问题的象征性意义极大，而其分量在实用性的考虑之下却在不断降低。台湾的象征性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作为人民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实质问题不是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台湾是否是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之下。所以，即使国民党消失，也不能解决象征意义上的问题。关键是完成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体现。这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台政策的制定上面。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党的最高层——中央政治局内部，而且有相应的机构专门做政策研究。[6]

但是一个无法忽视而尽管迹象微弱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从一个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尽管事实上从20世纪中期中共就掌握政权而成为执政党，但她始终没有摆脱革命政党的性质，因此，意识形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过程持续至今，表现在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带来的问题是普通民众已经习惯这种思维方式，话语，符号成为一种探知政治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不仅仅作为政治化的工具。

台湾问题在这种因素塑造之下成为象征性意义巨大的事项，用邓小平的话就是：如果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从性质上从革命的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在缓慢开启，这里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下降，而同时实用性色彩将得以强化。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转型的范围和深度将会有多大。事实上，这种转型有利于中共部分减轻在面对左翼力量时所承担的巨大压力，而这种转型过程也必然有利于更理性决策的制定。在以建设性视角面对台湾问题时，其极端复杂性也会促使中国决策者将“台湾问题”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的真正解决依赖于中共能否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考虑台湾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作为台湾岛内重要政治力量的国民党。这将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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