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恒君 | 金庸的江湖：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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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当潦倒的女作家张爱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创作农民题材《秧歌》，或许无法想象，这部带有前瞻性预言的江浙农民家园悲歌，会与她1940年代的上海滩作品一道，纳入耶鲁大学出版的文学史册，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当金庸先生在香港替报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续写武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将酿就华人社会武侠传奇。他未必更许下日后的宏愿，一二百年后仍然有人会读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载入了文学史。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断言，一百年后不会有人再读金庸，因为他“只是传统的作家”、“他的写作代表的是一种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论文亦指出，相对于越南语、泰语以及日语的热译，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译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译金庸作品的西方语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认为，那是因为西方读者无法体会金庸作品里的文化共识。
由此可见，西方比较文学视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远远无法与其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相提并论。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却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说的发行更引发一场轰动，甚至涌现出华人社会近年来极为少见的群体性失落与伤感。这种悲恸真挚地发自内心，超越华人社会各地各界及各种身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由得使人再次严肃地审视金庸小说的文学成就，深层考量其在文学史背景下的定位。毕竟群体性本身就与国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关，而群体性情感往往亦是时代风云的敏锐指针。
无论如何，金庸在文学领域的知名度显然盖棺定论于他的武侠传奇（作为报人的查良镛另当别论）。在20世纪初文学革命之前，中国小说的社会地位一向不高，武侠小说更似下里巴人中屡遭忽略的孩子。由于难登大雅之堂，只好伙同贩夫走卒当街说书、招揽听众，顺便搭售大碗茶耐渴充饥，暂时实现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义。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晚清《三侠五义》对民众的吸引力。但在1920—1930年代新文学的强势兴起与冲击之下，就连文人爱读的“鸳鸯蝴蝶派”亦逐渐循亡，武侠小说更是不知所踪。它们均在左翼文学全面迈入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但1950年代人在香港的金庸不仅书写武侠，而且采用传统章回体，并穿插风花雪月的古诗词典故，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套用王朝历史。这一切，似乎也与摩登而又现代的香港完全背道而驰。但事实上，却正是香港当时土洋结合、大批流民迁入的社会环境，催生了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传奇。
首先，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香港1858年由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之后，地域文学才迟缓萌芽。纵有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国共内战期间文人的南下流入，仍是各自抱有重重意识形态心事的匆匆过客，稳定的文学气候无从谈起。但1950年代香港因韩战爆发而被迫由转口港变为制造中心，本土工业兴起，经济逐渐实现腾飞。在此情景之下，港人不仅有了更多娱乐需要以疏解生活的忙碌与紧张，亦渴求在西式社会规范之下获得轻松亲切的文化归属感。在这兀自独立于大陆之外的小岛香港，金庸的小说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飞狐雪山、大漠孤烟的壮丽景象，挥洒了《射雕英雄传》的豪迈以及《倚天屠龙记》的正义，还为民众提供了广袤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想象。
人们只需每天轻松跟读连载金庸作品的报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记忆，找到可以依赖的族群认同及情感凝聚力，有助于克服现实社会的两难与矛盾。毕竟香港的西式文明并非经由底层足够酝酿而自成，而文化冲击亦并非仅存于域外，更来自于新旧文明、东西思维的碰撞与交替。
至于南洋的华人，以及后来因为大陆严酷政治环境逃亡而来的偷渡客，更是异乡的漂泊人，需要抓住金庸小说作为情感归属及族群认知的救命稻草。金庸小说里有唐诗宋词、有阴阳五行、有琴棋剑术及中医草药等丰富的历史典故，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各色人士均可自取所需。无论后来台湾香港还是大陆留学生，不少人远渡重洋时带上一套金庸小说，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把记忆中的故土切切实实地带在了身边，于异国他乡依恋赏析。
对金庸小说的这种迷恋，与张爱玲的《红楼梦》考证颇为相似：当英语写作生涯屡遭打击，与世隔绝的张爱玲一边重复改写四十年代的上海旧作，一边以无穷精力沉浸于《红楼梦》的痴迷考证，甚至声称“偶遇拂逆，事无大小，详一会儿《红楼梦》就好了”。从文化心理学角度进行考察，这是一种基于文化创伤的自我保护机制：当文化认同面临危机，人们需要激活文化记忆来加强自我认知，而文本阅读显然可以提供广泛便捷、不囿于时空限制而又深具主观选择性的文化因素，以供读者审视消化并引发情感共鸣。
对台湾读者及大陆民众来说，由于金庸作品曾在两岸长期遭禁，阅读金庸更是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因批蒋言论而屡屡遭禁的金庸曾在台湾长期被当作共产党的同路人。当金庸作品终于自1978年起逐渐解禁，这无疑成为在漫长戒严时期追寻并获得新闻自由、文学自由的一种象征。人们不仅在金庸作品之中临摹大陆从天山到峨眉、从中原到江南的广袤与壮美，鲜活地感触到蒙、满、藏、汉、苗、回等各族人士，就连阅读作品本身，都有经过抗争、令人喜悦的胜利。
而海峡对岸的大陆民众，更是自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深受共产主义文学冷硬、机械、反人性的压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学于他们来说无疑于温润的甘露，并且在叙事方面有令人欲罢不能的前卫诱惑力。事实上，当金庸作品1950年代横空出世之际，它已巧妙地顺应时代潮流，糅合了现代西方文学抽丝剥茧的心理描写、人道主义的意象特征，其人格刻画亦正亦邪，一反共产主义文学的脸谱化弊病。
金庸小说的语言之美，更是对经历红宝书语录及高音喇叭的大陆民众的心灵抚慰：如同张爱玲在孤岛以及沦陷时期的上海，以古典风味语言所营造的Déjà-vu世界——抓住了它，仿佛也就暂时抓住了想要突破封锁回家烧菜，或者进行一场“倾城之恋”的勇气。相比之下，金庸的文字更为温暖、舒适与纯粹，好像民国而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每个人身上。它成熟的白话不似旧武侠小说那么生疏遥远，而糅合儒释道、中庸包容的文化内涵，却又温润得足以抵抗冰冷的共产主义文学对人性的粗粝打磨。于是人们很难设想，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会有并非发自内心的被动革命。
即使是流离颠沛，也是自发地跟随自己的热血梦想，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依碧鸳”的豪迈豪情。何况金庸笔下的众多主人公（无论男女）均有张扬的个性与潇洒的灵魂，他们敢爱敢恨、随时为自己做主，这几乎使深受儒家行为规范与党组织文化双重压迫之苦的读者，在阅读之中仿佛也毫无羁绊地实现了完全的人身自由。
然而，无论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华语世界中承载了多么独特的角色，世界并非只有一极。要考察金庸小说是否纳入文学史，除去偏安华语世界一隅的文化审视，我们仍需参照其在世界文学光谱中的大致定位，考察其文学遗产对所处时代所带来的突破与启示。
无可否认，金庸小说的精华在于“江湖”二字，而“江湖”二字却无法在比较文学之中实现精确的中西互译。当我们将金庸笔下的“江湖”对应小说情节仔细考察，不难发现，金庸小说所提倡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过仍是儒家政治理念在江湖镜面的直接投射，它的精神支柱仍然在于儒家伦理的“忠”“孝”“节”“义”。只不过因为普通民众在现实社会中遭遇重大挫折或不满，遂将这一理念寄托于边远的山林。
由于金庸的“江湖”并不具备任何相对于庙堂社稷之外的独立价值体系，因而它实际上无从构成一个想象的独立社会，而只能算是一个与现实平行的逃逸体。而在这个逃逸社会里，它仍然处处存在与正统王权社会相同的对使命感、对秩序、对环境的崇高屈从，仍然处处存在基于武功武艺以及帮派的等级制划分。金庸笔下的侠士们纵有飞扬的外表、自由的神采，也远远尚未意识到，或许自己也可如中世纪骑士那样，纯粹为个人荣誉、为爱情而战。
从大部分作品的雷同结构来看，他们从小经历挫折、苦练武功，无一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于江湖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为朝廷效力，实现所谓的替天行道、匡扶正义。而在他们的意识之中，替天行道的“天”与皇权从未发生过割裂，他们至多怀疑并判定，眼前存在不合格的皇权，需要自己出手帮扶匡正。所以功成之后，他们往往全身而退，重新隐于江湖，直至下次天下大乱时再度出山。正因如此，金庸小说纵使从崇山峻岭的华山到雾气浩渺的峨眉、从山清水秀的江南到白雪皑皑的大漠，场面不可谓不大、气势不可谓不壮、凌波微步九阴真经等独门秘籍不可谓不精不专，却仍旧没有丝毫突破政治框架的设计或政治权力的分配。因而江山依旧是朕的江山，只不过从宋元到明清，这个江湖舞台的布景变幻，任由你我想象驰骋。
江湖如此生生不息、生死轮回，恰也应证了金庸在《神雕侠侣》中的名言：“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这不仅是金庸武侠的人生观，也是金庸小说所折射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下，纵使传统伦理与道德得到进一步维护与弘扬，社会规则却没有任何本质突破与改进。和所有武侠文学一样，金庸有意避开武林高手们为稻粱谋的生活来源，只需他们一路集中精力，履行崇高的民族大义及与生俱来的忠孝节义。在这样虚幻的浪漫英雄主义情结之下，不仅种族、王朝、领土问题都被高扬的文化认同所掩盖，它甚至轻巧地掩盖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如何应对科学、技术与社会挑战的严肃思考及悲情试探。
由此可见，金庸的武侠传奇实则是一场文化迷梦，它并不为读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暂时的慰藉。但这种虚幻且轻易的慰藉，于真正的思考者来说却带有绝望的气息，因为它无法提供任何可能性的启示：一切仍是不可控的未来，一切仍在于握不住的世道人心。正如顾彬教授所言，“社会的变革是痛苦、沉重而忧郁的”。它们绝非金庸文学那样，能于每天的连载之中引起一个小小的高潮，却常能令人思考低回很长时间。
这是因为，在现代性面前，“变革的道路本有无穷的可能性”，甚至或许“20世纪的道路无论哪一条都是错的”（顾彬语）。相对于审慎的深具历史责任感的思索，金庸创作于20世纪的江湖传奇，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都是对的。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它都能凭借忠孝节义匡扶江山，得到正统社稷的承认与江湖的尊敬，从而使两个平行社会轻易地达到和解与暂时的平衡。
在金庸的武侠传奇之中，我们无法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经沉淀而进步的“文明”区别开来。文化在金庸武侠中俯拾皆是，甚至不乏精美，但文明的升华却因无法突破江湖的怪圈而始终缺位。
因此，金庸辞世之际，华人社会的群体性悲怆，正是基于以江湖想象为政治寓言逃避点的这一情感避难所的丧失。正因人们潜意识里确知：眼下身处的社会，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使人难以安心面对。也就是说，我们仍旧需要金庸式的江湖来除暴安良、惩奸除恶，我们依旧缺乏坚实的可以向前一步依赖的制度文明，以及与终极真理相连、高于世间一切的信仰体系。失去了金庸的江湖，我们无异于失去了一个能够作为精神栖息之地的乌托邦家园，无从轻易安放一颗忧国忧民，却又无能为力的心。从这个层面来说，金庸的江湖传奇绝非仅仅是一场集体阅读，它甚至由公众在集体无意识中书写沉溺而成。
当中世纪欧洲的唐吉诃德深感社会礼崩乐坏而奋身而出，江湖之中一次一次自不量力、啼笑皆非的挫败，令他深刻反思旧思想面对新时代的失败，从而决绝地终结了浪漫理想主义、终结了一个骑士时代。
当中世纪书生浮士德受到魔鬼的引诱而游历江湖、体验人生，他最终看到，即使能使魔鬼从皇权手中夺得土地，实行宏大的拦海造田伟业，但老钉子户夫妇的惨死仍旧使他产生自我怀疑、并最终认同人们自主的自由选择。在幽灵的掘墓声中，他虚幻地以为这是人们自立自主、安居乐业的劳动，从而高喊出“多么美好啊，请驻足下来！”，虽然他不得不就此按照魔鬼契约交付生命。但浮士德的虔诚终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人们在天国看到了他的重生。
而在金庸的武侠与江湖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旧秩序的变革或者新思想的启示，大家仍旧欢快地处于替天行道“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道义判断，及其原始简单的支撑体系之中。就此意义上来说，金庸的武侠传奇无异于使用新奇的包装，将老酒装进新瓶，因其徒有现代性之形而无现代性之实。相对于深刻质疑传统伦理价值与权力结构的《红楼梦》来说，不过是“睡了个好觉，赶了个早集”（套用张爱玲评《红楼梦》之语）。这使得金庸的作品纵然风靡华人世界，却或许难以在文学史中真正占得一席之地。在一片缅怀声中，我们不必“责备贤者”，却不妨在比较视野下重新审视金庸的意义，同时对我们身处的时代进行深刻观照。但愿一切不要如顾彬教授所言——“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作者：吕恒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文学批评哲学博士，德国汉学学会会员；
编辑：明月照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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