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群雄并立，多极角逐的复杂战略环境中，高明的战略指导者都能注意收敛自己的锋芒，摆出静默守拙的姿态，韬光养晦，以避免自己成为问题的焦点，承受各方的压力。只有如此，才能够不露声色地积蓄力量，静观事态的变化，把握各种有利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时机，收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赢得最后的胜利。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三句大气磅礴的口号，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中国人，大概都是耳熟能详，记忆深刻。其实，这是毛泽东对古人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翻版。在中国历代诸多统一战略名对中，元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可能是最为简明扼要又切实可行的了。

　　 1354年，朱元璋率军攻下了战略重镇滁州，初识学者朱升。1358年，朱升及时送予朱元璋三句精语，有谁知道出身乡间的老学者竟是一位极富睿智、举世无双的战略思想家。

　　 朱升，元末明初惠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字允升，学者通称枫林先生。元末举乡荐，曾为池州学正。后弃官隐居石门。朱元璋下徽州，曾折节向其请教时务，朱升答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要诀，颇受赏识，遂被留在帅府参予军机大事的决策。吴元年（1367年）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洪武元年，进翰林学士，定朝廷大礼时大封功臣，制词多出其手。不久，因熟谙“功成身退”之道，托词年老体衰而请归居乡里，栖息林泉，颐养天年。

　　 元朝自元顺帝以来，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生苦不堪言，吏治恶浊黑暗，政权摇摇欲坠，动乱迫在眉睫，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皖北首先举起反元大旗。随后，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发动变乱，彭大、赵均用等在徐州扯旗造反，反元斗争此起彼落，如火如荼，遍布长江南北，黄河上下。当时的举事者均以红巾包头，故俗称“红巾军”。

　　 至正十二年（1352年），游方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大军，始任九夫长，后因机智多谋，作战勇敢，遂被郭子兴委任为心腹亲兵。当时，濠州诸军内部派系斗争严重，郭子兴为扩充实力，委派朱元璋回到家乡钟离招兵买马，朱元璋在家乡募集了七百余人，而且得到了徐达、汤和等二十四名骨干。然后南下定远，又收编了一些地方势力，队伍不断壮大。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又率军攻取了滁州，在当时反元之师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还特别注意吸收一批失意的士人，如宋濂、刘基等，倚为左膀右臂，为自己出谋划策。朱升就是在这时被朱元璋所赏识并受邀参与到朱元璋的幕府的。

　　 在势力渐趋壮大的过程中，朱元璋曾听取谋士刘基和冯国用的建议，萌生和确立了谋取天下，统一六合的雄心。刘基劝朱元璋效法起自布衣而夺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冯国用在朱元璋“从容询天下大计”时，也主张：“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这两位谋士的建议，使朱元璋确立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军事行动的依据。

　　 至正十五年，朱元璋又攻取和州，不久，郭子兴病死。小明王任命郭天叙和朱元璋分别为都元帅和副都元帅，统率郭子兴部，郭天叙战死后，朱元璋单独成为郭子兴部的领袖，后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以此为根据地，向外拓展，壮大势力。

　　 金陵为六朝古都，从地理形势上讲，“西有荆楚之固”，东则“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漕运储谷，无不便利。”占有金陵，使朱元璋有了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缘战略上皆较为有利的根据地。但当时朱元璋的实力还比较弱小，仅占有应天府周围地区。其北面有韩林儿、刘福通，东边是张士诚，西边是徐寿辉等政权，个个都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而且，应天府南面还有部分元朝军队。面对四面强敌重重包围，虎视眈眈的战略态势，朱元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直接关系到其队伍和他个人的前途。因为在群雄并起纷争、各自称王称帝的形势下，只有确立和制定正确的方略，把注意力用于迅速夺取和全力经营金陵根据地，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后方基地，为长期持久军事斗争提供充裕的人力物力，才能无往而不胜，换言之，正如《孙子兵法·形篇》所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只有在多元的战略角逐中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谋求日后打败各个对手，夺取最后的胜利。

　　 朱升的九字真言作为一个高明的战略对策，主要是向朱元璋揭示了夺取天下的战略原则及其具体的策略步骤。其战略原则的核心，乃是韬光养晦，后发制人，先固根本，再谋进取，即所谓“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注重军事与政治、经济的综合平衡，俟时机成熟之后，再展现锋芒，果断出手，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天下的旷世伟业。至于具体的策略措施，则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巩固后方，二是发展生产，三是缩小目标。朱元璋正是遵循这一劝告，并作为自己集团的战略指导，通过整整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条不紊的准备，而最终达到了统一天下、称尊九五的目标。

　　 其一“高筑墙”。即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战略大后方，谋求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战略环境。1353年，朱元璋成为濠州军事政权的领导者，次年，挥师渡过长江，将其势力跨出狭窄贫瘠的濠州而伸向经济富饶的长江南岸，这一地区一直未受到元末战乱的浩劫，人口繁庶，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固本自保并进而夺取天下的理想根据地，朱升的所谓“高筑墙”，就是指把战略首要主攻目标锁定在这一地区。朱元璋正是按照这样的战略思路，展开对该地区的全面经营的。再次年，他率军在采石打败了蛮子海牙的元军长江水师，拥有了攻打南京的力量，于是再次发动攻城并加以占领，朱元璋将此城城名由集庆改名应天。南京的北面和西面为天堑长江，东面有紫金山，襟带山河，控御东南，虎踞龙盘，形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对南京的占领标志着朱元璋“高筑墙”目标的基本达到，他从此真正拥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日后的迅速发展和全面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夺取南京后，朱元璋又向南发展，夺取了长江三角洲的镇江、常州、长兴、江阴、常熟、扬州等重要地区，与南京连成一片，进一步拓展和稳固了战略根据地，后又趁北方红巾军北伐，元军疲于奔命，无暇南顾之机，率军东进和南下，夺取了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和浙东地区，截断了元王朝的南北交通线，使元军南北不能接应，同时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占领区西南与陈友谅对垒，东南与张士诚、方国珍相持，南邻陈友定，拥有了战略发展上的主动权。

　　 其二“广积粮”。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济与军事密不可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从事统一战争的坚实基础。在农耕文明阶段，经济实力雄厚的标志之一，就是粮食的生产与供给。所以，在筹划、制定统一方略时，合乎逻辑地要把经济因素，尤其是粮食的保障问题列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朱升对策的高明，就在于他将“广积粮”提高到了战略高度，作为朱元璋夺天下、混一统的关键步骤之一。攻克南京城后，朱元璋立即宣布“为民除害”，革除旧政，另立新法，使民各安其业。兴修水利，广开屯田，发展生产，储备粮草，并利用战争间隙训练休整部队。此后，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朱元璋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思路更加明确。他不断以革除元朝弊政为号召，而且主动采取了一些维护农民利益的措施，动员和争取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工商业者。朱军所到之处，开仓济民，分配土地，笼络人心，从而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积极拥护，并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委派营田使组织占领区域之内的广大农民“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既保证了战斗力，又使得以农民休养生息，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准备了充分的兵员和物质资源。

　　 其三“缓称王”。“柔武”（语出《逸周书·柔武》）是中国军事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文化取向，所谓“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用老子的话说就是“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敢为天下先”。在群雄并立，多极角逐的复杂战略环境中，高明的战略指导者都能注意收敛自己的锋芒，摆出静默守拙的姿态，韬光养晦，以避免自己成为问题的焦点，承受各方的压力。只有如此，才能够不露声色地积蓄力量，静观事态的变化，把握各种有利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时机，收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赢得最后的胜利。历史上，姜太公、范蠡、刘秀皆深明此道，并藉此而取得了成功。

　　 所以，朱升“缓称王”之策，是总结前人智慧基础之上针对现实提出的高明的政治运作策略。韩山童死后，其子韩林儿被立为皇帝，号小明王，成为南北各地造反军的共同领袖。朱元璋在至正十四年率军夺取滁州后，实际上已在刘基、冯国用等谋士的建议下，开始独立经营自己的势力，有了夺取天下的大志。次年，朱元璋率军攻取和州，朱元璋独领郭子兴旧部，掌握了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但是，他“念（韩）林儿势力盛可依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坚持在名义上仍然臣属小明王，且一直沿用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这一策略之举，即可利用小明王为天下反元军队之共主的旗号，号令军中，争取群众，又可以抵挡元军的压力，同时，不独树一帜，不过早暴露自己，避免其他割据政权的觊觎和成为众矢之的，从而缩小自己的目标，减少和避免敌对势力的围攻和攻击，这属于韬光养晦的高明之举，对自己是最大的保护，有利于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还可乘机发展生产，壮大自己的实力，稳固自己的根据地，使自己有力量对付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周边势力。

　　 所以，朱元璋一直刻意低调而且在改元创建新朝方面不慌不忙，从容不迫。1367年初，他的一位信得过的将军被派去护送韩林儿到南京，却在渡江时遇险覆舟，小明王溺死江中，历史家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一事件太过离奇而认定其为一场预谋，但朱元璋藉此有了“天赐良机”——名义上的“宋”王朝也不再碍手碍脚了，同时，各为其主的问题亦终获解决。

　　 尽管这样，朱元璋仍没有宣布自己荣登大宝，而是要一直等到围困张士诚的最后堡垒苏州，并于1367年十月一日攻破苏州，在宣布北伐元朝时，才接受群臣的一再请求，即位为新的明王朝的皇帝。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而一步步推行的。可见，朱元璋对朱升“缓称王”之策是始终遵循的，而事实上这么做，也给他带来了最大的战略利益，使他能够后发制人、实现统一的方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实施“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的同时，朱元璋稳步向外拓展。因为朱元璋虽拥有江苏一部、长江以南的整个安徽及浙江内陆部分地区，但这些领土上仅有人口七百八十万，而盘踞在苏州的张士诚的吴，和麇集在武昌的陈友谅的汉都拥有比朱元璋强大得多的实力。长江流域的三个重要势力都在争夺一城一地来扩充自己的地盘，到1360年，明、汉和吴三大集团已把湖北三峡以下的长江流域主要地区瓜分完毕，次一级的是较小的割据者，如浙东的方国珍、四川的明玉珍以及福建的陈友定。但真正与朱元璋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还是张士诚的吴和陈友谅的汉。

　　 朱元璋采纳谋臣刘伯温的“先陈后张”之策，首先寻求与处于其上游、威胁最大的陈友谅摊牌。1360年，陈友谅企图凭借自己的水军优势进行战略突袭，一举攻下南京，摧毁朱元璋的势力，但是他的水军在应天之战中中了埋伏，元气大伤，而朱元璋经此一役夺取了对手一支完整的水军，扩大了自己的水师，从而有力量主宰长江中游水域。1363年朱元璋亲自统率大军在鄱阳湖击败了陈友谅的主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当双方决战正酣之际，处于朱元璋东邻的张士诚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乘其弊而起”，反而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白白错失了“坐收渔人之利”的良机。陈友谅兵败身死之后，张士诚方才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和朱元璋之间必有一争。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朱元璋这时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专力对付张士诚了。

　　 明军本来已对张士诚的吴政权营造了战略包围，分兵合击的有利态势，此时遂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展开外围进逼，“侵掠如火”，“翦其两翼”，先夺占长江以北，再从浙江迂回，“动如雷震”，很快就将苏州孤城围困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十个月之后，明军一举攻陷苏州，翦灭张士诚势力，在南方地区取得了最后胜利，以后就只待北伐奄奄一息的元军残余了。至此，朱元璋统一大业的完成已成为历史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指日可待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九字战略“真言”，也藉此而得到了历史的最终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