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战略是一个大国避免卷入国际政治经济之纷乱、由强大成长为伟大的关键。作为战略概念的重要衍生理论，现代大战略研究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并对主要大国的政策行为产生重要且持续的影响。狭义的大战略主要关注国家对武力的运用或威胁运用如何与国家总体政治目标相协调，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广义的大战略概念则强调国家应当如何较为平衡地运用战争与和平手段，调节和调动本国甚至其盟国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实现一个明确、适度和总体可行的宏大战略目标。现代大战略研究的重点在于从历史经验中分析昔日大国、强国兴衰起伏的案例，以期明确作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的大战略之内在机理及实践意义。中国拥有大战略思维与大战略缔造的深厚历史根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现实和历史意义重大，大战略研究者肩负重要使命。未来，中国大战略研究应注重聚焦当下情势、注重历史检讨和发掘中国智慧。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的出现，主要源于对国家命运的历史性忧虑。当然，自现代国家出现以来，如何采取恰当的方式确保国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所支配的环境中生存、延续乃至兴起，一直是诸多国务家尤其是那些在特殊历史时刻和复杂安全环境中亟须作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国务家思考的首要问题。然而，由于现代战争规模急剧扩大、破坏力大幅提高及其对国内社会特别是国家决策的冲击力空前增大，20世纪以来的诸多政治或军事天才不得不承认战争仍是也必将是国家确保生存的关键方式，同时他们开始考虑改变近现代以来军事战略时常干扰、改变甚至主导国家总体政策的倾向，使战略决策（特别是考虑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回归到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归纳，构建一种具有明确和长效的政策目标，以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类手段相互协调的国家战略，以维持国家在愈发紧张危险、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的生存。

　　 尽管大战略思想和理论雏形在19世纪初已萌生，但现代大战略概念的提出及系统的理论建构则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才得以出现。[1]冷战期间，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核均衡态势的大体形成，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战略学术体系的构建速度陡然加快。很多国外学者开始对通过战争之外的方式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关大战略的学说和理论由此大量涌现。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上升，大战略研究由于其宏大的格局视野和突出的政策实用性，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战略决策界的格外关注，并在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强国的政策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大战略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亦受到空前重视。在当前国际权势发生历史性转移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借鉴西方大战略研究的学理成果与历史经验，如何汲取中国大战略的传统精神，如何看待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及其对策，等等，学术界围绕这些议题展开愈益激烈的讨论。随着这场理论与现实意义均堪称非凡的学理激辩的深入，一个适应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中国特色大战略理论体系也在加速构建中。

　　 

一、大战略理论的萌发及其历史演进

　　 

　　 在拜占庭帝国皇帝、“智者”利奥六世（Leo VI）提出的“战略”（strategía）概念在时隔近千年后被西方世界重新发现并使用后不久，部分西方学者、军人和政治人物便开始对这一直接服务于军事作战行动的概念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2]特别是在19世纪初，受到大革命后的法国在欧洲大陆取得一系列胜利的触动，英国的政治、军事精英显然认识到集统帅、国务家和军事指挥家于一身的拿破仑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上的巨大优势，他们尤为赞叹拿破仑在实现法国总体政策目标上运用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的统一性和灵活性，进而提出战略不应当仅局限于战争和战场，而应将之区分为“统帅的战略”或“大战略”与“战场指挥官的战略”两个层面。[3]尤其对国家而言，在安全挑战日趋多样化、决策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国务家为实现国家的总体目标必须重视宏观战略的设计与实践，开大战略理论研究之先河。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使西方战略学界更加充分认识到构建大战略学理体系，进而为国家决策提供理论指导的重要意义。一战结束后，考虑到英国在战争中基本上放弃了其自18世纪以来长期坚持的主要依靠海上封锁、财政资助和外围作战的所谓“英国作战方式”，代之以向陆上主战场派遣大规模远征军履行所谓“欧陆义务”的战略决策，20世纪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学家利德·哈特（Liddell Hart）力主在国家的宏观政策统筹中构建一个节省的、适度的、有节制的和有弹性的大战略。他强调国家在将作战力量投入战争的同时，必须考虑并应用财政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以及伦理压力来削弱对手的意志，必须注意估算国家的总体资源，包括经济、军事等现实资源，以及士气、道义等精神资源。而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此类的大战略，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即使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将因代价巨大而使国家及其人民无法改善既有的境况。”[4]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军事思想家、战略史学家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也分析了构建大战略对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大国雄心的国家）的重要作用。世界大战中凸显的战争复杂性、高昂的战争成本及其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全面冲击，促使厄尔坚持战略务必超越以往的“军事中心”倾向，即战略不能再被简单理解为“军人的专利”和“限于战时的对策”，相反，它应是“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贯穿平时与战时、连续的和长时段的过程，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战略的目的不再仅限于赢得战争，而是为国家提供安全；手段也不再限于动用武力，更不能以武力的逻辑思考国家总体的政策设计。[5]当代战略学家的任务就是弥补传统军事战略在全面性上的不足，以国家总体目标和意志为依托，构建一个能够统筹战争与和平，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变量均纳入考察框架的总体战略理论体系，从而为那些具有地区性甚至世界性影响的强国维持生存、巩固安全乃至在竞争中最终胜出提供理论帮助。

　　 然而，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对未来战争性质的急剧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美苏等主要核国家对核战略的高度推崇，在冷战初期，大战略概念在各国学术界和战略决策界是不受重视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美苏两国总体出现核均衡态势、全面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已被美苏决策层基本排除的情况下，西方战略学界对大战略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才重新进入一个高潮期。主要得益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柯林·格雷（Colin S. Gray）、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等人的学术贡献，大战略的概念随着冷战新高潮的到来而日益流行，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美国，面对领域日渐宽泛、性质日趋复杂的各种挑战，美国的大战略缔造问题，即美国应秉持何种大战略以在与苏联的全面对抗中取胜，成为其战略学界深入探讨的中心问题，美国也因此成为战后大战略研究最主要的中心。

　　 正是在理论研究高潮的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规定美国总统须定期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应当包括“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和目标”“外交政策、全球承诺、国防能力评估”“提出凭借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手段以维护促进上述目标任务的短期和长期规划”“检讨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能力手段的水平并确保各手段间的平衡”等内容。[6]这无疑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具备了大战略意味。[7]自1987年起，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17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及各阶段美国政府对国家战略目标的设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本国战略手段的检讨及优先发展事项，这些报告为人们分析冷战后期以来美国大战略设计的内容、实质，进而预判其未来走向提供了文本依据。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孕育革命性变革的背景下，大战略研究愈益兴盛，学理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尤其是在传统的学术中心美国，随着主要对手的消失，美国应当奉行何种替代性大战略已经成为当前美国学术界乃至政界最为关注、分歧亦最为严重的议题，也演绎出多种在战略目标、实施手段与资源动员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的大战略类型，主要包括首要性战略（primacy）、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m）。[8]更有学者归纳出八种大战略供美国政府选择。[9]在学理论争的影响下，从奥巴马任政府开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大战略调整（甚至可能是大幅度调整）的趋势也逐渐明显，并开始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甚至战后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10]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反映出美国战略学界对美国面临的复杂挑战及未来不确定性显著增长的极大忧虑，又充分证明大战略研究具有旺盛的理论活力，并对特定国家政策、国际形势发展具有显著的塑造作用。

　　 

二、大战略的概念、问题与机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战略便成为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领域中至关重要的研究议题，甚至被认为直接关乎一个国家发展和前进的“路径、手段和目标”。[11]但是，作为一个目前相当流行的概念，大战略实际上是在没有被准确定义的情况下被广泛使用，其学理体系甚至基本概念依然是不明晰或含糊不清的，甚至在该领域最具权威和代表性的几位顶尖学者之间，至今也没有形成关于大战略概念、方法和领域的共识。

　　 在对大战略概念的不同理解中，狭义的定义主要关注武力的运用或威胁运用如何与国家总体政治目标相协调。考虑到早期的战略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战争的非军事方面，因此大战略概念的提出者和最主要的阐释者之一利德·哈特将其定义为“协调和指导所有国家资源（或若干国家的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12]。与利德·哈特对战略的定义（分配和使用军事手段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艺术）相比，他对大战略的理解显然是修正战略研究过于关注军事手段以争取战争胜利的单纯军事取向，以及在20世纪初数次大战中屡屡出现的军事战略干扰甚至绑架国家总体政策的情况。作为传统战略理论的延伸，狭义的大战略概念主张国家必须运用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手段（尤其是外交、经济等），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单就运用军事手段而言，国家也必须对军事力量运用或威胁运用的方式和限度尽可能进行精细的规划，尤其是对发动战争的时机的选择，对战争的投入和最重要的战局的控制，否则战争就成为一种“没有政治目标的愚蠢暴行”。在利德·哈特看来，大战略应当计算和发展国家经济资源和人力，以支持战斗兵力。同时还要重视精神资源，因为培养人民的战斗精神与保有具体力量同样重要。军事仅为大战略工具中的一种，大战略必须考虑和使用财政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以及道义压力，以削弱对方的意志，争取全面达到战争目标。[13]而这一点正是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是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要义的真正体现。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大战略理论早期开拓者的努力主要集中于将大战略与传统战略概念进行明确划分，并将其从战略概念中分离出来。就主体而言，大战略关注国家，而战略则主要关注军队；就目标而言，大战略致力于确保国家的总体胜利，而战略关心战争的输赢；就原则而言，大战略的实现在于国家在战争中有效运用武力、外交结盟或瓦解对方同盟、进行商业贸易制裁、鼓动国民士气的模式或模式组合；而战略则依然遵循军事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归纳的“歼灭”（annihilation）与“消耗”（exhaustion）两种基本类型。[14]正是通过这种区分，战略理论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大战略概念也随之同一场“特定的会战或战役、纯粹作战性的‘战略’非常坚决地区分开来”[15]。

　　 与狭义概念相比，以大战略理论的另一位主要开创者厄尔为代表，包括爱德华·勒特沃克（Edward N. Luttwak）、巴里·波森（Barry R. Posen）在内的很多战略学家显然希望赋予大战略一个范围更为宽泛的定义。在他们看来，虽然利德·哈特开创性地提出了大战略概念，但该定义实际上仍无法摆脱浓重的军事战略色彩，其范围仍主要限于战争，创新仅在于国家在战争中必须关注非军事手段而已，运用仍只限于战时而非平时。因此，厄尔提出了一个范围更为宽泛的概念，即大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包括其武装力量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艺术，以针对其现实、潜在或纯粹假想的敌人来有效促进和确保其至关重要的利益”[16]。厄尔提出的概念实际上主张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国家均应在既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将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精神等各类资源和手段均纳入规划范围内，并使其相互补充、协调与配合，争取实现国家的广泛利益，而非仅仅赢得战争。在厄尔的努力下，大战略开始与军事战略有更明确的区分，大战略也因此（至少在概念上）成为处于最终层级的战略。既然大战略涉及如此宽泛的领域，涵盖“治国之术”的各方面，因此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显然不仅包括战时，也包括平时；不仅仍需要关注战争，而且需要更多地关注和平。[17]

　　 学术界在概念界定上的显著分歧仅仅是大战略研究框架构建和理论发展严重滞后的表象之一。从学理上来讲，大战略研究必然要回答如下问题。一是大战略缔造须考虑何种因素。这包括如何判断国家的安全环境和面临的威胁，如何制定大战略的目标和实现此类目标需要遵循的方式和原则，如何选择战略手段、运用方式以及把控目标与手段间的大致平衡，怎样估计资源的动员及初步的成本—收益核算，等等。二是大战略实施中必须注意哪些环节。这包括确定政策转化的方式及优先次序，执行效果评估的时间节点和途径，以及极其关键的根据效果、评估结果对大战略进行调整，等等。三是何为最佳的大战略缔造和实施机制。这包括确定最高决策者、决策咨询团队、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彼此关系，以及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管理和控制机制的构建，等等。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还有，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怎样判断一个国家的内外部环境和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及其严重程度，以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如何判定这个国家的对手与伙伴。[18]一项成功的大战略必须对以上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总的看来，尽管当前战略学界在上述问题的单个方面或多个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但与构建一个系统、精细、有明确量化指标且具备可操作性的大战略理论框架的目标还存在不小差距。

　　 导致大战略研究非精细化倾向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大战略甚至战略自身的独特性质。包括保罗·肯尼迪在内的很多当代最具权威的战略学家从来不认为战略（包括大战略）存在一个可量化的、可以得到反复验证的应用框架。克劳塞维茨早在对战争性质的描述中就对决策者或战争统帅能够事先制定并采取一个足以克服任何战场突变进而克敌制胜的战略抱有极大的怀疑。他非常失望地看到，在充斥着数个行为、意图和目标各不相同的行为体（而这些行为体对他者的行为、意图和目标也并不明确）的世界中，即使最精明的决策者也将大伤脑筋，以确保自己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中了解和适应不断变动的条件、环境和对手，并尽可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因此，战略的“原则、规则甚至体系性”必然不足，并受到无休止的复杂情况的干扰。它没有任何现成的公式，可依靠的模型和规范也并不精细。[19]此外，考虑到战争甚至国际斗争的主观本质，也不可能为战略构造出一套简明的模型供指挥官随时借助。[20]正如19世纪最伟大、最成功的军事战略家之一老毛奇（Helmuth vonMoltke）所言，“没有任何计划在与敌人遭遇后还能继续”，因此指望事先制定一个面面俱到的、足以克服一切偶然性的战略实属外行的妄想，战略应当是一种“自由、实用和富有艺术性的活动”，甚至是“一种权宜之计”[21]。

　　 经典军事战略学家对战略的悲观看法无疑影响了大战略学家对构建理论框架的态度。与军事战略相比，大战略研究的覆盖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涉及的因素更多，几乎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保罗·肯尼迪指出，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极为困难，在国家决策者为了维持和增进国家平时和战时的利益而将军事和非军事要素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充满了不可估算之事和无法预测的“摩擦”（friction）。由于这种原因，大战略同军事战略一样，它根本不是一项符合约米尼传统的科学，而是如克劳塞维茨所言的一种艺术，并且是一种难以把握的艺术，因为它在政治、战略、作战和战术不同层次上运作，彼此互相作用，推进或阻碍主要目的的实现。[22]甚至有学者极度悲观地指出，在充满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如能做出理性的决策选择，能正确估算不同决策所导致的损失或收益，并有能力严格依据其战略选择实施的话，大战略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历史与逻辑均否定了这种可能，“大战略仅是一个错觉而已”[23]。

　　 既然寻求一个全面的、可操作和可验证的大战略理论和分析模型几乎不可能，学术界很快便将注意力转向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昔日大国、强国兴衰起伏的案例，希望从中发现作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的大战略之内在机理和共通之处。在当代战略学家的努力之下，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伯利克里的大战略，1—3世纪罗马帝国的大战略，14—17世纪明代中国的大战略缔造，哈布斯堡西班牙试图主导欧洲的大战略，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大战略，大英帝国的大战略（伊利莎白一世时期、维多利亚时期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帝国—苏联的大战略，美国从内战到冷战的大战略，这些战略设计均作为经典案例得到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总结。在此过程中，尽管学术界在大战略概念、可用资源的界定、原则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关系等诸多元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没有得到明显弥合甚至还在不断加剧，但总的来看，大战略的要义和精髓，或者致力于回答的中心问题，目前已经取得广泛的学术共识，即国家如何本着生存乃至壮大之目的，较为平衡地运用战争与和平的手段，调节和指导本国（甚至包括其盟国）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实现一个明确的、适度的和总体可行的宏大战略目标。

　　 也正是在对历史案例的分析中，有关大战略的基本特质及其缔造过程中须倍加注意的诸多原则或规律也逐渐明确。其一，就作用时段而言，大战略显然不同于一般政策，应当具有长期效应。大战略既非止于战争结束，也非始于战争爆发，它应当是一个贯穿平时和战时的日常政治行为，因此必须秉持一种长远的眼光而非仅是对日常事件做出简单的应对。[24]而一个国家的大战略一旦成型，就会形成一定惯性即足够的运行周期，这样方能确保其效果逐步显现。保罗·肯尼迪甚至强调，大战略应当作用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政策演化和整合。[25]

　　 其二，与其他战略类型相比，大战略尤其应当重视其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作为政治与军事、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纽带，大战略的精髓在于国家根据既有的情势和现有的实力，作出可行的且必须是适度的目标规划。战略的艺术不仅在于找到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还在于确定其目标是现实的和有价值的，大战略尤其如此。因此，国务家仅考虑如何达到战略目标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考虑国家为之可能付出的代价。利德·哈特曾指出，如果潜在成本与可能的收益完全不成比例，那么整个计划的价值就受到质疑。历史上，有无数次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的大规模战争是因一些无足轻重的利益而引起。大战略必须以此为戒，必须关注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损失来制服对手。[26]

　　 其三，大战略特别关注传统军事战略范畴之外的因素。一是外交，在平时和战时，使用外交手段以获取盟国、赢得中立国支持、减少敌国或潜在敌国的数目以改善本国的处境，均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取得总体胜利的可能。关于这一观点，丘吉尔曾有过非常著名的论断，“将盟友拖入战场的策略，其作用堪比打赢一场大仗。若能用安抚或威慑手段使某个危险国家保持中立，其价值高于抢占一个战略要点。”[27]二是经济，在利德·哈特提出的大战略必须依靠的五种战略手段中，至少有两种（商业和财政压力）均与经济直接相关。三是国民士气和政治文化，在战争中，民众支持战争目的和承受战争负担的意愿将直接决定战局的走向，和平时期民众承受建设庞大国防力量代价的意愿也同样将决定大战略的最终成败。人民的精神力量往往同有形的力量形态一样重要。[28]

　　 其四，审慎的态度必须在大战略缔造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古代的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那些曾经成功地在一定阶段发挥区域性甚至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强国，它们在大战略缔造方面的成功经验往往都是审慎。诚如保罗·肯尼迪所言，考虑到独立且彼此关联的诸多变量，国家必须殚精竭虑，以最适度和最节省的方式，“使自己能够在一个振荡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变化不断、充满危险的无政府国际秩序下生存下去，并兴旺昌盛。”在此过程中，大战略缔造“必须依靠对政治实体目的和手段进行不断和明智的再审视，依靠克劳塞维茨和利德·哈特推崇的两种无形力量——智慧和判断力”[29]。

　　 

三、大战略的中国意义

　　 

　　 大战略向来是大国、强国的专利，显然也能够对大国的命运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与此相对，小国或者中等规模的国家则很难缔造和执行一项大战略。[30]在世界历史上，公元1—2世纪的罗马帝国、17和18世纪的大英帝国乃至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它们在当时国际体系中权势地位的彰显、主导地位的牢固确立甚至所谓“霸权治下和平”的创建，均与上述各强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种明智、灵活、连贯、眼光长远同时切实可行的大战略设计有关。而雅典帝国的终结、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和路易十四的法国主导欧洲企图的总体失败、拿破仑与希特勒梦想的大破灭、20世纪后期苏联及其统领的“华约”阵营的崩溃瓦解，尽管各有各的原因，但显然与国家缺乏大战略设计或者大战略缔造和执行中存在致命缺陷直接相关。在中国和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历史阶段的当下，加强对中国大战略缔造问题的讨论，理论与实践意义尤为突出，这也正是“中国话题”在当前国际大战略学界愈益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必须承认，作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悠长的不间断文明，中国一向有着大战略思维与大战略缔造的深厚根基。孙子在公元前6世纪的论述一直是当代西方大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利德·哈特的很多思想直接源于孙子，其名著《战略：间接路线》的卷首13次引用孙子的名言。除直接与军事战略相关的11条外，孙子有关“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些思想直接启发了利德·哈特关于大战略的思考。[31]当代另一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加迪斯同样高度评价孙子思想包含的大战略内涵。在他看来，孙子有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警告，强调了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尤其是决定动用武力时必须遵循的审慎原则，而“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等论断实际上指出了大战略缔造的最高境界，即“一个国家如何在不拖垮自己的情况下赢得胜利”[32]。

　　 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不胜枚举的成功大战略实践，例如公元前11世纪，周人的翦商、革命及之后“天下”秩序的塑造；公元前7世纪齐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实现春秋霸业；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秦国通过持之以恒的大战略，最终实现“席卷天下、一统六合”的目标；公元14世纪，明太祖在建政、巩固及北伐中的大战略缔造；等等。这些实践无一不是在明确、平衡和连贯的总体目标指引下，完美地结合暴力与道义原则，极其顺畅地协调了武力讨伐、外交结盟、政治安排、经济设计、大众心理塑造等战略手段，为后世的大战略设计留下了颇多极其深刻的战略遗训。而20世纪上半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的大战略缔造，更是高超地弥合了观念与实践的鸿沟，实现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提升了各项手段运用的统一性和灵活性，并牢固确立了最为重要的政治目的在大战略缔造和实施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当前的国内大战略理论研究主要兴起于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国家实力高速且持续的发展，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责任感与自信精神的显著提升，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术界对大战略理论研究的兴趣急剧增长。为了吸收借鉴西方大战略研究的经验，在这一时期，包括利德·哈特、保罗·肯尼迪、爱德华·勒特沃克、巴里·波森、约翰·加迪斯、威廉森·默里（Williamson Murray）等当代著名战略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开始被陆续引入中国。[33] 21世纪初，中国台湾学者钮先钟先生的系列著述也被引入大陆或出版，由于其从东方视角对西方战略（包括大战略）思想演进与中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颇具启发的比较，引起了祖国大陆战略学界的极大关注。[34]在此背景下，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介绍、评判西方学术界的相关成果，总结中国大战略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开始致力于构建中国的大战略理论体系。[35]

　　 然而，与当下西方战略学界异常活跃的局面相比，中国学术界在大战略理论研究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当下，随着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正急速步入世界顶尖国家之列，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6]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在当代甚至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这反映出中国决策者极为深厚的大战略素养和中国大战略在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但是，如此大规模和快速的国家兴起势必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尤其是国际权势结构造成持续、非线性、复杂、深刻的影响。鉴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为西方国家（欧洲及其文明旁支）所构建、规范和主导，并已存续几个世纪，因此未来中国的发展可能将不止一次地遭遇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敌对情感和敌对意志”（hostile feelings andhostile intentions）。[37]可以预料，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正处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安全挑战在规模、范围和复杂程度方面均会与前一阶段显著不同。

　　 中国的大战略理论研究尤为需要关注四个问题。一是，冷战结束以来诸多新技术、新精神、新实践的发展，将推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规范和特质出现某些革命性意义的转型，抑或仍然延续历史宿命，即16世纪以来主要由欧美国家所支配的霸权争夺和霸权更替历史。二是，中国的大战略目标是什么，即中国应当如何定义其所处的世界与时代，并如何看待自身的现实与未来。三是，支持中国实现以上目标的国内、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技术和精神资源是否充足，以及如何有规划、有重点、综合、平衡、高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四是，中国实现大战略目标将会遭遇哪些敌对力量和敌对意志，以及如何综合运用武力和非武力手段，有重点、分阶段、多手段地对抗、化解和规避诸多性质、程度、来源不一的威胁。

　　 值得关注的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大战略缔造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极具历史意义的重大进展。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大战略的筹划实施有了更加坚实的机制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规划了中国国家大战略所涵盖的问题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质上体现了中国对未来世界应然状态和演进路径的认知和规范；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从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大战略的目标、方略、手段和基本路径，为国内大战略理论研究提供了明确依据与动力。总的来看，当下中国的大战略研究应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第一，聚焦当下情势。作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最主要的推动者，当前国际秩序重要的维护者，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集诸多特质于一身，它当前所面临的总体战略环境与四十年前甚至21世纪初显然不同。这种不同既包括国内战略环境，也包括国际战略环境；既包括物质意义上的变化，如国际权势结构、国家权势对比的调整，也包括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变化，如国内社会对中国和世界认识的深化，其他国家政府对华政策调整，政党、民众对华观感的调整；既包括中国自身可用资源、手段在规模、性质上的实质性变化，也包括这种内部变化的衍生和外溢效应，即有关变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及外部世界对此的反应和反馈。在这一异常复杂、微妙但可塑造的过程中，中国的大战略研究必须对各个专业领域（军事、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当下情势，以及中国大战略持续推进引起的国内尤其是国际效应，进行实时、连续的量化和预测性评估，以期能够较早和较准确地对中国大战略实施中出现的内、外部“摩擦”进行研判和预警。

　　 第二，总结历史经验。西方战略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之一是坚持“斗争”是国际政治经济演进的主要驱动力，并从根本上定义了国家战略环境的基本属性。作为敌对意志之间的较量，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必须“料敌从宽”进而“有备无患”。因此，尽可能深刻地理解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性规律，对制定明智的大战略，进而从战争和国际政治争斗的“迷雾”中寻找胜利的途径至关重要。尽管旧传统和旧观念并非万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技术、新问题、新趋势层出不穷，正如修昔底德曾预言过的那样，人性使然，人心不变，过去的事件必然“会在这个或那个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以相同的方式重演于未来”[38]。因此，当前大战略研究必须重视理论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境界”[39]，必须注意对特殊历史时期大国、强国的大战略缔造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深入进行再梳理和再评价，在新的历史视野中探究其成败得失，从中汲取大战略缔造的一般性规律，通古今之变，更好地服务于当前中国的大战略实践。

　　 第三，发掘中国智慧。战略（包括大战略）本来就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被认为可以总体克服“茫茫黑暗”的“微光”。[40]而中国古代历史以及当代革命家的思想遗训对当前中国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大有裨益。自武王革命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大战略家对天、人、敌、我、时、势的洞察显然可资借鉴，而战略失败者的经验亦有镜鉴之用。尤其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效法天地”“顺天应时”的观念暗示了战略环境判断与战略目标设定的基本原则；“守静”“无为”之说，强调大战略设计必须遵守审慎、平衡的原则；“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告诫实质上已经全面提出了国家大战略缔造应坚持的信条；而极具智慧的“利万物”与“不争”哲学，则完全可以有效化解西方战略学界长期坚持的“丛林法则”前提与斗争哲学，有望为近代以来霸权的兴替、暴力的频发及其导致的历史循环提供全新的替代方案。

　　 

结束语

　　 

　　 诚如诸多战略学家指出的那样，观念上的大战略设计与现实中的大战略实施往往存在差距，加之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和或然性的干扰，在现实或潜在的国际冲突背景下，并不存在完美的大战略。但也正因大战略对于国家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处于关键历史阶段的中国当下尤其应关注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而这个极其复杂且难以把握的问题必然与中国、地区乃至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克劳塞维茨关于“人的理性必须要尽可能克服人性中所固有的暴烈和极端”的教诲，利德·哈德有关“必须依靠智慧和辛劳以有限的代价争取胜利”的主张，孙子“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原则，均可为中国大战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家大战略缔造的总体成功提供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养分。

　　 注释：

　　 [1] Lukas Milevski, The Evolutionof Modern Grand Strategic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pp. 15-16.

　　 [2] Beatrice Heuser, The StrategyMakers : Thoughts on War and Society from Machiavelli to Clausewitz, SantaBarbara: Praeger, 2010, p. 1.

　　 [3] 19世纪初，英国有学者指出，战略或指挥军队的知识，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较高层级的、事关统帅的领域；另一个则是较低层级的，涉及具体的战争指挥领域。参见Lukas Milevski, The Evolutionof Modern Grand Strategic Thought, p. 15。

　　 [4] [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5] Edward M. Earle, “Introduction,” in Edward M.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New York: Atheneum, 1966, p. viii.

　　 [6] 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 http://history. 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dod_reforms/Goldwater-NicholsDoDReordAct1986.pdf

　　 [7]美国政府文件中将“国家安全战略”直接等同于“大战略”。美国国防部在《军事术语及相关概念汇编》中，将“国家安全战略”定义为“发展、运用和协调国家力量各组成部分，以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的目标”。而“大战略”的条目则说明要“参见国家安全战略”。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JP1-02),Washington, D. C.: DOD, 2008, p. 230, p. 369。

　　 [8]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1997, p. 4.

　　 [9]这八种大战略是霸权战略、全球集体安全战略、地区集体安全战略、合作安全战略、遏制战略、孤立主义战略、离岸平衡战略和选择性干预战略。见[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0]参见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82-100页。

　　 [11] Peter Dombrowski, and Simon Reich, “Does Donald Trump have a Grand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93, No. 5, 2017, p. 1016.

　　 [12] Basil H. Liddell Hart, Strategy,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 335.

　　 [13] Basil H. Liddell Hart, Strategy,p. 336.

　　 [14] Gordon A. Craig, “Delbrück: The Military Historian,” in Peter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p. 341.

　　 [15] [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第3页。

　　 [16]转引自[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第1页。

　　 [17] Edward N. Luttwak, 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2001, p. 207.

　　 [18] William C. Martel, GrandStrate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ed for an Effective American Foreign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

　　 [19]克劳塞维茨语，转引自WilliamsonMurray, “Introduction: On Strategy,” in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Alvin Bernstein, eds., The Making of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 1.

　　 [20]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trans.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p. 89.

　　 [21]转引自LawrenceFreedman, Strategy: A History,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4。

　　 [22] [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第5页。

　　 [23] David M. Edelstein and Ronald R. Krebs, “Delusions of GrandStrategy: The Problem with Washington’s Planning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4, No. 6, 2015,p. 110.

　　 [24] Williamson Murray, “Thoughts on Grand Strategy,” in WilliamsonMurray, Richard Hart Sinnreich, and James Lacey, eds., The Shaping of Grand Strategy: Policy, Diplomacy, and War,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

　　 [25] [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第3页。

　　 [26]转引自LawrenceFreedman, Strategy: A History, pp. 136-137。

　　 [27] Lawrence Freedman, Strategy:A History, p. 139.

　　 [28] [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第4页。

　　 [29] [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第5页。

　　 [30] Williamson Murray, “Thoughts on Grand Strategy,” p. 1.

　　 [31]参见[英]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32] John L. Gaddis, On GrandStrateg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8, p. 59.

　　 [33]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主要在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的推动下，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集中出版了一系列当代西方大战略研究名著，包括[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美]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美]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美]爱德华·勒特韦克：《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时殷弘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美]杰弗里·帕克：《腓力二世的大战略》，时殷弘、周桂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美]布莱内：《战争的原因》，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4]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钮先钟：《战略与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2年版。

　　 [35]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吴春秋：《大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7年10月2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028/c1001-29613514.html。

　　 [37]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trans.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p. 14.

　　 [38]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Peloponnesian War, trans. by Rex Warn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4, p. 31.

　　 [39]钮先钟语，见钮先钟著：《战略研究》，第292页。

　　 [40]克劳塞维茨语。参见Carl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 by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7。这种“茫茫黑暗”在军事战略中即为“战争迷雾”。在大战略中，这种“茫茫黑暗”是指国际斗争的诸多突发、偶然因素所造成的极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