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穿越北京的建筑迷宫

从辽国陪都、金国的上都、元帝国的大都、到清帝国首都，北京基本上是通古斯人和蒙古人的政治核心，而跟汉人的关系更为疏远。这或许就是北京文化的历史本性。北京不属于汉人，而更像是通-蒙语族的圣城。它的强卷舌音是通古斯人学习汉语后的变体，而在北京郊区周口店发现的猿人遗存，则可能属于蒙古阴山文明的边缘。

但另一种更为恰当的解释是，北京是北亚、东北亚和中原文明的混合物，它以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为核心，注入明帝国的汉系骨血，并由满人吸纳江南汉族士绅的美学，加上1949年后苏俄风格的渗透，形成驳杂的文化谱系，由此塑造出奇特的历史容貌1。它是一座巨大的鼎器，缓慢炖化着零乱的种族元素。

北京的历史称谓，包括蓟、幽州、幽都、南京、燕山、中都、大兴、大都、汗八里、北平、京师，以及蓟城、燕都、燕京、京城、汗城、宛平、长安、春明、日下、帝京、京邑、京国、京华等二十几种别名，其数量超过任何一座中国城市。它在“山”、“邑”、“州”和“都”、“京”、“国”、“华”之间变迁，不仅向我们昭示它在语词学方面的活跃度，还意味着北京的权力扩张和收缩。它所掌控的政治空间，始终处于大幅度的涨缩之中，犹如一枚剧烈跳跃的心脏。

尽管种族和帝国的主人在不断更替，但北京却遵循着一种相似的语法，那就是建筑织体的宏大叙事。这是帝国美学的灵魂。所有到过北京的游客都会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噩红色的高墙和阔大的广场，就是北京的视觉象征，这不仅是空间的炫耀和遮蔽，更是一种对帝国权力的物理性捍卫。广场和高墙的语法，就是北京建筑业的基本语法。

但是，越过肃穆、粗粝和坚硬的历史高墙，北京总是流露出一种亲切而轻快的温情。这令许多外国游客深感困惑。他们喜欢北京，却无法正确描述这座都城的特征，因为北京是分裂的，它受控于一种双重的语法。这分裂导致了北京的多样性，并且显露出自我对抗的严重迹象。

在许多人看来，北京洋溢着浓烈的旧帝国的专制气息，却同时又充满着市井的自由活力；北京的气质是如此肃穆而峻厉，却又比其它城市更具民间幽默的特点；北京到处分布着大体量和大尺度的宫室，而另一方面却是7000多条胡同和幽闭、低矮和更符合人性尺度的四合院民居；北京是皇族、贵族盘踞的地点，倡导着优雅的古玩式生活方式，而在另一边，我们也看到了那些被切碎的市井生活，呈现出粗鄙、亲切、聒噪和慵懒的特点。在后帝国时代，一面是中南海的中央集权，而另一面，这集中管理的体系被各省、各部、各军区所分解，由此制造了密集的权力缝隙，为文化生长提供美妙的契机。

新建筑浪潮和筹办奥运期间，在捍卫宫室建筑的前提下，以及现代性焦虑的驱动下，北京还营造了大量超现代和未来主义建筑，由此加剧了城市景观的严重分裂。中南海建筑的红色帝国风格、人民大会堂的灰色苏式风格，以及国家大剧院的玻璃蛋形风格，这些完全不同的事物被装入中央城区，造成视觉上的强烈对峙。

奇怪的是，正是这些彼此博弈的事物，在北京城市空间里达成了“季羡林式的和谐”2，这就是北京所制造的奇迹。它在这纠缠、对抗和互博中发育绵延，超越中国的其它城市，成为文化生长的最大温床。而以商业著称的上海只能望尘莫及。

在空间范围内审视北京地图，我们还会发现它拥有另一些古怪的特点。北京老城区（二环路内）的道路，是以中轴线为对称性基准的棋盘，而外围道路则呈现为六环形加上放射性格局。可以把这种复杂的套装结构简化为“阳光图式”。而它的确是一种太阳及其光辉的构型：一方面高度内聚和封闭，一方面高度开放和辐射，由此写完了双重语法的最后条款。这太阳就是帝国的最高隐喻，象征着一种权力的集结和发散。它的光芒与热力逾越华北平原，印章般覆盖在辽阔的版图之上，成为中国各地政治建筑的样本。

据媒体消息大量披露，外省各地都已出现山寨版的北京权力建筑。而这临摹运动最初源自50年代。例如，南昌八一广场就是天安门广场的拙劣摹本。而在21世纪零年代，复制“鸟巢”和“水立方”正在成为新的政治时尚。这基于一种普适的权力话语。各省会竞相复制北京，而地县镇三级城市则依次复制省会，这种体量和尺度不断递减的复制，就是北京权力放射和外延的结果。政治建筑的普遍复制，暗示权力是可以被梯级延展的，它的终点甚至达到了行政结构的末梢——村落及村委会。

复制终究是政治焦虑的结果。复制可以慰藉那些在权力关系中辗转反侧的官员，让他们在北京式建筑中书写完美的帝国美学。但这美学有时却是高度致命的。由于体量失度和越制，许多地方官员面临被弹劾的危险。然而，复制潮流并没有中止的迹象，而且要向新造型和更大体量扩展，形成城市形象工程的空间核心。北京的权力美学，正在全国范围内激起狂热的回响。

但就每一位普通居民或游客而言，北京并非是政治理想的轴心，而只是权力、身份、文化和历史的庞大迷宫。许多外省人站在北京街头，被巨大的空间尺度所震惊，并因个人的渺小性而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这“蝼蚁效应”就是北京魅力的一部分。但这空间焦虑最终还是源于一种解读的困难。高墙和卫兵粗暴地制止了视线的探究。只要游客把照相机好奇地对准北京市政府大门，就会招致严厉的盘问甚至扣押。这种资讯隔离政策加剧了民众的困惑。尽管中轴线矫正了物理空间的迷乱性，而价值迷宫的复杂度却在与日俱增。

北京不仅需要提供空间线索，而且需要一种必要的阐释。《米丈建筑地图·北京》，试图从建筑师的角度，提供观察北京建筑景观的路线图。这是建筑史的空间展示。从美学的原理而非权力的原理，按区块勾勒北京建筑的地图，告诉我们那些建筑物的文化语义。

它收纳了北京所有重要的建筑史作品，从皇宫、王府、园林、寺院、商号、会馆、校舍、胡同、墙垣、桥梁和陵墓，到酒店、医院、剧院、银行、体育馆、行政机构和商务中心等各式现代建筑，却蓄意忽略天安门、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世纪坛、以及央视新楼等等。对这些著名建筑的过滤，显示出拒绝政治媚俗的编撰立场。建筑物遴选本身就是一种劝谕，它要向读者宣布建筑史自身的独立标准，以期把失控的迷宫变成可以把玩的棋局。

基于这样一份地理指南，我们也许能够终结都市价值的私密性，成为那些著名的陌生建筑的主人。这是一种源于阅读的微观权力变更。阅读和知识让人们拥有那些建筑，这是因为，阅读所获的资讯，就是对建筑本体的“握有”。这“握有”并非虚拟，而是一次真正的权力逼近或占据。无数阅读者包围了北京建筑，说出帝国和后帝国时代的秘密，俨然是它的影子主人。这就是米丈地图的意义。借助一种简明百科式的陈述，它完成了资讯权力的置换。至此，北京将不仅是一个强悍的政治名词，而且是一种可以自由行走的家园。（本文为《米丈建筑地图·北京》所做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文题图：天安门上俩老妪（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