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赖克最小化获胜法则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07级政治学理论硕士生 闫家深）
摘要：人是社会的动物，结成团体，进行联盟是不可缺少的。联盟遵守什么样的逻辑呢？赖克的联盟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在与补偿性的多人零和博弈类似的社会情形中，参与者结成了他们相信将确保胜选所需的足够大的联盟，而并不一味追求更大，这样产生的便是最小化获胜联盟。可应用此理论分析中国现当代史中的统一战线问题。
关键词：赖克法则；联盟理论；最小化获胜规模；统一战线
人是社会的动物，这是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本性的。在社会中，结成团体是人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基本和有效的手段。里普森指出“社会是由众多的团体组成的，它们是产生政治的基础”[1]。团体的存在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联盟合作的问题。联盟的普遍存在促使人们寻找联盟的内在逻辑。唐斯认为联盟的目的在于最大化支持率，在此逻辑下，最大化联盟是参与者的追求。本文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模式即赖克的最小化获胜法则。
一、赖克最小化获胜法则的解释
“在与补偿性的多人零和博弈类似的社会情形中，参与者结成了他们相信将确保胜选所需的足够大的联盟，而并不一味追求更大”，这样产生的便是最小化获胜联盟，赖克认为在零和游戏中，政治联合会自动生成能够确保获胜的最小规模。赖克认为社会许多现象都是零和博弈[2]，这样产生了最小化获胜联盟，也就是能够使联盟获胜的最小规模，具体而言他应满足以下条件：
⑴ 博弈框架内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获胜）
⑵ 有足够的资源来赢得博弈
⑶如果其中任何人退出联盟，则联盟无法取胜。[3]
赖克规模原则深受博弈论的影响，可以看到赖克在《政治联盟理论》中几乎用整个第一章来阐释他分析问题的模型——博弈论。这个规模原则明显是对唐斯理论一个主要的假定前提的批驳，唐斯认为议会中政党总是试图将选举支持最大化，但赖克却认为政党的积极性仅限于获得胜选所必需的最少投票。
赖克最小化获胜联盟是从一系列的假定前提推导出来，他认为在允许补偿性给付，参与者理性，信息完全的多人零和博弈的条件下，才产生最小化获胜联盟。在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赖克的法则是一个定理，挪威学者科拉·斯特拉姆将其总结为十个前提[4]：
第一条：这是一个多人零和博弈。实际上这个前提对于赖克的结论来说并非那么严格，规模原则适合与所有收益总和不变的情况，而不必为零，并且满足后面的条件。[5]
第二条： 参与者是理性的，这个就是常见的经济人假设，这就是说参与者努力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并且这个假定了他们会选择能使自己预期回报最大化的策略。
第三条： 参与者掌握完全的信息。信息完全是对博弈局具体情况的了解，完全的信息是重要的，它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而信息的缺失可能导致决策的偏离。
第四条： 参与者可以事先沟通协商，以确定收益的重新分配。
第五条：联盟必须在控制住一定程度的最小量资源后，才能够获胜。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掌握住足够的资源，才能够获得胜利。
第六条：联盟是必须的。没有哪个联盟可以单独获胜，也没有哪个联盟所获得的收益的满意度会比他单独参加博弈的情况还会差，这样就保证了联盟一定会形成。
第七条：联盟的规模大小由成员自己决定，也就是说没有谁是被迫参加违背其意志的联盟，同时某个人要加入一个联盟要经过该盟员同意。这点限制也是必要的，一个依附性集团其规模取决于集团靠山的意志与利益。
第八条：获胜联盟的规模越大，其总收益也越小。道理很简单，如果在是零和博弈中，所有人加入联盟，结果就是收益为零。在总收益不为零的情况下，即收益固定之时，当参与者增多更多时，这意味分享胜利果实的人数的增多，意味着各主体分到的利益减少。
第九条：获胜联盟是通过原始联盟不断扩张而创建来的，原始联盟就是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获得胜利的联盟。这就表明联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第十条：每个博弈过程都是单个的独立事件，这就是说在特定框架内博弈不受外界的影响。
在这些条件中，条件1、2、6决定联盟行为一定会发生，条件2、5决定联盟必须获得最小的获胜资源，条件2、8决定必须不能使规模到达条件5。说的最小规模后继续再大，条件7决定成员不可能允许他人在参加联盟，如此则最小化规模产生，也就是说一旦联盟达到获胜规模后，联盟就不再寻求扩大自身规模了，即形成最小化获胜联盟。
有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赖克的联盟法则。多德对1918—1972年间的15个具有议会制形式的国家中的联盟内阁作了比较分析，如表1 [6]：
表1 1918—1972年15个国家中不同类型的获胜联盟的持续时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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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中政党联盟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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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平均持续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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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党过半数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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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过半数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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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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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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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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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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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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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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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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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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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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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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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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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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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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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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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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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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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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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获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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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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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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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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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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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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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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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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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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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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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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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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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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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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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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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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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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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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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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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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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来，一个联盟离开最小化获胜联盟越远，它就越不能持久存在。小型联盟往往会被击败，即便是执掌内阁，也往往无力治理。大联盟往往会发生分裂，并且会重新组成小些的联盟，而只有最小化获胜联盟，能相当稳定的持续更长时间。多德得出结论认为最小化获胜联盟存在一个持续时间超过其他政府联盟的趋向，政府联盟也最终趋于最小化获胜联盟。换句话说，最小化获胜联盟在各类联盟中是最稳定的，其他联盟会趋于最小化获胜联盟。
但是这里需要澄清是赖克的最小化获胜联盟理论和多德的结论是基于不同的方法得出来的。赖克基于一个博弈论模型，从理性人的前提出发，经一系列假设而推论出来的，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理论体系。多德的结论更是基于统计学的观察，体现为一种统计学的规律。两者比较而言前者属于规范研究，而后者是经验研究。作出这点澄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明了结论所得出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给对理论的评价与应用提供向导。作为一种规范的研究，要证伪它，则需要对其推理程式进行检验，从概念，到前提，再到整个推理过程。作为一个能成为科学的理论，需要经得起经验的验证，一旦能举出反例，就证伪了此理论。许多学者就是在这两条路上，对赖克的联盟理论进行评价，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成果。
二、赖克联盟理论的应用
任何一种理论模型都是对现实的简化，正是这种简化提供了观察现实的视角，更加有利于人们了解现实世界，以摆脱无知之幕的束缚。但是这种使用本身是存在风险的，因为“政治是捉摸不定的，它不易受我们的智力观念的控制”[8]。正确的方法是谨慎的应用，在处理理论模型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时，要让现实来引导理论。正是基于此考虑，利用赖克联盟理论的模型本文试探性的讨论一下中国现当代史中的统一战线问题。
统一战线解决地是联合其他不同社会力量的问题。如何认识现当代史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不同时期的联盟需要和联盟方式。作为宏观理论，唯物史观无疑提供了观察统一战线问题的一个框架，但却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问题产生发展的内在机理。赖克联盟理论作为中微观层次的理论，在方法论上，给我们切入统一战线问题本身提供了便利。唯物史观提供给的社会矛盾状况是作为联盟的时代条件而存在，但是因果的链条是呈现漏斗状的，真正有助于我们了解事件本身的在于近于事件发生端的——即漏斗颈处的因素，于是借助赖克分析模型，本文对统战问题作一下试探性解释。
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军阀时代，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各省督军利用军事力量，做了中国各地方的土皇帝。他们同时与帝国主义势力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断裂与碎片化。民族主义的觉醒促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中央政府成为必要，这就催生了一场既要消除国内军阀统治，又要废除外国特权的国民革命，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社会有组织的社会力量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反动力量还有国民党，新生的共产党，不可忽视的力量还有苏联和共产国际。这实际上是一个零和博弈。新生的共产党力量很弱小，“它的党员在1925年初，即五卅运动前，大约只有1000人”[9]，它的存在得益于苏联的支持，其行动也只有受控于苏联。即便是如此，它在成立之初也和国民党一样宣称以建立政权，统一中国为目标；同国民党一样，当时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而对苏联来说，在1917苏联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它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反苏力量的干涉，为此它要获得足够多的支持，以保证政权的稳定性，苏联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10]。为此苏联同对中国进行双重接触，帮助同时帮助国共两党进行党建工作，组织革命力量。作为共产党当时是被苏联所控制，与其当它为一个独立实体，不如把他当作苏联的中国政策的一个工具，虽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实力下，依靠苏联，同时联盟国民党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国民党在当时确实为一个有力量有革命的政党，打倒军阀、获得政权、统一中国是其目标，革命的反复博弈让国民党认识到改组的必要和获得苏联支持的需要，只有如此才能够克服自身组织问题，获得更多的物质援助，为此目标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1]。正是共同的利益，促使国共结为同盟，即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苏联的统筹下，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对联盟的正式领导，保留独立的共产党身份。这里结成了联盟是不是赖克所说的最小化获胜联盟那？从苏联的角度看，这个联盟似乎是在遵守唐斯的逻辑路径——即寻求最大化支持。但对国民党来说，获得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政权”[12]。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联盟大到了必要地获胜规模，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是共产党或者苏联一方退出联盟，国民党本身难以取得北伐胜利，获得政权，在当时各种博弈力量中（军阀及帝国主义与国共联合），可以认为这是赖克所说的最低限度获胜联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更能说明问题。国共合作破裂于1927年蒋汪的反革命事件，这恰是国民大革命高潮时期，形式上军阀被横扫，国民党的实力不断壮大，尽管内部潜着地派系危机，但全国范围内国民党无疑已经具有最大的合法性。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一个中央政权就成了国共联盟各方的一个判断，国民党取得了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并且军事力量也得到增强，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这样的条件使得国民党依靠自身力量就拥有了建立政权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国民党掌握了足够的合法性资源。若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当革命工作完成，面临着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选择，这必然要导致利益分红，他人分享革命的果实，造成国民党收益下降。显而易见，国共联盟要遵循最小化获胜规模的逻辑，开始收缩联盟的规模，向最小化获胜的规模运动，其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所指出的“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阵线内部巨大的变动与分化”[13]，国共合作破裂。
㈡ 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随着日本侵华的步骤的加快，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成为社会头等重要的大事，民族矛盾的重要性大大超过阶级矛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了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的格局是由共产党及工人阶级、农民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绅士地主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势力共同构成。这个博弈局的对象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权。而其中日本帝国主义力量无论在组织还是在装备都具有绝对优势，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就成为必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战略，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国从日本帝国的侵略下解放出来。这个联盟最主要的是国共停火，一致对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把它领导的工农联盟扩大的过程，是要获取抗战胜利的足够力量。尽可能大的扩大抗日民族联盟，这里又一个信息限制，因为对于战争特别是与一个拥有现代化装备与组织的对手，谁都不能够确定联合多少的力量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样的条件下理性的选择是就是尽可能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里可以确定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在联盟方确定能够取胜的足够资源之前不会消失的。
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是中国共产党控制区的“三三制”地方政权形式：就是说政权的民众机关都应该有1/3的共产党，1/3的非共左翼进步人士和1/3的中间人士。这种政策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相对劣势，如何在根据地立足，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其领导民族主义斗争的道德基础就成了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三三制的政治制度便应运而生。“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是根据地政权更能被农村人口中的上层人士所接受”[14]，一方面服务于抗战大局，争取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支持。同时使共产党的政权不断增加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共产党合法性。相配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温和经济政策，农民缴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对比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0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联盟无疑是在不断的扩大，一方面动员一切力量维护中国主权，同时又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基础。整个过程会不断持续，一直到至少掌握足够的力量完成民族独立和获得充足的合法性资源，或者至少是联盟方认为如此才可能发生变化。
1946年随抗战结束，内战的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从内战爆发的过程来看，1945年政治协商协商会议联系着中国社会主要力量，这次会议公开宣称是寻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为目的，实际是在解决政权的分配的问题。这里无意去探讨国共两党和解的真正动机。从力量对比上，这个时期国民党占据优势：“1945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250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还多，而且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经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15]同时当时社会精英并不一定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垄断家族等理论，这样的条件，促使国民党相信依靠这样的力量可以独自分享政权，正如学者指出的“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16]。所以我们看到在内战的态度上国军要比共产党的军队更加踊跃。用赖克的模型解释就是当获胜联盟的规模越大时，参与者增多，这意味分享胜利果实的人数的增多，意味着单位利益的减少。当联盟达到最小的规模后，共产党力等力量想参加进来，理性的国民党不会允许政权分享。
㈢ 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面对国军的强烈攻势，共产党采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争的逻辑在这场博弈局中起了作用。获得足够多的对抗蒋军的力量，是共产党的战略。为此，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发动群众，在解放区发动土地改革，提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的地位，控制农村，从而使得解放区农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同时在国统区建立第二条战线，周恩来指示，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应该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在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争取联合反蒋阵线。[17]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旨在取得政权的民主党派联合，争取反蒋力量，寻求道义支持，获得统一战线领导权，扩大合法性基础。
内战以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大部分政权和国民党逃往台湾结束，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取得了民众的强大信任，拥有了巨大的合法性。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和管理这个饱受灾难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统一战线，召开全国人民政协会议，建立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同民主党派合作共同管理国家。从各级政府成员的党派构成上可以看出非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人士比重是相当高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执掌政权，管理国家并未作好全面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权是特定的欲求对象，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掌握巨大的政治资源，但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直接控制。尽管其全国领导权已经指日可待，并且无可怀疑，但是它并不具有足够的资源来填充实现其目标所必需的所有职位”[18]。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文化素质整体上并不高，并且中国共产党有文化的党员的数量也有限，因此，中国共产党仅靠自身力量很难维持政权，这样许多党外人士被安排到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上。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越多的共产党员填补到干部队伍中去。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分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之后。党史专家们解释这个过程认为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对党的政权进行的过火的攻击，从而导致党要对这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分子进行清算，但不慎这个运动被扩大了。考查一下这个分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格局，可能会更能有力的解释这一过程。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依靠其组织力量，动员群众发动社会革命，1956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社会各个方面取得统治地位，至少在中国共产党高层达成了部分共识，“政治的稳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基本上统一中国，因此反革命的危险已经不大”[19]。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农村与城市里获得了与农民和工人的稳固联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经济势力也巨大增长，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条件下取得了这个社会的绝对力量。赖克联盟理论认为当联盟达到最小化的获胜规模后，就不再追求更大，其他人想参与联盟会被拒之门外。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政策便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排除在联盟之外。
通过对统一战线近50年的分析，特别是统一战线的扩展与收缩，我们看到每次联盟都是在争取充足的力量；每次联盟的破裂都是在其中一方得到足够成长，力量壮大到使其近于不可一世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得联盟收缩，一直到把可能分享利益的原盟友驱逐出联盟之外为止。统一战线还在继续发展，在进一步考察其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后的联盟状况将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挪威]斯坦因·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美]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3]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过程、体系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5][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6]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8][美]詹姆斯·汤森、布兰特丽·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Riker, William H.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零和博弈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与非零和博弈相对。零和博弈中，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所以竞争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3] 满足这几个条件称作最小化联盟：我们来看条件⑴是个大前提，因为在零和博弈是个总合为零的博弈，最后的竞争者是不存在合作可能的，条件一所言即达成共同目标，是说存在联合的可能性，结成参与最后竞争的联盟;条件⑵和条件⑶合起来就是说联盟达到了最小的获胜规模，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用反证法如果不是有足够的资源那么联盟将继续扩大自己，以获得足够的胜利资源，如果有人退出联盟，而联盟还能够获胜，则说明联盟不是最小的获胜联盟。参见[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9页。本文理论介绍部分主要参照赖克《政治联盟理论》，英文版及拉尔森主编《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5]这里说的收益总和不变指得是收益是确定的，不随着另一个参与者的加入而变得更大。
[6]多德分析的是议会联盟的形成，最低限度联盟就是最小化获胜联盟。这里的最低限度就是联盟中各政党控制了能够获胜的50%的议席，并且有一个政党退出联盟就意味着联盟失去地位。小联盟就是这个联盟虽然控制内阁，但是拥有的议席不到一半。大联盟就是控制议会过半数的议席，即使有政党退出联盟也不会影响其地位。
[10]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11]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理性的实体，因为任何一个政党成立之后都要解决生存危机，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而生存是需要理性的。对共产党来说，它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即便是如此也有理由认为它的行动也会是理性的选择，生存经验会让他变得理性。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党的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毕竟是较早的被提出来的。
[12]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4]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6页。
[15]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1页。
[16]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1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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