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比较西方，汉学已经彻底全球化
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是我生平的最高荣誉。不用说，我是既感激又兴奋，但坦白地说，在心灵深处终不免感到受之有愧。
汉学是我个人研究、撰述和教学的领域，让我从这里说起。首先，将汉学列为四大奖项之一，充分体现了唐奖基金会的远见，为此我必须郑重致敬。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汉学的世界重要性正在不断地继长增高。因此作为一种人文研究的专业，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鼓励和支持。唐奖适在此时降临，实在是难能可贵。
最近几十年来，汉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进程缓慢但意义却十分重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中国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完全可以和其他古文明如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等相提并论。和以往不同，在重建和阐释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时，我们开始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
换句话说，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演进模式可以对中国史研究具有参证和比较的作用，但中国史的重建却不能直接纳入西方的模式之中。我们现在大致有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主要在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之下，前后经历了多次演进的阶段。但为了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动态获得整体的认识，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然而这绝对不是主张研究方法上的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在今天的汉学研究中，比较的观点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原因并不难寻找。中国文明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 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采取完全孤立的方式研究中国史，其结果势必坠入中国中心论的古老陷阱之中。
上述若干新的研究动向显示：汉学今天已走上了彻底全球化的道路。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不同，我们基本上已不大理会汉学的国界问题，很少有人再经常把“中国汉学”、“日本汉学”、“法国汉学”、“美国汉学”等之专名挂在嘴上。在这个地球上，汉学只有一家，无处不然。
说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先师杨联升先生。我初次接触世界汉学是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的哈佛大学，受业于杨先生的门下；他指示我去阅读日本和西方的汉学论著，顿时打开了我的眼界。一九六七年欧洲汉学泰斗戴密微老人杨先生的名著《汉学散笔》写“导言”，特别指出后者的学术特色是“真正国际的、天下的”。这一概括清楚地显示：不但汉学全球化的动向当时已大为开展，而且戴老也认定杨先生是新动向的一位先驱而击节称赏。
今天我们处身在全球化加速前进的时代，因此汉学新动向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汉学的阵营必须不断扩大。我恳切希望：唐奖可以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将新鲜的观点和见解带进汉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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