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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安德烈亚斯•冯• |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4-04-18 12:57:52点击：0次
摘 要：对法律与国家的不同理解一如既往地存在于欧盟内部所有的“共同遗产”与“价值共同体”的修辞学中。德国法中法律是优先于政治的，而英国更注重保持开放的政治空间与限制司法权，近些年来特别是从GCHQ案到《1998年人权法案》颁布以来英国法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惊人的变化图景，其已开始接纳比例原则。法国法对比例原则并不是公开地接受，而是以不同的本土标准逐步地适应欧洲标准。由于比例原则提供了灵活性与可诉性，特别是出于结构性与制度性的原因，比例原则在欧洲层面是必需的。作为法院的监督标准，比例原则会强化法律的优先性，并且导致民主与法治关系的结构性重组。欧洲法院对成员国议会行为的监督已不可避免，民主的思维应当在基本权利保护中展开。
关键词：基本权利 比例原则 温斯伯里 一体化
一、引言
在2007年6月底的欧盟峰会上，各国迫于英国的压力而达成了一致，即以新的改革条约形式出现的基本权利宪章并不对所有欧盟成员国产生效力，[1]这立即在被臆想为健康的欧洲基本权利界中引发了中级地震。更具体地说，人们认识到，对法律与国家的不同理解一如既往地存在于欧盟内部所有的“共同遗产”与“价值共同体”的修辞学中。这也影响到基本权利的保护—绝对不仅仅是逐步偏离的形式。
下文将探讨，就像基本权利保护的方法是从法律与国家的这些不同观念中形成的一样，基本权利适用的方法也绝没有统一的可分享的基本权利保护理论可参阅。[2]然而我们不应停留在对这种差异的描述中。欧洲法在所有层面上是公共行动中的法，[3]这首先表明，传统的观念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处于一体化进程的压力之中，这种一体化进程也必须在基本权利保护领域中得到认真研究。
为了不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这里只是举例说明。有两个限制是必要的。第一个限制是如果仅仅是选出基本权利适用的一个方面，要既适合于理论与方法的区别，又适合于上述的一体化进程，那么就是比例原则。第二个限制涉及研究所参考的法律秩序。
二、比例原则
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必须具有正当目的、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这种产生于德国法律秩序的观念长久以来就被人们所确信。[4]比例原则既对欧洲人权法院（EGMR）[5]也对欧洲法院（Eu-GH）[6]的判决产生了影响。我们习惯的三阶比例原则与四阶比例原则在说理上几乎没有实质的标准差别。欧洲人权法院通常是从《欧洲人权公约》（EMRK）第2部分第8-11条的限制条款出发，审查准许的目的和“民主社会中的必要性”；适当性（Geeignetheit）有时会包括在“正当目的”（“legitimesZiel”）中，必要性（Erforderlichkeit）与狭义的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ßigkeit i.e.S.）也会被理解包括在“必要性”（“Notwendigkeit”）中。[7]欧洲法院也作出了部分变化，但没有改变原则性的审查标准。[8]
虽然比例原则作为权利适用的抽象方法是中立的，[9]但在运用的具体情境中却并不是这样的。作为基本权利适用方法的比例原则表明了对基本权利主体的立场：个人自由不能被强烈侵犯，除非所追求的目的是必要的，并且侵犯影响与所追求的目的是均衡的。比例原则阐明了包含于最终的法治国分配原则（Verteilungsprinzip）[10]中的举证规则：人类自由具有初显性，国家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必须证明“在自由民主社会是必要的”。[11]这一点被表达得很明确，例如德国的宪法法院（BverfG）:[12]
比例原则源于法治国原则，它是基于基本权利自身本质的需要，作为表述公民对抗国家的一般自由诉求的基本权利，只有当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时，才能被公权力合比例地予以限制。
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张力领域之间，作为合法证立公共利益手段的比例原则“在羊毛中被染色了”。它首先作为法官监督的标准在监督立法与行政方面展示了爆炸力，并引发了监督强度问题。[13]对于权力的彼此关系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它使法律（司法）与政治（立法、行政）、法治国（或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尖锐化。[14]
三、不同的（基本）权利传统
第二个限制已经提前说明了：不可能在欧盟成员国所有不同的法律秩序中对比例原则进行实质的比较。和德国法律秩序相比较的是英国的。这种选择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上述的当前事件（英国对《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约束力的反对）；另一个是通过研究英国法中的比例原则，可以明确观察到恼怒与灵感（Irritationen und Inspirationen）。但这种阐释只是范例式的，所以它不是关于英国法中的比例原则、司法审查与尊让的文献。出于这个原因，作为修正，还将研究法国法中比例原则的角色。
（一）德国
比例原则在德国法律秩序中的地位不必多说。关于“司法国与权衡国”[15]和“宪法标准的轧平机与软化剂”[16]的流行观点，使这种德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消极的东西。通过赋予基本权利高位阶而将其作为所有国家权力直接适用的准则，以及通过事先程序规定的与扩大了的强有力的宪法司法管辖权而实现的全面的法院监督，可以发现德国这种模式是积极有效的。在这种模式中，法院是通过基本权利约束其他国家机关的守卫者。对于德国法而言，法律是优先于政治的。[17]
（二）英国
与德国相反的是，英国在保持开放的政治空间和限制司法权方面作了更多的努力。其核心是议会至上。[18]议会至上的纯粹教义排除了对立法者的约束以及自我约束的可能性。[19]从这点来讲，要让法院监督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的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是不可想象的。[20]同样，英国法院传统的谨慎的司法审查也不能很好地监督行政。[21] 1985年，迪普洛克勋爵（Lord Diplock ）在GCHQ案（CCSU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22]判决中提出了司法审查的三个规范原则：
合法性（Legalitat ），也就是行政活动要合乎法律，受到司法越权无效原则（ultra - vires -Kontrolle）的约束；[23]
纯粹程序正义（程序不当）意义上的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 justice）；[24]
实体监督标准即温斯伯里合理性（Wednesbury reasonableness） ,[25]一个较强的可撤销的对恣意的限制。这种意义上的“不合理”只是这样一个决定：“如此无视逻辑或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接受，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26]作为司法尊让的司法权[27]的这种制度性撤销是法律与国家观念的表达，在这其中法院作为个人权利的保卫者还面临政治领域的问题（朱利安·里弗斯所称的“国家限制方法”）[28]法律和政治是彼此分开的；政治也不是立即就在法律领域发生作用的。此外在政治与法律的冲突解决中，会产生新的法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具有优先性，或更准确地说“政治”权力首先是议会的“政治”权力。[29]
四、英国法的变形
英国法近些年的变化是一幅惊人的变化图景。在GCHQ案中迪普洛克勋爵已经察觉，作为司法审查的四元素的比例原则总有一天会在英国建立。如果说上议院在1991年Ex parte Brind案中一致确定了英国法中没有比例原则存在的基础，[30]那么对于比例原则，英国法院在关于欧盟法法律问题的领域已经发生了改变。[31]欧盟法的优先地位逼迫了英国必须适用欧盟法的共同基本原则。然而在基本权利与人权领域，比例原则审查还是最大程度地[32]局限于温斯伯里合理性原则。[33]
为了赋予人权相对于行政更多的份量，由布里基勋爵（Lord Bridge）主导的上议院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开始引人“高的监督标准”（提高了的审查标准，也可称为实质的温斯伯里标准）。[34]在法官监督的权限范围内，法院应当有权：“对行政决定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以确保行政决定没有瑕疵。”[35]然而至少在法院的实际运用中，实质的温斯伯里标准并没有被最终认为是对温斯伯里标准的改变而更好地保护人权。[36]关于实质的温斯伯里标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由原告在Ex parte Smith[37]一案中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欧洲人权法院1999年以史密斯与格雷迪（Smith and Grady）的名义作出了判决。[38]法庭不仅仅只是看到了对英国军队同性恋者的禁止与《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保护的隐私权的冲突，而且还确定，至少在疑难案件中实质的温斯伯里标准并不能满足《欧洲人权公约》第13条所规定的“有效补救”的要求。因而法院还同时作出决定，在《欧洲人权公约》第13条框架下的成员国的判断余地（Beurteilungsspielraum）只是关系到权利保护的组织与程序的具体布置，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有效监督与有效补救的可能性义务并没有涉及。[39]判断余地教义只是作为欧洲人权法院与成员国之间的垂直的权力分立的一个组成元素，必须与司法尊让作为水平的权力分立的元素区分开来。[40]
英国法的一个重大转折是2000年10月生效的《1998年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 1998，简称HRA） [41]大量的公约所述及的权利[42]通过这部法律在英国变得具有可适用性。通过法院的规范监督（不是规范拒绝—这本不符合议会至上的理念），相关的人权甚至是类似的宪法秩序位阶可以得到保护。[43]作为对议会主权妥协的法院的不兼容宣言仅仅只是政治性的，而无法律效力。[44]
自此英国法院在《人权法案》适用的大量案件中，在监督行政行为以及法律与规定方面，比例原则开始成长。[45]但要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测试，具体的比例原则的运用与旧的温斯伯里原则仍存在偏差。[46]
（一）具体布置
1998年克莱德勋爵（ Lord Clyde）在枢密院德弗雷塔斯（de Freitas des Privy Council）一案中，在加拿大、南非、津巴布韦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除了欧洲人权法院外，英国法院经常参阅的标准。[47]上议院及克莱德勋爵所运用的三阶测试的标准包括：[48]
（1）立法目标是否足够明确，以证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2）手段是否能以理性的方式有助于立法目标的实现；
（3）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不能超过所要达到的目的，必须是必要的（notwendig，或necessary）。
此标准首先会使人想起出自德国的正当目的、适当性、必要性审查，单从外观来看，似乎不包括德国的狭义比例原则的权衡；[49]英国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根据以前的判决作了个新近的一致澄清，在相互冲突的法律保护的利益之间应当有均衡性的同等份量（公平平衡）。[50]勋爵布鲁克法官（Lord Jus-tice Brooke）试图将比例原则作为法院监督标准形式化与程式化[51]的尝试遭到了上议院高级法官们（Law Lords）的明确拒绝。[52]
（二）与温斯伯里测试的关系
虽然间或有判决或文献试图尝试阐示，比例原则只是温斯伯里的继续发展或是合理原则的一个子集，[53]但比例原则可能主要能通过范式转换而得到承认，这种范式转换在于合理性原则审查的过渡，也就是有问题的公权力行为是否必要，以及与其所追求的目的是否具有均衡关系。[54]现在争论越来越多地转换到这些问题上，即旧的司法尊让模式是否以及怎样融入到比例原则审查中，对于怎样的问题，用其他的话说，就是行政与立法（特别是立法）二者的民主大权（die demokratische Prarogative）如何在比例原则审查框架下被考虑。[55]这个争论在德国法上应当是很常见的。[56]
如果人们注意英国法在近些年的戏剧性变形，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下的联合王国的特殊路径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不应当将欧盟宪法危机的这场事故风格化。
五、一体化的因素
（一）成员国层面
在一个对比例原则长期持怀疑甚至拒绝态度的法律秩序中，比例原则如今是以何种方式而有利于被逐步接纳（还未结束）的呢?[57]共同体法无疑是重要的推动。最后撬开国内法律秩序的最高主权甲板，并部分地植入不熟悉的标准—其下面是比例原则，并不是通过在成员国法律面前的优先地位（在英国宪法性法律面前只是艰难的消化[58]）而成功的。虽然出于实质的原因，共同体法在英国人权保护中对比例原则的建立的影响可能被看做是间接的，但最终人权问题还是一如既往地走了弯路。[59]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对英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6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法院的判决只是在个案中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既没有国际法效力也没有根据《人权法案》而约束国内法院的延伸效力。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46条第1款，各成员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法院的最终判决”；[61]根据《人权法案》第2部分规定，英国法院“必须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决定。英国法院斯特拉斯堡判决的强度和对比例原则标准的接受表明，史密斯与格雷迪（Smith and Grady）案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62]斯莱勋爵（ Lord Slynn）在Ex pane Alconbury一案中写到：[63]
英国法院有义务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决定，但1998年的《人权法案》并没有要求法院必须遵守这些决定。在我看来，除非特别情况，英国法院应当遵守欧洲人权法院明确而连贯的判例。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案件最终会进入到欧洲人权法院，而欧洲人权法院会将其作为普通案件根据自己的连贯判例进行判决。因而比例原则在欧盟法“统治”的领域产生效力（作为欧盟法的一般原则），以及在就像上面那样所理解的《人权法案》的适用领域（出自《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产生效力。但也存在不属于以上两种类型的欧洲法律统治的情况，此时还是一如既往地适用旧的司法审查规则[64]。
时间会证明法律秩序分裂的代价[65]是高昂的：分裂会导致法律中的不连贯，[66]并且还会引发封闭领域外部影响的放大的合法性质问：[67]就像法律安定性[68]一样的平等对待[69]。[70]传统与习俗并不足以合法化对法律标准的偏离。对于欧盟法的一般法律原则，施曼勋爵（Lord Schiemann ）这样描述已经开始的一体化进程：[71]
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是：第一，共同体的行为不断增多，一般的原则也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具有可直接适用性；第二，法律人更熟悉共同体法，共同体观点的争论更频繁；第三，熟悉基本原则的人从这些原则中获得了灵感而去解决没有共同体法元素的问题。
这个思维可以被延伸到出自《欧洲人权公约》的基本原则：通过欧洲公民权利的扩大，通过对陌生标准的日益熟悉，通过解决法律问题时有说服力的权威，会在并不是由欧盟法决定的领域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72]事实上，“基本原则的适用是一个传染的过程”，[73]如同在将旧的合理性原则视为终曲的文献中一样，也可以在最近的一些判决中发现这个过程。[74]斯莱勋爵早在2001年Ex parte Alcon-bury一案中就提出了法律秩序分裂的问题，[75]在Ex parte Daly案中，库克勋爵（ Lord Cooke）曾预言：[76]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获得更广泛的接受：……温斯伯里……是英国行政法的一个不幸的倒退的决定。
如果认识到合理性原则总体上处于败退状态的这个征兆，[77]那么一个权威的判决仍然没有产生。勋爵戴森法官（Lord Justice Dyson）注意到了2003年上诉法庭的一个判决，在国内法保留的意义上的所有怀疑中，送走温斯伯里测试都不应该发生在他的法院中。对温斯伯里测试“举行葬礼”只应当是上议院（2009年末成为新的英国最高法院）的任务。[78]
当然这幅图画也必须画出明暗层次：这并不是涉及英国法律人在与欧盟法打交道中获得的迟来的理智。谁寻找灵感，谁就可以从它处被启示。认为司法尊让的经典模式保护人权不力的观点已有一段时间了，[79]实质的温斯伯里标准就可以看做对此的解释。英国法也是一直在“寻找”。[80]它不仅仅在欧盟法中寻找灵感，而且还在其他联合体-国家中寻找，就像通过英国裁判管辖的对枢密院德弗雷塔斯（de Freitas des Privy Council）的接纳显示出的一样。[81]
（二）欧洲层面
现在该如何阐释比例原则在欧洲层面的胜利前进呢？至少不仅欧洲法院而且欧洲人权法院长时间以来实施了审查网，细微差别就不说，继续定位德国模式。原因是多方面的，[82]不只一个可能原因，理论假设的形式在这里就不提也不可能提。
比例原则提供了灵活性与可诉性，特别是出于结构性与制度性的原因在欧洲层面83]是必需的。不仅欧盟法系统，而且公约系统都形成了较强的司法。欧洲法院就像欧洲人权法院一样扮演了宪法法院的角色，[84]这种宪法法院在个案中依靠的只是通常很简短的宪法文本。[85]二者在判决中，为了实现个案正义（Einzelfallgerechtigkeit ），在很大程度上都加人了其他东西，必须为这些判决发展出可计算的根据。[86]一个原则要有确定的形式结构，但同时要保障内容上的灵活性，[87]只有满足这些条件一个原则才能获得成功机会。[88]
就像我们在国家法讨论中认识的一样，相对于司法的优势与民主机构的衰弱，制度保留更难传染到多层次系统：[89]出于欧洲法统一性的考虑，欧洲法院对成员国议会行为的监督已不可避免。[90]法律对政治的优先性是欧盟法优先地位的结果。[91]民主元素在这里不起实际作用。[92]
如作适当改变，可比较性对于欧洲人权法院是可能的。权力分立理论在这里不适用了。[93]一个国家要受国际法的约束，并不能由于权力的国内的功能性分立而免除这种责任，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以法院为中心的《欧洲人权公约》系统的欧盟层面这种表现更强烈。法律的语言是由法院表达出来的。对欧盟来说，就像《欧洲人权公约》一样，法律相对于国内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优先性是结构性必需的。
对灵活性与可诉性优势的制度性异议只是较小程度上的。此处只是对比例原则在欧洲层面的凯旋队伍的一个可能性阐释，只是描述了其凯旋队伍的随从人员[94]对成员国法律的大致影响。
六、一项进行中的共同工作
（一）关于方法的理论
英国法对比例原则的这种接受，现在对英国的法律与国家的理解意味着什么呢？正如已经描述的那样，比例原则最终会产生法治国的权力分立问题。作为法院的监督标准，比例原则会强化法律的优先性，并且导致民主与法治关系的结构性重组。[95]大法官法描述英国法的当前法律状态为“议会至上与宪法至上的中间阶段”。[96]乔韦尔（Jowell）用“基于权利的民主”（rights-based democracy）的恰当概念来表述可能的目标状态。[97]斯泰恩勋爵（Lord Steyn）也一致地将《人权法案》看做是“使英国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宪政国家的革命中的里程碑”。[98]
通过将基本权利视为政治领域之外的法律思维，而试图达成以“权利为基础”的共识还很艰难。[99]更准确地说，从现在开始民主的思维应当在基本权利保护中展开。而做到这点是需要通过活动余地（Spielraumen）这种形式的，[100]正如我们从德国判决中认识的一样。这又回到了之前提起的争论：在比例原则审查中司法尊让的可能融合之路中的司法审查标准。在这种意义上，司法尊让在日益增多的人权案件中已屈服于审判的自由裁量领地（discretionary area of judgment）这个新术语。[101]作为基本权利适用方法的比例原则以这种方式展示了其理论涵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它的“法律文化包裹”[102]（“rechtskulturelles Gepack”）。 [103]它也正是以这种方式使英国朝着基于权利的民主的方向而改变了对法律与国家的理解。[104]
但我们并不应据此断言，未来的英国法院会像德国法院一样审判。[105]这涉及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背景下基本权利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而不是结果预测。通过考察欧洲人权法院[106]或更多的是欧洲法院[107]的判决可以发现，伴有更大的司法克制（judicial restraint）的比例原则审查更容易被使用，这在德国法中正在发生。基于权利的民主是定量的而不是定性的问题。[108]权衡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判决）：手段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不合比例，而根据不合理的标准几乎不能如此证立。[109]
可以期待的是，英国法院总有一天会比其德国同事更谨慎。法院如何使用标准就像如何使用比例原则标准一样，必须考虑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这其中包括日益增多的通过法官培训与法官解释的传统的法官的自我理解。[110]接纳从来都不是“一对一”的，而是应当适应目标法律秩序成长的文化。[111]
人们也不能犯如此的错误，由于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或“心智”而否认法律超国家的和谐化。[112]身份，集体身份，—不是静态的（也许除了理想状态下的“冷”文化[113]），而是由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114]在“法律移植”的研究中，人们不能对两极机械地介绍。对法律规则的接纳在输入与输出系统间[115]不会是自动协调一致的，也不会对受体完全没有影响。至于何种影响，取决于多种不同的因素，包括规则的性质。像比例原则这样的一般法律原则比技术性法律规范更具有潜能。[116]此外也不能只专注于具体的规则与观点的表述。[117]诸如比例原则之类的观念不仅仅是一个词语，而是通过欧洲制度（就像史密斯与格雷迪案表明的，无论如何是一个部分的痛苦学习过程）的相互影响而变得更加突出。[118]
几年前克里斯托夫·克尼尔（Christoph Knill）与弗洛里安·贝克（Florian Becker）作了相当不同的分析，同样是以德国法、欧洲法与英国法中的比例原则为例，而得出了以下结果：在法律与政治的观念扩散（也就是自由接[119]）中，“通过去除（或被去除）产生于当时受体中的特殊的语境条件”，与系统融合有冲突的东西，尽管扩散了，到最后还是可能分离。[120]这种解释在开始也获得了赞同；然而起因于输入观念的影响，自我实现的受体的“特殊的语境条件”也可能被遗弃。它并不总是形成言语的语言（die langue die parole）;[121]共同的概念能够承载共同的语言。当然这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突然的结果，这个过程也包括了对方言的维护。
（二）按语：法国法中的比例原则
在欧洲至少在欧盟[122]成员国中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接纳过程，当然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动力。葡萄牙法自恢复民主以来是对比例原则思维的信任，[123]然而在意大利是欧洲法院的判决，[124]在奥地利是《欧洲人权公约》的宪法地位导致了对比例原则的接纳；[125]希腊2001年，甚至在宪法的开始就有比例原则。[126]其自第25条第1款起写到：
作为个人与社会成员的人的权利，以及社会法治国原则，均受国家保护。一切国家机关必须确保其不受妨碍与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也适用于相应的私人关系。除非法律保留的存在，根据宪法的权利限制要么是在宪法本身，要么是在法律中预先规定的，并且要尊重比例原则。
对比例原则的直接接纳也不能自动推断出可能的协调化进程的状态。法国法还是一如既往地更谨慎。虽然法国法学自从1974年布莱邦（Braibant）的基础论文[127]产生以来已开始讨论比例原则（dasPrinzip der proportionnalite ），虽然对比例原则也有一定的肯定倾向，[128]但法院判决基本未受此讨论的影响，比例原则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更不用说提升到宪法地位。[129]
与英国法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法国法特别重视民主原则，民主原则在法律国家还是宪法国家的冲突中占了上风；最终一切都在议会作为统治者的代表下运行：[130]法院是法律的喉舌（bouche de la101），法院有资格表达立法者的意志；[131]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主要通过行政法院审查；[132]司法裁量权受到了很大怀疑。[133]宪法国家只是在程序与机构上由被融入到立法程序中的宪法委员会来实现的；法院享有宣布立法无效的权限的理念对英国的议会主权来说更陌生。[134]
其结果是极力强调民主实证主义，这在法国法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个表现在与一般原则相对的克制形式中，通过运用法官手上固有的阐释潜能，一般原则是可以使立法与司法或行政与司法的力量相互平衡的。[135]法国法虽然也认识到了某些更重要的原则：法律体系中的一般法律原则（ principesgeneraux du droit）[136]确定了在法律适用中行政活动及其司法监督标准，[137]并且确定了作为成文的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宪法原则位于“宪法大厦”规范等级的顶端；但上诉法院谨慎与批判地看护着“隐含的”原则规范。[138]
第二个后果是法律秩序的高度分化。法国法律，特别是行政法，多样化很明显；[139]具体的法律部门及其子部门都有其自己的标准。一般法律原则能促成连贯性，但前提是只有这些法律原则可以促成连贯性时。司法审查标准呈现出多样化分层次的法律。根据权利内容确定是否实行最低限度监督（der controle minimum）、一般监督（der controle normal）还是最大程度监督（der controle maximum）。[140]最大程度监督的标准包括（程度不同的）必要性审查（Die Prufung der necessite ），这种必要性审查很久就存在了，例如在刑法中[141]（以1789年《人权宣言》第8条为起点），在警察法中，[142]以及在一些其他的法律部门中[143]都早已有规定。
如此强度的监督在法国行政诉讼法[144]中仍然是一个例外，也不能贸然将它们等同于比例原则。部分文献将权衡的所有形式都与比例原则思维联系起来，未免走得太远。[145]通往比例原则的桥梁在于成本-收益分析（bilancofits-avantages）：这个标准起源于规划法，它是在征收案件中，从受影响的业主的角度，用来询问一项工程的成本是否与其所要达到的社会收益明显地不成比例。[146]这早已转移到了其他法律部门的讨论中；一些人现在已将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看做是一般监督的正常组成部分。[147]这种间或出现的成本-收益分析中的多阶段性的“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Bilanzierung”），可以看做是土生土长的如同欧洲层面的比例原则；[148]无论如何，它可以看做是欧洲模式的入侵关口（Einfallstor），通过这有利于绕开法律文化的消极抵抗。滥用权力之诉（撤销之诉）中的权衡标准尚不清楚。[149]这里似乎可以将其归为违反法律（理由违法）。[150]
英国法中比例原则理念产生所受到的国家限制的摩擦，首先起因于排斥法国法中权利保护的传统的客观的观念。[151]行政诉讼法并不是保护原告的主观权利，相反是用来保护其客观权利。[152]这种观念可以长时间战胜1789年《人权宣言》中的基本自由的原因在于赋予公众自由（libertespubliques）的规范效果：类似于这种普遍观点，即将魏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看做是立法者的方针条款（Pro-grammsatz），而不是直接适用的权利。[153]虽然如同共同体基本权利一样的《欧洲人权公约》中的权利有着毫无疑问的主观权利的含义，[154]但出于多种原因法国法还是反感这种适应性压力：首先是因为欧盟法的分类与《欧洲人权公约》在国内法的转化长期悬而未决；[155]其次是监督标准模糊不清的判决风格；第三是法国人的实证主义（至少在此期间）能够更好地处理高度分化的法律秩序中内在的紧张关系，因而产生了法律分裂。
然而客观权利保护的观念在过去数十年间也处于压力中。法国宪法委员会于1996年4月9日采纳了 1789年《人权宣言》第16条中的权利保护法则；[156]1998年在法国律师联盟（Syndicat des avocatsde France）一案的判决中，法国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d Etat）首次提及了权利保护中的新的宪法原则，并依据《欧洲人权公约》支持其主张。[157]即使客观的权利观念在法国行政法中仍然起主要作用，但自此案件后引起基本诉讼重新定位的“主观化的诉讼”已经开始了。[158]
除了《欧洲人权公约》的权利（Recht der EMRK）与欧盟-权利（EG-Recht）已成形的领域，法国法院是否以及在哪里进行比例原则审查通常取决于观察者。判决说理的笛卡尔式简练风格，与德国比例原则判例中前面的说理部分形成对比，不利于发现标准。[159]只要没有对比例原则明确拒绝或明确接纳（然后引起更多的关注），不相容的解释就是可能的。[160]
即使法国法在非欧洲法领域一如既往地缺乏对比例原则的明确接纳，但通过观察监督标准的细微差别，就可以发现法院监督标准总体上的提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总体观察“一般”监督，可以发现最低限度的监督早已迈向了一般监督。[161]关于成本-收益分析在监督标准中融人的讨论表明，它是在标准之内的运动：迈向更强的关于手段与目的彼此关系的监督。在法国，司法审查还是一如既往地像德国一样更谨慎地取消较大的行政（就像立法一样）判断余地，这已得到承认，对其更新则是另外一回事。[162]
这种发展中很大一部分可能可以归因于来自欧洲法的灵感；[163]关于比例原则的强烈的文献争论某种程度上在此履行了背景功能。这种溢出效应表明，目前法国法对比例原则并不是公开地接受，而是以不同的本土标准逐步地适应欧洲标准的，[164]法国法院在大部分法律适用中基于共同体法或国际法的义务感受到了这种欧洲标准。
（三）其他可能的观察领域
比例原则只是一个教义学角色，这个角色可能造成欧洲基本权利保护的范式转换。但也应当挖掘其他角色。通过一瞥国家理论，可以发现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华、[165]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die Horizon-talwirkung der Grundrechte）[166]或信赖保护（der Vertrauensschutz ）[167]同样可能起到此作用。所有这些角色都不只是形式上的；它们共同掌管包裹中特定的秩序模式，一个法律秩序成功接纳这些模式后就能“打开”这个包裹。对抗国家侵害的诉求在出于基本权利的必要时是否能成功，作为秩序模式的基本权利是否也能塑造公民间的相互关系，国家活动是否可能在公民心中建立起保护基本权利的牢固的信赖地位—所有这些在一个法律体系中都是一个可以塑造与改变其特性的软装置。
比例原则不仅仅是德国的原则，它已被“出口”到欧洲；同样德国也处于对比例原则法律角色的接纳过程之中，比例原则的法律角色对德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也提出了质疑。首先是近些年来欧洲环境法的竞争模式对德国主观权利的挑战，这种竞争模式是关于起诉权限的证立，是由法国法诉的利益（interet pour agir）[168]所引发的。[169]至少从中间观点看，德国基本权利法治国司法保障的理念并没有受影响。[170]
如果比较处于基本权利与人权保护领域中的在“欧洲”的适应性压力下的法国的基本权利观念，就会呈现出混合的解决方案，在这其中公共利益[171]或共同利益172]的诉讼信托（Prozessstandschaft）可以填补在基本权利领域之外的主观公权利的保护模式。
如果说这些路径将通向尽头，那也可能只是推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说：基本权利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如今已是欧洲一项进行中的共同工作。
【注释】
[1]初始报告涉及的是选择进入模式；最新的《里斯本条约》（ CIG 14/07 ）和2007年12月3日的最后决议（CIG 15/07）草案为英国（和波兰）拟定了选择退出模式，参见Art. 6 Abs. 1 UA 1 EUV n. F. :欧盟承认的权利、自由和基本原则，其包含在2007年12月12日在斯特拉斯堡修订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2000年12月7日）文本中；基本权利宪章与条约具有同等地位。”还可参见英国和波兰关于《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的建议文本。
[2]参见Christoph Knill/Florian Becker, Divergenz trotz Diffusion?, Verwaltung 36 （2003），S. 447-481 （453, 469, 479 f.）．差异与趋同参见Ⅵ．1以下。
[3]参见Peter Haberle, Europaische Verfassungslehre, 4. Aufl.，2006，S. 210.
[4]部分参见Bodo Pieroth/Bernhard Schlink,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 22. Aufl.，2006，Rn. 279 ff.
[5]例如：EGMR, Urt. v. 28.3.1990（Groppera Radio），（＝NJW 1991，615），Rn. 69 ff.；Urt. v. 16. 12. 1997（Camenzind），（＝OJZ 1998，797），Rn. 38 ff；Jurgen Schwarze, Europaisches Verwaltungsrecht, 2. Aufl.，2005，S. 686 ff.；Christoph Grabenwarter,Europa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2. Aufl.，2005，§ 18 Rn. 14 ff.；Christoph Grabenwarter/ThiloMarauhn, in: Rainer Grote/Thilo Marauhn （Hrsg.），EMRK/GG, Konkordanzkommentar, 2006, Kap. 7 Rn. 46 ff．更接近的可参见Marc-AndreEissen,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Case-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Ronald St. J. Macdonald/Franz Matscher/Herbert Petzold（Hrsg.），The European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1993，S. 125-146；John Joseph Cremona, The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FS Rudolf Bernhardt, 1995，S. 323-330;Julia Iliopoulos-Strangas，DieallgemeinenRechtsgrundsatzeinderPraxisderStraβburgerOrganeamBeispiel des Verhaltnismaβigkeitsprinzips, RabelsZ 63（1999），S. 414-451；Jeremy MacBride,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European Court on Human Rights, in：Evelyn Ellis（Hrsg.），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Laws of Europe, 1999，S. 23-35；Sdbastien Van Drooghen-broeck, La proportionnalitedans le droit de Is Convention europeenne des droits de lbomme, 2001.
[6]例如：EuGH, C-331/88 （Fedesa u. a.），Slg. 1990, I -4023 Rn. 13 ff.；C-133/93 u. a. （Crispoltoni u. a.），Slg. 1994, I-4863Rn. 41；C-426/93（Deutschland/Rat ），Slg. 1995，I-3723 Rn. 42; C-112/00（Schmidberger），Slg. 2003，I-5659 Rn. 80; C-24/00（Kommission/Frankreich），Slg. 2004, I-1277 Rn. 52.-Vertiefend Nicholas Emiliou,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 1996，S. 191 ff.；Gunter Hirsch, Das Verhaltnismaβigkeitsprinzip im Gemeinschaftsrecht, 1997；Eckhard Pache, 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3igkei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r Gerichte der Europaischent Gemeinschaften, NVwZ 1999，S. 1033-1040; Uwe Kischel, Die Kontrolle der Verhaltnisma[3igkeit durch den Europaischent Gerichtshof, Europarecht 35 （2000），S. 380-402；Flori-an Schwab, Der Europaische Gerichtshof und der Verhaltnismaβigkeitsgrundsatz, 2002, S. 37 if.；Oliver Koch, 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pigkei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Gerichtshofs der Europaischent Gememschaften, 2003，S. 158 ff.，passim; Jurgen Schwarze （Fn. 5）．S. 690 ff．830 ff.
[7]Iliopoulos-Strangas，RabelsZ 63（1999），S. 414-451 （449）．
[8]Vertiefend Nicholas Emiliou（Fn. 6），1996，S. 191 ff. ;Pache, NVwZ 1999，S. 1036；Kischel, EuR 35 （2000），S. 383 f.；0. Koch（Fn. 6） , S. 198 ff. , 217 ff. , passim; Jurgen Schwarze （Fn. 5）, S. LXXV ff. , 831 ff-此处并没有提及关于标准的实施，就此而言的区别例如：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 , S. 463 ff．也可参见VI. 1以下．
[9]参见Andreas von Arnauld, Die normtheoretische Begrtindung des Verhaltnismaβigkeitsgrundsatzes, JZ 2000, S. 276-280 （278 ff）．
[10]Nach Carl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928， S. 126.
[11]Andreas von Arnauld, Die Freiheitsrechte und ihre Schranken, 1999，S. 15 ff.，229 ff.；Bernhard Schlink, 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βigkeit, in: FS 50 Jahre BVerfG, Bd. 2, 2001，S. 445-465（448 f）；Michael Kloepfer, Die Entfaltung desVerhaltnismaβigkeitsprinzips, in: FS 50 Jahre BVerwG, 2003，S. 329-346 （331）；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56.
[12]BVerfGE 19，342 （348 f.）．
[13]Bernhard Schlink（Fn. 11），S. 445-465（S. 460 ff.，464 f.）；Michael Kloepfer（Fn. 11），S. 329-346（S. 339 f.）；Julian Riv-ers, Proportionality and Variable Intensity of Review, Cambridge Law Journal（C. C.L.J.）65 （2006），S. 174-207（177，181 f.）．
[14]参见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56；Andreas von Arnauld, Rechtssicherheit, 2006，S. 627 ff.
[15]Walter Leisner, Der Abwagungsstaat, 1997.
[16]FritzOssenbihl, Diskussionsbeitrag, in: VVDStRL 39（1981），S. 189-190（189）．
[17]Andreas von Arnauld（Fn. 14），S. 633．还可参见Knill/Becker, Verwaltung36 （2003），S. 459.
[18]参见现代经典文献William Wade, The Basis of Legal Sovereignty, C. L. J. 13 （1955） , S. 177-197新近的详细的可参见Marius Baum, Der Schutz verfassungsmltβiger Rechte im englischen common law, 2004, S. 39 ff.；Gernot Sydow, Parlamentssuprematie und Ruleof Law, 2005.
[19]Christine Behrendt, La notion de“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en droitconstitutionnelanglais,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droitcompare 79 （2002），S. 221-289 （233 ff.）；Marius Baum （Fn. 18），2004，S. 47 ff.；Gernot Sydow （Fn. 18），S. 7 ff.：An-dreas von Arnauld（Fn. 14），S. 595 ff.
[20]Murray Hunt,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Legal Culture: The Judiciary and Legal Profe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6（1999），S86-102 （88 ff.，91 ff.，passim）；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71 f.，479.
[21]Mark Elliott, The Demis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The Implications for Justifying Judicial Review,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L.Q. R.）115（1999），S. 119-137（120 ff.）；Andreas von Arnauld（Fn. 14），S. 586 ff.；John Alder,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4. Aufl.，2002, S. 368 ff.；Marius Baum（Fn. 18），S. 157 ff.；Gernot Sydow （Fn. 18），S. 70 ff.；Hilaire Barnett, Constitutional＆Administrative Law, 6. Aufl.，2006, S. 749 ff.；Benjamin Schirmer, Ko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englis-chen Verwaltungsrechts, 2007，S. 115 ff.，159 ff. -Mark Elliott,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and the Standard of Substantive Review,C. L. J. 60 （2001）, S. 301-336（302），提出了理想的相对于“欧洲的”结果导向模式的英国行政法的过程导向模式。对这些模式进行辩护的论文可参见Christopher Forsyth, Showing the Fly the Way Out of the Flybottle: The Value of Formalism and Conceptu-al Reasoning in Administrative Law，C. L. J. 66 （2007），S. 325-347.
[22][1985] 1 A. C. 374, hier： 410f.该案涉及的是政府通讯总部（缩写为GCHQ）工会雇员的问题。
[23]Nach Lord Steyn in Boddington v. British Transport Police [1998] 2 W. L. R. 639, 662案中的表述：“行政法组成部分的基本的不成文宪法性法令。”
[24]基础的可参见Lord Reid in Ridge v. Baldwin [1964] A. C. 40, 64 ff.
[25]Lord Greene M. R. in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1948] 1 K. B. 223，230．根据Lord Irvine, Judges and Descision-Make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dnesbury Review, Public Law （P. L.）1996, S. 59-78 （62），涉及“英国行政法的轨迹”。
[26]Lord Diplock in CCSU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1 A. C. 374, 410．关于温斯伯里可参见Lord Irvine, P. L. 1996, S. 59ff.；William Wade/Christopher Forsyth，Administrative Law, 9. Aufl，2004, S. 351 ff.
[27]关于此以及司法自制的不同观点可参见Rivers, C. L. J. 65 （2006） , S. 177, 191 ff.
[28]Rivers, C. L. J. 65 （2006），S. 179 f.还可参见Paul Craig, Unreasonableness and Proportionality in UK Law, in: Evelyn Ellis （Fn.7），S. 85-106 （98）；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70 f.；Sandra Fredman, From Deference to Democracy ： The Role of Equality under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L. Q. R. 122 （2006），S. 53-81 （54 ff.）．Trevor Allan, Human Rights and Judicial Re-view: A Critique of “Due Deference” , C. L. J. 65 （2006），S. 671-695 （672），认为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宪法叙述：“执着于议会主权的民主实证主义，以及根基于公民个人主权的自由宪政主义竞争。”
[29]Richard Ekins, Judicial Supre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L. Q. R. 119 （2003），S. 127-152（127 ff.，139 if.）；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2003），S. 480; Andreas von Arnauld（Fn. 14），S. 633 f.
[30][1991]1 AC 696.
[31]相关例子可参见R.（First City Trading）v.Ministry of Agriculture[1997] EWHC Admin 334 （per Collins J.）；R.（International Traders Ferry Ltd.）v·Chief Constable of Sussex[1998] UKHL 40 （per Lords Slynn, Cooke）．可参见Jeffrey Jowell/Patrick Birkinshaw,English Report, in: Jurgen Schwarze（Hrsg.），Das Verwaltungsrecht unter Europaischem Einfluβ, 1996, S. 273-332 （282）；Grdinne de Burro, Proportionality and 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Legal Concepts on UK Law, European Public Law （E. P. L.）3（1997），S. 561-585 （577 ff.）；Paul Craig（Fn. 28），S. 89 f.；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73f.；E. Helena van Coller, Proportionality Review—The Battle between Community Standards and English Domestic Law，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CILSA） 39 （2006），S. 469-484（476）．
[32]在论文（Jeffrey Jowell/Anthony Lester, Proportionality: Neither Novel Nor Dangerous, in: Jeffrey Jowell/Dawn Oliver[Hrsg.]，New Di-rections in Judicial Review, 1988, S. 51-72 [59 ff.]）中，作者认为虽然英国法院使用的是温斯伯里，但在个别情况也使用了与比例原则相似的标准。还可参见Jeffrey Jowell/Patrick Birkinshaw （Fn. 31），S. 282 ff.；Paul Craig （Fn. 28），S. 91 ff.；Marius Baum （Fn. 18） , S. 298 ff. , 312 ff．一个特殊情况是警察使用枪支，很久以来都是受比例原则权衡的限制的，令人惊讶的是却一直缺乏对此的讨论。详细的可参见Thilo Marauhn, ZumVerhaltnismaβigkeitsgrundsatz in Groβbritannien, VerwArch 85（1994），S.52-85.
[33]Ralf Brinktrine, Verwaltungsermessen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1998，S. 402 ff.；Paul Craig（Fn. 28），S. 90 f.；van Coller,CILSA 39 （2006），S. 473 ff.
[34]第一次出现在R. （Bugdaycay）vHome Office [1986] UKHL 3（per Lord Bridge） einen Abschiebungsfallbetreffend关于这个判决参见Paul Craig（Fn. 28），S. 91 ff.，96 ff.；Marius Baum（Fn. 18），S. 303 ff.；Benjamin Schirmer（Fn. 21），S. 243 ff.
[35]Lord Bridge in R. （Bugdaycay）v．Home Office[1986] UKHL 3.
[36]参见Elliott, C. L. J. 60 （2001）, S. 304对适用的批评参见Allan, C. L. J. 65 （2006），S. 686 f.
[37]R. （Smith and Ors）vMinistry of Defence[1995] EWCA Civ 22.
[38]EGMR, Urt. v. 27.7. 1999, Smith and Grady，§ § 135 ff.还可参见Urt. v. 8.7.2003（GroβeKammer），Hatton, § § 141 f.，以及之前的（zu Art. 6 Abs. 1 EMRK） Urt. v. 10.7. 1998, Tinnelly＆Sons u. a，§ § 77 ff. Zur Bedeutung der Smith-Entscheidun-gen Elliott, C. L. J. 60 （2001），S. 304 if.；Ian Leigh, Taking Rights Proportionately: Judicial Review,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Strasbourg, P. L. 2002, S. 265-287 （269ff.）．
[39]EGMR, Smith and Grady,§135.
[40]可参见Rivers, C. L. J. 65 （2006） , S. 175．还可参见Leigh, P. L. 2002, S. 271 f.，287; Fredman, L. Q. R. 122 （2006），S. 54 f.
[41]详细的可参见Marius Baum （Fn. 18）, S. 334 ff.；Benjamin Schirmer （Fn. 21） , S. 77 ff.
[42]公约第13条没算数；Ex parte Brind案要求的公约的友好的解释导致了公约预先确定的程度的标准定向：Leigh, P. L. 2002, S.272.
[43]详细的可参见Benjamin Schirmer （Fn. 21） , S. 361 ff．还可参见Lord Steyn, Deference: A Tangled Story, P. L. 2005, S. 346-359（349）．
[44]Nicholas Bamforth,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P.L. 1998, S. 572-582（573 ff.）；Gernot Sydow（Fn. 18），S. 52 ff.
[45]对立法的监督例如：R. （Alconbury Developments Ltd.）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2001] UKHL 23 ; Internationale Transporte Roth GmbH v. Home Department[2002] EWCA Civ 158；A. and Ors v. Home毋ice [2004] UKHL 56; R.（Williamson）v．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2005] UKHL 15；对委任立法的监督例如：Tucker v. Social Security [2001] EWCA Civ 1646; R（Daly）v．Home Office [2001]UKHL 26; Kontrolle von Verwaltungsakten z. B.：R（Farrakhan）v．Home Department [2002]EWCA Civ 606; ProLife Alliance v．BBC [2003] UKHL 23；R. （Razgar）v．Home Office [2004] UKHL 27；R. （Begum）v．Denbigh High School [2006] UKHL 15；Huang and Kashmiri v. Home Office [2007] UKHL 11．
[46]概况可参见Rivers, C. L. J. 65 （2006），S. 177 ff.
[47]Lord Clyde in de Freitas v.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 Antigua and Barbuda）［1998] UKPC 30, § 25.
[48]可特别参见Lord Steyn in Ex parte Daly [ 2001] UKHL 26, § 27. Ferner Lord Bingham in A. and OrsvHome Office [2004] UKHL56,§30.
[49]参见Marius Baum（Fn. 18），S. 398 ff.
[50]Huang and Kashmiri [2007]UKHL 11，§ 19．还可参见Rivers, C. L. J. 65 （2006），S. 200 ff.
[51][2005] EWCA Civ 199, insbes. § 75．形式的概念化可参见Forsyth, C. L. J. 66 （2007），S. 341 ff.
[52]R. （Begum）v．Denbigh High School [2006] UKHL 15，§ § 26 ff.，（per Lord Bingham），§ § 66 ff. （per Lord Hoffmann）.
[53]例如Lords Slynn, Cooke in R. （ Traders Ferry Ltd）v．Chief Constable of Sussex [1998] UKHL 40 ; Waller LJ in Tucker v. Social Secur-ity [2001]EWCA Civ 1646, § § 25 f.；Lord Hoffmann, The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upon UK Law, in：Evelyn Ellis（Fn. 7），S. 107-115（110 ff.）．
[54]这种意义上的例子如Lord Steyn in Ex pane Daly [2001] UKHL 26, § § 26 ff．出自文献Paul Craig（Fn．28），S．96f．，97ff．;Paul Craig （Fn. 28） , S. 96 f. , 97 ff.Elliott, C. L. J. 60 （2001），S. 302 ff.；Allan, C. L. J. 65 （2006），S. 670 ff.；Rivers, C. L. J. 65 （2006），S. 179 ff.，187．可参见Forsyth, C. L. J. 66 （2007） , S. 341 ,（我不会避免陈词滥调：房间里有一头大象），他认为形式化的监督标准的返回是可能和值得的。关于英国法学与法律实践的不同基础的概览（“保守的”、“中度的”、“激进的”论点）参见Leigh, P. L. 2002, S. 265 ff.
[55]相关的可参见Garreth Wong, Towards the Nutcracker Principle: Reconsidering the Objections to Proportionality, P. L. 2000, S. 92－109（101 ff.）; Jeffrey Jowell, Judicial Deference, Servility, Civility or Institutional Capacity?, P. L. 2003，S. 592-601；Lord Steyn，P. L. 2005，S. 349 ff.，355 ff.；Fredman, L. Q. R. 122 （2006），S. 54 ff.，76 ff.；Rivers, C. L. J. 65 （2006），S. 176, 195 ff.，202 ff.；Allan, C. L. J. 65 （2006），S. 672 ff.，687 ff，认为这种对可一般化的司法尊让的教义学的追寻就如同猎人寻找猎物。在“适当尊让”理论中由于个案的从属性，它涉及的是“身着彩色服饰的不可诉”的变种。
[56]关于此的并不是很多，可参见Christoph Gusy, Parlamentarischer Gesetzgeber und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985; Klaus Meβerschmidt, Gesetzgebungsermessen, 2000, S. 713 ff.，passim; Andreas von Arnauld （Fn. 14），S. 681 ff.（im Verhaltnis zum Ge-setzgeber）．Martin Ballinger, Verwaltungsermessen im modemen Staat: Landesbericht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s.（Hrsg.），Verwaltungsermessen im modernen Staat, 1986，S. 131-157；Ralf Brinktrine（Fn. 33），S. 12 ff.，20 ff，99 ff.；Jost Pietzcker, Die Verwaltungsgenchtsbarkeit als Kontrollmstanz, in: Eberhard Schmidt-Aβmann/Wolfgang Hoffmann-Riem（Hrsg.），Verwaltungskon-trolle. 2001 ．S. 89-116（104 ff.）．
[57]经常被引用的说法参见Justice Millets in Allied Dunbar （Frank Weisinger） Ltd.，The Times, Nov. 17, 1987, S. 44（＝[1988] IRLR60），据此它是一个“奇特的和危险的概念”。典型的反对意见参见Paul Craig（Fn. 28），S.96f.，97 ff.；Elliott, C. L. J. 60（2001），S. 302 ff.；Allan, C. L. J. 65 （2006），S. 670 ff.；Rivers, C. L. J. 65 （2006） , S. 102 f.
[58]详细的可参见Andreas von Arnauld （Fn. 14），S. 599 ff.
[59]Jeffrey Jowell/Patrick Birkinshaw（Fn. 31），S. 319 f.
[60]Elliott, C. L. J. 60 （2001），S. 301 ff.，insbes. S. 310 f.；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74 ff.，478；Marius Baum（Fn. 18），S. 397 ff.，409 ff.，passim；Benjamin Schirmer（Fn. 21），S. 310 ff.，passim．还可参见JeffreyJowell/Patrick Birkinshaw（Fn. 31），S. 275 f，320.
[61]Grabenwarter （Fn. 7） ,§ 16．详细的参见Jorg Polakiewicz, Die Verpflichtungen der Staaten aus den Urteilen des Europatschent Genchtshofs fur Menschenrechte, 1993；Georg Ress, Wirkung und Beachtung der Urteile und Entscheidungen der Straβburger Konven-tionsorgane, EuGRZ 1996, S. 350-353. Einen Anshan der Rechtsverbindlichkeit befurwortend Eckart Klein, Should the Binding Effect of the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e Extended?, in: Melanges RolvRyssdal, 2000, S. 707-713.
[62]Elliott, C. L. J. 60（2001）, S. 307 f.可参见Lord Steyn in R. （Daly） v. Home Department [2001] UKHL 26, § 27 ; Lord Bing-ham in A. and Orsv．Home Office [2004]，UKHL 56, § 40; Wilkinson v. Broadmoor Hospital[2001]EWCA Civ 1545，§ 27（perBrown LJ）．
[63][2001] UKHL23．§26.
[64]例如，Kay J. in R. （Medway Council）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 [2002] EWHC 2516 （Admin），§ 47; Begumv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 [ 2003 ] UKHL 5, § 50 （per Lord Hoffinann）．关于英国法秩序的分裂可参见de Burca, E. P. L. 3 （1997），S. 561 ff.；Paul Craig（Fn. 28），S. 89 ff.；Elliott, C. L. J. 60 （2001），S. 309 ff.；Kate Olley, Proportionality at Common Law, Ju-dicial Review （J. R.）2004, S. 197-201；van Coller, CILSA 39 （2006），S. 469 ff.，473 ff.一般的还可参见Walter van Gerve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ommunity and National Laws: Towards a Principle of Homogeneity in the Field of Legal Remedies? CMLR 32（1995），S. 679-702 （700 ff.）
[65]Maria Luisa Fernandez Esteban, National Judges and Community Law: The Paradox of the Two Paradigms of Law, Maastricht Journal（MJ） 4 （1997） , S. 143 -153 （144 f. ），论述了“权利两种范式的悖论”。
[66]比例原则具有促成效果的潜在的连贯性可参见Jeffrey Jowell/Anthony Lester （Fn. 57） , S. 51 - 72 [59 ff.] , S. 51.
[67]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77 f.
[68]参见Paul Craig （Fn. 28）, S. 99:“被适用的原则的本质不应当根本不同，这取决于案件分界线的哪一方被说成是下降的”。相似的可参见Lord Woolf in M.v．Home Office [1993] 3 WLR 433 （448）；Wong, P. L. 2000, S. 94 ff．关于判决的统一性与一致性可参见Arnauld（Fn. 14），S. 252 ff.
[69]Elliott, C. L. J. 60 （2001） , S. 325，作者认为《人权法案》适用方面的此岸彼岸的人权问题源于“不同审查制度中固有的荒谬与不平等”。
[70]Fernandez Esteban, MJ 4（1997），S. 146.
[71]Konrad Schiemann, L. J.，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Pnnciples of Community Law by English Courts, in: Mads Andenas/Francis Jacobs（Hrsg.），European Community Law in English Courts, 1998，S. 137-148（140）．
[72]Paul Craig（Fn. 28），S. 103 ff.；Malcolm Ross, Behind Proportionality: The Cultural and Constitutional Context, in: Mads Andenas（Hrsg.），English Public Law and the Common Law of Europe, 1998，S. 83-93 （84 ff.）；Elliott, C. L. J. 60 （2001），S. 325 ff.；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80 f.；van Coller, CILSA 39 （2006），S. 482 f.关于这些现象的一般阐释参见Thijmen Koopmans, The Birth of European Law at The CrossRoads of Legal Trad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9（1991），S. 493-507（505 ff）；Fernandez Esteban, MJ 4（1997），S.146 ff.；Andreas von Arnauld, Rechtsangleichung durch allgemeine Rechtsgrundsatze?, in: Karl Riesenhuber/KanakoTakayama（Hrsg），Rechtsangleichung: Grundlagen, Methoden und Inhalte, 2006,S. 247-262 （251 ff.）．
[73] Roberto Caranta, Judicial Protection against Member States: A New Ins Commune Takes Shape, CMLR 32（1995），S. 703-726（718）．
[74]例如, Jeffrey Jowell/Patrick Birkinshaw（Fn. 31 ），S. 322 f.；Olley, J. R. 2004, S. 201；Andrew Le Sueur, The Rise and Ruin of Un-reasonableness?, J. R. 2005，S. 32-51 （43 ff.）；Christopher Knight, The Test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 Proportionality Comes Out of the Closet?, J. R. 2007, S. 117-121．伴有怀旧的意味（对温斯伯里说不？）也可参见William Wade/Christopher Forsyth（Fn. 25），S. 371 f.
[75][2001]UKHL 23，§51.
[76][2001]UKHL 26,§32
[77]Le Sueur, J. R. 2005，S. 36 ff. Skeptischer Olley, J. R. 2004，S. 199 ff.
[78]The Association of British Civilian Internees一Far Eastern Region v. Defence Secretary [2003] EWCA Civ 473，§ § 34 f.
[79]较为明确的可参见Lord Steyn, P. L. 2005, S. 346 ff.；Vgl. such Wong, P. L. 2000, S. 94; Elliott, C. L. J. 60 （2001），S. 312ff. , sowie Allan, C. L. J. 65 （2006） , S. 671，减少王室特权，使司法主权更自由，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人权法案》公布前主张监督标准的区分的可主要参见John Laws, Is the High Court the Guardian of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Rights?，P. L. 1993，S. 59-79 （71 ff.）．
[80]Jeffrey Jowell/Patrick Birkinshaw （Fn. 31），S. 322; Xavier Lewis, Linfluence du droitcommunautairesur le droitadministratifanglais, AJ-DA 1996, No special, S. 127 f.；Malcolm Ross（Fn. 72），S. 86 f. ;Konrad Schiemann （Fn. 71），S. 140 f.；Sydow （Fn. 18），S.111ff.；Andeas von Arnauld （Fn. 14），S. 635 f还可参见Paul Craig, Substantive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in Domestic and Commu-nity Law, C. L. J. 55（1996），S. 298 ff.，311 f.
[81]关于通往加拿大法与以色列法的可能桥梁可参见Tom Hickman, Proportionality: Comparative Law Lessons, J. R. 2007, S. 31 -55.
[82]关于欧盟法中比例原则的功能可参见Oliver Koch （Fn. 6） , S. 494 ff.
[83]关于行政法司法化的一般趋势可参见Thomas Ginsburg, The Regulation of Regulation: Judicialization,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Administrative Law, in: Klaus Hoptu. a. （Hrsg），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ontext: Corporations,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Japan, and the US, 2005，S. 321-337 （331 ff.）．
[84]Stefan Oeter, Rechtsprechungskonkurrenz zwischen nationalen Verfassungsgenchten, Europaischem Gerichtshof und Europaischem Gerich-tshof fur Menschenrechte, VVDStRL 66 （2007） , S. 361-391 （362 ff. ）．关于欧洲法院的参见Florian Schwab （Fn. 6） , S. 274ff.；关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参见Frank Hoffmeister, Die Europa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als Grundrechtsverfassung und ihre Be-deutung in Deutschland, Staat 40 （2001），S. 349-381 （356）；Thomas Giegerich, in: Rainer Grote/Thilo Marauhn（Fn. 7 ），Kap. 2Rn. 22 ff有关区分可参见Evert Albert Alkema,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s a Constitution and Its Court as a Constitutional Court, in:Melanges Rolv Ryssdal, 2000, S. 41 -63:“自成一格”的法院（S. 46），与宪法法院的相似之处（S. 63）.
[85]参见Florian Schwab（Fn. 6），S. 271 ff.，275 ff.；Oliver Koch（Fn. 6），S. 521 f.；Jurgen Schwarze （Fn. 5 ），S. 843.
[86]关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参见Evert Albert Alkema （Fn. 84），S. 59 f．一般的可参见Andreas von Arnauld （Fn. 14），S. 443 ff. , 472 ff.
[87]Jeffrey Jowell/Anthony Lester （Fn. 32），S. 68.
[88]关于宪法法院富有启发性的项目报告将比例原则视为“共同的语言”可参见Bernhard Schlink （Fn. 11） , S. 449.
[89]关于多层次系统中的合法化结构参见Eckhard Pache/Thomas Grog, Verantwortung und Effizienz in der Mehrebenenverwaltung, VVD-StRL 66 （2007），S. 106-151（136 ff.）bzw. 152-180（169 ff.）．
[90]人们可以看到联合的国家的平行状态，这种平行状态通常情况下相对于司法审查的权限具有更少的保留。关于欧洲法院判决中的联合的逻辑可参见Stefan Kadelbach, Autonomie and Bindung der Rechtsetzung in gestuften Rechtsordnungen, VVDStRL 66（2007），S. 7-44 （33 ff.）．
[91]Lord Hoffmann（Fn. 53），S. 110.
[92]在无效之诉中起的作用不大，因为欧洲制度结构中的民主原则在国内法层面还是一如既往地扮演了一个弱角色，可参见Oliver Koch（Fn. 6），S. 568 ff.
[93] Evert Albert Alkema（Fn. 84），S. 50 f.
[94]关于对更重要的机构的有益影响的转移可参见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 S. 451 f.，478.
[95]参见Fredman, L. Q. R. 122 （2006），insbes. S. 62 f，关于人权案件的举证负担。
[96]Internationale Transporte Roth GmbH v. Home Department [2002] EWCA Civ 158, § 71.
[97]Jowell, P. L. 2003，S. 597. Dem folgend Lord Steyn, P. L. 2005，S. 355 ff．还可参见Benjamin Schirmer（Fn. 21），S. 355 ff.
[98]Lord Steyn, P. L. 2005，S. 349.
[99]Fredman, L.Q. R. 122 （2006） , S. 57 ff．还可参见Jowell, P. L. 2003, S. 596 ff．与传统的英国的法律-国家理论明显相反，“并不是个人自由法，而是选择公共权力的行使作为其教育体系的基础”：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 2003） , S. 480.
[100] Rivers, C. L. J. 65 （2006），S. 176, 195 ff.，202 ff．还可参见Paul Craig（Fn. 28），S. 98 f.，Elliott, C. L. J. 60 （2001），S. 304,以及Allan, C. L. J. 65 （2006） , S. 677 ff.（然而由于不可能一般化的空间隐喻的警告参见S. 687）.
[101]Nach Lord Bingham in A. and Ors v. Home Office[2004] UKHL 56，§ 37.
[102]Malcolm Ross（Fn. 72），S. 87：“Cultural Baggage of Its Domestic System”．
[103]关于同化过程的一般理论可参见Andreas von Arnauld （Fn. 72） , S. 247 ff.
[104]A, A. im Jahr 2003 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 , S. 469：比例原则的接纳“不会导致德国与英国的国家-宪法秩序的根本靠拢”。
[105]在表述中出现明显的克制的例子如：Lord Clyde in Ex parse Alconbury [2001] UKHL 23, § 169，克莱德勋爵重新表述监督强度的“比例”概念为“不成比例”。
[106]Iliopoulos-Strangas, RabelsZ 63（1999），S. 448 f.
[107]关于此可参见Pache, NVwZ 1999, S. 1038 ff.；Kischel, EuR 35 （2000），S. 386 if.，391 if.；Oliver Koch（Fn. 6 ），S. 254 ff.，259 ff.关于欧洲法院判决的监督强度可参见Florian Schwab （Fn. 6），passim ; Oliver Koch （Fn. 6 ），S. 521 ff．间或会遇到欧洲法院运用比例原则类似于运用温斯伯里的意见（例如，Thomas von Danwitz, 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βigkeit im Gemein-schaftsrecht, EWS 2003, S. 393-402 [397 f.]），但直接反对的如Francis Jacob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in: Evelyn Ellis（Fn. 5 ），S. 1-21 （20f.）．
[108]参见Rivers, C. L. J. 65 （2006），S. 177，191 ff.
[109]Elliott. C. L. J. 60 （2001），S. 308.
[110]关于从事人权法案宪法性更新的准备，以及之前的怀疑可参见Hunt,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6 （ 1999 ），S. 91 ff.，passim.
[111]Malcolm Ross（Fn. 72），S. 86 ff.；Andreas von Arnauld, Regelentstehung und kulturelles Gedachtnis, in: ders.（Hrsg.），Recht und Spielregeln, 2003，S. 209-227 （212 f.）．
[112]相关的可参见Pierre Legrand, European Legal Systems Are Not Converging, ICLQ 45 （ 1996 ），S. 52-81 （60 ff.）；ders.，The Impos-sibility of “ Legal Transplants”，MJ 4（1997），S. 111-124.
[113]关于此可参见Claude Levi-Strauss, Das wildeDenken（La penseesauvage, 1962），1973，S. 270 ff.
[114]Andreas von Arnauld, Identitat und Rolle, in: Recht und Spielregeln（Fn. 111），S. 91-100 （93 ff.）．
[115]相关的可参见Alan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 1974, S. 95 ff. Zu Recht dagegen Legrand, MJ 4 （1997），S. 111 ff.
[116]Andreas von Arnauld（Fn. 72），S. 248 f.，250 f.
[117]参见Legrand, MJ 4（1997），S. 114 f.
[118]参见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51 f.，478.
[119]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47 ff.
[120lKnill/Becker, Verwaltung 36 （2003），S. 481.
[121]作为（较灵活的）结构的语言与作为活动的表达之间的关系可参见Jurgen Trabant, Das tote Gerippe und die Arbeit des Geistes, in: Ekkehard Konig/Sybille Kramer（Hrsg），Gibt es eine Sprache hinter dem Sprechen?, 2002, S. 76-96; Sybille Kramer, Sprache and Sprechen oder: Wie sinnvoll ist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emem Schema und seinem Gebrauch?, ebd.，S. 97-125；Gisbert Fansel-，Wie ihr Gebrauch the Sprache pragt, ebd.，S. 229-261；Martin Hapelmath, Grammatikalisierung: von der Performanz zur Kompe-tenz ohne angeborene Grammatik, ebd.，S. 262-286.
[122]概况可参见Oliver Koch （Fn. 6） , S. 48 ff. ; Jurgen Schwarze （Fn. 5） , S. 664 ff．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制度上独特的宪法管辖权可能（尚未发生）有利于比例原则的接纳。关于宪法法院确定法律优先性可参见Rainer Arnold, Das Prinzip der Kontrolle des Ge-setzgebers in der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Mittel-und Osteuropas als Ausdruck gemeinEuropaischent Verfassungsrechts, JOR 43（2002）．S. 17-29: Andreas von Arnauld（Fn. 14），S. 612ff，632 ff.
[123]Oliver Koch（Fn. 6），S. 137 ff.；Jurgen Schwarze（Fn. 5 ），S. 684.
[124]Oliver Koch （Fn. 6），S. 102 ff.；Jurgen Schwarze （Fn. 5 ），S. 675 ff．还可进一步参见Giovanni Maria Ubertazzi, Le principe de proportionnalite en Droit Italien, in: Deutsche Sektion der Internationalen Juristen-Kommission（UK）（Hrsg.），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βigkeit in Europaischent Rechtsordnungen, 1985，S. 79-88.
[125]Felix Ermacora, Das Verhaltnismaβigkeitspnnzip im Oster emhischen Recht sowie aus Sicht der Europaischent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in: Deutsche Sektion der UK（Fn. 124），S. 67-78 （71 ff.）；Christiana Pollak, Verhaltnismaβigkeitsprinzip und Grundrechtss-chutz in der Judikatur des Europaischent Gerichtshofs und des Osterreichischen Verfassungsgerichtshofs, 1991，S. 82 ff.；Oliver Koch（Fn. 6），S. 97 ff.
[126]感谢Julia Iliopoulos - Strangas的提示。希腊宪法中的比例原则可详细参见Catherine Gialitaki, Le principeconstitutionnel de proportionnalitedans la jurisprudence du Conseil dEtathellenique, Revue europeenne de droitpublic 15 （2003），S. 787-811.
[127]Guy Braibant, Le principe de proportionnalite, in: Melanges Marcel Waline, 1974, Band 2, S. 297-306.
[128]参见专著Xavier Philippe, Le controle de proportionnalitedans les jurisprudences constitutionnelle et administrative francaises, 1989；Joel Mekhantar, Le controlejuridictionnel de la proportionnahtedanslaction administrative unilaterale, 1990; Georges Xynopoulos, Le controlede proportionnalitedans le contentieux de la constitutionnalite et de la legalite en France, Allemagne et Angleterre, 1995；Nicholas Emil-iou （Fn. 6）．
[129]关于此的分歧可参见Oliver Koch （Fn. 6），S. 63 f.，78 f.
[130]详细的可参见Andreas von Arnauld （Fn. 14），S. 545 ff.
[131]显然这类似于孟德斯鸠观念在《法国民法典》第五条中的表达：“法官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关于法国法官的形象可参见Francis Hamon/Michel Troper, Droitconstitutionnel, 29. Aufl.，2005，S. 148 ff. Speziell zur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Thomas Wolfang Schmitz, Rechtsstaa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franzosischen Polizeirecht, 1989, S. 33 ff.（关于对行政的克制参见S. 36 f.）
[132]关于对行政活动的合法性监督详细的可参见Nicholas Emiliou （Fn. 6），S. 70 ff.
[133]Nicholas Emiliou（Fn. 6），S. 67 ff.；Johannes Koch, Verwaltungsrechtsschutz in Frankreich, 1998，S. 39 ff.，61 ff.，160 ff.；Oliver Koch （Fn. 6），S. 64 f.
[134]关于宪法委员会的立场可参见Ulrich Hubner/Vlad Constantinesco, Einfuhrung in das franzosische Recht, 4. Aufl.，2001，S. 50 f.
[135]Andreas von Arnauld（Fn. 14），S. 546 ff.，629 ff.
[136]基础的可参见ConseildEtat （CE），Assemblee, 26. 10. 1945, Aramu u. a.，Rec.，S. 213．详细的可参见Helmut Krech, Die Theorie der allgemeinen Rechtsgrundsatze im franzosischen offentlichen Recht, 1973，S. 15 ff.，92 ff.；Rene Chapus, Droitadministratifgeneral, Band 1，14. Aufl.，2000, Rdnr. 120 ff.（S. 88 ff.）；Jean Rivero/Jean Waline, Droitadministratif, 20. Aufl.，2004，Rdnr. 317 ff.
[137]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地位（并不是无可争议的）可参见Rene Chapus （Fn. 136） , Rdnr. 139 ff. （S. 104 ff.）．还可参见Helmut Krech（Fn. 136），S. 112 ff.；Nicholas Emiliou（Fn. 6），S. 74 ff.；Jean Rivero/Jean Waline（Fn. 136），Rdnr. 320.
[138]通常情况下，一般法律原则获得承认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可参见Thomas Wolfgang Schmitz （Fn. 131），S. 38.
[139]Ulrich Hubner/Vlad Constantinesco （Fn. 134） , S. 73 ff．关于共同体法律贡献的日益复杂可参见Jean - Francois Flauss, Rapport francais, in: Jurgen Schwarze （Fn. 31），S. 31-121（110）．
[140]Clemens Lerche, Landesbencht Frankreich, in: Jochen A. Frowein（Hrsg.），Die Kontrolldichtebei der gerichtlichen Uberprufung von Handlungen der Verwaltung, 1993，S. 1-37 （9 ff.）；Nicholas Emiliou （Fn. 6），S. 81 ff.；Johannes Koch（Fn. 133），S. 179 ff．对这种区分的批评可参见Thomas Wolfgang Schmitz （Fn. 131） , S. 228 ff.在国际法条约就像共同体法领域，可以区分兼容性监督（对条约的基本态度意义上）与合规性监督（完全一致意义上）：Jorg Gundel, Die Einordnung des Gemeinschaftsrechts in die franzosische Rechtsordnung, 1997，S. 383 ff.
[141]例如可参见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ec. 87 -237 DC vom 30. 12. 1987, Rec. S. 63.
[142]基础的可参见CE, vom 19.5.1933, Benjamin, Rec.，S. 541．详细的可参见Thomas Wolfgang Schmitz （Fn. 131），S. 240 ff.
[143]进一步的概括可参见Clemens Lerche （Fn. 140），S. 12 ff.；Nicholas Emiliou （Fn. 6），S. 82 ff.，96 ff.；Johannes Koch （Fn.133），S. 183 ff.；Oliver Koch（Fn. 6），S. 65 ff.
[144]宪法委员会裁决实践中比例原则的元素可参见ValerieGoesel-Le Bihan, Reflexioniconoclastesurle controle de proportionnaliteexerce par le Conseilconstitutionnel, Revue francaise de droitconstitutionnel（RFDC）1997，S.227-267；dies，Le controle de proportionnaliteexerce par le Conseilconstitutionnel, Cahiers du Conseilconstitutionnel 22 （2007），S. 141-152；dies.，Le controle de proportionnalitedans la jurisprudence du Conseilconstitutionnel, figures recentes, RFDC 2007，S. 269-295.
[145]关于批评进一步可参见Michel Fronwnt, Le principe de proportionnalite, AJDA 1995, no special, S. 156-166（165）；Oliver Koch（Fn. 6），S. 70．可能的教义位置可参见Thomas Wolfgang Schmitz （Fn. 131），S. 226 ff.
[146]基础的可参见CE, Assemblee, Ville Nouvelle-ESt, 28.5.1971, Rec.，S. 409.
[147]关于这个讨论还可进一步参见Clemens Lerche （Fn. 140），S. 15 f.；Oliver Koch （Fn. 6 ），S. 72 ff.
[148]有说服力的可参见Oliver Koch （Fn. 6） , S. 74. S．还可参见Guy Braibant （Fn. 127） , Band 2, S. 301 f. ; Thomas Wolfgang Schmitz（Fn. 131），S. 218；Volker Schlette, Kontrolle von Ermessensakten in Frankreich, 1991，S. 334 ff. A. A. Fromont, AJDA1995，no special, S. 164; Jacques Ziller, Le principe de proportionnalite, AJDA 1996，no special, S. 185-188（187）Nicholas Emiliou（Fn. 6）, S. 113 f.，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对狭义比例原则的表达，并且还认为包括必要性在内的多阶性审查是最大程度审查的组成部分。
[149]Oliver Koch（Fn. 6），S. 70 ff.
[150]Clemens Lerche（Fn. 140），S. 3，7 ff.；Johannes Koch, Verwaltungsrechtsschutz in Frankreich, 1998，S. 174 ff.，179 ff.；Oliver Koch（Fn. 133），S. 71 f.；Jean Rivero/Jean Waline（Fn. 136），Rdnr. 638 ff.
[151]Johannes Koch（Fn. 133），S. 186；Oliver Koch （Fn. 6），S. 78.
[152]Johannes Masing, Die Mobilisierung des Burgers fur die Durchsetzung des Rechts, 1997，S. 196 ff.；Johannes Koch（Fn. 133），S. 108if.；Ulrich Hubner/Vlad Constantinesco（Fn. 134），S. 112 ff.
[153]Ulrich Hubner/Vlad Constantinesco（Fn. 134），S. 63 ff.，67 ff.
[154]参见Jurgen Schwarze（Fn. 5 ），S. 701 ff.，841.
[155]Oliver Koch （Fn. 6），S. 79 in Fn. 213 a. E．详细的可参见Jorg Gundel （Fn. 140），passim （auf S. 375 ff. auch zur EMRK）；Jan Hecker, Europaische Integration als Verfassungsproblem in Frankreich, 1998. Zum Wendepunkt in der Nicolo- Entscheidung des CE（Assemblee） vom 20.10.1989，Rec.，S. 190，参见Gundel, a. a. 0.，S. 371 ff.；Hecker, a. a. 0.，S. 83 ff.
[156]CC, Dec. No. 96-373 DC, Rec. 1996, S. 43.
[157]CE, Syndicat des avocats de France, 29.7. 1998，Rec. 1998，S. 313.
[158]Michel Fromont, Die Annaherung der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en in Europa, in: FS 50 Jahre BVerwG, 2003，S. 93-112（95f，100ff.，108 ff.）特别是临时权利保护措施的扩大。
[159]参见Thomas Wolfgang Schmitz （Fn. 131）, S. 221 f.；Nicholas Emilion （Fn. 6）, S. 96.
[160]当今的隐藏的比例原则例如Thomas Wolfgang Schmitz, Rechtsstaa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franzosischen Polizeirecht, 1989, S.217 ff;Cyrille David,Le Principe de Proportionnalite en Droit Fiscal Communautaire et Francais, in: FS Klaus Tipke, 1995，S. 511－535 （513 f. 534）；Nicholas Emiliou,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1996, S. 88 ff.，96 Ff.；Oliver Koch, 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3igkei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Genchtshofs der Europaischen Gemeinschaften, 2003, S. 63 f．还可参见Guy Braibant, Le principe de proportionnalite, in: Melanges Marcel Waline, 1974, S. 297 ff.
[161]Oliver Koch, 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βigkei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Genchtshofs der Europaischen Gemeinschaften, 2003，S.75 f.进一步的还可参见Clemens Lerche, Landesbericht Frankreich, in: Jochen A. Frowein （ Hrsg. ） , Die Kontrolldichte bei der gerichtlichen Uberprufung von Handlungen der Verwaltung, 1993，S. 9，35 f.；Nicholas Emiliou,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 1996, S. 83 f.；Jean-Francois Flauss, Rapport francais, in: Jurgen Schwarze（Hrsg.），Das Verwaltungsrecht unter europaischem Einfluβ，1996，S. 85 ff.
[162]Clemens Lerche, Landesbencht Frankreich, in: Jochen A. Frowein（Hrsg.），Die Kontrolldichte bei der gerichtlichen Uberprufung von Handlungen der Verwaltung, 1993，S. 35 ff.；Nicholas Emiliou,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 1996, S. 113；Oli-ver Koch, 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βigkei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Gerichtshofs der Europaischen Gemeinschaften, 2003，S.76．还可参见Jean Rivero/Jean Waline, Droitadministratif, 20. Aufl.，2004，Rdnr. 642.
[163]Jean-Francois Flauss, Rapport francais, in: Jurgen Schwarze（Hrsg.），Das Verwaltungsrecht unter europaischem Einfluβ, 1996, S.85 ff.；Jurgen Schwarze, Der Beitrag des Europaischen Gerichtshofs zur Europaisierung des Verwaltungsrechts, EuR 32（1997），S. 419-431 （426 f.）；Jurgen Schwarze, Europaisches Verwaltungsrecht, 2. Aufl.，2005，S. 667 f.；Johannes Koch, Verwaltungsrechtss-chutz in Frankreich, 1998，S. 185 f.；Oliver Koch，Der 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βigkei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Gerichtshofs der Europaischen Gemeinschaften, 2003, S. 67 f.，79. S．还可参见Ziller, AJDA 1996, nospecial, S. 186 ff发展趋势的可参见Thom-as Wolfang Schmitz, Rechtsstaa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franzosischen Polizeirecht, 1989，S. 220 f.
[164]参见Nicholas Emiliou（Fn. 6），S. 88 ff.，96 ff.
[165]比较法视角的可参见Beitrage in Eckart Klein （Hrsg. ） , The Duty to Protect and to Ensure Human Rights, 2000; Peter Szczekalla, Die sogenannten grundrechtlichen Schutzpflichten im deutschen und Europaischent Recht, 2002，S. 909 ff.，passim．还可参见Albert Bleck-mann, Die Entwicklung staatlicher Schutzpflichten aus den Freiheiten der Europaischent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in: FS Rudolf Bem-hardt, 1995 ．S. 309-321.
[166]比较法视角的可参见Ingo von Munch/Pablo Salvador Coderch/Josep Ferrer i Riba, Zur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1998; Stefan Wernicke, Die Privatwirkung im Eumpaischent Gemeinschaftsrecht, 2002, S. 30 ff.；Andras Saj6/Renata Uitz（Hrsg.），The Constitu-tion in Private Relations, 2005 ; Jorg Neuner （Hrsg.），Grundrechte und Privatrecht aus rechtsvergleichender Sicht, 2007．从个别欧洲国家角度分析的可参见：Patricia Egli, Dritt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2002 （ Schweiz） ; Jonathan Morgan, Questioning the “True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Legal Studies 22 （2002），S. 259-275；Max Du Plessis/Jolyon Ford, Developingthe Common Law Progressively: Horizontality,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South African Experience,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2004, S.286-313；Hannah Nte/3en, Die Wirkung der Gmndrechte im deutschen und italienischen Privatrecht, 2005；Philippos Doris, Die Gel-Lung von Grundrechten in Privatrechtsbeziehungen, fur die sich dhese Rechte eignen（Art. 25 Abs. 1 S. 3 gr.Verfassung），in: FS Claus- Wilhelm Canaris, Band 2, 2007, S. 535-544 （Griechenland ）．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分析可参见：Thomas Giegerich, Pri-va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in den USA, 1992; Gregor Thustng, Die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im Verfassungsrech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ZvglRwiss 99 （2000），S. 69-85；Johan van der Walt, Drittwirkung in Sudafrika und Deutschland, DOV 2001，S. 805-814；Stephen Gardbaum,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Michigan Law Review 102 （2003），S. 387-459；Sebas- tian Seedorf, Die 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im Privatrecht in Sudafrika, 2005．关于第三人效力与《欧洲人权公约》可参见：Andrew Clapham, The “Drittwirkung” of the Convention, in: Macdonald u. a.（Fn. 5），S. 163-206; Dean Spielmann, Leffetpotentiel de la Conventioneurope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entre personnesprivees, 1995.
[167]详细的和进一步的可参见Andreas von Arnauld （Fn. 14） , S. 150 ff.，548 ff.，563 ff.，574 ff.，592 ff.，618 ff.
[168]关于此的可参见Johannes Koch （Fn. 133），1998, S. 141 ff.
[169]基础的可参见Johannes Masing （Fn. 152） , S. 21 ff.，196 ff.还可参见Josef Ruthig, Subjektiver Rechtsschutz und objektive Rechts-kontrolle in Deutschland, in: Wolf-Rudiger Schenke/Jong Hyun Seok（Hrsg.），Rechtsschutz gegen staatliche Hoheitsakte in Deutsch-land und Korea, 2006, S.117-146．关于环境法的可特别参见Matthias Ruffert, Subjektive Rechte im Umweltrecht der Europaischent Gemeinschaft, 1996，S. 71 ff.，224 ff.，passim; Bernhard Wegener, Rechte des Einzelnen: Die Interessentenklage im Europaischent Umweltrecht, 1998，S. 56 ff.，141 ff.；Wolfgang Durner, Rechtspolitische Spielraume im Bereich der dntten Saule, in: ders. /Christian Walter（Hrsg.），Rechtspolitische Spielraume bei der Umsetzung der Arhus-Konvention, 2005，S. 64-99 （68 H.）．最新的可参见Sabine Schlacke, Uberindividueller Rechtsschutz, 2008 （i. E. ）.
[170]Johannes Masing （Fn. 152），S. 175 ff.，218 ff.；Josef Ruthig （Fn. 169 ），S. 128 ff.，132 ff．还可参见Matthias Ruffert（Fn.169），S. 89 ff.，101 ff.，295 ff.；Bernhard Wegener （Fn. 169），S. 100 ff.，271 ff.
[171]详细的可参见Robert Uerpmann, Das offentliche Interesse , 1999, S. 84 ff.，passim.
[172]可参见Johannes Masing （Fn. 152），S. 221 ff.
作者简介：[德]安德烈亚斯•冯•阿尔诺，德国明斯特大学公法学教授。本文原题为Theorie und Methode des Grundrechtsschutzes in Europa-am Beispiel des Grundsatzes der Verhaltnismaβigkeit，原文发表于《欧洲法》2008年第1期特刊。
译者简介：刘权，德国汉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2012-2013），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生。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作者安德烈亚斯•冯•阿尔诺教授特地从明斯特来到汉堡，当面解答我翻译中的某些不解与疑惑，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本文来源：《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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