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温州永嘉三江教会教堂传言将被强拆，数千会众赶往教堂守护，到目前为止，教堂暂时安全，但当局拘捕了牵涉此事的当地规划局官员，指该教堂占用基本农田、且属于违规建筑，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此外，除三江教会外，温州等地仍在强拆其他教堂和十字架，如苍南县灵溪镇沪山教堂十字架、瑞安市区沙河聚会处十字架，等等，因此，三江教堂仍处在危险的阴影之下。
坊间传言，此次拆迁危局，缘起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路过永嘉，见该教堂气势雄壮，其上的十字架高大夺目，心生不悦，遂有拆除十字架之命。将拆堂原因归因于地方领导个人，应不足采信。事实上，针对教堂的逼迫，并不罕见。如2013年11月15日，河南南乐抓捕张少杰牧师及20多名教会同工，就是最近的例子。正如学者范亚峰所言：“以所谓拆违的借口拆教堂和十字架，是延续90年代以来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的思路，目的在于以貌似合法律的理由掩饰宗教逼迫的实质。”
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三年前也就是2011年4月7日，因为购买的场所一直不被允许使用，北京守望教会的教众被迫走上露天，开始户外敬拜，因此招来了持续的打压，三年来，守望教会的教众不畏打压，仍坚持每周的户外敬拜，该教会的牧师金天明，也自那时起，一直被软禁至今。这表明，针对基督教教堂的逼迫，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更为普遍和深层次的原因。
从极权体制建立那一天起，与教会的争战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极权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极权体制的运行，建立在其对于社会所有领域的凌驾之上，通过对所有社会领域实施控制和领导，并控制民众生活的所有层面，极权体制才得以运行。简而言之，极权取消社会。早期极权体制则更具有扩张性，在控制和领导社会各领域之外，更试图将独断的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必然与宗教信仰发生直接的冲突。也因此，王怡牧师曾总结，早在50年代，就有过三个文化革命，分别是针对宗教、针对资产阶级和针对知识分子，首先选择宗教下手，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宗教信仰与极权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最不相容的缘故。
进入所谓改革时代，极权体制依旧凌驾于社会之上，但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破产，极权体制失去了意识形态扩张能力，无能再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二是有限市场化的展开，极权体制逐步失去了对于大多数民众的人身和生活的直接控制，使得民间获得了相对自主的空间和一定的资源能力，在这一新体制——许多人称之为后极权——条件下，以家庭为载体的教会（官方称之为地下教会，以相对于所谓地上的三自教会）遂得以复兴，此外，在温州等地区，在三自的官方名号下，教会也获得了相当的自主发展，如范亚峰就认为，“温州地区教会最大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在于，三自与家庭的界限相对模糊。有些三自教会，其自立比之家庭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江教会即是一例）”。
对于这一新现像，后（新）极权体制不得不加以了一定容忍，但也不无警惕和防范。如着名的新黑五类的提法中，“地下宗教”就赫然名列其中，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来看，家庭教会也一直被列为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家庭教会的逼迫事件也一直不绝如缕。在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教会的发展，仅仅以家庭为载体，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从而对于教堂场所有更高的要求。此外，教会并不孤立于社会进程之外，对于当代中国的种种冲突和撕裂，以及对于未来转型的担忧，都会促使部分教会领袖思考并重新定位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家庭教以更为公开、更为积极的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既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其自身意愿的伸展，乃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其中，王怡牧师的表达尤为自觉和直接：“所以我们会看到城市家庭教会，需要一种以福音为中心的一场新的植堂的运动，不单单是从个人的意义上去传福音给A、给B、给C，而且是需要形成一个社会的植堂运动来回应政治的转型跟挑战。”
无论是出自家庭教会的自然发展，还是教会出于自身意愿而向社会伸展，这种“植堂”运动在社会领域的扩展，都会对现体制造成冲击。表面上看，现体制的意识形态总发条已经松驰，并不再具有进攻性，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信仰的存在，但是，必须要看到，这一容忍只体现在私人领域。现体制的有效运行基础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而是依旧建立在对社会领域的绝对控制和领导之上。也因此，容忍信仰在私人性质的家庭领域存在，并不意味着现体制会容忍、乃至允许教会在公共性质的社会领域发展。相反，只要现行体制的极权属性未曾改变，就不可能允许任何脱离其控制和领导的社会组织出现，也因此，不受体制控制和领导的家庭教会或具有自主性的三自教会，一旦开始进入社会领域，即是对现行体制的公开挑战，并必然遭到现行体制的打压和限制。
针对北京守望等家庭教会，到如今针对南乐和温州三自教会的一系列逼迫打压，其实都是当前教会向社会领域发展，从而刺激乃至挑战到现行体制的底线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并不令人意外。在当下，类似三江教会这样的具体案例，并没有多少幻想的空间，体制的逼迫并不会因为教会方面柔性低调的应对而改变。而从更纵深的视野来看，目前的打压，不过是教会与极权体制长期争战的一部分。放眼未来，只要极权体制存在一天，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具有自主性的三自教会，只要不放弃向社会领域的伸展，与体制的争战就会继续一天，直到极权体制崩塌的那一天。
文章来源：东网
坊间传言，此次拆迁危局，缘起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路过永嘉，见该教堂气势雄壮，其上的十字架高大夺目，心生不悦，遂有拆除十字架之命。将拆堂原因归因于地方领导个人，应不足采信。事实上，针对教堂的逼迫，并不罕见。如2013年11月15日，河南南乐抓捕张少杰牧师及20多名教会同工，就是最近的例子。正如学者范亚峰所言：“以所谓拆违的借口拆教堂和十字架，是延续90年代以来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的思路，目的在于以貌似合法律的理由掩饰宗教逼迫的实质。”
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三年前也就是2011年4月7日，因为购买的场所一直不被允许使用，北京守望教会的教众被迫走上露天，开始户外敬拜，因此招来了持续的打压，三年来，守望教会的教众不畏打压，仍坚持每周的户外敬拜，该教会的牧师金天明，也自那时起，一直被软禁至今。这表明，针对基督教教堂的逼迫，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更为普遍和深层次的原因。
从极权体制建立那一天起，与教会的争战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极权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极权体制的运行，建立在其对于社会所有领域的凌驾之上，通过对所有社会领域实施控制和领导，并控制民众生活的所有层面，极权体制才得以运行。简而言之，极权取消社会。早期极权体制则更具有扩张性，在控制和领导社会各领域之外，更试图将独断的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必然与宗教信仰发生直接的冲突。也因此，王怡牧师曾总结，早在50年代，就有过三个文化革命，分别是针对宗教、针对资产阶级和针对知识分子，首先选择宗教下手，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宗教信仰与极权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最不相容的缘故。
进入所谓改革时代，极权体制依旧凌驾于社会之上，但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破产，极权体制失去了意识形态扩张能力，无能再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二是有限市场化的展开，极权体制逐步失去了对于大多数民众的人身和生活的直接控制，使得民间获得了相对自主的空间和一定的资源能力，在这一新体制——许多人称之为后极权——条件下，以家庭为载体的教会（官方称之为地下教会，以相对于所谓地上的三自教会）遂得以复兴，此外，在温州等地区，在三自的官方名号下，教会也获得了相当的自主发展，如范亚峰就认为，“温州地区教会最大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在于，三自与家庭的界限相对模糊。有些三自教会，其自立比之家庭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江教会即是一例）”。
对于这一新现像，后（新）极权体制不得不加以了一定容忍，但也不无警惕和防范。如着名的新黑五类的提法中，“地下宗教”就赫然名列其中，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来看，家庭教会也一直被列为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家庭教会的逼迫事件也一直不绝如缕。在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教会的发展，仅仅以家庭为载体，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从而对于教堂场所有更高的要求。此外，教会并不孤立于社会进程之外，对于当代中国的种种冲突和撕裂，以及对于未来转型的担忧，都会促使部分教会领袖思考并重新定位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家庭教以更为公开、更为积极的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既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其自身意愿的伸展，乃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其中，王怡牧师的表达尤为自觉和直接：“所以我们会看到城市家庭教会，需要一种以福音为中心的一场新的植堂的运动，不单单是从个人的意义上去传福音给A、给B、给C，而且是需要形成一个社会的植堂运动来回应政治的转型跟挑战。”
无论是出自家庭教会的自然发展，还是教会出于自身意愿而向社会伸展，这种“植堂”运动在社会领域的扩展，都会对现体制造成冲击。表面上看，现体制的意识形态总发条已经松驰，并不再具有进攻性，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信仰的存在，但是，必须要看到，这一容忍只体现在私人领域。现体制的有效运行基础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而是依旧建立在对社会领域的绝对控制和领导之上。也因此，容忍信仰在私人性质的家庭领域存在，并不意味着现体制会容忍、乃至允许教会在公共性质的社会领域发展。相反，只要现行体制的极权属性未曾改变，就不可能允许任何脱离其控制和领导的社会组织出现，也因此，不受体制控制和领导的家庭教会或具有自主性的三自教会，一旦开始进入社会领域，即是对现行体制的公开挑战，并必然遭到现行体制的打压和限制。
针对北京守望等家庭教会，到如今针对南乐和温州三自教会的一系列逼迫打压，其实都是当前教会向社会领域发展，从而刺激乃至挑战到现行体制的底线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并不令人意外。在当下，类似三江教会这样的具体案例，并没有多少幻想的空间，体制的逼迫并不会因为教会方面柔性低调的应对而改变。而从更纵深的视野来看，目前的打压，不过是教会与极权体制长期争战的一部分。放眼未来，只要极权体制存在一天，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具有自主性的三自教会，只要不放弃向社会领域的伸展，与体制的争战就会继续一天，直到极权体制崩塌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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