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选出国家领导人，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美国那样让候选人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走遍全国宣讲自己的治国纲领，也更加没有其它哪个国家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一直保持着这种做法。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挑选领袖方面就完全高出别的地方，事实上，包括这个国家自己在内的世界舆论从来不乏对它的批评甚至是嘲笑，无论是高额的竞选募捐，还是对竞选人的不满。

然而，种种批评声音的为人所知本身却也表明了美国社会的开放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举足轻重，而即使跟被同样称为发达国家的西欧各国和日本相比，美国政治的长期平稳以及即使在政党内部也通过全国范围的竞选而非内部指定挑选领袖的做法都是少见的，如果再考虑到美国广大的国土面积和多元化的人口构成，这样的表现很难让人对它完全地嗤之以鼻。

而美国挑选政治领袖的做法不仅仅对改进世界各国的政府组织有借鉴价值，也包括各种自治组织，无论商业公司还是公益团体。

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早已当选美国的下一届总统，他在2009年1月20号就任的日子也在临近，虽然世界无疑表现出对这次美国大选的关注，但迄今的舆论中却仍然少有对如何挑选领袖这个基本问题的考察和反思。

在英语世界，《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周刊可能是少数的例外之一。这个总部位于伦敦有着165年历史的媒体几乎从不就事论事，而是一以贯之地向读者渗透它长久的立场，这一次，它依然在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公开透明的选举对保持政治组织活力的重要性：“在美国，是由政党普通成员（还有一些独立派人士）而非权威人士选择领袖—今年，他们推翻了一切政治上的计算，拒绝了在左派中看似不可避免的克林顿夫人而在右派中选择了特立独行的麦凯恩先生。”

公开透明的选举保障了新领袖的产生不掌握在既有领袖的手中，选举本身就属于塑造新领袖的过程，而竞选人依据选举法定期公布募捐资金的来源和花费去向也是减少腐败的措施之一，就像美国的政治学者们喜欢说的一句话所表明的—“阳光是消除政治病菌的最好杀毒剂。”

自1995年以来，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都会公布全球腐败指数，美国在2008年最不腐败榜单中排名第18位，比2007年上升了两位，除了并列第18名的日本，它是唯一进入前列的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接下来最靠前的人口过亿的国家是墨西哥和中国，并列第72）。

但这还不足以选出好的领袖，世界历史上也不乏通过选举挑选了一些一时讨人喜欢长久却危害深重的领袖，比如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如果竞选者都是类似这些人，竞选也就不见得比不竞选能够产生好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注定要危害选举的公开透明直至取缔选举本身。

因此，解决挑选领袖的基本问题不能到了选举来临的时候才开始关注。到那时，竞选人的素质不会因为舆论的抱怨和呼吁就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提升，到那时，选举已经是河水的下游，要保证水质良好，除了不知停息地确保选举本身的公开透明，还得从保护源头和上游以及沿岸的环境做起。

此前，这个“让我们继续学习”的系列已经指出自由教育对塑造各种专业人群起到的关键作用，简言之，自由教育不是帮助人学会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是让人在人生的各种境遇中能够辨别对错，让人有正确的判断力，这当然包括专业人群之中的领袖。进一步说，有些人之所以能成为真正的领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或她比周围的人更加能够分辨是非，而不是因为其它的能力。

对于领袖来说，最能体现分辨是非能力的也许要算对自己的评价了。历史上，自以为是的领袖到头来大都是反面的典型，不管做过多大的事情。当然，这不仅与领袖本身的素质有关，众人的素质同样重要，自以为是常常是别人捧出来的。这里涉及到一个极为要紧的问题：领袖在众人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真正的领袖

长期以来，在众人的眼中，领袖往往是高高在上的，似乎领袖就该或只能如此，以至于人们对命运甚至是天地的主宰者也常常这么以为。

然而，也是长期以来，有一种传统却始终认为，谁想做领袖，就是做众人的仆人，做领袖，不是受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众人。这个传统不认为这么想是出于某些人的高尚，而是听从了造物主的呼召，在造物主给人的诫命中规定了这是领袖的唯一形象和做领袖的根本职责。因为在这个传统中，造物主自己就是如此，虽是造物主，为了拯救人类，自己甘愿降卑成为奴仆，不但服侍人，还为担当人类的过犯，以至舍命。

在人本主义盛行的地方，尽管也有倡导公仆领袖精神的，但总是因为这样的倡导不过是一种道德情操的诉求而非来自最高主宰的诫命，往往流于空谈，很难成为社会的风气。而在以上那个不一样的传统中，虽然空谈也绝不少见，但公仆领袖精神不仅仅是人的自我要求，归根到底，是有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不断在要求人应该这么做。就像本系列前面已经介绍的，对每个人而言，工作不是糊口，也不是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或成名成家，乃是有更高的追求，是回应他们所信仰的造物主对他们过圣洁生活的呼召，是“天职”（calling）。

而所谓过圣洁生活，就是效法唯一完全圣洁的造物主，因为人是按照造物主的形象所造的，做领袖也不例外，恰恰是更加甘愿听从造物主呼召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领袖，在这样的传统中，这是最重要的判断力。

历史上，欧洲和北美是受到这个传统影响最大的地方，从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后来所谓的欧洲文明就是在这个传统的熏陶下逐渐形成的。而源头不是欧洲人自己，是西亚的巴勒斯坦地区一些社会地位卑微的犹太人，他们在公元一世纪的上半叶领受了他们信仰的造物主交给他们的大使命，正是在这个呼召之下，这一群人以及之后的效仿者把这个观念传播到欧洲各处。

直至今日，如同“透明国际”的调查所显示的，被公认为最不腐败的国家仍然大多来自欧洲和北美这两个地区。这显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天生素质就高于别的地方，而是他们在上千年前开始接受的世界观在代代相传之后仍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虽然那里的许多人已经对这个传统不以为然。

有希望的是，这个传统并没有在世界上停止扩展。四百年前，当这个传统开始在欧洲衰微的时候，那些不满现状的人远渡重洋在遥远的北美重新建立符合这个世界观的社会。而如今，北美正遭遇着类似当年欧洲的信仰危机，就像本系列之前报道的以帕特里克·亨利学院为代表的信仰复兴运动，一部分美国人仍然在向年轻一代传递着这个传统。

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却折射出公众心目中真正领袖的形象仍然是为人服侍的而非高高在上的。在美国，护士、医生、军人、教师和教会人士通常是最受信任和尊敬的职业人群，而最不受信任和尊敬的往往是商人和政界人士。自从1976年，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几乎每年都会进行这方面的调查，而在今年年底公布的数据中，这样的情形很可能仍然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美国这个以富有和民主闻名于世的社会，商人和政界人士的不被尊敬也许让局外人感到意外。然而，这却的确反映了美国社会长期的心里状态：因为以上帝的使命为中心而非以人自己的才能名利为中心的社会传统依然在起作用—无论是美国建国初期流传的口号“对专制的反抗就是对上帝的顺服”，还是即使如今的美国人仍然绝大部分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事实—公众对有钱有势的人从来没有达到一种普遍膜拜的程度。

媒体所时常表现的对名人的关注甚至是追逐，放到美国社会的大背景中，不过是一个角落，即使像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这样的所谓大事，如果有人亲身接触过这个过程，会发现这仍然很容易地淹没在大千世界的洪流当中。从参加投票的人数看，这一次大选曾经被认为会非常多，但结果是不到一亿三千万人，只占选民总人数的62%，不到全部人口的42%，而这已经是40年来最多的一次了。

然而就在这个不被尊敬的政治群体中，以谦卑和在权力面前退却而闻名的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以及为了废除奴隶制献出生命的林肯（Abraham Lincoln）却几乎是一切民意调查中最受尊敬的美国总统。

至于商人，勤劳、简朴、谦卑、甘愿向社会捐献自己的钱财一直是历史上的某些商人获得尊敬的不可缺少的素质，这也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在探讨商业文明的言论中赢得持续重视的原因所在。

显然，这些素质在名利的诱惑跟前很少有人能够持守得住，这跟政界领袖难能受到尊敬的原因是一样的，特别在19世纪后半叶以来大企业的兴起之后—林肯生前就为此陷入深深的忧虑，他曾警告说，快要结束的内战没有毁掉美国，因大企业的崛起而滋生的金钱政治却最可能—以及1980年代更看重短期收益的投资资本主义（investor capitalism）的开始盛行，使得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越发在商人中变得淡漠。

这引起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商业界前所未有地看重最能够带来及时收益的商业领袖，跟政治上那些明星竞选人相似，这些明星首席执行官在商业领袖的人才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但问题是，一时过度的讨人喜欢往往不能长久。而即使不谈新教伦理，就在公开透明方面，美国商业组织领导人的任用比较政治组织似乎要差得远。

到了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安然公司（Enron）和安达信会计事务所（Arthur Andersen）财务丑闻以及近来更为严重的投资银行体系的瓦解，无不在表明美国商业伦理的危机重重。

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克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在2002年出版的《寻找公司救世主：对明星首席执行官的非理性追逐》（Searching for a Corporate Savior: The Irrational Quest for Charismatic CEOs）可能是迄今为止从商业领导人才市场和领袖素质方面理解这场危机最具洞见的英语著述，也正是这项研究让他之后致力于向公众还原美国商业伦理的精神传统，就是本系列文章中曾经推荐过的那本在2007年问世的《从高目标到雇佣军：美国商学院的社会变迁以及管理作为职业的未竟誓言》。

如果有谁在六年前读过这位美籍印度裔学者的作品，对今年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在那本书的末尾，作者的警告也适用于今天：“我们需要开始看穿这个（权力）的帷幔，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比较成熟、有自知之明和负有责任。”

这本书后来慢慢受到商业界的一些重视，比如到了2005年，为商业组织寻找首席执行官的领导力顾问公司史宾沙（Spencer Stuart）的咨询专家贾斯汀·门科斯（Justin Menkes）出版了《执行智慧：一切伟大领袖共有的素质》（Executive Intelligence: What All Great Leaders Have），书中引用了库拉纳的观点，告诫寻找首席执行官的公司董事会不要被人表面的魅力所迷惑，而要看判断力。

然而无论如何，光靠这样的学术书籍，以更高的使命为中心而不是人自己的才能名利为中心的社会传统并不能成为世界的主流，如果商业领袖们对此继续不以为然，更大的危机将在后面了。 (本文来源：环球企业家网站 www.gemag.com.cn 作者：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