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最讨厌的就是体制外的真先知，最喜欢的就是身边的伪先知。
帝（王）师是一个中国人不能更熟悉的概念。先知是一个中国人相对陌生的概念。但是，作为犹太教传统的“先知”，在中国则并没有受到很多的关注与议论。最近我读到了几本书，其中透出关于犹太教中先知的一些信息很值得说说。
在犹太教中，先知是应上帝之召向民众和掌权者传达天意的人。先知是耶和华的没有权柄的信使。先知们的使命在性质上是（与）神（的）正（义有关）的（信仰上的和政治的）。不管掌权者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先知的任务就是指出这样的错误。只要掌权者违背天意（provi鄄dence）与公义（justice），就会有先知出来替天意伸张。先知带来的消息不在好坏，在于用天意对一切不信仰、不正义进行匡正。先知是对所有违抗天意的人和事说“不”的人。
与祭司或君王不同，先知不是先天世袭的；与帝师不同，先知不是帝王挑选的。先知不是自封的，而是由耶和华直接选中的，是由其预言来证成的。虽然先知们的风格各自不同，但是他们对天意的坚定、执著与捍卫，他们的风骨与无畏以及牺牲精神是永不改变的。在世人不信的时候，先知们信仰；在世人绝望时，他们充满希望；在世人畏惧时，他们勇敢。他们不计较现实的功利，甚至像亚伯拉罕那样可以献出一切。与科学家不同，先知不必去传达系统的、严密论证的知识；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不关心已往事件的细节；与学问家不同，先知不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与学术家不同，先知不在意别人指责是否学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道，他们要求学的是道，不是术。相反，先知们所要做的，就是直陈天意。与职业化的学者不同，先知不是国家机关中的一个正式职位，没有薪俸，没有职称，他们不是学术带头人，不是博士生导师，不关心是否站在学术前沿，不在意能否享受突出贡献津贴。先知只是站在超验价值的立场上，伸张天意。
先知是犹太教－基督教世界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许多西方人也喜欢以著名先知的名字为自己的名字。比如，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的名字以赛亚、美国总统林肯的名字亚伯拉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名字塞缪尔，还有常见的男子名丹尼尔（旧约中的但以理）、女子名黛博拉（底波拉）等许多人名都是犹太教著名先知的名字。
对照之下，帝师是一个朦胧的概念，由一系列职位构成。帝王的师傅，其由小到大的老师，他的宰相、智囊、顾问和秘书等等职位都能给人带来关于帝师的朦胧联想与幻觉。在起源上，帝师的概念基本是儒家传统的产物，与孔子有着直接的关系。数年前，曲阜曾在中央电视台上做了一个广告，称孔子为“历代帝王之师”。孔子活着时候，没有一天不想做帝王师，可事实上连一天的帝王师也没有做过。但是，他对帝师身份的孜孜追求，他的“学而优则仕”的谆谆教诲，影响着从那时至今的每一代文人士子。为帝王师，以安邦国，以教官府，替帝王谋定天下，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士子们至今不变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理想。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犹太教意义上的先知传统。“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著名诗句中，虽普及了先知一词，但是却与天意、神正毫无关联。在中国，“先知”一词还常常容易跟占卜算命的江湖术士相混淆。但是，真正的先知不是命理学家或堪舆大师。先知从不孤立地预言个人的命运，更不会依据某种方法论（相手、相面、测字等）去预测私人祸福的细节。算命是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或个人的爱好。先知却不是一个赖以谋生的职业，而是出自使命与感召。算命者关注的是细节与金钱，先知关注的是天意与正义。另一个与先知相混淆的是知识分子。与算命先生一样，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职业，不排除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同时还是先知。先知可能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先知。严格地说，先知都是个体户，个个独来独往。他们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也不结社组团。他们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而是游走于体制之外，通过口头或笔头宣讲天意与公义。
中国传统的宇宙秩序图景中也没有先知的位置。帝王是天子，是神在人间直接的和唯一的代表，无需先知之类的中介。作为天子，帝王在上天之下，万民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又承认人有先知与后知之分。孔子和儒家传统把人分成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以及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并提出先觉有“觉”后觉的任务。所以，如果细细开发，中国传统中也可以挖掘出幼稚的先知观念。
犹太教认为，既然有上帝，既然上帝有意图，就必须有使者，先知就是这样的使者。如果展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先知是基于超验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只要承认有超验，不论是人格化的如上帝，还是非人格化的如天道，就需要有先知。说的再通俗一些，只要承认有天意、天道、天理、天机，承认人对此的认识有先后，就会有先知。承认超验是先知存在的前提。广义地说，先知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或机缘先行知晓天意、天道、天理、天机，而且致力于传播的人；是信仰超验价值，宣传超验价值，捍卫超验价值的人。以此为天职的都是先知。无怪乎，陈寅恪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实际上，陈寅恪晚年的关怀更接近犹太教中先知的关怀。先知关天意，帝师妒道真！
那么，先知与帝师有什么关联？也许，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两者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希伯来的犹太教传统中，两者却关联密切。在犹太教中，先知有各种类型，如著作先知、礼仪先知、正典先知、迷狂先知。其中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先知，犹太教称之为宫廷先知。这种先知与中国传统中的帝师最为接近，甚至完全相同。这类先知专门为君王的重大决策提供神意咨询。有些宫廷先知是谄媚者，专顺着帝王的意思讲话；有些宫廷先知是刚直不阿者，对帝王直言相告。前者总是跪着进去，跪着出来；后者常常直着进去，横着出来。宫廷先知与中国的帝师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不论他们多么刚直，却都是匍匐在帝王的权杖之下，都是帝王的雇佣，要对帝王行君臣之道。所以，这一类的先知，与其他恭顺的子民没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如此，宫廷先知常常又是伪先知的同义词。
伪先知的特点乃是要么传讲对自己最有利的话，要么传讲帝王爱听的话，而不论他们给帝王出的主意是否合乎天意公义。伪先知通常只是为了自己利禄名位，不愿意为天意公义受苦。帝王最讨厌的就是体制外的真先知，最喜欢的就是身边的伪先知。结果常常是，当帝王最需要先知的时候，已经没有真先知肯为他提供信息，倒是伪先知们蜂拥而至，不择手段挤进宫廷。伪先知常常只认君王，不认天意，还常常十分贪心，用捏造的预言从民众身上取利，向帝王邀宠，并宣称只有钻进宫闱，只有进入体制内部，才能最有效地为国家服务。由于中国的帝王们从来不许有凡人出其右，所以，能存在的只有作为伪先知的帝师，没有真先知。
为什么说所有帝师都是伪先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帝师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柄，都能沾上帝王权力的光。在犹太教中，正是为了防止天意被权柄所扭曲，防止帝王凭借手中的权柄妄称天意，耶和华才决定通过先知向帝王传达天意。所以，要么远离体制等待成为真先知，要么靠近皇权成为帝师那样的伪先知。历史也从反面证明，所有的暴君都自称最“先知”道天意，甚至以救世主、大救星自居，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独断真理。《圣经》还提出过一个判断真伪先知的标准，那就是，（真）先知在故乡不受欢迎。作为宫廷先知的帝师，只要未失宠，在故乡通常极受礼遇，地方官员前呼后拥，万般款待。无非是因为被视为帝师的人接近皇权而已。所以，宫廷先知是伪先知。帝王因此也只允许有文人做帝师的梦，不允许他们在体制外当先知，并通过大一统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把他们全部揽进自己的彀中。对天意而言，需要的是先知；对帝王而言，需要的是帝师，哪怕帝王不允许任何人来指点自己。
从更高的层面看，在犹太教的宇宙秩序图景中，（除宫廷先知之外的真）先知占据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先知在上帝之下帝王之上，是上帝与帝王之间的中介。易而言之，在犹太教的政治秩序中，有一类凡人高于帝王，这些人就是先知。在儒家的宇宙秩序图景中，没有任何凡人高于帝王，也没有人与之平行，包括帝师在内的所有臣民都在帝王之下。这样，人间就不再有人可以对帝王堂堂正正地发话了。所以，由于先知传统的缺失，由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宇宙秩序中没有给先知留下一席之地，秦政持续数千年也就不足为怪了。唯有修改这一主流宇宙途径，唯有给先知的存在留下充分的空间，天道才能回环，公义才能实现。
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犹太教的本质》[德]利奥·拜克著傅永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239页，17.00元
《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美]亚伯拉罕·海舍尔著郭鹏吴正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448页，22.00元
《迷途指津》[西]摩西·迈蒙尼德著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588页，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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