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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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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8月29日
1887年，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一书中首提宪政一词，由这个词所定义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便很快进入到中国知识人的视野中。在晚清帝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依靠何种制度才能拯救日趋衰败的中国，对于当国者和知识人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共同面临着一个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转换。不管是慈禧太后还是梁启超，他们通过不同的知识和信息渠道，最后都意识到了，中国只有走西方列强所开辟的宪政这一条路，才可能避免帝国的彻底崩溃。在晚清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君主立宪计划虽然并未按统治者所愿如期付诸实践，但是，取而代之的共和制度首次将其政治合法性建构于宪法之上，由此开拓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宪政进程。
辛亥革命为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个有着宪政之形的政治制度在其诞生之时，其实依旧被专制的政治逻辑所支配，由此引发了民国初年普遍的政治混乱，上演了两出帝制复辟和后来持续的军阀混战。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路线图，针对的就是当时分裂的中国，军政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军阀，清除割据，完成国家统一，然后再通过一定时间的训政，为宪政奠定基础。孙中山规划的这条实现宪政的路线图，显然是符合中国政治演进的实际状况，也符合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大目标。因此，它得到了不同政治力量的支持，不仅国民党力行总理遗志，其他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都广泛认可孙中山的政治理念，认同他的三民主义和有关军政、训政、宪政的思想。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这一事件意味着持续的军阀混战的终结和中国统一秩序的初步形成，也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所导致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成为军政阶段所要解决的最后问题。国民党军队对中共红色苏区的五次围剿，极大地压制了中共的生存空间，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重建新的根据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日之间的矛盾迅速压倒了国内矛盾，救亡成为中国各个党派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诉求，中共掌握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利用西安事变，和蒋介石达成谅解，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使得中国的宪政进程不得不中断。在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看来，战争的特殊情况迫使训政期只能延长，有关召开国民大会并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的工作只能推迟，宪政建设只有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全面展开。但是，在中共看来，宪政可以在战争条件下继续进行，宪政进程不应以战争理由而被中断。很显然，中共在践行宪政的立场上表现出了比国民党更加迫切的态度。这个态度并非为中共所独有，奉行自由民主的第三方势力，即分别独立于国共两党的民主党派也倾向于加快中国宪政步伐，在国统区兴起了要求国民党实施宪政、结束一党统治的民主运动。
为了主导中国的宪政运动，中共领导下的延安，于1939年底起，分别成立了新闻界、妇女界、青年界和商界的宪政促进会，并于1940年2月20日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这个讲话表明，中共要坚决扛起宪政这面大旗，既要领导人民争取独立，也要领导人民争取民主。
对于“宪政是什么”的问题，毛泽东回答得很明确：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在他看来，这个民主政治既要区别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也要区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他把中国的民主定位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毛泽东引用了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个说法：“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毛泽东认为，孙中山的这个话，就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应当“熟读而牢记之”。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假托训政的名义，千方百计地拖延宪政的时间，完全是违背了总理的遗嘱。按孙中山的要求，国民会议要在短时间里尽快召开，毛泽东为此质问道：“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所以，毛泽东强调，成立宪政促进会的目的，就是要“促”顽固派之“进”，不让他们躺着不进，就是要群起而促之，加快实行宪政，加快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毛泽东还坚决反对那些挂宪政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统治者，认为中国早有过宪法，但根本看不到民主和自由，那些打着宪法幌子的大总统和专制皇帝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毛泽东说：“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毛泽东的《新民主义的宪政》一文，是中共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宪政主张，明确地表达出对孙中山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光大，反映出中共要求加快中国宪政进程的迫切愿望，这对于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虽然，毛泽东试图以新民主义的理念来限定宪政的意义，将宪政视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将共产党视为宪政的主导力量，但他充分认可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这表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可以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宪政观达成共识。
从1940年以来，中共在其势力所涉及的范围内，动员其一切资源，高调宣传宪政理念，并在其根据地组建地方政权时，尝试成立参议会，实行选举制，建立“三三制”政权。所谓“三三制”，就是在地方政权的组织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无党派的左派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偏右的人士占三分之一。中共对“三三制”政权的实验有向全国推广的打算，他们后来提出的“联合政府”的设想，就是期望中共能在未来的国民政府中占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名额。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共认为宪政是一条必须争取的路径，是可以和国民党合法争夺国家政权的唯一路径。
在中共推行的宪政运动中，思想和理论战线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中共的两家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不时地发表重要的社论和评论，宣传宪政理念，普及民主思想，力图牢牢掌控宪政话语的主导权。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一书，汇集了中共在抗战期间，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前后这段时间，由《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所发表的有关宪政的主要言论，这些言论体现了中共要求实现宪政的迫切愿望，广泛地涉及到了自由民主法治等各个主题，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笑蜀一共分列十辑，依次是：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广泛、自由的发展；天赋人权不可侵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对这十个方面的内容，笑蜀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编辑时不作任何修改，不加一字评论，均是当时原文的再现，旨在还原历史真相，将中共一份重要的历史和思想遗产，从被废弃已久的故纸堆里重新挖掘出来。
面对这样一份历史和思想遗产，该如何认识和评价？事实上，官修党史对于中共为宪政所发出的“历史的先声”早已讳莫若深，束之高阁。在中共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宪政之路已被完全堵死，“历史的先声”失传已久。笑蜀的可贵和执着在于，他早在十几年前就把这本书编辑出来，就是想告诉人们，中共在历史上对宪政是有明确的主张，对中国实现宪政是有明确的承诺。现在要问的是，这些主张和承诺在被废弃了六十多年之后，还要不要被重新履行？
中国最近掀起的反宪政逆流，前所未有地否定中国的宪政进程，也前所未有地否定中共关于宪政的历史和思想遗产。一些御用文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妄言中共的宪政主张只是一种话语策略，是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把宪政完全看作是资产阶级专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比宪政更高的民主。这些论断不仅肆意抹杀宪政作为世界潮流的历史和现实，而且公然将中共置于不仁不义不讲诚信不重诺言的境地。
我写的《回到<共同纲领>(1946)》一文，考证了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后为加快中国宪政建设步伐做了多方面工作的历史事实。首先，中共在指导思想上有一个转变，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概念，明确主张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各个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联合民主政府。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共提出了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是中共落实宪政的主要政治主张。其次，毛泽东于1945年受蒋介石之邀，亲赴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为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基础。随后中共代表团参加了1946年1月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参会的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签署了以中共“共同纲领”为蓝本的《和平建国纲领》。第三，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之后，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口号，明确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从武装斗争转向了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和合法斗争，要求全党以此完成思想转变，并着手开始落实政治协商会议所达成条款，如军队裁减、确定参加联合政府的名单，包括准备将中共领导机关从延安迁到淮安。这些都表明，中共在当时并不只是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空谈宪政，而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都做好了以宪政方式重建中国的准备。
中共的宪政言论极其广泛，其核心主张是：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新闻自由化、地方自治化、军队国家化、教育非党化、经济市场化，这些主张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党派的共识，不仅中共高度认可，各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也是完全赞同的。各党派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国共之间，因为只有这两个党掌握着军队。中共要求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再实行军队国家化；而国民党则要求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但是，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国民党同意中共的要求而得以克服。政治协商会议上所达成的《和平建国纲领》，是中国宪政进程中的一份重要文件，它的签署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众所周知的是，《和平建国纲领》达成后不到六个月，国共之间即爆发全面内战，停战协议被撕毁，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中国的宪政进程被战火彻底中断了。导致这个结局，国民党要负主要责任。国民党没有在1946年这个关键时刻，抓住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都愿意走宪政之路的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坚决落实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纲领，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完成宪政转型；相反，国民党被其右派和强硬派所操纵，盲目迷信武力，错误地以为用军事方式可以在六个月内解决中共的军事武装问题。当然，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还有其他深层原因，有苏联的因素，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共的因素，这些因素搅合在一起，最终加剧了国共的军事冲突，使得中国在离宪政仅一步之遥时，戛然而止。随后就是战场逐鹿，由军事胜负定天下，国民党完败，退出大陆，偏守台湾，中共统一大陆，执掌全国政权。
宪政在中国，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事情。1946年前中共愿意讲宪政，既是主观愿望，也是客观情势所然，在军事实力和国民党存在着较大差距的情况下，中共选择走宪政之路，参加联合政府，是合法地限制国民党的权力，是参与和国民党分权，这当然是其当时最明智的做法。而一旦中共彻底打败国民党之后，落实宪政的各项制度，就意味着是限制共产党的权力，是让其他民主党派参与和它的分权，这对于一直想独掌国家大权的毛泽东来说，是决不能接受的事情。1949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随后成立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士在其中占据了一半的名额，这看起来像是落实了中共在1946年作出的宪政承诺。但是，这样的政治格局仅仅持续了不到几年时间，中共即宣布正式终结新民主主义阶段，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瓦解了民主党派的生存基础。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民主党派的代表性人物被扫荡一空，形成“党天下”局面，宪政思想和理论，不管是民主党派讲的，还是共产党自己讲的，均被扫入仓库，尘封起来，沦为历史的陈迹。
近70年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读《历史的先声》，并未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相反，这些声音依旧鲜活，充满著那个时代的力量和永恒的价值，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和进步依旧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我曾经说过，1946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所达成的《和平建国纲领》，即使不改一字，仍然可以用于当下。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真的退回到70年前，历史没有假设，历史不可倒转，但历史的遗产是可以继承。现在，能否从历史的先声中重新找到中国走向宪政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
中共依靠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执政地位已过了一个甲子了，期间主导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持续地打击党内和国内的持不同意见者，将所有公开的和潜在的反对力量都消灭干净，形成了一党独大的权力结构。为赋予这种权力结构的合法性，中共将枪杆子夺取政权上升到了历史决定论的高度，同时诉诸革命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将古老的“打天下坐天下”的皇权观转化为它们自己独有的政权观。
文革的失败，标志着依靠暴力和意识形态支持的政治合法性的彻底破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现实迫使中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能主义体制，在社会边缘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向市场化体制转型，最终依靠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所创造的经济绩效，为中共日渐枯竭的政治合法性注入了新的资源。可以这么说，中共是凭借着改革开放的“红利”为其赢得了近三十年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同时增长，是中共执政地位取得国民认可和支持的唯一依据。
经济绩效取代暴力和意识形态而成为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惟一来源，这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其执政地位问题，在一党独大的权力结构未被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单纯的经济增长必定造成新的合法性问题。由于权力主体不受制约并广泛深入经济过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权钱交易行为，造成大范围腐败，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资源和机会日趋向少数人集中，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已经不单纯是由过分的暴力统治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所造成的，而是因为经济绩效不能为全体国民公平享有的现实，触发了国民对执政党的普遍不满，社会的各种矛盾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
中共重建其政治合法性的新的路径何在？在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已失去了有效控制国民的情况下，要想重新取得国民的认可和支持，难道舍宪政还有其他路径吗？现在这个时候还要批宪政，岂不是要加快自我崩溃的进程？毫无疑问，在中共的思想仓库中，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用了，《历史的先声》中所汇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是中共唯一可以直面国民和向历史交代的思想遗产，是它们在自己名下而不是在西方或国民党名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荣剑，1957年生，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因故未获博士学位，现从事中国现当代艺术推广工作，民间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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