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丑闻在中国社会的精神史、信念史或心灵史上并不是一桩了不得的事件。它将随着可能到来的圣灵降临而迅速平息，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可以在毫无意义的时间流淌里化成匹夫匹妇和浅薄青年的饭后闲谈。这正是它本身所映照出的真相——虚无而乏味，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
我能理解那么多人为何大惊小怪，但我鄙视他们，并且我还要嘲笑他们的装模作样和投机表演。我相信耶稣会宽容我，我即将讲述的一切只不过是尖锐而绝非刻薄。耶稣自己就说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众人和睦，而是要叫世间起刀兵。在圣灵的征战中，最锐利的武器便是无情地解剖精神事务的真相。
日光底下没有新事。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这是真相，也是宿命。刘小枫亦无法逃避这一宿命，尽管他处心积虑想用高明的伪装来豁免于堕落。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当代文明的精神史作内在的理解和揭示。这部精神史迄今为止的鄙俗、下作、虚假、傲慢、自大、矫伪和贫瘠孕育了这个怪胎。
从形而上学层面去观看这部精神史，不难发现，革命作为一个精神大事件从来未曾得到过切实的反省，已有的反省也未有后人接续。故尔在灵魂和信念的王国里，这个文明的成员从未真正走出革命的笼罩。
革命在精神意义上是狂暴、沉醉、忘我和残酷献祭，如同尼采所鼓吹的酒神庆典。它充满了感性的渲泄，这场世俗之物的暴动以其强烈的审美快感令参与者沉醉忘我，在献身的幻觉中不再为自我担忧和焦虑。他们获得虚假的意义满足。快感替代了意义。当事人对这种施虐和受虐的情感体验，就像卢梭沉迷于他的女老师鞭他时的虐恋快感一般，挥之不去。然而革命也带来伤害。狰狞的激情并不是来自上帝之国的光，而是来自尘世的火山喷发，嫉妒、狂热、残酷的火焰吞噬和灼伤了倾情投身其中或倾心其中的人们。他们为所受到的伤害而哭泣哀鸣。
如何面对这一相互施虐，高潮与伤害共生的精神体验是革命的伤员们精神重生要冲破的第一道——也许是最困难的一道——障碍。也是解读现代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以来漫长热月中各种精神现象的钥匙，是各色张扬铺陈或不事声张的“隐秘写作”的本质所在。
务必注意“革命伤员”的双重身份：在世俗意义上，所有幸存的革命伤员都得到了疗治或纾缓，症状在肉身上消失了；在精神意义上，情况却绝非如此。因此，有一类伤员患上了情感-审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空虚世界。虚无和曾经咬伤自己的激情幻梦折磨着他们。然而他们不得不停留在虚无主义的废墟中，寻寻觅觅弥补伤害的药水。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与这些人一同出发的人当中当然包括刘小枫，还包括现在备受追捧的许多人，秦晖、王康、张承志、崔卫平、朱学勤、吴敬琏等人无不如此。
并不是所有出走的人都会以认真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从分清善恶、看清真假、穷究是非中寻找出路。相反，世俗意识形态大我（“大写的人”）的王纲解纽后，他们迷恋于备受伤害的小我，无法自拔于这段年轻时的情伤。此时他们的自我最需要的是安慰而不是关于历史、世界和自我的真相。也就是说，这些人骚动不安的空虚“自我”的所有精神探索都已经早早被框定在政治权力-审美狂热的框架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满足内心迷惘的情愫。这不是精神的向上拔升，而是感性的横向膨胀——他不再需要自我否定，而只需要改换行头，以恢复曾经品尝的忘我激情，再度焕发活力，挽回绝望的心灵。
刘小枫作为这批伤员中敏感的一员，最先开始了这场豪华版的觅春之旅。从《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开始，他由批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柯察金对冬妮娅的决绝入手，在情感-审美的维度上不断跋涉、打磨，从革命时的粗砺中一步步变成了心灵柔软纤细的感情软体动物。他们的心灵是以自大的感情来定义的。恒久地保有这颗自大的情感之心，被视为美德。刘小枫们有了一种矜持。因为他们终于获得了貌似从容地打理情感事务的能力。如果这算是一种成熟的话，那么也太小器了。
当然，不同的人用来打发情伤的办法各有不同，张承志从历史追逐到非汉民族主义，再倒进绿教的怀抱，鼓吹种族主义和圣战。王康缺乏张承志的才气，也没有刘小枫的细腻，只好以暴虎冯妇的粗鲁宣扬孙蒋等偶像的神话。其实，最能理解刘小枫的是张承志。最曲解刘小枫的是最先冲出来谩骂的王康。三人同代，有共同的心伤。但王康最蠢，不识同类，倒是发场大水冲翻了龙王庙。只有张、刘二人智识水平可相伯促，堪为知己。
换言之，从他们在精神上粗俗的诞生之日起，他们就从未变节。他们以此自傲，睥睨众生，藐视真神。也就是说，他们从未成人。他们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需要的只是精神庇护，而不是投身于存在的伟大命运。
到此一步，可以看清楚，这一批人的精神探寻仍然停留在革命暴力美学的雄壮假象之中。真正的超验真理和神圣存在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视野中。他们当然也使用这些名词，不过都只是作为其主观情感的代名词而被使用。
因此，刘小枫从审美的《诗化哲学》摸索到《走向十字架的真》。再转入所谓神学。然而这一转变之后，他从来没把一件事交代清楚。无论《拯救与逍遥》，还是《沉重的肉身》，直至《圣灵降临的叙事》，都对人与神的关系语焉不详。他在最关键的人神主客关系上撒谎，用人智学中第一人称的自恋来打量信仰和一切，用人的有限智性和美感的自我纠结来装扮忏悔和福音期盼。有限的自我被自然设定为主体，神成为被动的客体。这便是所谓“文化基督徒”的含义。在不肯放弃的“文化”概念里，有一个俗人的自满、自大与虚骄。
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感受不到对自我的否定和向无限普遍性的纵身飞跃。他就像一个看风景的游客，以为到此一步便已会当凌绝顶了，于是开始下山，用重新武装的激情去收拾革命废墟里混乱不堪的政治碎片。这一逻辑的下行结果就是借助古典学的修辞来装饰对于权力造就秩序的极极主义迷恋。
因此，从《现代人及其敌人》到《施米特与古典政治学》等著编的书籍中，他寻找以情感和激情操作政治权力的整全性构想。现在，那个重新修整过的革命激情以高级知识的面目重生，再度问鼎权力的本质和目标。这不过是当年在广场暴力行动中激情与暴力相互紧张的升级版。但是由于加上了冒充为真神的“政治神学”的加持，显得神秘而伟岸。持操这些伪政治神学话语的人也被带入了哲人王般的快感世界中。
这些神神怪怪的伪政治神学不过是修辞。刘小枫用自己发明的新型修辞术重新宣示了一次阶级成份论。不过它用抽象的形式被重述——这一次它宣布的是灵魂的特权主义和阶级斗争，有些人的灵魂是天生革命的，因而拥有高级知识，知晓权力的本质，有资格主宰俗世的秩序。其他人，特别是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只知道用俗不可耐的物质欲望去合理化他们的诉求，妄图将由颠覆性的激情所主导的世界框定在自然法的规则之中，既无知，又无趣。
所以，刘小枫讲述的政治哲学修辞有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歧视。他自我宣布为现代人的敌人，并同时宣布政治只是暴力敌我关系的一种显在形式。这是列宁所说的国家是暴力冲突之形式的翻版。而这一切，始终没有超出当年被灼伤时的革命的狂暴意象。
然而，一九七六年后的中国已经脱离了革命的动荡，进入了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热月。在已经初步稳定下来的秩序中，刘小枫之流，只是政治权力圈外围的小清新。但不妨碍他们充当观念游乐园里的黑老大。
所以，当我们看遍了他的各种行头及故事后，竟然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豪华版的政治和哲学意淫。这并不令人意外。他并不热爱智慧，而是热爱热爱智慧。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哲人，但也只是看起来像而已。所以他的论证从来不是理论的，而修辞的。他的方法论是六经注我式的轻佻，准确说是用游戏人生的滑头来处理丰富的材料和论据。刘小枫隐秘书写的结果是烹煮了一锅精致的心灵鸡汤，用以喂养剧变时代那些仓皇而虚无的心灵。刘小枫的拥趸啜饮着这锅鸡汤，然后在各自堕落的路上以各种花哨姿势行进。
在个人生存的事务中，他们需要的是坐享其成的嘉年华节庆——各种变形的革命狂欢就是他们的日思夜寐——而不是艰辛的劳作与收获。事实也是这样的，他们出入于体制的各个要津，动用出版资源和话语权，占领学术地盘，一副预备役国师的派头和虚骄。
神学的颠倒不仅仅是革命伤员们的个人毁灭，还是中国文明彻底失败的证据。在一群渴求灵魂重新的伤员向其救助时，中国文明的积累却无法为之提供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如何走出革命和极权主义的启迪。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就是一部红楼梦，它的根基就是没有根基的虚无主义。从儒学到庄学，从墨学到佛学，无一提供了对于真实存在的坚定信念。有的只是各种耍法不同的逃避戏法。它没有从经验实证到超验形而上学之域的真诚追问。这个文明里盛行各种避讳和偶像崇拜。不是对君主权力的崇拜，就是对狂妄自我的崇拜。因此也没有源自最高的无限普遍性的反观与批判。正是因此，极权主义革命在美学方面的强大意象才成为不可战胜的精神魔障——一种精致得让人轻易就上当的偶像崇拜。
事实上，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刘小枫等革命伤员统统用感性政治哲学冒充政治神学，把神学扭曲为渎神学。刘小枫及其拥趸们总是把灵魂的安定寄托在世间特定之物上。这个特定之物就是被他们圣化的自我。比他们的修辞术玩儿得差劲得多的，则是各类新儒家与社民派，民国迷与民族主义者，反现代化者和后现代派。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俗物之间的争战。因为他们和刘小枫们一样，从不把灵魂从肉身中抽离出来，交付给最高的普遍性——神。他们思想之旅就是一步步吹胀世俗自我的自大之旅。
禁不住要质疑，以如此糟糕的神学素养，他是如何拿到神学博士学位的？难道巴塞尔大学神学院已经堕落得不值一提？我这样疑问是有道理的。迄今我们也没有见掌握了大量出版资源，从来不为出书发愁的刘小枫出版其神学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为什么？
如今诸多公共知识分子都用各色俗物来冒充神圣物。比如吴敬琏用良心来装饰自己的历史名声。其实他吸引人的唯一法宝就是装模作样的忧国忧民。而这道忧国忧民的道德老菜品都是革命的下脚料。另一个例子是秦晖，同样玩弄革命的道德假相，仿佛历史灾难只是一个偶然的错误，现在唯一要改变的不是精神，而只是手法。此外还有朱学勤、徐友渔等人，无不表现出对暴烈历史的暧昧。他们只思考表面，不追究内里。
这一切无非表明，走出革命的狂暴意象和疗治革命之伤并不是一件易事。极权主义从来不是轻佻的阿伦特轻佻地描绘的那样，空无一物。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审美狂热的强大诱惑力。也许因为阿伦特本人是女性，她就再也看不到塞壬的性感与妖魅。
刘小枫丑闻无非证明秉奉了审美主义的当代中国文化无力面对从历史废墟中拯求真理与信仰的任务。这一任务必须交由理性与信仰的强大联合。走出革命的真正开端是由果决叛离的顾准等人开启的。如果我们把这场拯求看作神向这个文明开启启示的旅程，那么“认理不认人”的顾准们就是这场旅程的最初引路人。
他们的工作外表看起来是理性的偏执，其实是强大的信念力量的动作。在信与不信的关头，约伯式的选择是无可回避的考验。选择和决断的重负是不可祛除的生存责任。这一责任不可能用审美、权欲和自大所掩蔽。李泽厚的肤浅在于他意图用儒家的血缘温情填补命中注定的选择的深渊——信还是不信。它致命，而且通路狭窄。
是沉沦于尘浊的现代中国，还是迈向存在的荒野？对这个没有荒野的民族是一桩艰难的选择。在人的眼里，因为它脱尽了特殊性的虚饰，让人感受不到自己的独特，便是荒凉；在神的眼中，它未受有限性的污染，充满了生机。其实，荒野只不过是对人性与生俱来的缺陷的指认和否定。人只能在荒野中重生。
荒野中的信仰才是道路、生命、真理，才是得救之路。为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奋斗，才能被福音所救。这时唯一需要的不是刘小枫式的滑头和自恋，而是断然投入存在的超验勇气。
刘小枫丑闻标示的不过是现代中国在精神上的无能，中国知识分子的愚蠢和不负责任，中国现代虚无主义顽固的巨大在场。
我能理解那么多人为何大惊小怪，但我鄙视他们，并且我还要嘲笑他们的装模作样和投机表演。我相信耶稣会宽容我，我即将讲述的一切只不过是尖锐而绝非刻薄。耶稣自己就说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众人和睦，而是要叫世间起刀兵。在圣灵的征战中，最锐利的武器便是无情地解剖精神事务的真相。
日光底下没有新事。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这是真相，也是宿命。刘小枫亦无法逃避这一宿命，尽管他处心积虑想用高明的伪装来豁免于堕落。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当代文明的精神史作内在的理解和揭示。这部精神史迄今为止的鄙俗、下作、虚假、傲慢、自大、矫伪和贫瘠孕育了这个怪胎。
从形而上学层面去观看这部精神史，不难发现，革命作为一个精神大事件从来未曾得到过切实的反省，已有的反省也未有后人接续。故尔在灵魂和信念的王国里，这个文明的成员从未真正走出革命的笼罩。
革命在精神意义上是狂暴、沉醉、忘我和残酷献祭，如同尼采所鼓吹的酒神庆典。它充满了感性的渲泄，这场世俗之物的暴动以其强烈的审美快感令参与者沉醉忘我，在献身的幻觉中不再为自我担忧和焦虑。他们获得虚假的意义满足。快感替代了意义。当事人对这种施虐和受虐的情感体验，就像卢梭沉迷于他的女老师鞭他时的虐恋快感一般，挥之不去。然而革命也带来伤害。狰狞的激情并不是来自上帝之国的光，而是来自尘世的火山喷发，嫉妒、狂热、残酷的火焰吞噬和灼伤了倾情投身其中或倾心其中的人们。他们为所受到的伤害而哭泣哀鸣。
如何面对这一相互施虐，高潮与伤害共生的精神体验是革命的伤员们精神重生要冲破的第一道——也许是最困难的一道——障碍。也是解读现代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以来漫长热月中各种精神现象的钥匙，是各色张扬铺陈或不事声张的“隐秘写作”的本质所在。
务必注意“革命伤员”的双重身份：在世俗意义上，所有幸存的革命伤员都得到了疗治或纾缓，症状在肉身上消失了；在精神意义上，情况却绝非如此。因此，有一类伤员患上了情感-审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空虚世界。虚无和曾经咬伤自己的激情幻梦折磨着他们。然而他们不得不停留在虚无主义的废墟中，寻寻觅觅弥补伤害的药水。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与这些人一同出发的人当中当然包括刘小枫，还包括现在备受追捧的许多人，秦晖、王康、张承志、崔卫平、朱学勤、吴敬琏等人无不如此。
并不是所有出走的人都会以认真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从分清善恶、看清真假、穷究是非中寻找出路。相反，世俗意识形态大我（“大写的人”）的王纲解纽后，他们迷恋于备受伤害的小我，无法自拔于这段年轻时的情伤。此时他们的自我最需要的是安慰而不是关于历史、世界和自我的真相。也就是说，这些人骚动不安的空虚“自我”的所有精神探索都已经早早被框定在政治权力-审美狂热的框架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满足内心迷惘的情愫。这不是精神的向上拔升，而是感性的横向膨胀——他不再需要自我否定，而只需要改换行头，以恢复曾经品尝的忘我激情，再度焕发活力，挽回绝望的心灵。
刘小枫作为这批伤员中敏感的一员，最先开始了这场豪华版的觅春之旅。从《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开始，他由批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柯察金对冬妮娅的决绝入手，在情感-审美的维度上不断跋涉、打磨，从革命时的粗砺中一步步变成了心灵柔软纤细的感情软体动物。他们的心灵是以自大的感情来定义的。恒久地保有这颗自大的情感之心，被视为美德。刘小枫们有了一种矜持。因为他们终于获得了貌似从容地打理情感事务的能力。如果这算是一种成熟的话，那么也太小器了。
当然，不同的人用来打发情伤的办法各有不同，张承志从历史追逐到非汉民族主义，再倒进绿教的怀抱，鼓吹种族主义和圣战。王康缺乏张承志的才气，也没有刘小枫的细腻，只好以暴虎冯妇的粗鲁宣扬孙蒋等偶像的神话。其实，最能理解刘小枫的是张承志。最曲解刘小枫的是最先冲出来谩骂的王康。三人同代，有共同的心伤。但王康最蠢，不识同类，倒是发场大水冲翻了龙王庙。只有张、刘二人智识水平可相伯促，堪为知己。
换言之，从他们在精神上粗俗的诞生之日起，他们就从未变节。他们以此自傲，睥睨众生，藐视真神。也就是说，他们从未成人。他们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需要的只是精神庇护，而不是投身于存在的伟大命运。
到此一步，可以看清楚，这一批人的精神探寻仍然停留在革命暴力美学的雄壮假象之中。真正的超验真理和神圣存在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视野中。他们当然也使用这些名词，不过都只是作为其主观情感的代名词而被使用。
因此，刘小枫从审美的《诗化哲学》摸索到《走向十字架的真》。再转入所谓神学。然而这一转变之后，他从来没把一件事交代清楚。无论《拯救与逍遥》，还是《沉重的肉身》，直至《圣灵降临的叙事》，都对人与神的关系语焉不详。他在最关键的人神主客关系上撒谎，用人智学中第一人称的自恋来打量信仰和一切，用人的有限智性和美感的自我纠结来装扮忏悔和福音期盼。有限的自我被自然设定为主体，神成为被动的客体。这便是所谓“文化基督徒”的含义。在不肯放弃的“文化”概念里，有一个俗人的自满、自大与虚骄。
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感受不到对自我的否定和向无限普遍性的纵身飞跃。他就像一个看风景的游客，以为到此一步便已会当凌绝顶了，于是开始下山，用重新武装的激情去收拾革命废墟里混乱不堪的政治碎片。这一逻辑的下行结果就是借助古典学的修辞来装饰对于权力造就秩序的极极主义迷恋。
因此，从《现代人及其敌人》到《施米特与古典政治学》等著编的书籍中，他寻找以情感和激情操作政治权力的整全性构想。现在，那个重新修整过的革命激情以高级知识的面目重生，再度问鼎权力的本质和目标。这不过是当年在广场暴力行动中激情与暴力相互紧张的升级版。但是由于加上了冒充为真神的“政治神学”的加持，显得神秘而伟岸。持操这些伪政治神学话语的人也被带入了哲人王般的快感世界中。
这些神神怪怪的伪政治神学不过是修辞。刘小枫用自己发明的新型修辞术重新宣示了一次阶级成份论。不过它用抽象的形式被重述——这一次它宣布的是灵魂的特权主义和阶级斗争，有些人的灵魂是天生革命的，因而拥有高级知识，知晓权力的本质，有资格主宰俗世的秩序。其他人，特别是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只知道用俗不可耐的物质欲望去合理化他们的诉求，妄图将由颠覆性的激情所主导的世界框定在自然法的规则之中，既无知，又无趣。
所以，刘小枫讲述的政治哲学修辞有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歧视。他自我宣布为现代人的敌人，并同时宣布政治只是暴力敌我关系的一种显在形式。这是列宁所说的国家是暴力冲突之形式的翻版。而这一切，始终没有超出当年被灼伤时的革命的狂暴意象。
然而，一九七六年后的中国已经脱离了革命的动荡，进入了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热月。在已经初步稳定下来的秩序中，刘小枫之流，只是政治权力圈外围的小清新。但不妨碍他们充当观念游乐园里的黑老大。
所以，当我们看遍了他的各种行头及故事后，竟然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豪华版的政治和哲学意淫。这并不令人意外。他并不热爱智慧，而是热爱热爱智慧。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哲人，但也只是看起来像而已。所以他的论证从来不是理论的，而修辞的。他的方法论是六经注我式的轻佻，准确说是用游戏人生的滑头来处理丰富的材料和论据。刘小枫隐秘书写的结果是烹煮了一锅精致的心灵鸡汤，用以喂养剧变时代那些仓皇而虚无的心灵。刘小枫的拥趸啜饮着这锅鸡汤，然后在各自堕落的路上以各种花哨姿势行进。
在个人生存的事务中，他们需要的是坐享其成的嘉年华节庆——各种变形的革命狂欢就是他们的日思夜寐——而不是艰辛的劳作与收获。事实也是这样的，他们出入于体制的各个要津，动用出版资源和话语权，占领学术地盘，一副预备役国师的派头和虚骄。
神学的颠倒不仅仅是革命伤员们的个人毁灭，还是中国文明彻底失败的证据。在一群渴求灵魂重新的伤员向其救助时，中国文明的积累却无法为之提供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如何走出革命和极权主义的启迪。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就是一部红楼梦，它的根基就是没有根基的虚无主义。从儒学到庄学，从墨学到佛学，无一提供了对于真实存在的坚定信念。有的只是各种耍法不同的逃避戏法。它没有从经验实证到超验形而上学之域的真诚追问。这个文明里盛行各种避讳和偶像崇拜。不是对君主权力的崇拜，就是对狂妄自我的崇拜。因此也没有源自最高的无限普遍性的反观与批判。正是因此，极权主义革命在美学方面的强大意象才成为不可战胜的精神魔障——一种精致得让人轻易就上当的偶像崇拜。
事实上，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刘小枫等革命伤员统统用感性政治哲学冒充政治神学，把神学扭曲为渎神学。刘小枫及其拥趸们总是把灵魂的安定寄托在世间特定之物上。这个特定之物就是被他们圣化的自我。比他们的修辞术玩儿得差劲得多的，则是各类新儒家与社民派，民国迷与民族主义者，反现代化者和后现代派。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俗物之间的争战。因为他们和刘小枫们一样，从不把灵魂从肉身中抽离出来，交付给最高的普遍性——神。他们思想之旅就是一步步吹胀世俗自我的自大之旅。
禁不住要质疑，以如此糟糕的神学素养，他是如何拿到神学博士学位的？难道巴塞尔大学神学院已经堕落得不值一提？我这样疑问是有道理的。迄今我们也没有见掌握了大量出版资源，从来不为出书发愁的刘小枫出版其神学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为什么？
如今诸多公共知识分子都用各色俗物来冒充神圣物。比如吴敬琏用良心来装饰自己的历史名声。其实他吸引人的唯一法宝就是装模作样的忧国忧民。而这道忧国忧民的道德老菜品都是革命的下脚料。另一个例子是秦晖，同样玩弄革命的道德假相，仿佛历史灾难只是一个偶然的错误，现在唯一要改变的不是精神，而只是手法。此外还有朱学勤、徐友渔等人，无不表现出对暴烈历史的暧昧。他们只思考表面，不追究内里。
这一切无非表明，走出革命的狂暴意象和疗治革命之伤并不是一件易事。极权主义从来不是轻佻的阿伦特轻佻地描绘的那样，空无一物。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审美狂热的强大诱惑力。也许因为阿伦特本人是女性，她就再也看不到塞壬的性感与妖魅。
刘小枫丑闻无非证明秉奉了审美主义的当代中国文化无力面对从历史废墟中拯求真理与信仰的任务。这一任务必须交由理性与信仰的强大联合。走出革命的真正开端是由果决叛离的顾准等人开启的。如果我们把这场拯求看作神向这个文明开启启示的旅程，那么“认理不认人”的顾准们就是这场旅程的最初引路人。
他们的工作外表看起来是理性的偏执，其实是强大的信念力量的动作。在信与不信的关头，约伯式的选择是无可回避的考验。选择和决断的重负是不可祛除的生存责任。这一责任不可能用审美、权欲和自大所掩蔽。李泽厚的肤浅在于他意图用儒家的血缘温情填补命中注定的选择的深渊——信还是不信。它致命，而且通路狭窄。
是沉沦于尘浊的现代中国，还是迈向存在的荒野？对这个没有荒野的民族是一桩艰难的选择。在人的眼里，因为它脱尽了特殊性的虚饰，让人感受不到自己的独特，便是荒凉；在神的眼中，它未受有限性的污染，充满了生机。其实，荒野只不过是对人性与生俱来的缺陷的指认和否定。人只能在荒野中重生。
荒野中的信仰才是道路、生命、真理，才是得救之路。为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奋斗，才能被福音所救。这时唯一需要的不是刘小枫式的滑头和自恋，而是断然投入存在的超验勇气。
刘小枫丑闻标示的不过是现代中国在精神上的无能，中国知识分子的愚蠢和不负责任，中国现代虚无主义顽固的巨大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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