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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信：台湾“黑五类”之议会反对派和长老教会 |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3-03-05 17:37:05点击：0次
汤因比说：“挑战是催生文明的首要条件”。台湾的自由不是蒋氏父母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特别是黑五类持续地施压、施压、施压、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台湾的民主运动开始了长达10年的低谷。
就在这漫长的严冬之中，后来对台湾的自由提到关键作用的“黑五类”慢慢长大成人。这“黑五类”是：议会反对派、基督教长老教会、 媒体领袖、维权律师、地方黑派。
下面分别介绍
议会反对派分庭抗礼
孙中山说：“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台湾的自由正是从地方自治开始。
194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中规定省市县实行地方自治：
第112条：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制定省县自治通则，制定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
第113条：省自治法应包含下列条款：
1.省设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省民选举之；
2.省设省政府，置省长一人，省长由省民选举之。
第121条：县实行县自治。
第122条：县得召集县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县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及省自治法抵触。
第123条： 县民关于县自治事项，依法律行使创制、复决之权，对于县长及其他县自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之权。
第124条：县设县议会。县议会议员由县民选举之。属于县之立法权，由县议会行之。
第126条：县设县政府，置县长一人。县长由县民选举之。
第128条：市准用县之规定。
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于1950年4月正式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
1969年11月15日，举行台北市改制直辖市后的第一届市议员选举。32岁，从小在饼店长大，曾经做过加油站工人的康宁祥，亲手用报纸写竞选标语，以肥皂箱为演讲台，用他粗狂而沙哑的声音，以极具煽动力的言辞，控诉台湾人悲苦的历史命运，声讨台湾国民党种种的不当举措，获得听众深沉的共鸣，结果高票当选台北市议员。
康宁祥背后的主要推手是郭国基。
大陆学者知道郭国基主要是因为傅斯年，大多数人认为是郭国基气死了傅斯年。凤凰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傅斯年被政客无理指控引发脑溢血，气死于参议会”。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岳南所写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也坚持这种混账观点。我只看到范泓先生的《傅斯年之死》对郭国基比较客观。
事实上，郭国基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1900年生于台湾屏东县东港镇。18岁赴日本留学，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
1920年，郭国基与台湾留学生组织“新民会”，献身台湾社会运动，隔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
1925年，郭国基自明治大学毕业。当时台湾早已被清政府划归日本，但它秘密来到北京，受到总统黎元洪的接见。他上万言书报告台湾事情，不就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
1939年，郭国基与日本人铃木久代结婚，回台湾后定居高雄。
1942年，日本大批搜捕有反日思想者，郭国基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1945年抗战胜利。
1946年，郭国基当选高雄市参议会议员，不久被推选为台湾省参议员。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被捕入狱210天，国民党给他带上六斤半重的脚镣，并遭到严刑拷打。出狱之后，愤然退出国民党。
“2·28事件”之后，台湾人在白色恐怖之下，噤若寒蝉。但郭国基没有屈服，在省参议员的位子上，他忠诚地履行职责，以敢言著称，问政犀利，咄咄逼人。他的政治主张不涉个人好恶，力主民主法治和切实改善民生。
国民党官员对他都很头疼，但他深得台湾百姓的爱戴，人称郭大炮。
1950年12月20日，郭国基于省参议会中质询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内容涉及台大的招生政策及联合国捐赠台大器材遗失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郭国基指责台大制定的招生政策过分苛刻，导致许多有为的台湾学子不能入学读书。第二个问题，因为台大保存了一批由大陆运出来的教学仪器，结果被台大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了一部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事出在台大，郭国基指责台大对教学仪器负有保管不严之责。
据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副厅长的谢东闵回忆：
39年12月21日，教育界发生一件令人痛惜的意外。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
在省议会第一届第十次大会“教育询问”，接受郭国基参议员“询问”，答复完毕，走回座位，将坐下时，身体突然向我倒过来。我听他用英语说：“I am too……”话没说完，头部栽在我的右腿上，昏迷不省人事。
大会立即电请医生赶来，医生诊断说是脑溢血。经过急救，这位著名的学者，不幸去世。
由于傅校长之死，发生在参议员郭国基强烈询问之后，不少人说：“郭大炮气死傅斯年。”
傅校长之死，我是现场的目击者。当时参议会列席官员的座位，教育厅长陈雪屏先生坐在第一位，傅校长第二位，我第三位。台湾大学是国立学校，傅校长原不必到参议会列席。但是，那时，台大的经费全数由台湾省政府编列预算支应，因此，每当参议会“教育咨询”或审议教育部门预决算时，台大校长便须列席备询。想不到这一次“教育询问”发生如此不幸。
意外发生之前，傅校长于下午二时半来到会场，在座位坐下。
“有没听说‘郭大炮’准备询问什么？”傅校长转身问我。
我说：“他仅仅在纸条上写着“有关教育问题”，究竟什么内容，不知道。”
傅校长一到议会，就探问郭国基可能询问的问题，也许他已听到风声，而且显然对郭可能提出的询问很在意，心理上有点压力。
“教育询问”由几位参议员次第进行，轮到郭国基发言时，激动地指责傅校长主持台大校务以来，采取“秀才主义”，标准订的太高，每年录取学生名额太少，许多有志读大学的青年，没机会进台大。
他指责的另一主题，就是大陆沦陷前，联合国在美国买了很多科学仪器，准备分配给我国各国立大学，后因大陆局势恶化，所有的仪器由上海运到台湾，存放台大，传说那些仪器被台大独占，一部分被偷了。
郭国基问政，一向嗓门很大，疾言厉色，因此有“郭大炮”之称。傅校长一介学者，受到这样的“询问”，情绪似乎很不平静。
对于第一个问题，傅校长答复说：“‘秀才主义’这个说法值得斟酌。以今年暑期的招生为例，考试成绩60分才算及格，但是今年我把录取分数一下子降到55分。这个事实可以证明我确实没有采取‘秀才主义’。 事实上，以过去的标准录取的台大学生，水准并不十分高。”
傅校长又说：“我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使学生真正受益，过分降格以求，学生仅有文凭，没什么用处。”
关于科学仪器失窃，傅校长答复说：“台大仪器失窃一案，情形极为复杂。那批仪器不是联合国赠送的，而是二次大战之后，教育部和经合总署分配给台大使用。最初，那批仪器存放在上海交通大学。当中共逐渐逼近上海时，我及时洽请海军派一艘军舰，把仪器运出来。当仪器存放在上海时，已经损失不少，由上海运来台湾，放在台大时失窃了一部分，现在，失窃部分已经追回百分之八十左右，损失不及美金一万元。详细情形，请郭参议员有空时到台大来，我会说明的更详细。”
傅校长答复有关科学仪器问题时，显得特别激动，他的声音由大而小，也许他的身体已经出了问题。
答复完毕，勉强走回座位，将要坐下，身体向我倾倒。[1]
此时是下午6时10分，省议会现场一片混乱。医生赶到，确诊傅斯年是脑溢血。当晚11时20分，傅斯年离别人世。
当时外界纷传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气死的，还有媒体大肆渲染。
12月21日一大早，数百名台大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来到省议会所在地，里面正在开会。学生们情绪十分激动，派出代表要参议员郭国基出来说明昨天质询的经过。台湾省教育厅长陈雪屏亲自出面向学生说明实际情况，安抚学生：
孟真[2]先生是否确为郭大炮滥施轰击所气死？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搀杂火药气味[3]。
其实，傅斯年接手台大时身体已经很糟糕，去世前血压接连升高，亲友和朋友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都置若罔闻。一代学人突然离世，的确令人惋惜。台湾大学名义上是教育部管辖的国立大学，经费仍由台湾省政府拨发。和其他省立学校一样，校长要到省议会去接受质询，台湾谚语说“食人饭，凭人问”。郭国基就台大招生政策和教学仪器失窃等问题，质询傅斯年，是他作为参议员的基本权利。即使态度有点生硬，也不能怪罪于他。
很多大陆学者因为不熟悉议会政治的原则，却给郭国基带上“流氓恶棍”的帽子。
可是郭国基深刻懂得议会政治的原则。傅斯年去世不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表达了他个人对傅先生的敬意，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
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
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4]。
郭国基用实际行动践行傅斯年终生为之奋斗的自由梦想。在省议会期间，他与吴三连、李万居、郭雨新、李源栈、许世贤并称为台湾省议会的“五龙一凤”。
1969年，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助推康宁祥当选台北市议员。台湾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星星升起了。
在同年12月20日举办的第一次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中，他打出“赐我光荣死在议坛”的旗号，当选终身职立法委员。1970年，70岁的郭国基因患直肠癌并发尿毒症，病逝于台大医院，践行了他学习傅斯年“光荣死在议坛”的誓言。
1969年的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举，在台湾自由史上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于国共内战持续进行中的状态下，分别于11月21日至23日，1948年1月21日至23日，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回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直选。
中华民国宪法第28条之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起为止。
1950年，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后，以内战和“戡乱”等理由，设立“宪法有关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一律延长至大陆光复地区次第办理中央民意代表之选举为止”等临时条款，无限延续第一届国会议员之任期。立法委员之任期也无限延续。由此产生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万年国会”。
1969年，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符合“民主”、“行宪”表象，以蒋中正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决定改选中华民国实际统治区的国会议员。蒋中正发布《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
所谓自由地区，指台澎金马。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其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百万者，每满一百万增选一人。
这一年台湾（包括台、澎、金马）人口约1400万。按照这个原则，共需增补选11名立法委员。增幅仅为原来773名的1.47%。
就是这1.47%成为关键性的少数，为台湾自由开出了一条道路。
1969年12月20日，台湾举行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增补选。这是自1948年之后，中华民国第一次中央公职性质的国会大选。除郭国基外，另一名草莽英雄黄信介以5.8万票顺利选出，并享受1948年国代的待遇，当选“终身立法委员”。
黄信介，又名黄金龙，祖籍福建省安溪县。1928年8月20日出生在台北大龙峒一个富裕世家。
黃信介祖父是前清秀才黃宗河，黃信介属第三代移民。黃家早年是台北大稻埕[5]的巨富，黃介信的父親是一位樂善好施的人，做房地产、开米行赚了钱，很鼓励儿子从政。
1940年去日本读初中，到日本在印刷厂当徒工，半工半读于上野中学。
1946年返台。1948年考取北京大学，因国共内战未能成行。战乱未能成行。
1951年毕业于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后改中兴大学法商学院，今国立台北大学）。
1950年，黄信介为吴三连助选第一届台北市长。
1954年，为国民党候选人王民宁助选第二届台北市长。
1957年为无党籍的高玉树助选第三届台北市长。
1959年与高玉树的另四位得力干将一起参加台北市议员选举并当选，获得“议会五虎将”之称。在市议会中，黄信介以发言最多、最响和最凶，向国民党当局发动猛烈批评，深得选民的支持。
1961年1月，32岁的黄金龙以最高票当选第五届台北市议员，因推崇日本总理大臣岸信介，改名为信介，从此正式步入政坛。
1963年第三届台湾省议会议员选举，黄信介为党外人士联合竞选办事处总干事。
1964年连任台北市议员。
1969年国代选举，黄信介和郭国基并肩作战, 抗议本省人受到歧视，政府把极大数岁额拨给军方等。他们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
黄信介更大胆表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如果蒋介石继续长久占着总统的位置，对国家极为不利。
这些议政言论言人之不敢言，大胆强悍。当时刚刚18岁，正在台大商学院读书的陈水扁正是在听了黄信介的公开演讲后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改考台大法律系的。他本人回忆说：
1969年底，台湾举行第一次中央民代增额补选，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黄信介先生参选立委，我在正气桥下的南松山市场旁听他发表政见。
他的政见让我很惊讶，怎么有人胆子这么大，敢骂政府，还骂的头头是道？我真是打从心底里佩服他。就在那一夜，我做下个决定。也没有和父母商量，我决定要走向法政之路。
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当年信介仙那场演讲，我的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可能到现在还会是个朝九晚五的职场人士吧。[6]
选举结束，黄信介以5.8万票高票当选终身立法委员。
除了参与政治活动，黄信介还是台湾启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鑫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等职务。黄信介自己的物质欲望很低，但对党外运动却异常慷慨，经常为支持党外运动“卖地捐款”。
1972年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这时台湾正逢外交挫败、国际社会生存与法律地位面临空前挑战的时局里。接掌权力，各方期待甚殷。
蒋经国在主持第一次“院会”时就强调重视协调、廉洁和形象，发表公务员“十诫”，各级官员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馆、歌厅，也不得有铺张浪费的婚丧典礼，或其他几项不当娱乐……
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7]
1972年12月，台湾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这次选举，将选举出增额立委51名。选举前，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一酒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这次选举，市议员康宁祥再度投入选战，带头主张候选人有权在每个投（开）票所派检票员，以及自办政见发布会。结果，康宁祥在台北市以高票当选。
康宁祥为何当了一年的市议员，便急着走入立法院？诚如他后来告诉友人的一段谈话：
那几年，我一直细心观察台湾政局的发展，几年前我曾经做了若干预测，后来都一一获得证实，像退出联合国、中日断交、尼克森[8]访问大陆等，都早在预测之中。因此，我认为时机到了，就投入政治活动，何况将来台湾的政治重心将是立法院，所以我决定参加立委选举。[9]
黄信介、康宁祥等台湾新一代自由主义战士，以选举为舞台，进入议会，以法治推动台湾的自由。他们的行动，得到雷震等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大力支持。《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的爸爸齐世英先生是和雷震一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老自由主义战士。当《自由中国》停刊，组党运动流产，胡适病逝，雷震入狱之后，齐世英、郭雨新等人苦撑大局。据康宁祥回忆：
我认识铁老是在1969年，那时我已当上了台北市议员，在郭雨新先生的建议和引见下，去见铁老。
1972年，我进入“立法院”，因为铁老在“立法院”是大派系的领袖，而且他长期在那里，对情况相当了解，所以我经常去请教他有关“立法院”的各项问题，譬如预算的情况，及他对政治改革的意见等。……
因为他在1960年与雷震一起组党[10]，那个运动的精神与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七零年、一九七一年还在。[11]
雷震出狱后，他们几位大老就常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非得把我们的智慧、经验传承给年轻的一辈不可。所以铁老就邀请雷先生、吴三老、高玉树、郭雨新等五人，加上我这个年轻小朋友，定期聚会。……
最初我们大概是每月聚会一次，后来甚至每两个星期一次。通常我会报告政治活动、“立法院”的情况，不知道的就请教他们。[12]
除了传授经验，齐世英还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人脉，为康宁祥保驾护航：
那个时候蒋经国当政，我们两个在“立法院”面对面争执了七年。像今天的政党法的问题，戒严的问题，“国会”全面改选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国民党专政，而且垄断经济资源、政治权力问题，都是我跟蒋经国对话的主题……
我跟蒋经国对话时，针锋相对的情况，使大陆为主体的资深委员心理上很不能调适，经常把我看成洪水猛兽，或是不能接近的政治人物。但在这个时候，铁老却帮我调整形象，或帮我改善跟这些资深议员的关系。他经由CC系的影响，介绍我个人的为人，我的出身、背景，使他们对我比较了解。甚至经常我的发言引起他们误解时，他也帮我解释。[13]
以康宁祥、黄信介为代表的台湾本土“议会精英”的崛起，标志着台湾“立法院”里有了真正的反对党人士。他们虽然是绝对的少数，但却对台湾自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自由的精神绝不仅仅只是抛头颅、洒热血，自由的精神是“容忍比自由更可贵”，更是“焚而不毁”。我的学长、好友冉云飞先生是胡适的私淑弟子，对此应有很深的体会。胡适病逝之后，雷震、殷海光、齐世英等台湾自由主义先驱，继续发扬“焚而不毁”的精神，终于完成了台湾自由主义的传承。
经历1960年代的低谷，进入1870年底，台湾的自由正如胡适题赠雷震的这首杨万里所写的诗所言：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长老教会发声人权与和平
施明德在《囚室之春》中回忆：
长老教会的领袖们因为胸怀充沛的爱心及入世精神，基于关心台湾1700多万人民的幸福与安全，曾经在发表了与国民党政权立场不尽一致的“国是声明”和“人权宣言”后，立即遭到猛烈的围剿。
调查局的特务曾多次带着阴险的“笑容”对我表示：除了“美丽岛”，“长老教会”就是他们还渴望钓上的“大鱼”。[14]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中国对外国传教士打开了来中国传福音的大门。1844年，英国长老教会总会设立外国传道局。1847年，派第一位海外宣教士宾威廉（Rev. William. Bums，1815-1860）来中国传教，于1851年建立了厦门传教中心，1858年又在汕头建立了传教中心。
1858年，清廷开放台湾淡水（台北）、鸡笼（基隆）、安平（台南）、打狗（高雄）等台湾港口与国外通商。同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传教。
1865年5月27日，英国长老教会首任医疗宣教师马雅各医生，带着“主的拯救”来到台湾。6月16日，在府城西门外看西街[15]，创设礼拜堂和医馆，正式在台湾宣教。后来，这一天被定为英国长老教会在台湾宣教的纪念日。
曾任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干事的高俊明牧师，他的爷爷高长是马雅各的学生。他回忆说：
英国长老教会在台宣教，始自1865年，在台南招募青年研读圣经。之后，马雅各医师成立“信徒造就班”，之后甘为霖牧师在高雄成立“传教师养成班”，1876年，巴克礼牧师抵台次年，在台南招募青年研读圣经，并将台南和高雄的学员，集中培育，即台南神学院前身。
1772年，加拿大长老教会派遣宣教师马偕牧师来到淡水，学习台语，开设医馆，是为北部宣教之始。直到1901年马偕牧师去世，他在北台湾建立了60间教会。
分属英国和加拿大两个母会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从最切身的医疗传教着手，逐渐设立医院：马偕牧师设立马偕医院，梅监雾牧师和蓝大卫医师建立彰化基督教医院，马雅各医师成立新楼医院。继而甘为霖牧师设训瞽堂，教导盲人，即今启明学校；戴仁寿医师设立乐山园，收容麻风病人。
另外是西式教育的引进，兴办长荣中学、长荣女中、淡江中学、牛津学堂、台南神学校、台北神学校（台湾神学院前身）。
文化上，巴克礼牧师将圣经翻译成台湾话，设立聚珍堂，使用新式印刷，发行《府城教会报》，是台湾第一份报纸；甘为霖牧师编撰厦门音字典，马偕牧师编撰中西字典……
以上宣教事工，不仅帮助信徒成长，对台湾的现代化过程，也有相当巨大的影响。[16]
1951年3月7日，台湾南部长老教会和北部长老教会因为神学立场及母会信仰渊源终于合并，成立“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台湾长老教会在组织上，引用新约圣经中教会的形态，以长老团治会，采民主代议的方式运作。长老是指专职牧会的牧师（教训的长老）和由信徒中选出的代表（行政的长老）；各教会由牧师与长老们组成小会，是体制上治理教会最基础的代议单位。牧师是小会议长，是中会指派的代表；长老则由会友选出，两者共同组成小会。
中会则由区域内所有小会组成，组成条件以15个以上之堂会，其中应有超过三分之一之教会有驻堂牧师为要件；中会再组成总会，为长老教会之最高代议和治理机构，是全体教会的代表。
据1957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年鉴介绍：
总会由南北两大会各选出40名议员组成；会内设正副议长，正副书记，由总会议员组成。总会在休会期间，设置常置委员，决定一切会务。常委下设一总干事，负责全面执行常委决议。[17]
高俊明在《十字架之路》中介绍说：
议长系荣誉职，任期一年，负责主持议会；总干事是专职，任期三年，负责执行和推动会务。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台湾发展历史最长的教会，也称本土教会，也是信徒人数最多的教会。据高俊明在《十字架之路》一书介绍：“到2000年为止，总会总共有1216间教会，22万名信徒。”信徒人数几占台湾基督教徒的一半左右。[18]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承继了加尔文改革宗的伟大传统。曾任该教会长老的董芳苑自豪地说：
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除了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外，也是一个最关怀社会品质与政治品质的教会，因为这个教团的走向受德国社会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的“基督教世俗主义”的影响，就是强调“信仰基督就是跟随基督及实践它的教训。因为基督的福音真理是于世俗社会中行出来的，而不是在礼拜堂里信出来的。”[20]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所承继的加尔文改革宗神学思想，使得他有勇气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不断以台湾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接连为台湾的人权与和平发声。诚如陈菊所言：
基督教长老教会基于信仰，长期关心台湾民主的发展，不仅无惧于当时统治威权，一向对时政多所贬抑。[21]
以下笔者简要记述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所发三次声明的情况。
第一次声明：“国是声明与建言”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10月25日，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人心动荡。长老教会总会认为，台湾在世界政治的潮流中，已无法立足。但国际社会没有机会听到台湾人民的声音。为此，长老教会认为，“必须根据爱心，说诚实话，来替台湾人发言，包括原住民、迁台几百年的各族群，以及战后跟随蒋政权来台的‘外省人’”[22]。
1971年12月29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正式发表《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全文如下：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常置委员会，鉴于可能严重地威胁台湾地区全民生存的当前国际局势表示深切的关怀。秉着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宰、公义的审判者，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之信仰，我们代表二十万基督徒也愿意代表我们同胞的心声作如下声明与建议：
一、向国际的声明：
现居台湾的人民，其祖先有的远自几千年已定居于此，大部分于两三百年前移入，有
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来的。虽然我们的背景与见解有所差异，可是我们却拥有坚决的共同信念与热望——我们爱这岛屿，以此为家乡；我们希望在和平、自由及公义之中生活；我们绝不愿在共产极权下度日。
我们对尼克森总统即将访问中国大陆的事甚为警惕。有些国家主张将台湾归并中共政权，也有国家主张让台湾与北平直接谈判。我们认为这些主张的本意无异于出卖台湾地区的人民。
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罔顾台湾地区1500万人民的人权与意志，只顾私利而做出任何违反人权的决定。
人权是上帝的赐予，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二：向国内的建议：
最近我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成为国际间政治交易的牺牲品是有目共睹的，以此形势继续发展，我们控难免于像东欧诸国被共产极权压迫的悲惨遭遇。为此我们呼吁政府与人民更加把握机会伸张正义与自由，并彻底革新内政，以维护我国在国际间的声誉与地位。
最近政府一再强调起用新人，所以我们切望政府于全国统一之前，能在自由地区（台澎金马）做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选，以接替20余年前在大陆所产生的现任代表。
例如德国目前虽未完成全国统一，但因西德临时制宪，使自由地区人民得以选出代表组成国会，此例可供我政府之参考。该国虽未成为联合国会员，却因这种革新政体而赢得国际上的敬重。
我们相信这种革新与改进，必能使国际人士及本国人民，感到确有公义的保证和内在的和谐。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总会议长刘华义
总干事 高俊明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23]
“国是声明”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重申尊重人权，台湾的住民有权决定台湾的命运，反对所有出卖台湾的行为；并要求政府内政革新，以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
“国是声明”可说是国民党迁台之后第一份公开在台湾发表的人权宣言。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阻止“国是声明”的发表。据蒋介石礼拜的凯歌堂牧师周联华回忆：
这篇宣言长老会是预定在主日崇拜时宣读的，但是情治单位已经掌握住印本了，他们四处找总干事高俊明牧师，要他终止第二天的宣读。[24]
阻止未果，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怒。当时台湾处在戒严时期，“国是声明”的发布，就是公然和国民党唱对台戏。为了安全考虑，教会内部对参与“国是声明”的人，一概保密。即使这样，还是有好几个人预先写好了遗书。宣言以总会议长和总干事的名义共同发表，高俊明牧师身为总干事，必须负全责，因此他早早写好遗书。
监听和跟踪接踵而至，高俊明回忆说：
长老教会总会事务所当时位于台北市长春路的公寓，我们住四楼宿舍。有一天早上，方才睡醒，尚未上床，突然想起什么要紧事，我就对丽珍（高的妻子）交代一番。隔了几天，我进房间，突然从隔壁栋的紧邻房间传来一阵录音的声音，听起来很清楚，就是前几天我和丽珍在床上说话的内容。
我吓一跳。竟然连在寝室所说的话，也被录音了。[25]
除了威胁，还有利诱：
国民党的态度是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双管齐下。唱黑脸时，说：“你再不和政府配合，教会将会遇到种种困难……”。唱白脸时，说：“如果教会能和政府多多合作，国民党也可以和你们合作，大家各方面都能得到好处……”。[26]
除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而外，“国是声明”发表之后，有很多人，包括外界、教会内部弟兄姊妹及兄弟教会都提出质疑：圣经是否许可教会对社会问题发言？长老教会是否在干涉政治？
为此，长老教会总会委托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发表“‘国是声明与建议’在信仰和神学上的动机”一文，节选如下：
教会是否会干涉政治呢？该声明发表后引起不少人士对此问题的质问。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及近代史之演变，倾向于政教分离后，教会确实不再如同中世纪时之缠入政治。不过，除了少数保守派的教会以外，一般正统性的新教教会，都鼓励其信徒要做有责任的公民，并参与社会上、政治上建设性的工作，进而做到“世上的光、地上的盐”。此即表明国家之存亡，基督徒亦有责任。
但是，以基督的教会名义，是否就绝对对社会上及政治上的问题不发言呢？其实不尽然，下面两件事情即不在此限：
1. 当外来的政治压力（或将）侵犯到教会之本质及她在地面上所要遵行的使命时；
2. 同样地，当外来的政治压力侵犯到一般人权时，在此，人权即指人存在之尊严。
所以，由基督教信仰与伦理的观点来看，如上述两项事情被（或可能）侵犯时，（1）教会不得不为福音真理及教会本身而奋斗；（2）且要维护上帝赐予人的人权，因人权的起源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而赋予人的（创世纪1章26-27节）。
基督的教会若因此两项而提出声明，此种声明并非政治性的，而是一种信仰的告白。
如第二次大战中德国告白教会之巴尔面宣言，最近南非洲的教会及罗德西亚的两项宣言就足以为例。
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的主张，是根据人权是上帝所赐的信仰上之动机而建议的。因为我们相信如此才能革新内政，赢得国内外对政府的敬重，挽回国家的颓势，使国家能得到上帝的祝福。
总之，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只是以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在今日国家危及之时，发表“国是的声明与建议”而已，这并不是政治行为。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总会总干事 高俊明
主后1972年3月[27]
第二次声明：我们的呼吁
1975年4月5日，政治强人蒋介石去世。25天之后的4月30日，中午刚过，一面越共的旗帜在南越首都西贡（即今胡志明市）升起。驻扎在越南已经20年的美国军队仓皇撤离。
总共有1000名美国人和被认为处境危险的5000多名南越人被空运到南中国海的航空母舰上。有更多人乘坐小船逃离家乡。
高俊明回忆说：
1975年，国际情势持续恶化。美国总统福特宣布即将访问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外毫无作为，对内则加紧压迫；宗教方面最具体的压迫，就是没收台语圣经事件。
1975年1月，国民党政府藉推行国语运动的名义，警备总部官员率台北市警察局警员，侵入圣经公会，没收新译的新约圣经1638本。而先前，泰雅族原住民做礼拜时，也遭当地派出所主管率员闯入教会阻止礼拜，并没收泰雅语圣经与圣诗。稍后，又宣布查禁长老教会使用的台语罗马拼音圣经和新译台语圣经，并宣布此举与“宗教自由无关”。
没收圣经事件，引起海内外哗然。1975年4月，第一次召开的总会常置委员会决议委托圣经公会与常委，积极向有关单位交涉，希望发还被查扣的圣经和圣诗，并要求当局允诺教会自由出版所需要的任何语言之圣经和圣诗。
一如往昔，国民党非常不高兴，一再叫我们去说明为何要如此“让政府难看”。我们一再解释：“民主国家不应该有宗教迫害，也不应该禁止人民使用母语。没收圣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无法默默忍受。”国民党急了，强迫我们再声明，说他们没有没收圣经。
国民党除了盘问，还要求我们不能再发表“不利政府”的声明，说“政府的事情由政府决定，教会只须认真传道、认真祈祷即可。”
他们并加强对长老教会的监视、渗透、分化和控制；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各种媒体，抹黑长老教会，说我们是叛乱份子，是共匪的同路人。[28]
虽然路途越来越寂寞，越惊险，但时局逼迫，更不能不站出来说诚实话。1975年11月18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表第二次声明“我们的呼吁”，促请政府接纳如下建议。简述如下：
1. 维护宪法所赋予人民宗教信仰之自由；
2. 突破外交孤立困境；
3. 建立政府与教会间之互信互赖；
4. 促进居住在台湾人民的和谐与团结；
5. 保障人民的安全与福利。
《我们的呼吁》一开始就宣称：
时局变化莫测，我国家正陷于外交孤立，面临世界经济危机之际，教会不该苟且偷安，放弃先知的职责。我们知道若只有歌功颂德，实不足以表达教会的爱国心，也无法协助政府解除当前之困难。唯有以爱心说诚实话，积极关心我国政治前途，才能协助建立开放、民主、公正、廉明之政府。[29]
在《呼吁》的结尾，这样说：
教会必须成为公义、真理的仆人；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为达成传达上帝爱的信息。因此，教会必须凭着赤诚的爱心进入到社会现实生活，藉服务改变社会的现况。[30]
第三次声明：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人权宣言
1976年9月9日，政治强人毛泽东去世，接着“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而在美国，1977年，吉米·卡特出任美国第39届总统。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很快会抛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
卡特特别重视人权。在竞选和就职演说中一再强调：“人权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31]
卡特政府把“人权外交”定位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要求和美国友好的国民党独裁政权拿出实际行动推动人权，认为这能使得台湾在面对共产中国的颠覆时，变得更坚强。
1977年4月，美国国务院新任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赫尔布鲁克告诉蒋经国，卡特总统意图继续推动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但不会接受“伤害到台湾人民的安全与福祉”。[32]
面对复杂的时局，蒋经国一方面学习父亲“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方面顺应潮流。1976年12月25日，蒋经国宣布1977年为台湾“人权年”。
同时，蒋经国批准发动“一人一信运动”，结果是有25万台湾人写信给卡特总统，敦促美国不要抛弃老朋友。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系采民主代议制度。总会乃由中会选派代表组成。按照教会法规，总会休会期间，常置委员会得代理行事。
1977年7月12日，总会常置委员会开会时，授权常务会于美国国务卿万斯即将访问中国的紧急情况下，响应“一人一信”运动，写公开信给美国总统卡特。
常务会邀请30多位教会人士慎重研议，大家认为，美国国务卿去中国进行外交关系正常化谈判。“如此一来，美国与台湾断交、第七舰队撤离台湾海峡，势所当然；台湾的安全，立即陷入危机。为了台湾人民的生存，教会的呼吁不能仅限于自决，必须更进一步要求台湾独立，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向。”[33]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77年8月16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布“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人权宣言——致美国卡特总统，有关国家及全世界教会
本教会根据告白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主，且确信人权与乡土是上帝所赐，鉴于现今台湾1700万住民面临的危险，发表本宣言。
卡特先生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贯采取“人权”为外交原则，实具外交史上划时代之意义。我们要求卡特总统继续本着人权道义的精神，在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时，坚持“保全台湾人民的安全、独立与自由。”
面临中共企图吞并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我们向有关国家，特别向美国国民及政府，并全世界教会紧急呼吁，采取最有效的步骤，支持我们的呼吁。
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期望，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急之际，面对现实，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我们恳求上帝，使台湾和全世界成为“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和平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 （诗篇85篇10-11节）的地方。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总会议长 赵信恩（出国中）
总会副议长 翁修恭（代行）
总干事 高俊明
主后1977年8月16日。[34]
在教会宣读《人权宣言》的同一天，高俊明牧师郑重写下遗嘱：
我无论遇见何种惨事来离世，也应当感谢赞美上帝。因为祂的旨意是美善的，祂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也由衷地感谢主耶稣，是祂赦免了我的罪，祝福我，差遣真理的灵，带领我并使我有光荣与祂同受苦的。
祂并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一切真正信靠祂的人。
我的追思礼拜应简单、庄严。我最喜欢的圣经节是哈巴谷书3章17-19节。我爱吟唱的是台湾圣诗第6首，第255首，第258首。
我的遗体请赠送给彰化基督教医院，以报答老兰医生对先父高再得医师的恩爱。
我的遗产的一半要赠与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作为传道、教育、保障人权、社会服务及教会行政之用。特请将其中之一半捐给玉山神学院及山地教会。
我甚感谢内人高李丽珍。她的牺牲、理智、坚韧、信心、爱心，大大地协助了我完成使命。
但愿慕源、黎香、黎理以及全体亲人朋友都能爱台湾、爱世界、爱和平，来荣耀上帝，造福人类。
阿门！
高俊明
主后1977年8月16日[35]
《人权宣言》的发布是台湾历史上的里程碑，长老教会作为社会团体，率先在台湾公开宣扬国民党严厉禁止的“台湾独立”。[36]
《人权宣言》在教会宣读、公开之后，国民党像疯狗一样愤怒。国民党获悉1978年4月，长老教会即将召开总会，总干事高俊明任期届满，必须改选。《人权宣言》还必须由长老教会总委会提案，投票通过后才能纳入长老教会总会记录，
于是，国民党想尽办法阻止。高俊明回忆说：
先是情治单位人员来找我，要我不再接任总干事，也不要将人权宣言纳入总会正式记录。他们希望我离开台湾：“移民或出国任职，去美国，或随便哪个国家……”他们愿意替我处理财产问题，办妥所有手续。我说：“我的使命不在那里。”他们继而要求：“你若不出国移民，在台湾，就别再到山地演讲、去教会传道、或发表宣言……。”我说：“我的使命就在这里。”[37]
高俊明的工作做不通，国民党换条路继续走。他们希望利于教会内部的矛盾，渗沙子、丢石头，挑拨离间，达到目的。高俊明回忆说：
1951年，长老教会南北合一。南部大会取消，但北部大会由于某些理由仍然存在。人权宣言发表后，起先，国民党透过北部大会亲国民党的牧师与长老施压，后来又收买了一些牧师，同声反对人权宣言。最典型的，就是国民党提供经费，由他们办一份《圣经与信仰》的刊物，来攻击长老教会。
我们得知此事，赶紧开会，和北部大会的干部商量。讨论时，我们拿起议员名单，一个一个核对，评估其态度支持或反对。怎样计算，都是反对比支持的多。我们几人内心酸楚，哀伤不已；事情至此，我们也无能为力，言尽落泪。终于围坐祈祷，恳求上帝帮忙。[38]
1978年3月14、15两天，长老教会北部大会在台北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召开，有17名议员联署反对总会发布的“人权宣言”。高俊明回忆：
与会的人，一一起身发言，反对人权宣言。理由不外乎国民党那一套说法，什么教会热心传道理、热心服务社会即可，无须介入政治；千万不要和政府唱反调，以免惹来麻烦，遭遇迫害，反而影响传教云云。
他们讲的头头是道，眼看就要封杀人权宣言。当时台湾神学院总务主任陈学源长老站起来发言，他说：“值此情势，我们基于信仰，基于疼爱台湾人民的心情，才勇敢发表人权宣言；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缄默，将来美国与中国建交，中国进一步吞并台湾，也是有可能的。我们果真要缄默吗？果真不能发表我们的想法吗？”
陈学源长老的一席话，完全扭转局面，立刻有人相继起身，表示陈长老的话很有道理，总会的做法，实在是为了整个台湾人民的人权与自由。
最后付诸投票，65人赞成，13人反对，北部大会绝对多数赞成人权宣言。
这是国民党和长老教会总会，都始料未及的……
于是国民党动员所有方式，打算阻止总会通过人权宣言……
总会开会前时，直到表决前，国民党还派了四名官员亲临现场，包括高雄市民政局长黄丽川等人，名义上是“请安”，却向我们一再强调：“千万不要通过人权宣言，此事对国家不利、对教会不利，教会只要专心传道理就好。”……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凝重……
幸好议长翁修恭牧师主持会议，他与王南杰牧师等人商量，把原本的举手表决方式，改为秘密投票……
他把投票箱置于讲台前，让议员分批前往投票。没有人监视，大家可以按良心投票。
投票过程中，陈博诚牧师等人大声吟唱当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的诗歌《上帝是我安全要塞》。全场充满出征的意志，大家边走边唱，一边流泪，无视两旁的监视和威胁；大家确认自己疼爱故土、疼爱国家、疼爱人民，所以不畏险阻地投下一票。[39]
投票结果，235票赞成、49票反对，10票弃权，《人权宣言》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人权宣言》获得通过之后，台湾各种报纸、杂志连番发表文章，指责长老教会所发表的《人权宣言》严重危害教会及国家安全，并指称该宣言为极少数“台独分子”，冒用长老教会总会名义发表。
1978年3月31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澄清外界对人权宣言之误解》一文，就《人权宣言》发布之合法程序、动机与精神、信仰依据分别作出解释。
就外界指责《人权宣言》是“台独“，长老教会予以坚决否认：
本宣言所提“新而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完全与“台独”无关。“与此国际情势危急之际”，我长老教会尊重政府，并“促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建设理想的国家。因为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必须积极支持并实践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理想。[40]
就外界质疑长老教会的做法已经超越教会从事传播教义之目的与纯正宗教活动之范围，长老教会解释说：
我们相信上帝是人类宇宙的创造主，也是统治、审判和拯救人类历史的主宰。神的关心包括了人类的精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我们告白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救主，通过圣灵的作为，祂拯救人类脱离一切不义、自私和仇恨的罪恶。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大愿望。我们应遵从上帝的旨意，秉着我们的信仰，高举上帝仁爱、公义、和自由的旗帜，并积极参与耶稣基督的伟大事工。
基于上述的信仰告白，我们更确信人权是上帝所赐予人类的基本权利。当我们的人权受到威胁时，我们教会有责任促请政府维护保障人权。此乃我教会的信仰告白。[41]
高俊明牧师回忆：
人权宣言通过后，渐渐有消息传出来，说要逮捕我了。有一个在美国的朋友，透过他信赖的友人，亲自送信来；来人不报姓名，送了信立即离去。信上说“几月几日捉人，要知所准备。信读完之后，随即烧毁”。很像间谍电影里的情节。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果然，场面火火热热起来。门口站着三四个便衣警察，二十四小时监视；我一跨出大门，他们就紧迫盯人，随侍在侧。无论我去开会、讲道，或作礼拜，他们如影随形，毫不放松……
美国宣教师花祥牧师、花可玲师母和包佩玉姑娘一行三人开车到我家，一人看车，两人闪身进屋来，对我们说：“日常用品整理一下，我们出门去，就当作一次短暂的旅行。”丽珍说：“可是火鸡才烤好，孩子怎么办？都来不及交代。”他们说，没关系，先走再说，到时再联络……
花牧师是美南长老教会差会的会计，花可玲师母是长老教会总会的秘书，接纳我们住在他们的宿舍……
我们突然失踪，海内外电报和电话不断，都在关心我们的安危，问：“牧师是不是平安？是不是被捉了？”国民党受不了压力，派人传话给花牧师说：“好了，这一次不捉他了，叫他回去上班。”[42]
时值1978年春夏，台湾看上去很平静，没有人能想到，一场决定台湾自由命运的大决战——美丽岛事件会在几个月之后突然爆发。高俊明牧师更是做梦都不会想到，由于极偶然的原因，他以及长老教会都被深深地卷入美丽岛事件，从而对台湾自由的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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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归返——我家和我的故事》，谢东闵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出版。
[2] 傅斯年字“孟真”。
[3] 选自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件往事》，页16。
[4] 参见邱国桢《近代台湾惨史档案》，页210。
[5] 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
[6] 选自《台湾之子》，陈水扁著，第54页。台湾晨星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7] 选自《蒋经国传》，第275页。（美）陶涵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8] 美国总统，大陆翻译成“尼克松”。
[9] 选自《台湾民主运动40年》，李筱峰著，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12-113页。
[10] 指雷震先生组建的“中国民主党”。
[11] 选自《齐世英口述自传》附录一“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康宁祥先生访谈记录”，第24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12] 选自《齐世英口述自传》附录一“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康宁祥先生访谈记录”，第2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13] 选自《齐世英口述自传》附录一“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康宁祥先生访谈记录”，第25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14] 选自《囚室之春》，施明德著，第276页。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
[15] 今台南市仁爱街 43 号。
[16]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117-118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17] 选自《台湾基督教史》，第254-255页。林金水主编，九州出版社出版。
[18] 作者所在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也认信加尔文改革宗神学。我曾请教王怡长老，中国大陆的加尔文改革宗教会什么时候能建立总会，这样信徒就可以在教会学习议事、选举，学习自由和责任。王怡告诉我，从教会史来看，一般需要200年。吾闻言沮丧。——阿信著。
[19] 又译朋霍费尔（1906-1945），其代表作有《狱中书简》、《做门徒的代价》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20] 选自《台湾基督教史》，第257页。林金水主编，九州出版社出版。
[21] 选自《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与美丽岛事件》125页之“走过历史的风暴”一文，作者陈菊。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行。
[22]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29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23]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31-232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24] 选自《周联华回忆录》，第282页。周联华著，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
[25]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33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26]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36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27]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42-3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28]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42-3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29]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44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30]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48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31] 选自《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第167,175页。吉米 ·卡特著。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
[32] 选自《蒋经国传》，第290页。（美）陶涵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
[33]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52-253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34] 选自《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社会关怀文献1971-1998》，第11页，长老教会总会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纪念版1998年版。
[35]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48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36] 特别声明：笔者理解长老教会基于国民党极权统治下台湾人民的历史和处境做出的“台湾独立”之声明，但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可预期的将来，海峡两岸必将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平等融合，以此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阿信。
[37]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55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38]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55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39]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56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40] 选自《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社会关怀文献1971-1998》，第13页。
[41] 选自《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社会关怀文献1971-1998》，第14页。
[42]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62-263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3-5
本文链接： 阿信：台湾“黑五类”之议会反对派和长老教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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