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3-01-15 08:47:54点击：0次
“自由中国”是有着浓重意识形态和冷战色彩的字眼，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此自诩，也一度被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首肯。与之相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被称为“共产中国”或“红色中国”，这些称谓褒贬意味明显。
但《自由中国》也是一本杂志，跟上述意涵有关，又脱离了这个框框。杂志的萌芽在大陆，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败，落脚台湾前还曾辗转多地。在半壁江山的危局中，一部分国民党人和上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总结教训，认为败于中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宣传思想斗争的失败，要继续反共，就得建设所谓宣传“民主自由”的言论机关，于是倡议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当时，美国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要放弃蒋政权。这份宣扬“民主自由”的反共刊物《自由中国》对国民党当局的形象改善有某种正面功能，因此得到了一定支持。筹备期间，雷震曾赴浙江奉化拜访下野中的蒋介石，获得蒋的首肯，答应设法资助。按原计划，杂志将在上海出刊，从而“影响共产党统治下的人心”，不料“国府”败得太快。《自由中国》是在台北创刊的，时间是1949年11月20日，先由胡适担任杂志发行人，后来改由雷震担任，雷震也是杂志的主要负责人。
接下来朝鲜战争爆发，蒋政权重获美国支持，台湾政局趋于稳定，《自由中国》作为“民主橱窗”的功能消失。势移时易，这份本以反共起家，宣扬“民主自由”的刊物，逐渐将论政方向从原来对中共、苏俄的批判，转移到对台湾内部问题的反省检讨上。
其实，雷震是资深的国民党高层人士，于1917年由戴季陶、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民党内高级干部“三剑客”之一。抗战后，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退台初期，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改造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雷震当然是坚决反共的，在共产主义风靡的时代，“民主自由”是反共的唯一旗帜，但如果真坚持民主自由的信念，就一定会超出反共这个框架了。
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当局金融管制引起的一起情治人员贪污案件加以抨击，首次引来党政军三方面的压力。1955年1月刊登名为《抢救教育危机》的读者来信，指责“青年救国团”破坏学校正常体制，这期杂志还刊出一篇讨论国民党党纪的读者来信，终于使得出身国民党核心的雷震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自此，《自由中国》的言论层次节节升高。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大寿，蒋向外界表示“婉辞祝寿、提示问题、虚怀纳言”之意，这当然是个姿态，《自由中国》却拿棒槌当针，推出“祝寿专号”，请胡适、徐复观、陶百川、雷震等多名知识分子对寿星蒋“总统”及国民党提出检讨和建言。这些书呆子纷纷犯忌，胡适要蒋介石试试“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希望他别太专断，徐复观干脆对蒋的性格来个人格心理的学术性分析，雷震更过头，强调军队要超出党派关系之外。杂志销路大火，但马上变成引火烧身的火。国民党和军方分别反击，攻击《自由中国》是“为共匪统战铺路”。“国防部”还印行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在军中分发，所指的“毒素思想”包括：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建立自由教育、批评“总统”个人。
《自由中国》对时政的批评愈来愈激烈，一系列以“今日问题”为总冠名的系列社论直指现实政治。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执笔多篇社论，成为《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殷海光等人在社论中批判“政党即政府”，非议“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讨论“政党承认的问题”，一次次捋着虎须，终于达到一个临界点，是讨论“修宪问题”。
“修宪问题”的实质，是改变原来“宪法”中对“总统”任期和连任次数的限制，好让蒋介石继续当“总统”。台湾此时是真正的“蒋家王朝”，国民党内外各方早已心照不宣，大局已定。《自由中国》却完全不懂事，大唱反调，反对蒋介石破坏“宪政”常轨而连任，从“历史毁誉、宪政精神、团结反共的前途”，多方阐述反对意见，完全不理会“群臣劝进”的中国官场文化，在“国民大会”即将开会确定“修宪”的前夕，仍忠言逆耳地刊出《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的社论。这种努力当然注定徒劳。1960年3月21日，蒋介石在为他新订的第3条临时条款护送下，突破“宪法”限制连任的规定，顺利当上第三任“总统”。《自由中国》旗下这些孤臣孽子的悲剧，也就注定要发生了。
然而，雷震等人面对明显的悬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大踏步走得更远。1960年6月，一个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党”开始在台湾酝酿。这个筹组中的政党主要有两股力量，一股是《自由中国》旗下的知识分子，多是由大陆赴台，另一股是地方选举中崛起的台湾本地政治人物和社会精英。
1957年4月下旬──《自由中国》推出“祝寿专号”约半年后，台湾举行第三届省议员选举，具有社会声望的台湾本土人士李万居、郭国基、吴三连等人当选了省议员。这批从地方选举中产生的台湾籍政治人士，终于和《自由中国》的雷震等知识分子结合。他们通过“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形式，逐渐酝酿组织新的反对党。这次选举前夕，《自由中国》杂志继续发声，将“今日问题”系列社论的重点放在反对党问题上，指出“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1960年7、8月间，组党运动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党名决定叫作“中国民主党”，参与人士约为400人。9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由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去挡不住!》，声称组党是任何洪流所无法阻挡的。9月4日，早已布下罗网的当局终于动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之名，逮捕了雷震、杂志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英子四人。雷震被冠上“为匪宣传”和“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前一个罪名说他散布“反攻无望论”，后一个罪名更离奇，杂志社的会计刘英子被指为“匪谍”，雷震被指控没有检举他。两罪并罚，雷震被判刑10年。
由于雷震案的发生，不仅《自由中国》杂志被查封，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雷震坐满10年大牢，出狱时，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回忆录被军人监狱没收焚毁。但出狱后的雷震仍不死心，于1972年元旦向蒋介石献上一份万言书，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方案，其中首项建议是“从速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以求自保自全”，这当然不可能被蒋介石所接受。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于台北。在今天，雷震当然被视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台独”主张者声称他后来变成“台独”支持者，连关他大牢的国民党也强调他的出身，说他其实是“国民党的民主资产”。历史总会被各取所需，正像“自由中国”这四个字。
来源: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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