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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时间：2012-12-29 12:07:44点击：0次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主编朱维铮，北京三联版，1998）
“学术集林丛书”（主编王元化，上海远东版，1994）
“学术史研究丛书”（主编陈平原，北京大学版，1996）
“民国丛书”上海书店影印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北京东方版）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主编刘梦溪，河北教育版)
“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大版）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天津人民版）
“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钟叔河，岳麓书社)
“二十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主编林贤治，上海远东版，1996）
“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家文库”（策划编辑倪为国，上海三联版，1997）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上海三联书店）
“现代社会与人”（主编陈维政，贵州人民版）.
“学术前沿”（北京三联版，1998）
“知识份子图书馆”（主编王逢振、J.Hillis Miller，北京：中国社科版，1998）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组稿编辑许医农，北京三联版，1996）
“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主编刘小枫，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北京三联版，1994年起）
“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主编刘小枫，上海三联版，1995起）
“外国法律文库”，主编江平，中国大百科全书版，1993起）
“罗马法研究翻译系列”（主编斯奇巴尼、黄凤，中国政法大学版，1992起）
“外国律师丛书”（主编鲁坚，中国政法大学版，1992）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策划刘文飞、汪剑钊等，云南人民版，1998）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主编郑体武，上海学林版，1998）
“二十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精选系列”（主编刘小枫，上海学林版，1998）
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丛书漫议·遇资州
一
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才真正掀起文化热，然而，文化热的丛书文化一直蜿蜒到90年代，没有中断，只是面目不同了。在80年代，丛书是思想文化行动的拐杖，跛脚的菁英文化人杵著它聚集起来，走向想像的文化圈地。谁主编一套丛书，就好像在搞一番文化大事。先要有人创意或找二三人清议，搞出脚本，拉一些人合夥，或翻译或著作，串连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丛书出场，就是一阁知识人结集成夥。如今，丛书铺天盖地，导演可以叫“主编”，也可以叫“策划”、“主持”（不少是出版社编辑），已经非菁英化。丛书不再是思想行动，而像商业竞争。
商业性丛书是80年代末继思想性丛书而开张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上海三联书店）始於1989年，分四个子系，结构就像“文化：中国与世界”摆的阵式。“现代社会与人”（主编陈维政，贵州人民版），每两年出一批新书，换一次封皮，选题从人文心理学、基督教哲学直到政治哲学，划出近十年学术思想热点的嬗变轨迹。为丛书命名，犹如抢占文化高地，如今剩下的高地已经不多。80年代思想性丛书的名称带有精神取向，吁请“走向未来”、熔冶“文化：中国与世界”、揽括“二十世纪文库”，要么一派理想情怀，要么暗藏老谋深算的文化构想。而今丛书名要么专业化，要么可能是一副假面具。80年代文化思想在突进，90年代文化思想在分化，丛书纷然杂呈，冒出一些奇特的丛书名，太自然不过。要不是好的丛书名已经取完，怎么会有“学术前沿”（北京三联版，1998）这样“战线”语式的丛书名？杰姆逊（Fredric Jameson）顾而问之的后现代理论系列取名“知识份子图书馆”（主编王逢振、J.Hillis Miller，北京：中国社科版，1998），好像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曼（Paul De Man）才算真知识份子。
二
80年代的文化思想承晚清以来学界引介西学的要务，肩负变革中国文化的承担去认识西学，引介西学就有一个见识问题，不是开陈列店。“二十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主编林贤治，上海远东版，1996）开出五十名外国“文化名人”，没有超出80年代的记忆；“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家文库”（策划编辑倪为国，上海三联版，1997）排出四十人名单，有些“名人”是90年代新认识的，算有长进，但选题也未见有特别锐见，已出三种（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胡塞尔Edmund Husserl、舍勒Max Scheler）均上百万字，倒是近十年的积累。
“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具体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於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陈寅恪语）如果这话没错，惦记中国思想和制度的现代演化，就当重视汉语学界百年来都不太重视的泰西宗教思想与法律思想。90年代引进基督教思想十分显眼。“世界与宗教丛书”（主编何光沪，四川人民版，1989年起）偏重宗教学和宗教哲学，选题大多不是基督教思想的经典。“文化：中国与世界”曾专设神学系列，但出了一本《在约伯的天平上》就被枪声打断了。“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主编刘小枫，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北京三联版，1994年起）和“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主编刘小枫，上海三联版，1995起）正儿八经地开出一堆基督教神学书目，从晚期希腊直至当代，规划宏然，博大精深。有人以为出现基督教热，显然搞错了。“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主编傅有德，山东大学版，1996起）译介犹太教思想经典（从《塔木德》法典、中古的《迷途指津》到当代犹太教哲学），但明眼人知道，犹太教思想只是儒教思想的一面镜子，哪有甚么犹太教热？“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自期“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中国文化传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俨然要比三千人译场。如果佛学对古代思想的激发至深至远，眼下谁能估量传译基督教学典对下一个千年中国文化思想的意义？
在基督教这面镜子中，汉语思想可以鉴照的岂止思想学说？伯尔曼（Harold J.Berman）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外国法律文库”，主编江平，中国大百科全书版，1993起）深化韦伯（Max Weber）的思路，从中古“教皇革命”溯源西方自治法律制度的形成。从西方超越政治和宗教的法律制度的自治观念中，儒教还看不清自身的宗法制度形象？西方法律制度源於古罗马，经罗马教会葆守、传承，乃有近代的光大。“尚魏晋时输入者非天竺之佛教而为希腊之哲学或罗马之法律，则此后千余年之中国历史必有绝对不同之发展。”（萧公权语）。“罗马法研究翻译系列”（主编斯奇巴尼、黄凤，中国政法大学版，1992起）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作用肯定不如“外国律师丛书”（主编鲁坚，中国政法大学版，1992），但《罗马法史》、《罗马法教科书》、西塞罗（Cicero）《论共和国、论法律》的文化思想意义，却不是律师手册一类能比的。
尽管《外国法律文库》选译了“新老自由主义法理学要籍”凯尔森（Hans Kelsen）：《法与国家的一般理东，中国政法大学版，1994起）选译了“批判法学”、“法的经济学”等当代法学新流，西方法律思想的翻译远没有形成系统，谈不上规模。西方思想史上的法理学要著没有译成汉语的岂在少数？黑格尔因是马克思的老师，其《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有幸在60年代译成了中文，而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则要到1991年才见中译本（北京商务版）。国朝学人讨论中西自然法异同已经有年，但对西方自然法研究的翻译，迄今仅有台北联经“现代名著译丛”中登特列夫（Alessandro Passerin d'Entreves）的小书《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1984）。法律制度在西方不仅是器的层面，也是一种道德理性。国朝学人研究西学，多用力於哲学思想，很少有人用功制度思想。当今海德格尔的地位取代了黑格尔，90年代出了好几部专著，除靳希平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张汝伦、陈昕，上海人民版，1995）和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组稿编辑许医农，北京三联版，1996）外，大都不过通论性质，没有一部涉及海德格尔思想与德国民族主义政制的内在关系。海德格尔与纳粹法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相互欣赏，曾去信施米特希望他到弗莱堡大学“重建法学院”。海德格尔哲学也许与纳粹政治思想没有直接关系，但“的确在削弱人们抵制政治神话的能力”卡西尔（Ernst Cassirer）：《国家的神话》，“政治学丛书”，(主编郑永年，浙江人民版，1988)国人抵制政治神话的能力从来就虚弱，海德格尔哲学恐怕会令国人更加迷醉。汉语学界寥寥无几的法律文化学人没有兴趣深研西方法理学，起步就奔向本土化（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主编梁治平，中国政法大学版，1996），要么提倡“法律多元主义”（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台北巨流版，1994），要么发掘法治的“本土资源”（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版，1996），依据时兴的法律文化学或人类学攻击所谓普适论。据说现代的权利法理理论给予个人以道德优先性，不过是西方的“基本价值观”，与本土习惯不合，儒教传统的礼法文化不能接受。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的“中译本序言”好像有所针对：儒教礼法给予社会以道德优先权的价值观，并不足以抵制个人权利论的普适性，除非把一个社会中的政府与这个社会本身混为一谈，把政治等同於社会。况且社会的道德优先性并不暗含反对个人权利，社会的道德价值社会的道德价值也不能代替法律保护，尤其是保护政治上的脆弱个体和个人。“在西方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周期性地求诸法律抵制社会中通行的政治和道德价值。”（伯尔曼语）用社会宗法道德代替法律秩序，算是儒教的政制传统。如果把儒家法（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版，1992）与犹太教法（《塔木德》）或伊斯兰教法（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文库”，主编胡绳，北京社科文献版，1996）作比较，甚么是宗法，应该是清楚了。本土法理学家们是否愿意以“地方性知识”的正当性来抵制自由平等法理的合法性，并支持宗法传统的延续呢？
三
重释中国现代历史的变迁是近年学界的主题。现代化理论在80年代进入学界，但还没有进入对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解释。多人撰述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版，1995）突破了以往的解释框架，但大都还是历史描述，少有理论解释的分析。90年代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专著不少，但理论解释多采用西人成说，要不就根本没有理论解释，陈列史料而已。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专刊，1993），贯彻80年代作者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论，成一家之说，尽管国朝的批判理论家也许会挪用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对系统功能论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说过的一句话：“你所做的全是错的，但都有品质。”
现代化理论在90年代的进展，显眼的是比较现代化译丛。“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主编罗荣渠，北京大学版，1992起）未成系统，“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主编陈方正，上海学林版，1996）把土耳其、西班牙、俄罗斯的现代化历程引入学界视野，有可能开启现代化研究的历史文化类型的比较意识。俄国的现代化道路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过直接影响。如今，俄国现代思想中的“反动派”开始走红，一夜之间冒出好些与俄国内战中的白军一夥的“白学”：“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策划刘文飞、汪剑钊等，云南人民版，1998）、“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主编郑体武，上海学林版，1998）、“二十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精选系列”（主编刘小枫，上海学林版，1998），好像要倒算民粹主义宗教。有人则开始清理列宁主义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关系（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版，1994），以编译“马恩列斯”为职业的“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的出版社也参与清理行动（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1996；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主编李宗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1995），是否暗示学界下一步该清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儒教传统的关系？
现代化理论乃是一种历史哲学，检讨一种历史哲学的只能是另一种历史哲学。如今汉语学界掌握的可供相互辩难的历史哲学还相当贫乏。文化史思想家赫尔津格（Johan Huizinga）的两部主要论著！《姑戏的人》和《中世纪的衰落》“学院文库”，主编景中，中国美术学院版，1997）与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历史的反思》（“当代思潮系列”，台北桂冠版，1992）、洛维特（Karl L?with）的《世界历史与救恩历史》（“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1997）开拓了汉语学界的历史哲学视野。国朝学人若再把国学大师误当历史哲学大师，应该会不好意思了。
四
当年的“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都不仅是翻译丛书。翻译和研究并举，暗含某种文化重建的构想。
一翻译和研究并举的大型丛书，现有结构分三部分：西学翻译（偏重近三百年社会思想的大家）、中国研究（偏重社会、经济、政治）和积累中国的社会思想、人文思想研究（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张旭东：《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其学术构想据称“著重於对中国本土社会与思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以便搞清所谓“中国现代性”如何具体构成，“中国传统性”如何“再获新生”，还要“全面检讨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理解和认识”。
“社会与思想丛书”的中国研究偏重共产党文化制度中的农村变化，可能与主编者的“乡土中国”理念相关。“农民学丛书”（主编秦晖，中央编译版，1996）是专题性的翻译和研究并举的丛书，注重宗法农民国家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无论译作还是论著，主题大都可以用其中一部译作的书名来概括：“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秦晖、苏文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继陈翰笙的华南农村研究、费孝通的华东农村研究和黄宗智的华北农村研究之后，填补了西北农村研究之空白，在方法论和理论框架上也与前述研究不同，既非马克思主义的、也非社会人类学或历史社会学的，而以所谓“宗法农民”的分析性概念为中心。看来，如果不将中国农村—农民研究背后隐藏的理论问题论争明朗化，那么即使再多一些“地主、农民、共产党的社会博弈论分析”或“陈村报告”的精彩研究，恐怕仍不会有甚么思想突破。
五
与八九事件和东欧、俄国的政制变化有关，共产党政治文化研究是90年代海外汉语学术思想的一大重点。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社会与思想丛书”）和薛尔顿（Mark Selden）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台湾社会研究丛刊”，主编夏铸九，1991）虽是论者早年的研究成果，但都想解释八九年事件，而且扯到延安时期甚至共产党文化形成的初期。问题仍然是解释框架如何。没有深厚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架构，像陈璋津的《中共的权力机制》（“新马克思主义丛刊”，主编沈起予，台北唐山版，1995）用功能主义解释为何共产党能在八九社会主义国家崩溃潮中维持，难免徒令后生穿凿。华尔德（Andrew G.Walder）的《共产党文化的新传统主义》（“社会与思想丛书”）倚其经验社会学研究，挑战既有的理论架构，对共产党文化制度的分析算是摸到脉络；甘阳、崔之元编的《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集北美中西学者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中国研究新进成果，提出经济发展趋於成熟的中国如何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的命题，“以公民个体为政治社会之本，以统一宪法为民族国家之纲”的政治构想。
海内近几年多产政治理论类的翻译丛书，看来思考开放二十年来的中国如何成为“政治民族”的学者并非一二。“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主编季野、马俪特、陶涛、青泯，中国社科版，1996起）专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要著”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通向奴役之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论国家的作用》、雅赛（Anthony De Jasay）：《重申自由主义》与台湾的“自由主义名著”（台北远流版）相互补充；“现代政治学丛书”（主编猪口孝，北京经济日报版，1991）把东京大学的同名丛书全数搬来。一些综合性译丛也开始对政治理论选题发生兴趣，如赫尔德（David Held）的《民主的模式》（“新世纪学术译丛”，组稿编辑贺和风，中央编译版，1997）、伯格（Joel Feinberg）的《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现代社会与人丛书”）等。台湾在60年代开始宪政理论的翻译和研究，70年代有“宪政理论丛书”（“国民大会宪政研讨会”编，台北正中书局版），台湾的自由民主宪政建设如今才初具规格，可见文化造势与现实政治隔得老远。“宪政译丛”（主编梁治平、贺卫方，北京三联版，1997起）问世，在大陆学界应该算是一件大事。宪法的根本性修订是迟早的事，学术思想界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难免慌张面对历史时机。翻译滞后，理论研究必然落后。陈沧海的《修宪与政治的解析》（“学术丛书”，台北幼狮版，1995）从宪法学讨论台湾四十余年的修宪历程，江宜桦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丛刊”，台北扬智版，1998）结合当今政制思想的“主义”论争，碰触民族认同问题，都是大陆学界未逮的题目。
六
常听说90年代思想学术的热点回归国学，看来是一派谣言。即便国学研究，在方法和论题方面具有冲击力的仍是翻译。“中国学汉译名著丛书”（主编邓正来、阁懿，辽宁人民版，1989起）选题仓促，刚开头就草草收场；金永义的《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议论中国的自然法多浮惑之说，远不如《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中国政法大学版，1994）中一些论文谛当。“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江苏人民版）相当系统，规划庞然，可惜没有包括日本的中国研究，若名为“欧美中国研究丛书”就好了。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台北国立编译馆版，1994、北京中华书局版，1997，两个译本内容有出入）从“公与私的新关系”入手，勘定所谓中国思想史上的“近代”，虽论宋明清自然法仍积疑未明，与国人多无问题意识的思想史研究喋喋於陈言相去蓓蓰；三石善吉的《中国的千年王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策划编辑陈达凯，上海三联版，1997）算不上精深，但提出“乌托邦”与“千年王国”不同，并试图找出历史上儒道佛的“千年王国”运动，也算拓荒。若说别人硬功夫不及国人，我看大庭茬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版，1994）读汉简的硬功夫国人就未能企及；若说别人解释功夫不及国人，我看好些国人释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就不及岛田虔次（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主编刘俊文，卷七，北京中华书局版，1993）的思想史问题意识明确。
国学研究的进展还要靠基本文献的发掘、整理。欧洲学界至今整理中古思想文献不辍（如笔者所见奥康的政治学论著《对话》至1994年才从拉丁语译成现代德语），汉语古典文献整理差得很远。90年代汉语学界今译古籍成风，“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巴蜀书社）、“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贵州人民版）、“评析本白话十三经、诸子集成”（北京广播学院版），气势虽大，与台北“古籍今注今译”丛书（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主编）相比，就显得功夫不到家。真功德之举是整理清人著述。“新编诸子集成”和“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点校刊印清人稽古成就，“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主编朱维铮，北京三联版，1998）校注清人激扬文字，相辅相成。清人“十三经”的“集解”、“疏证”、“训纂”、“解诂”有如释经史肥编，功丰德茂；朱维铮序“近代学术名著”篇篇宏通精淼，岂是某些文化名人通篇唾言的序文可同日而语。
七
90年代冒出好些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像80年代那样大而化之地侈谈中国古代思想已经不可能了。研究西学的老辈基本上没有新发明，有的乾脆去清谈中国思想。相反，徐梵澄老人译大部头印度哲学要典赫赫有功，从不在各种丛书的序言露面，忽然间抛出《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学术集林丛书”，主编王元化，上海远东版，1994）；杨向奎老当益壮，用数理逻辑语言解释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济南出版社，1995），虽回到牟宗三处女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的玄学与道德哲学》）的思路。毕竟思想没有老僵。国朝通中、西、印的学人很少，刘家和看来不像只懂得一点文史杳匀的三通学人，其《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初版、1997二版）无论研究古代印度种姓制度、土地关系、古希腊黑劳士制度，还是中国经史辨疑，都不是剿袭古语泛泛而论，涉及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和学术思想史，远比抄来抄去的通史通论经看。
史学是一种解释功夫，知识结构不同，解释也就不同。余英时虽为乙部大师，早年也研究过自由主义社会哲学，善於从当代社会思想问题探幽中国文化史，70年代有知识份子问题热便有中国古代知识份子论，时下有公民社会问题热，又有《现代儒学论》（“新亚人文丛书”，主编刘述先，八方文化版，1996起）论中国的“民间社会和价值观念”，其路子对文化史学者不无影响。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学术史研究丛书”，主编陈平原，北京大学版，1996）、杨念阁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个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陈明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份子研究》（“中国：现代性与传统”，策划编辑倪为国、曹维劲，上海学林版，1997）采用历史社会学论析古代知识份子在特定政治文化处境中的历史话语；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版，1998）讲思想的知识，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抛开思想历史中的义理辩难，算是文献史家做思想史的新路子。还很少见到哲学出身的史学者能把时下大哲学问题带入思想史解释。拿宋学来说，余敦康的《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中国：现代性与传统”丛书）、东方朔的《刘蕺山哲学研究》、徐洪兴的《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冯达文的《宋明新儒学略论》（广东人民版，1997），各有发明，路数基本上还是在丙部丁部中爬梳。梁启超、胡适以来写中国思想史的人特多，牟宗三算是能把哲学大问题带入中国思想史的大师，遗憾其虽深研古典哲学有得，毕竟对现代哲学基本问题了无感觉。思想的问题史写法需要论者有义理问题，无论平铺多少材料，背后总有一套思想见识。不通现代性诸问题，中国哲学的问题史难以形成。
明代以来传教士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思想史一直评价不足。过去的要著不外朱谦之，而今有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版，1994）、何俊的《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版，1998），算是新的积累。国人已经习惯随口说儒佛思想的冲突和交融如何如何，好像儒耶思想的冲突和交融从未发生过。王晓朝的《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关於希腊罗马护教论与中国护教论的比较研究》（“学斋系列”，策划编辑严平，北京东方版，1997）比较基督教与罗马文化的冲突和交融，转而论析明代儒耶思想冲突和交融。看来基督教思想还不等於西方思想，国人津津乐道的宋学涵化佛学也独特不到那里去。
把儒学搞成西式宗教，并非康长素之后无人。今仍有两路，或挖掘（构想？）出心性学中的“超越层面”，或希望把今文家经学变成基督教圣经学一类。经学研究虽谈不上中断过（参林庆彰编：《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台北文史哲版，1992），但发皇今文家精神的确不多见。王葆纤的《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科版，1997）新在何处？新在呼吁复兴中国儒教（五经是中国宗教经典，礼乐就是中国的宗教本身），听起来就像儒教信仰宣告。不过，这只是“引言”中数语，通书疏理两汉经学源流毕竟多有发明；蒋庆的《公羊学引论》(“国学丛书”，陶凯，俞晓阁主编，辽宁教育版，1995)撇开辩证，“望孔子王心长存於诸夏，洙泗圣学不绝於今日”，一派儒教徒言。黄奇逸的《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学结构》（巴蜀书社，1995）发明经书中的宗教精神，“据说，他还有上百万字的社会伦理学著作”，不知是否与郑小军的《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版，1995）差不多，浮论中西自然法，以为儒教人性本善论可接天赋人权论，再开出现代的主权在民论，却不晓得“公民状态”（康德）与礼法状态的差别。
八
国朝重刊民国学术起於80年代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其中不乏好书（如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但印制不堪卒读。90年代大兴精印“民国丛书”：“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北京东方版）、“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大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天津人民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主编刘梦溪，河北教育版)民国学术值得重刊的岂止国学？社会理论要著如意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分工论》、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分别有王力译本（1935）和李安宅译本（1944），上千页的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在40年代也有译本，却无人问津。
1994年以来的文化气候明显比十年前清爽很多。知识积累加快，学术思想是否精进了？如果时代给了机会，思想者却没有甚么话可说，就不能人矮怪屋檐底。近年来丛书策划热衷塑造新时期学界人物。十年如斯，80年代出头的学人有多少学术推进？从报章文字的集中肯定看不出甚么。“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称“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於一般博士论文水准）”，恐怕并非本本够博士论文水准。刘小枫的《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从美学串到基督神学又拐去社会理论（“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策划编辑温洁，四川人民版，1997），汪晖从文学史研究跳到思想史研究（《汪晖自选集》，“跨世纪学人文存”，策划编辑刘景琳，广西师范大学版，1997），还有一些自我更新的样子。
九
十年前可读的书不多，大而化之的阔论也会让人如饥似渴。译著、新刊论著和重刊旧著多了，读书人是否还认真读书？一位翻译伯林（Isaiah Berlin）访谈文的译者称，伯林的民族主义论有助於“我们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因为“赫尔德称怀乡是最崇高的痛苦，但是在80年代末一部妄说‘蓝色文明’的系列纪录片里，两位闯关东的山东汉子的思乡之情竟受到嘲笑和责难。那时一些热衷於‘走向世界’的人彷┗不相信脚下中国的土地也属於世界”（《万象译事》，卷一，页251）。伯林反反覆覆讲，人们对“最崇高的”价值往往最有分歧，不可能达成共识，个体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不是“最崇高的”、却是最底限度的价值。要是这译者认真读过伯林，怎么会强求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有“最崇高的”怀乡感？——《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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