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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入门
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 1963年
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战略概述
第一节 战略的分析
第二节 战略的分类
第三节 战略的原则
第四节 战略决定的成分
第五节 战略的应用
第六节 结论
第二章 传统军事战略
第一节 军事战略的演进性
第二节 会战中的战略
第三节 陆上作战的战略
第四节 作战与战略态势
第五节 作战与战略对抗的关系
第三章 核战略
第一节 核武器的重要性和独创性
第二节 核战略的形式
第三节 威慑战略
第四节 威慑的补充形成
第五节 战争中的战略
第六节 核时代战略的演进
第七节 核战略的结论
第四章 间接战略
第一节 词的意义
第二节 间接战略的概念
第三节 反间接战略
第四节 间接战略的结论
第五章 总结论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中国]
《战略入门》是法国军事理论家安德烈·博福尔1963年出版的一本战略理论著作。
博福尔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国在越南、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50年代末，他先后担任驻德法军副司令、驻欧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法国代表。60年代初，他退出现役，专心研究军事理论并著书立说。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1940年法国的陷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欧洲》和《历史的本质》等。
本书探讨了战略的内容、分类、原则和运用等问题。作者认为，战略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他这里所说的“力量”是指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等各种力量。他十分推崇“间接战略”，即“使用军事胜利以外方式取得某一结果”。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中颇有影响的一种流派。为了使读者了解这种理论的内容，现全文译出。书中有些观点是片面的或错误的。请读者在阅读中分析、鉴别。
中译本是根据1965年版R·H·巴里少将的英译本转译的。译文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89年9月
利德尔·哈特 [英国]
在当代，没有一个撰写战略专著的人，具有比博福尔将军更为丰富的实际经验。也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对这个问题曾写过如此全面而出色的理论研究专著。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35年，他那时是在法国总参谋部供职的一个最年轻的军官。但是他敏锐的洞察力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记下了那一次访问法国我遇到4位最有希望的军官，他就是其中的一个。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4个人当中有3个还活着，都在法国陆军中升到了高位。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安德烈·博福尔已经是法国第1集团军的作战处长。
当我在1950年再次见到他的时倏，他是西欧地面部队的副参谋长，后来去远东，当了越南法军总司令塔西尼元帅的副手。回到欧洲后，他又被派去领导盟军战术研究小组。我在巴特诺因阿尔他的总部访问他时，了解到在这个研究小组他对如何应付苏联入侵西德的可能性，提出了许多新概念。以后他又接任法国第2机械化步兵师师长。他成功地研究出一种新的五群制，那就是我早已提倡的概念，而在法国陆军则是首次试行。1955年，他奉派前往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战区，次年又被选派指挥在苏伊士参战的法军。此后升为驻德法军副司令。1958年，又调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主管后勤及行政。两年后又前往华盛顿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中的法国代表。
这些非凡的经验，给这位好学深思的军人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和机会，使他能在实际情况下和作战中研究战略的计划和应用。最近，当他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令人惋惜地退休了。他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个深远的主题上著书立说，这足以实现其经验的最大潜在价值。
他称其书为《战略入门》，但对于任何有知识的读者或研究这个主题的人来说，这明显地是个过于谦虚的书名。事实上，他的书是迄今所出版的一本内容最丰富、写得最严谨的战略专著，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任何著作。这本书可能成为这门学问方面最优秀的一本教科书。诚然，在某些观点上，我和他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在相当多的观点上，我同意他的见解。这本书对于战争基本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杰出的贡献，我非常欢迎它的出版。
B·H·利德尔·哈特
1963年3月
在现时（1963年），任何人出版一本讨论战略的书，似乎都可以说是一种愚蠢的鲁莽行为。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战略天才。两次大战的巨变和当前各种事变的压力，已经使那些伟大的战略家销声匿迹。他们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留下他们以其朴素简单的手法和惊人出色的行动所创造的光辉战绩，留下古老文明解体过程中一幅幅难忘的画面。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工业化的和群众运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和平与战争看来都要以比较复杂的技术为基础：一方面是科学性的技术，它与美国所发动的核军备竞赛有关；另一方面是更神秘的心理技术，那是苏联革命的产儿。战略这个词现在仍然常被使用，不过其意义已被曲解或误解，而真正的战略科学和艺术，却早已像腓特烈大帝的鼻烟壶或拿破仑的帽子一样，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只有克劳塞维茨 [ 译者注：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 ] 还能保持相当的威望，尽管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的人很少。学术界之所以还有人崇拜他，主要是由于列宁对他的推崇。
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巨大的事变纷至沓来，正如我们所看到，历史以缓慢而庄严的步伐，展示着自从罗马衰亡之后人类所经历的一次最大变动。那些芸芸众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幸福的——毫无疑问，这是自然的一种恩赐，有助于我们度过这个漫长的艰苦时期。也有迹象说明，某些人开始尝试了解这种变动，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企图对它施加某种影响，但是即令如此，他们的步履还是落后于事变的进展。经过一场里普·万·温克尔的大梦 [ 译者注：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在其小说《里普·万·温克尔》中叙述主人公里普·万·温克尔在山中一睡20年，醒来发现世事全非 ] ，被马克思宣称为支配因素的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或至少是一门技术），能够产生相当可靠的预测。社会科学正在迅速发展，而且渴望在其广阔的活动领域内，清除各种障碍物。在这种革命中，国防问题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尤其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分析家正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并且试图建立作为进步基础的知识储备。但是，在社会科学所造成的这种迟缓和痛苦的进步中，缺少了两样东西：一是指导性原则，也就是一种哲学；一是行动的思想，也就是战略。这两个学术活动领域虽然最近也受到了某种注意，但总的说来，还是落后的和被忽视的。
40年来，当时代的大多数重大事件发生时，我或者是观众，或者就在台上。因此，我深信正是由于缺乏这两种指导之光，我们才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因为缺乏一种生活准则，一种哲学，我们在变乱中就会随波逐流；当一些较有活力的哲学思想向我们发动攻击时，我们就会屈从。这些思想本身，不一定有多少正确性，这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在表面上都能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统一体，因而其正确与否就不太要紧了。同样，因为缺乏一种战略，我们就始终未能了解敌人企图打垮我们而采取的行动，我们也就经常不断地把自己的努力引向死胡同。1936年3月，希特勒第一次证实了我们缺乏反应能力，于是从那一年起，直到1939年止，他作了一连串的跃进。我们先是听任他横行，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孤注一掷，予以回击，结果必然导致我们自己的毁灭，这无疑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军事体系是根据错误的假定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以战术为基础，而且是过时的战术！法兰西垮台了，整个欧洲同归于尽。从1942年到1945年，发动反攻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哲学和一种战略。胜利不久，在巨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我们又再度发生偏差。印度支那的丧失，是因为我们为敌人的战略所击败。我们没有进行名副其实的战略回击，虽然我们的战术可能还是出色的。我们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在阿尔及利亚又在更大的规模上犯了同样的错误。苏伊士是一个战术的胜利，却带来了可怕的政治失败，因为我们对于促成这一行动成功的必要战略条件甚至一无所知。以上只列举了法国人的失败，我同样能描绘出在朝鲜、古巴、柏林和北约组织的类似的景象。我认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战略的无知已经是我们的致命性错误。
这种无知的原因是有趣的，我将在本书中及时指出。然而重要的事实是，1918年的胜利者们对战略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被教给了唯一的一种战略，据说它囊括了这门艺术的全部内容。这种特殊的战略被证明是谬误的。于是，偶像破灭了；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战略之所以使他们失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自己背离了它。
我们将会看到的一点是：战略不是能够简单地下个定义的教条；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其目的就是要把事件加以整理，将它们按先后次序排列，然后再选择最有效的行动步骤。对于每一种情况，都有一种相应的特殊战略；某种战略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最适当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又可能变为最不适当的了。这是基本的道理。
至于方法的选择，我自然无意认为，仅限定在军事领域内进行。任何人都知道，今天的战争是总体性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换句话说，战争将在所有领域内展开，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领域。无论其着重点如何不同，这样的战争样式（我在1939年称它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就是冷战。同样，战略也必须是总体的。这个要求十分尖锐地引出了政策与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自的真正活动领域是什么。更进一步的结果是：战略不能再是军人独占的禁区。我个人对此是欢迎的。因为只有当战略不再是一种奥妙的、特殊的活动时，它才能同其他的思想活动协调起来，才能担当它永远应当担当的角色——是一代代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而不是为眼前的事件所左右的不断随意改变的思想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个太艰难的时代，人类征服自然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太大，以致我们不能再象过去漫长时期里已经做的那样顺其自然地继续工作下去。战争曾经是国王们进行的一种竞赛，现在却成为孕育着极大死亡危险的一个行当。我们的文明需要一种研究如何采取行动的科学，而在这种科学里，战略能够也应该起关键性的作用。战略应该保证对未来某种政策所作的决定都是自觉的和经过充分思考的。这是任何战略研究都企求达到的目标，也正是我自己所拟定的目标。
读者们也许感到奇怪，我这本书与大多数战略著作不同，对于历史很少引用。我对于往事的提及往往简单得只用一个词——一个将军或一场战争的名字。主要原因是我试图简化论述，只写出体现思想概念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几乎任何一种结论都是可以用历史来论证的。同样，虽然我非常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我对于战争的情感方面却并不那样重视。而从克劳塞维茨和福煦以来，战争的情感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研究主题。我试图掌握支撑战争这一暴力表现形式的“代数学”；其无理成分虽被公认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必须作为有理成分来考虑。
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致我也许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那些我认为是合理行动之必要基础的思想概念清楚地陈述出来。这本书只应看成是这个领域的开篇。我挑起担子去写它，尽管写得也许很粗糙，还是希望它成为其他著作的先驱，这些著作将使当代迫切需要的、不朽的战略艺术得以恢复其青春的活力。
战略概述
莫利哀剧本中的约尔丹先生能写出好的散文，却并不了解这种文体，今天许多人正象约尔丹一样，在运用战略，也并不了解它。不过，他们同约尔丹先生不同的是，产生好的战略要比写出好的散文困难得多。战略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实际了解其意义的人相对来说很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产生这种现象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这个用得很多的词，长期以来只是指一位统帅所实际使用的科学或艺术。很明显，这种科学或艺术只是极少数人所从事的行当。其诀窍多少采取秘传的方式，由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跟着著名指挥官的范例去学，就象在其他各行学习名师的手艺一样。尽管战争比起其他任何手艺，是一个远较复杂的行业，但因为战争的发展缓慢，所以这种向经验学习的方式似乎就可以满足需要了。
但是逢到变革时期，这种传统的传授手艺的方法就变得不适用了。作战行动的实施会造成许多显然不可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旧有思想破产，并且使整个上层社会，而不仅是某些王公或将帅，都面临着那个时代的战略问题。于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人在战略领域内努力研究。这种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的。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韦格提乌斯和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内去寻找当代战争的秘密；到了18世纪，纯理性主义又产生另外一些思想方法，后来被拿破仑出色地加以利用；在19世纪，人们仍然迷信拿破仑的成功，相信他对于那时的一切问题都能提供解答。不过在19世纪，又出现了克劳塞维茨，这位一代宗师的理论，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哲学，其地位介乎康德和卡尔·马克思之间。造成20世纪战争具有异乎寻常形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这种理论作了过分浪漫化的解释。
20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战略却蒙上了一层阴影。1914年到1918年的阵地战，常被人用来证明“战略破产”，但事实上，它所证明的不过是一种特殊战略的破产而已。主要在法国（但当时的法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科学，一种虽然与战争有关，但已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思想方法。变革看来使物质较之思想、战争潜力较之作战行动、工业和科学较之哲学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披上了现实主义的外衣。结果，“战略家”被认为是一群赶不上时代的腐儒；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战术和装备方面。可是正因为时代的发展迅速，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一种特别高明的远见——而只有战略才能产生这样的远见。法国人在1940年遭到军事上的失败，但德国人也同样未能消化其胜利的成果；其原因是双方对于情况的分析判断都犯了错误，双方都是在过分狭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的。
于是欧洲的世界霸权随之崩溃，剩下来的是面对面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由于有了核武器而显得更加可怕，现在已经对真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投下阴影，但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观念还不存在。我们只说一切都要归咎于新出现的核武器，但没有真正认清，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全盘性的观念，以致不能预知和控制世事的演变。在苏联方面，很早就有人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研究战略，并在斯大林统治下，发展了一套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总体战理论；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技术发展的考验的。在美国方面，人们嘴上推崇克劳塞维茨，而实际上轻率地想解决完全以战术为基础的一整套技术问题。然而战略这个主题毕竟太重要，它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他们循着科学发展的新趋向，开始以一种分析的体系为基础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多久，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并都有充足的经费供其支配。研究论文大量积累，许多几乎是故弄玄虚的抽象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然而，正是这样，现阶段最需要的全面战略中的某些精粹内容开始一点一点地问世了。不过，这种热烈的思想追求对于欧洲却难以产生影响。某些材料偶尔也有人研读，但一般说来，欧洲人都认为只要采用美国的术语和美国的装备就够了——因为人们还是相信装备比思想重要，虽然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法国的雷蒙特·艾仑和英国的利德尔·哈特都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但他们的思想对一般的人民，甚至军人，都不曾产生影响，军人还是只根据技术的进步与战术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再加上印度支那、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战役失败的教训，这多少使人们模糊地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有关战争的一切现象。所以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希望：早在1915年被判死刑的战略，现在将恢复生命并进入鼎盛期。
战略的分析
战略的含义
战略这个词作何解释？
依照军事战略的传统观念，它应该指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治策略所定目标的一种艺术。这个定义是利德尔·哈特1929年拟定的，与克劳塞维茨的定义并无太大的差异。雷蒙特·阿龙在他的近著中，几乎一字不漏地照抄这个定义。
依我看，这个定义的局限性太大，因为它只说到军事力量。我愿予以修正如下：一种运用力量使之对于政治策略目标的达到作出最有效贡献的艺术。不过，这个定义对于整个的战争艺术都可以适用。按照传统，战争艺术分为战略和战术，最近又加上了第三个部分，那就是后勤。如果战略既非战术，又非后勤，那它又是什么呢？战术显然是在会战中使用武器的艺术，其方式要能使武器产生最大的威力。后勤是补给与运动的科学。二者所关心的都是“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以二者更多地具有物质科学的性质，例如工程学。
劳埃德曾经划清“天赐的火花”与“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而在拿破仑的词汇中“天赐的火花”就是战略。从这里只要再前进一步（这是常采取的一步），就可以把战略等同于天才的火花。但是又有人说天才就是一种无限度忍受痛苦的能力，所以不管是不是天赐的火花，战略必须以思想和理智为基础。如果它既不是一种物质科学，又不是政策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依我看，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用福煦的说法，它是从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战略是一种艺术，它使一个人不管使用何种技术，都能驾驭任何意志冲突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其结果也就能使技术的使用发挥最高的效率。所以，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
这个定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措词很普通。但如果我们要想了解战略的思想过程，以及由此所产生出来的原则，就必须从这个水准上来思考。
战略的目的
一旦开始研究战略的目的，上述定义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
可以认为，战略的目的就是对于所能动用的资源作最好的利用，以达到政策所拟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或者是进攻性的（例如胁迫对方接受某种不利的条件），或者是防御性的（例如保护某些地区或利益），也可能只是维持政治现状而已。因此，十分明显，象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决定胜负是会战中胜利的结果”这个公式并非对于所有的目标都适用。只用下述这条一般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不考虑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而只考虑想要达到的结果。这个想要达到的结果就是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想强加于它的条件。在这种意志的辩证法中，当对敌人己经产生某种心理效果时，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也就是说，他已深信再发动或继续斗争都是无用的了。
自然，这种结果可以用军事胜利来获得，但那并非唯一的方式。有时，军事胜利可能是无法获得的（例如对阿尔及利亚的反抗力量）；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为有效，这常为事实所证明。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也就是从敌人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则对于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就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且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确立一个思想过程，使其对于战场上的直接军事胜利，以及所谓新的核威慑战略，都能同样适用。
在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分析中，列宁曾经创造了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明白地指出决定性因素是心理性的。他说：“在战争中最正确的战略就是尽量延迟行动，直到敌人的精神崩溃，足以使一个致命的打击变得可能和容易时才动手。”不过，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考虑问题的。他把政治行动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炮火准备——这和克劳塞维茨的古典的军事观念恰好相反，后者认为要用军事的胜利来摧毁敌人的精神。所以，照我看来，可以拟出一条普遍性的原则如下：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
这就是对立意志的辩证法中的基本原则。
战略可用的手段
当我们再进一步考虑战略所应用的手段时，这种正确的推理过程就更为清楚了。
要想达到所要求的结果，战略必须有一整套可用的手段，包括从核轰炸到宣传鼓动或贸易协定这个范围的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手段。战略的艺术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中，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并且配合使用，使它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足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
要想选择最适当手段，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选定敌人的弱点。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分析什么是我们所要求的决定性精神效果。我们想要使谁屈服呢？最后必定是敌方的政府；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在领袖人物身上做工作，可能比较容易（例如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或慕尼黑的张伯伦）。所选择的论据必须是他们所最易接受的。有时，最好的方法是直接针对某一部分舆论做工作，这种舆论可能影响对方的政府，或其同盟国的政府，或联合国组织。如果争执的问题颇小，则这样的压力也就足够了。如果所争执的问题比较重大，也许就必须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但在选择手段时，还需要对敌方的弱点和我方的能力都加以充分的考虑。举例来说，一个传统形式的军事胜利也许是不可能获得的，或是冒险太大的。如果是这样，也还有其他许多方案可以采用：（1）以引起国际行动为目的的革命暴动。例如在慕尼黑会议之前，苏台德区的日尔曼人所采取的行动。（2）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暴动。例如1948年在布拉格发生的政变。（3）经济压力。例如1935年对意大利所作的经济制裁。（4）与国际压力相配合的长期游击战。例如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对抗。在作选择时，还必须分析：在所有各种可能的方案中，哪一种最足以对敌人领袖的思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最后还是必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目标是什么？是否应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学说，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标？这是否可能？如不可能，则是否应以局部的成功为满足（例如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如果应当这样，则应在何处寻求成功？敌人的哪一部分兵力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例如在英国为海军，而在法国则为陆军）？哪个地理区域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对其首都的占领是否极为重要或者毫无价值？是否仅作毁灭的威胁就够了？如此等等。这种分析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直到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手段，我们既有能力使用它们，而它们也适用于产生我们所要求的结果。
战略计划
现在就可以做出战略计划来了。我们讨论的是辩证法问题；所以对于每一个拟议中的行动，都必须计算敌方可能的反应，并做好防范的准备。敌人的反应可能是国际性的或国内性的，是心理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军事上的。所计划的每一个连续性行动和对于敌人反应的对策，应综合成为一个相关的整体，其目的是确保执行计划的能力，而不受敌人抵抗的影响。如果计划是良好的，则应无挫折的危险。其结果就是一种“防风险”战略，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自然，战略对于导致最后解决问题的一连串事件，都应有清晰的构想——但过去在法国，无论在1870年或1939年，在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情况都并非如此。还应当记住，在国际舞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会使两个对手之间的斗争更加复杂。同盟国甚至中立国的压力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苏伊士。德国人正因为未能掌握这一点，才在两次战争中失败。它入侵比利时而导致英国参战，又采取无限制潜艇攻击的政策，而使美国也投入战争。所以，正确断判国际形势对于我方行动自由的影响，是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核武器的出现，使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赖性更加突出了。
战略的样式
依照双方所能动用的相对资源，以及所争执问题的重要性，战略计划通常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样式。下面是最典型的几种。
（1）如果目标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所能动用的资源比较大（或者所拟采取的行动有可能使强大的盟国资源也被引入行动之中），那么，也许只要以使用这些资源作为威胁就能促使敌人接受我方所提出的条件。如果只想迫使他放弃其企图改变现状的努力，则可能更为容易。这一战略样式，称为直接威胁，作为核武器出现的结果，在今天最为流行。它也是威慑战略的结构基础。
（2）如果目标仍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却不足以构成一种决定性的威胁，那么，要想达到理想的目标，必须采取比较阴险的方法：那可能是政治的、外交的、或经济的方法。这种战略样式称为间接压迫，曾为希特勒和苏联所惯用，这主要不是因为德国和苏联缺乏实行压制所需的资源，而是由于敌方力量的直接威胁产生了威慑效果。当行动自由有限制时，这种战略样式最为适用。
（3）如果行动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所能动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但目标却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那么要想达到目标，则必须采取一系列连续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威胁和间接压迫与有限度使用武力相配合。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一系列连续行动，为希特勒在1935年到1939年所使用。不过仅当其目标的重要性显然较小时，他才能够获得成功。一旦这种“蚕食”的办法可能影响到主要目标时，他就还是不免陷入大战之中而不能自拔。英国的岛国形势使之通常都是采取这种间接实现的战略，这是利德尔·哈特曾经详细分析过的。那些据有坚强的防御地位（或受到自然良好保护）的国家、那些想动用较小的攻势资源并采取缓进的方法以期达到重要结果的国家，采取这种战略特别适宜。这种分段前进、间接实现的方法在18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那时各国所能动用的资源通常都是相当有限的。
（4）如果行动自由很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不足以保障军事胜利的实现，那么，也许就须求助于一种长期斗争的战略。其目的是使敌人士气低落、身心疲惫。为了保证这种斗争能长期坚持下去，所使用的资源必然是极为原始的，但其技术却要迫使敌人作极大的消耗，以至于无法持久，这通常就是在广阔的范围内使用游击战术为主的总体战争。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低军事强度的持久斗争。通常应用于殖民地解放战争中，并已取得成功。其主要的理论家是毛泽东。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种战略需要战争的参加者有相当的精神忍耐力，其先决条件就是在斗争中必须有强烈感情因素和高度发展的民族团结精神。因此，这种战略在解放战争中最为适用。不过，要能获得成功，则所争的目标对于作战一方的重要性必须远比对于另一方重大（在殖民地解放战争中就是如此）；或者必须获得正规兵力的援助，而游击兵力只居于辅助者的地位（例如1944年到1945年的欧洲解放战争，和1813年到1814年的西班牙战争）。
（5）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很充足，则可以通过军事胜利来解决问题。冲突将是很猛烈的，但应设法使冲突时间尽量缩短。只要在会战中消灭敌方的兵力也许就足够了，尤其是当所争执的问题对于敌人并非绝对重要时，更是如此。如还不够，则必须进一步占领其领土的全部或一部分，以使舆论认清失败的事实，并强迫他接受我方的条件。自然，如果胜利者早就埋伏了一支第五纵队在敌人的后方，那就更易于促使失败者认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胜利都是例证。第五纵队在支援军事行动方面当然也可以起重要作用。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以军事胜利为目的的猛烈冲突，那也是拿破仑时代的传统战略。其主要理论家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他的理论却经常为其门徒所曲解。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半段，欧洲的战略思想也以这种样式为主流。它被误认为唯一的正统战略。所以才产生了1914-1918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都证明克劳塞维茨-拿破仑战略的局限性。军事胜利很象外科手术，要想成功地解决问题，则当时的军事能力必须足以保证军事胜利的迅速和彻底。在整个战术和作战的演进过程中，出现这种局面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稍后在讨论作战战略时将加以评论）。撇开这些特殊的时间，使用克劳塞维茨战略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斗争，最后形成僵局。例如，从1914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打的都是阵地战；德国人在1940年虽然在欧洲大陆取得了胜利，但未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并且终于陷在毫无希望的俄国战争中，在上述这些情况中，都是仅在长期耗消之后，才确定胜负，而巨大的消耗比起战争的目标，完全是得不偿失。其结局是，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完全筋疲力竭。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拿破仑的战争中已早见端倪；拿破仑正是因为同时与英俄两国作战而终于失败的。不过，克劳塞维茨和他的门徒们，却似乎是只注意到那位皇帝的胜利，而不曾认清其战略的局限。很可能就是这种思想上的错误，才使欧洲丧失其世界霸权。
结论
以上所讲的5种战略样式，只应看成是几个例子，而不是说战略的分类仅此而已。
这些样式的主要价值在于使我们认清，战略可能选择的行动方案是各种各样的，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战略思考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应用在战术或后勤上的思考过程几乎完全是有条理的，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合理使用现有的军事资源，以产生预想的结果；政治思考过程则必须能够判断何者是舆论所希望的，或何者是其所能接受的；因此，心理学和直觉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战略思想是一种精神过程，既是抽象的又是理性的，并且必须能够综合心理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资料。一个战略家必须具有分析和综合这两方面的巨大能力；要搜集资料以便据此作出判断，就必须进行分析，而综合则是为了根据资料产生出判断来。而所谓判断，事实上就是在许多不同的行动方案之间作一个选择。
上述5个例子也表明，有许多战略家认为天下只有一种战略样式，那是错了。上述每一种样式都各有其提倡者，而且也都建立了一套理论，宣称那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者至少也是最好的答案。事实上，每一种样式都可能是最好的答案，不过那只限定在某种环境中。如不对支配战略的各种因素加以适当的分析，则选择行动方案时，往往以习惯为依据，或为当时的风气所左右。结果是各国政府不能控制事变的发生，目标的冲突终于引起可怕的国际灾难。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再调整危机，与此同时，科学、工业化和心理作用对于军事艺术的影响日益增大。所以，较之过去任何时代，我们都更需要发展一种思想方法，使我们能够控制事变，而不受事变的左右。这就是战略为什么在当前如此重要、如此值得研究的缘故。
战略的分类
就目标和方法而言，战略可以是一个统一体，但当谈到应用时，则必须再加以分类，使每一类战略仅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事实上，战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物质因素的支配，而每一活动领域中物质因素的特点彼此不同，从而产生出只能适用于那一领域的一连串特殊结果。例如海军战略一直是与陆军战略分开的。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各种互有差异又互相依赖的战略形式组成的金字塔。必须明确规定它们的含义，才能使它们结合成为一系列协调的行动，指向同一个总目标。
在金字塔的顶端并在政府（即最高政治权威）直接控制下的是总体战略 [ 作者注：“总体战略”这个词当用于“总体战争”时，在我看来比英国人（特别是利德尔·哈特）有时用的“大战略”或美国人用的“国家战略”要明确。“国防”这个词除了制造思想混乱之外毫无意义，也达不到任何目的。 ] 。其任务是决定总体战争应如何进行。此外应替每一类特殊战略规定目标，并决定如何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一切方面协调在一起。
这个层次的战略毫无疑问应由政府的首脑亲自掌握，由国防部的一位参谋长以及某些高级国防委员会或一般的委员会辅佐之。前面所说的5种战略样式，都属于“总体战略”。这些样式表明，不同领域（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的相对重要性会根据情况而有一定的变化。事实上，只有在某种样式内（第5种），军事才居于主导地位。
在总体战略这一层之下，每一个领域（军事、政治、经济或外交）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其功能是在某个特殊领域内分配任务并协调各种不同的活动。应该注意的是，在军事领域内，这种全面战略的概念早已存在；其目的即为协调陆上、空中和海上的行动。不过在政治领域（例如一般政治策略、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宣传的协调）尚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在经济领域（例如生产、财政和对外贸易的协调）也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但是在这些活动领域，战略又几乎每天都在应用而不为人所认识。由于不认识它，人们就不是通过有条理的推理过程得出一种概念，据此采取行动，而许多机会也就因此错过。事实上，每一个活动领域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由有关的部长来执行，辅佐他的是其参谋长或常务次长。
在每一个主要领域中，活动的每一个分支应有自己独特的战略类别。这是一个思想概念与实践结合的层次，这时必须根据技术的限制，把条件尽可能调整到最佳。在军事领域，德国人把这种结合的重要过程称为“作战战略”。不管人们是否已有这种认识，事实上，活动的每一个分支都早已有这种作战战略。其目的不仅要使全面战略所拟定的目标同有关分支的战术和技术能力在使用中相配合，而且还应能使那些战术和技术朝着指定的方向发展，以求能最好地适应未来的战略要求。所以，作战战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常为人所误解。以陆上战争的传统战略为例，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战术的和后勤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例如与作战地区面积相比的兵力大小，战略和战术机动力，进攻和防御能力）。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战争所应采取的形式（阵地战或运动战，速决战或消耗战，等等）；因此，也是这些因素决定战略可能性。由于对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和结构缺乏了解，我们在1914年的陆地战面前惊惶失措，在1940年我们更遭到出乎意料的失败。而二者都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在战略这个层次上还有一种平时战略；它主要涉及新装备的生产，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居于落后的地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这种战略变得非常重要；它已被称为“后勤战略”。在它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真正的战略（而不是预算和财务计划的大杂烩）之前，在它在这个战略金字塔中占有应得的地位之前，这种战略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执行，因而我们还不能以最低的代价保持我们的威慑作用。
很明显，以上对于各类战略的分析，并不能使问题简化，反而证明这个主题的复杂性。不过，必须认清，战略虽然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却能产生实际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的被发现，就使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将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能维持和平。
战略的原则
当选择行动方案时，是否有某些战略原则能作为思想的指导路线呢？传统的军事战略曾经拟定了这些原则；甚至于还有人相信它们是可以普遍适用和持久有效的原则。所以，与随着装备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战术相比，战略被认为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艺术。今天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战略是否永远不变。尽管如此，假若这些原则是能够发展演变的，则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固定点，让战略思想环绕着它旋转，而只有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跟着演变的进程变化。
对于这个重要的主题要想作精密的分析，是非常困难的。我打算就这个问题的主要思想概念作迅速的审视，但是读者们不久会发现能得出的结论实在不多。
理论
若干最负盛名的战略作家所提出的原则，有相当大的差异。我在下面对它们的综述太简短，以致在某些方面也许曲解了它们。但我的综述至少表明，这些原则可以归为3类。依照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战略一共只有3条主要的原则：（1）集中兵力，（2）狠狠打击敌人的主要兵力并在主战场中求决战，（3）若可能，应采用先守后攻的战术。这些原则都与全面战略和作战战略有关，二者都是军事战略。它们主要应用于我在前面所举的第5种战略样式。与克劳塞维茨相对立，利德尔·哈特提出了6条积极的原则和两条消极的原则，实质上可以归并成为下述4条：（1）使用间接手段迫使敌人分散其实力，（2）选择意想不到的行动方案获得奇袭的效果，（3）打击敌人的弱点，（4）必要时通过次要战场上的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原则也象克劳塞维茨的一样，只与全面战略和作战战略有关，但一般应用于上述第3种战略样式。毛泽东制定了6条原则：（1）敌进我退，（2）敌退我追，（3）战略上以一当五，（4）战术上以五当一，（5）补给取之于敌，（6）军队和人民紧密团结。这些也还是只与全面的和作战的军事战略有关，但应用于上述4种战略样式。列宁和斯大林制定了3条主要原则：（1）在总体战争中，国家与军队必须在心理上团结成为一个整体，（2）后方非常重要，（3）心理行动应替军事行动铺路。这些原则与总体战略有关，那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适用于许多战略样式。现代美国战略思想也产生了2条原则：（1）分级威慑，（2）灵活反应。这又是总体战略，但把重点放在威慑和对武装冲突的限制上，这些主要应用于上述第1种战略样式。回过头来看，马汉也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原则，即公海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麦金德却认为大陆战场是至高无上的。到了30年代，杜黑预言空中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以福煦为代表的法国传统战略学派也曾总结出两条高度抽象化的原则：（1）兵力的节约，（2）行动的自由。这些原则都是如此的抽象，所以可应用于一切的战略样式。
主要概念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原则在性质上往往是对某些特殊情况的一般指导路线，而并非可以普遍应用的法则。这就解释了它们的多样性。只有福煦的那些东西还称得上真正的战略原则，但它们表述得太一般，以致初看起来很难从中引出具体的结论。不过我们将会发现，在战略问题的分析方面，它们提供的框架还是不坏的。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其精确的意义。作为一个起点，值得温习一下本书对战略所下的定义：“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在这种意志的战斗中，两个大致相似的体系将彼此对抗；每一方都将尝试采取准备的动作，以求打中另一方的要害，其目的是想造成恐怖，使对方瘫痪和惊惶失措。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心理上的，过去也早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任何战略中都有两个相互有差异而又同等重要的成分：（1）选择所应攻击的决定点（这取决于对方弱点之位置），（2）选择有助于达到决定点的准备动作。因为双方都会采取这同样的步骤，所以两方面的准备动作将发生冲突。哪一方能阻止对方的动作，至使自己的动作达到目标，哪一方就将获胜。这就是福煦所谓“保持行动自由”这一传统战略术语的意义。所以意志的战斗就变为争夺行动自由的斗争，每一方都企图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不让对方有行动自由。
如果我们远较敌人强大，则保持行动自由就容易；我们只须使用足够的力量来阻止敌方的动作，同时保留适当的资源，以供决定性打击之用。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形，事实上是很少遇见的。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资源必须作明智的分配：既要保护自己不受敌方准备动作的妨碍，实施自己的准备动作，又要能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资源的这种最佳分配，在传统的战略术语中叫作“兵力的节约”。
所以这种抽象的分析可以简化成下述的公式：“必须合理地节约兵力，才能获得行动自由，然后才能达到决定点”。但是在实用时，我们又必须研究使用何种方法，才能达到节约兵力和行动自由的目的。
这样就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从来很少有人作过系统研究，也许就是这些问题具有一种神秘感的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分析那些作为战略决定原材料的各种可能性。
战略决定的成分
任何战略决定抓必须在下述3个“主要坐标”所形成的框架之内采取。这3个坐标就是：（1）时间，（2）空间，（3）所能动用的兵力之大小和精神素质。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支配任何情况。不过还应加上一个更复杂的因素，那就是我所说的“动作”。左右连续情况的次序和相互关系的就是这个因素。
（a）动作的因素
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因素可以支配其他因素；它是冲突辩证法的直接产品，换句话说，是双方之间的抽象对抗。拿击剑术作比拟，很明显，有许多可能的行动方式和反应方式。在进攻方面共有8种态势：“攻击”，攻击可在“威胁”之前或之后实施，“奇袭”，“佯攻”，“欺诈”，“突击”，“消耗”，“追击”。在防御方面共有6种态势：“戒备”，“挡开”，“反击”，“摆脱”，“退却”，“脱离”。至于说到实际使用的力量，则有5种可能的决定形式：“集中”，“分散”，“节约”，“增加”，“减少”。
这样一共获得了19个单元，可根据时间和空间关系因素进行排列组合。弹动这些单元组成的键盘，就能奏出战略的组曲。
下列表1把所有这些行动都列举了出来，给予定义，说明其应用的条件，指出所期待的结果。可以看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行动自由，或者是想要获得和重新获得它，或者是想要敌人丧失它。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确保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保持主动，这也正是动作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表1、以击剑术做比拟
行动
定义
条件及评论
可能结果
攻击
企图击中敌人的弱点
这个弱点必须是致命的，或接近致命的，必须有适当的资源可供利用
取得决定性胜利或取得主动
以获得行动自由为目的
奇袭
攻击一个敌方未加防御的弱点
这个弱点必须是无防御的，而且是足够敏感的
使敌人的部署瓦解，精神崩溃，取得主动
同上
佯攻
威胁一个选定的弱点，使敌人在挡开攻击时暴露真正的攻击目标
这个所威胁的弱点必须是防护不周的，而且对敌人有极大的重要性
迫使敌人防护受威胁的弱点，取得主动
同上
欺诈
就狭义言：似乎威胁某一点，实际上攻击另一点
与上相同，不过威胁的目的不是引诱敌人挡开，而是造成一种不确定的气氛
为取得主动的准备措施
同上
就广义言：似乎处于某种态势，实际并非如此
增强不确定的气氛以使敌人产生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同上
同上
突击
不顾敌人反抗而直攻其弱点
资源必须适当，以保证足够兵力的需要。一旦获得主动，这又是一种扩大主动的方法
剥夺敌方的行动自由或其实力耗尽
同上
消耗
迫使敌人消耗其精力和资源去防御弱点
与上相同，但消耗总是相互的。只有我方的资源较多，或者能使敌方比我方消耗得更快，才有价值。
目的是使敌人丧失其精力和资源，而丧失取得主动的可能性
同上
追击
回到攻击敌方弱点的态势。
如果敌方摆脱战斗以求恢复其已经丧失的行动自由，就可以采取这种手段
保持主动
同上
戒备
采取一种态势使一方能及时防御其各个弱点
以对可使用的兵力和时间的判断为根据
目的是保卫自己，以防敌人获得主动
同上
摆脱
变换部署以引诱敌人去攻击我方以设防的弱点
要有适当的资源可供利用。摆脱的行动将会摆脱斗争的方向
目的是重获安全
同上
挡开
防护一个正在被攻击的弱点
防护必须有效，且不应因此而暴露其他弱点
同上
同上
反击
打击敌方的一个弱点以迫使敌人放弃其攻击
这个弱点对敌人必须是致命的，或至少是非常重要的
目的是重获主动
同上
退却
移动正在受攻之点使其超出敌人攻击限度之外
必须迫使敌人做新的部署，必须避免暴露其他弱点
目的是重获安全
同上
脱离
全面的撤退，包括放弃某些有限的目标
所放弃的目标必须是并非极其重要的。
同上
同上
威胁
采取部署使之有可能攻击敌方弱点
必须有适当的资源。被威胁的弱点必须具有足够的重要性
目的是减少敌人的行动自由
同上
拿击剑术作比拟，初看起来，似乎与近代战略并无太多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表2给出了由相应的决定产生的各种行动的实例，上栏的决定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下栏取自当前的威慑战略。对于总体战略，间接战略，甚至财政、外交和政治战略，也都可以制成这样的表。例如，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1944年的阿登攻势，在威慑战略方面与苏联的洲际导弹计划类似；1943年到1944年间，同盟国在地中海的海军行动，与战术核武器的发展类似。在传统战略中，安全的含义是兵力的合理分配，而在威慑战略中，其意义则是获得对敌人的某种技术优势。在传统战略中，行动自由是主动的产物。而在威慑战略中，却依赖潜力的优势（即安全）加上求生能力，再加上与逐步升级的可能性有关的不确定性（即威胁）。
表2、战略类型之间的对比
行动
第二次大战军事战略
威慑战略
定义
例证
攻击
1944年霸王作战
获得某种技术突破以使敌方的防御体系落后
美苏相继发展热核武装。1962年苏联在古巴的导弹计划
奇袭
1944年德军的阿登攻势
盟军在北非的登陆
获得某种远较预期效力巨大的技术突破
苏联的导弹、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
佯攻
1940年德国在荷兰的攻击
引诱敌人在技术竞赛中朝向与我方不同的方向追赶
苏联在1955年发展轰炸机
欺诈
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对于海峡地区的威胁行动
使敌人相信我方已取得某种技术突破，或隐瞒某种实际上已取得的技术进展
外层空间
突击
诺曼底、圣罗、阿拉曼会战
在敌人作主要努力的某方面胜过他
1955年美国增加其飞机的速度和飞行高度
消耗
凡尔登（1916年）斯大林格勒及俄国战争对德国的轰炸
强迫敌人在军备竞赛的某一重要领域中，作比我方远要巨大的耗费
整个技术竞赛
追击
1940年德军的法兰西战争
利比亚的拉锯战
扩张某种技术优势以求获得有限的政治利益
苏联保护埃及和古巴黎巴嫩的行动
挡开
德国人1944年在诺曼底的作战
利用调整或技术进步使某种防御体系恢复其效力
远程预警线核潜艇与北极星导弹潜艇“盾牌”部队的增援
反击
1944年德军的阿登攻势
用一种类似的比敌人先进的技术来压倒敌人的技术优势
美国人对苏联在古巴危机的导弹计划的反应
退却
在诺曼底会战后德军向洛林的撤退
--
--
脱离
1940年法国的休战
军备协定或避免摊牌的政治撤退
1962年苏联从古巴的撤退
戒备
1940年大不列颠的防御
比敌人领先
技术与情报竞赛
摆脱
1942年盟军在地中海的海军作战以孤立在利比亚的隆美尔为目的
获得一种技术突破以迫使敌人改变其态势。
战术核武器
威胁
1944年以前盟军对法国所作的登陆威胁
一种可以引起逐步升级的措施。
法国的打击兵力。战术核武器求生战术
如果我们想在实施我们的战略时弄清在进展中的动作是什么，可能作出的反应又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些比拟是合适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b）动作的原则
对于如何行动的问题，我们固然面对着许多不同的选择，但在同时，我们又面对着许多互相冲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称之为“力量的合理应用”。其含义是首先取得可以动用的实力，然后选择行动方案使这些力量产生最大的效果。目的是集中兵力以击败敌人的主力，因为主力若被击败，则其余的部分就会自动崩溃。我方兵力的主体必须集中对付敌方最强之点，决定性的会战也必须在主战场上进行。这就是19世纪末叶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战略，它也是1914年著名的法国第17号计划的基础。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狡诈”。其基本概念就是重视行动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所选择的行动方案应有最好的计算，使敌人丧失平衡，迷失方向，受到欺骗。通常必须分散我方自己的力量（或努力）以引诱敌人也照样去做。目的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打击敌人的弱点，以获得胜利。必要时可在次要的战场上，甚至可在遥远的战场上采取如此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利德尔·哈特在他所著的《英国式的战争与战略》一书中，对这种战略曾有卓越的分析。他认为这种战略是克劳塞维茨战略的解毒药，而且也是典型的、传统的英国式战略。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不过今天都已过时了，例如普鲁士人从菲德烈二世的梯次战斗序列中演化出“几何”原则，约米尼以对于拿破仑胜利所作的一种解释为基础产生出“地理”原则。
事实上，所有这些原则没有一个是具有普遍效力的。“几何”原则确已死亡（尽管有人会问，它在30年代的法国军事理论中曾否披着另一种伪装而复活），我们且不去考虑它；其他每一个原则都会导致一个行动方案，它在某些环境中可能最佳，但在另外的环境中却可能最糟。“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只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况：（1）当我们远比敌人强大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又何必去为理论操心？）（2）或者敌人虽然较大，但兵力分散，达到了危险的程度。“狡诈”原则是在我们自己较弱、获得局部优势极有价值时的必然选择。当然，它要求我们自己的兵力分散程度不可超过敌人。“地理”原则在军事战略中具有很大的价值。其采用的条件是：战场上交通困难（例如拿破仑时代欧洲的情形），并已构成了一种有良好划分的棋盘（现在这个棋盘由洋和洲所构成）。
所以对于行动方案的选择，务必以对当时情况的研究为基础。往往需要先后采用几种不同的原则。
（c）战略的“调式”
当研究行动计划时，通常必须决定总的态势；这又要看哪一个原则对于双方的相对地位最为适用。这就回到如何选择前面所说的某一战略样式的问题上。根据刚刚讨论过的原则，这些样式可分为两种调式：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
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1、第3和第5三种战略样式。其基本概念是：军事力量为主要武器，实现胜利或威慑都靠军事力量的使用或维持。这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略，事实上，也就是“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的重述。这种战略曾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指挥官们采用，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美两国的领袖所遵循。现在操纵核兵力的潜在冲突的，也是这种战略。不过直接战略也可以应用“狡诈”原则，尤其是在采用间接路线时为然。
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2、第3和第4三种战略样式。一切不直接利用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只用不太直接的方法以决定胜负的斗争形式都以这种战略为基础。这些斗争形式可能是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例如一次革命战争），或者虽也使用军事力量，但采取分段跃进的方式，中间夹着政治谈判（例如希特勒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所采取的战略）。由于直接战略所带来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似乎都足以造成不堪忍受的互相毁灭，所以在今天，这种间接战略也就越来越时兴了。不过，这种理论既复杂又微妙，尚不能被充分了解。在冷战中它正在不断被使用。今天，核武器的威胁已经使直接战略无能为力，所以间接战略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战略。
事实上，两种战略调式仍然同时存在，而且相辅相成。在今天世界上，辩证法的斗争具有两个方面。在直接战略的调式中，表现为核辩证法，其结果是双方的巨大经济和工业潜力都抵消掉了。与此同时，在间接战略调式中政治辩证法从威慑体系的裂缝中钻了出来，正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发展着。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用大调，也可以用小调。
（d）易变性因素
但还不止于此。在创造一种战略概念时，还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可用的资源及其应用的易变性。
世界一直在迅速地前进，尤以当今的时代为然。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转变的进程中。譬如说1963年的德国与1938年的德国就没有一样是相同的。世界的舆论并非受着同一种信仰的支配，所以其反应也各不相同。战略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1945年的飞机到1950年就废弃不用了，1950年的飞机到1960年也废弃了。其他不必赘述。
所以战略家不能依赖历史上的先例，他手头也没有永久不变的度量标准。战略思想必须经常考虑变化中的事实，不仅考虑可以想见的将来，而且考虑多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战略不再可能依照死板的客观演绎法来发展；它必须以假设为起点，并利用真正有独创性的思想来产生答案。
一直到近年为止，战略的这一个方面都是很难掌握的。在过去的长时间内，世界的变化缓慢，所以拿过去的经验作为决定的基础似乎是合理的。历史在今天仍然还有价值，但单凭历史不够了。保罗·瓦莱里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许多年前就曾意识到那种完全信赖历史的危险。现在，战略还不得不利用假设，但战略必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起作用，正如它已经随着空间的变化起作用一样。它必须抛弃那些僵化、危险的假设。例如美国人最近创造的某些理论就利用这样的假设，它们以对概率的数学评估为基础。相反，战略必须建立在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有一个组织时时对这些可能性加以观察，以使在适当的时候把那些正在走向成熟和变为事实的可能性同那些正在消失的可能性区分开。这是动作的另一个要素。它要求我们有预测的能力，以防止突然袭击，并保证自己与时代并肩前进。
要想对估计中的未来情况，做出一个如何在未来利用新的或改进的工具进行处置的答案，需要有一种发明的能力，这里并无成规可循。所能够说的就是那绝对不能当作例行公事来办。（很不幸，军事演习受“规则”支配，所以从根本上说，那也是一种例行公事。）要获得发明能力，必须发挥想象力，发明是深思的结果。
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代战略也象我们的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学拖着向前跑。其结果必然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作彻底的改变。应当重视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不管是新装备的生产也好，心理气氛的改变也好，国际权力平衡的交替也好，任何行动的时间间隔现在都是按年来计算；但这些却是足以控制将来的因素。
现在，准备要比执行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为一个未来效力有疑问的防御体系耗费成百万的巨资是无益的，而获得充分的情报、培养远见卓识是必要的。这两个要求意味着今天必须集中力量和不惜耗费，以创立高度有效的情报和研究组织。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才能在时机成熟时以充分考虑作出的决定控制力量演变的过程。
在这一小段结束时，我可以作一个并不夸张的简单比喻：战略家好像是一位外科医生，被请去给一个病人施行手术，那个病人的身体正在继续不断地以极高的速度成长着，所以他对于病人的详细解剖部位无法确定；而他的手术台也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下，同时他还必须在现在就订购五年后才使用的仪器。
小结
很明显，战略的棋局是复杂的。不同层次的一切战略，都必须拿到一起作为背景以供作出决定。电脑也许有助于选取下棋的步子，但它不能预测一切可能的行动和反应，而只能预测前几步棋。所以任何想使战略“科学化”的企图都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在特殊的时间条件下，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少，才会有此种可能性，拿破仑时代曾有此特例。
通常，战略家必须采取计算的方法选定具有支配性的因素，它们为数可能是很多的，他将这些因素作为推理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战略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没有一位艺术家在绘一幅图画时，会遵守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则。他有时要做的不过是根据某些规则来检查他的作品，以保证其作品符合一般标准。
战略也是如此。那也许就是许多错误都会发生的原因。
战略的应用
拿破仑在讨论战略的常识性规则时，说过：“对于这种艺术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在于实行。”这说明战略执行的重要。很清楚，以下各条都是必要的：（1）坚强的意志，（2）冷静的头脑以保证一切的决定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3）坚定的决心以保证始终集中全力去实现选定的目标。同时具备这几种素质的人是不常见的。所以事实上，真正合格的战争领导者很少。他们必须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
说到思想，在执行中也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了解，曾酿成了许多惨重的失败——包括1940年法兰西的失败在内。我所指的是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战略是执行政策的方法，而战术又是执行战略的方法。这就是说，战术为战略所用，而不是相反。
有一批作者，例如富勒、劳吉仑和托因比——这里只列举现代的几个人——都曾试图证明，战略的演变以战术的演变为基础。照他们的看法，象希腊的方阵、罗马的兵团、蒙古的弓手、火药、速射步枪、机关枪、铁路、坦克和摩托化装备、飞机、原子弹等，都曾经引起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的结论是：应当集中努力去发明新技术，完善作为其结果的战术。他们又说，尽管战略必须指导战术，但战略却应从属于战术。
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解；因为其中含有相当的真理（不过是部分真理），所以更是危险。
在当前的权力平衡中，技术优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很明显，步枪不足以阻挡坦克，弓箭无法击落飞机。大家都知道罗马人能够征服当时世界的大部分，主要应归功于罗马兵团的武器和战术的优越。很明显，哪一方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领先，哪一方就拥有相当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优越的武器和战术给战略增添了更多可供利用的物质。
不过，技术和战术的优势如果用来执行一种错误的战略，就不会发生效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牢记在心中。试想一下，我们最近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我们有的是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却并不曾使我们获得成功。事实上，那种最理想的战术是没有的，说某些战术好，不过是说它们与敌人的相比是好的。举例来说，在游击战中，飞机和坦克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美国尽管拥有核武器，但在朝鲜所能获得的不过是妥协的和平。这就是说，必须有某种东西来支配战术，事实上也就是选择战术。如果你决定用步枪来对付坦克，象我们在1940年的情形，那就要失败。同样，如果你想要用若干战术据点组成的防御体系来对付游击队的运动战，象蒋介石在某一时期做过的那样，也同样要失败。但是战术的选择，事实上就是战略。战略正是决定斗争进行的方式的：取攻势还是取守势，使用兵力还是暗中颠覆，使用兵力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和分阶段的，主要的斗争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原子武器是打算使用还是不使用等等。倘若阿尔及利亚的反抗者用加强财政和工业实力的方法，或采取1940年或1945年的模式用正规战的方法取胜，那将是荒谬可笑的。他们完全合乎逻辑地选择了游击战术，用拖垮法国人并争取世界舆论支持的办法，来争取胜利。这就是战略的含义，也是为什么战术应受战略支配的道理。
不过，战术的选择又并非战略的唯一任务。战略同时还应指导战术的演变，使其对于达成胜利能起适当的作用。举例来说，1918年的进攻战术所用的装备太笨重，以致不能实现突破。所以那虽然是“可能”的战术，却不是取得决定性结果所要求的战术。从作战战略的观点上来看，当时所要求的战术是一种能使运动尽量加速的战术——德国人在1940年利用装甲师才取得这个结果。因为在当时采用了不能配合需要的战术，我们的战略也没有效果了。所以，战略必须规定技术家的发明和战术家的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导行动沿着有利的航道推进，以达到任何冲突中的目标，即取得决定性结果。
结论
在吉劳道所写的剧本《西格弗里德》中，德国的将军们似乎不时在寻找这样一种万能的公式，好象点金石一样，能够解决一切战争问题。这个描写是对战略的一种歪曲，正好象炼金术是对科学的歪曲一样。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太复杂，不可能凭任何简单的公式来控制。现代科学最终还是使古代炼金术想把贱金属变为贵金属的愿望实现了，但所用的方法却与炼金术所使用的完全不同。现代科学已经把社会科学也包括在内，所以寻找指导人类命运的方法和手段是现代科学的责任。而在过去，指导人类命运只能使用粗糙的经验主义的方法。
在这种寻求中，战略是一种最重要的思想演练。国际政治是通过战略而行动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战略的思想方法将应用到纯政治领域，甚至应用到有对立意志冲突的任何领域。
只有了解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才能在不可避免的任何未来冲突中，不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对当年欧洲的毁灭曾经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我们能精通战略的原则，也许将能够避免一切的冲击。说不定（谁知道？）对战争艺术的了解会导致一种和平艺术的诞生，这种艺术不以思想倾向为基础，而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例如今天的威慑战略。
但是，战略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决定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政策的需要，而政策基本上受我们希望看到它能取胜的那种哲学所支配。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对它所选择的哲学，也取决于它试图保证那种哲学必胜所来用的战略。
传统军事战略
军事战略的演进性
传统军事战略本应是人们最为了解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战略原则经常被当今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挤到了幕后的地位，那些新发现在当时看来似乎都具有持久的价值，而事实上却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存在。在这一章中我只想讨论战争的演进性，并指明其若干要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其真正的性质。
传统的军事战略，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按总体战要求制定的。譬如说，它总是含有重要的经济和财政成分（在欧洲古代，你若没有钱，就不能招到瑞士的雇佣兵）。很明显，它也总含有重要的外交成分（中立、同盟等）。它还时常含有重要的政治成分，通常又具有思想性（例如民主对纳粹之战）。这些因素很少不在一次战争中起某种作用，尽管它们发生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差异。
战争是个综合的结构，它主要是政府或国王的职务。军队在这个结构内所扮演的角色是常有变化的。虽然一般说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实际上仅在某些最有利的时期中，它才是一种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其他时期，它几乎降到了从属的地位。很明显，军队地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指挥官的相对能力；但不管指挥官的素质如何，军队的地位取决于武装力量在总体上获得完全军事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比较大，有时则比较小。在任何指定的时期内，总体战争被迫使用一切被证明是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经济的，外交的，政治的，或军事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只有当武装力量本身能够起决定性作用时，它才能扮演超越一切的角色。
纵观历史，武装部队是否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基本上是随着它当时作战能力变化的，而作战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双方的兵器、装备、战术和补给方法。但对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这种变化，却极少有人给予重视。通常，事态演进的过程使双方感到意外，他们都必须摸索新的方案以求战胜对方。一个真正天才的军事领袖（拿破仑当然是一个最杰出的榜样），有时能够确保暂时性的优势，这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从而他对各种新发现的把握——超越了他的对手。不过，敌人通常随后学习他的做法，并作必要的调整。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双方又一次达到一个水平上。
因此，传统军事战略中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总是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能比敌人更迅速地把握战争艺术中的各种变化，并能够预知新因素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些变化对于诸如要塞防御，决定性会战，或闪击战等等的成功，有时是有利的，但有时又是有害的。战争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各个发展阶段，其间，有的战争是短促而干脆的，有的是长期而造成巨大消耗的，还有的是不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结果的。每当阶段改变时，当时的人一定会感到手足无措，因为那些老办法不灵了。新办法从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完善的答案，但通常不过是一时有效。所以，要掌握军事战略，关键在于了解武装部队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
会战中的战略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项军事上的胜利就是一次胜利会战的结果。
会战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会战的结构可以简化为一个相当简单的公式。陆上会战的主要特征就是两道由战斗人员组成的人墙彼此对立地排列着。
产生这种横线队形是由于每个人都需要在他的侧面和后方获得其邻人的掩护。每个人都应掩护他人，同时也应受他人掩护，所以必然的结果是形成这样的横列，其队形的密集程度和纵深的大小根据当时的战术决定。不过，当你达到横列的端点时，那里就不再有侧面保护。所以在整个部署上，侧翼明显是最易于遭受损害的部分。正由于侧翼的易损性，人们企图用迂回和包围对方侧翼的手段寻求胜利，并试图使自己的战斗正面比敌人的长。但是，除非双方兵员的数量相差悬殊，延长正面不得不使战线上的某一点变弱；这就引起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从弱点突破敌线，人工造成敌方新的侧翼，这个侧翼当然也是易遭损害的。所以会战的目的就变为以破坏敌方战斗人员构成的人墙的完整为手段瓦解敌方的组织；而实现瓦解的方法或者是包围其侧翼，或者是突破其战线。
一旦敌方战线被突破，其防御便瓦解。危险威胁着每个兵员，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震动，结果维持其团结的精神纽带松弛了。这样一支被瓦解的军队就变成乌合之众。在古代，这种乌合之众很容易为胜利者所歼灭。结果在这一场大屠杀中，败者尸横遍野，而胜者的损失极为轻微。在现代，这种肉搏式的战斗已经很少，突破防御后，往往一方溃败逃走，另一方乘胜追击，其目的是防止敌军重新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
迂回侧翼的行动比在战线中的行动要求更大的机动能力。因此，侧翼部分通常都是用骑兵组成，近时又改用摩托化和装甲化的部队。一方要想执行一个突破的行动，则必须有远比敌方优越的攻势能力；要获得这种能力，必须使突击部队（例如重骑兵、战象、坦克等）与支援火力（例如箭矢、石弩、步兵及炮兵的支援火力等）巧妙地结合。一方在总体上必须有足够的机动性，才能迅速突破对方的正面。
在这两种攻击方法之间应如何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以及双方兵力的相对大小，但也受制于一方的攻击技术较之敌方的防御技术的有效程度——而防御能力却在不断的增长之中。最初，防御的基础是战线中每人使用其武器的技巧，尽管他也许会受到一个防护物的保护，有时还受到一些障碍物如壕沟或栅栏等的保护。不久防御者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投射武器，从弓矢到枪炮。攻击者被迫采取适当的战术来对付，即使用更强大的火力来压制敌方的火力（换句话说，就是使其效力减少到可以忍受的程度），甚或在准备突破的点上，将敌方的人墙摧毁。随着兵器的发展，在某些时期防御占上风，在另一些时期进攻占上风；这就使战争的方法发生很多的变化。
一个会战的设计当然并不如此简单；作为包围或突破行动的准备，还会采取佯攻和扰乱行动。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牵制敌军的兵力，使他们害怕、疲倦和受损失以动摇其军心，然后再集中力量打击侧翼或中央的决定的点。不过，敌人通常也都有预备队，以抵挡我方的决定性打击。所以在准备阶段中，必须使敌人消耗其预备队。其办法或者是通过佯攻，将它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或者使敌人将实力消耗在局部性的行动中。所以，一次会战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时间或长或短的准备阶段，一是决定性阶段。
所以从本质上说，会战的战略是简单的。其所以会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其工具是人而不是机器，尽管有时人也许是为机器服务的。一支军队就是一群有组织的人，而维系其内在团结的因素是纪律和相互信任。所以与一切以物质因素为基础的计划不同，会战的艺术更多地强调维持和加强我方部队的心理团结，同时破坏敌人的心理团结。总而言之，心理因素十分重要。它是各种不同的技术和计谋的基础，例如，出战前以染料涂身、战斗呐喊、或者佯攻和奇袭时使斯托卡俯冲轰炸机投下啸声炸弹，其设计都以产生拿破仑所说的“高潮”为目的，所谓“高潮”就是敌人的崩溃。要产生这种“高潮”，在战略上并无规则可循。其目标有时为敌方行列中的士兵；有时也可能是敌方的指挥官，为的是摧毁他对自己的部署所具有的信心。
所以，运用优越的战略，从而仅仅采取军事手段，有时即可决定胜负，而不必经过一场严格意义的大会战。
以上的分析仅适用于陆战。在海上或空中心理因素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时人受其装备的约束而团结在一起——你不能放弃你的船只或你的飞机。所以在海军和空军的战略中，一般说来装备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象速度、机动能力、射（航）程、保护、齐射（齐投）的威力等因素通常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更进一步说，在陆上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而在海上或空中却是要使敌人遭到毁灭。海军重视其所击沉的船只数字，空军重视其击毁飞机的数字。由此可以推断，除非双方的实力大致平衡，就一定有一方会拒绝会战。因此，在装备方面如能保持优势，则仅凭此种优势的“存在”，就能构成重要的威慑。海空军的战略与陆军战略之间，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海上和空中不象地面那样受各种复杂情况的影响。由于海上或空中的会战是在一望无际的海面或在天空实施的，其仅有的障碍是风向、日光和云雾，因此可以事先作出更好的计划和图解。此外，使用行列队形来进行战斗的观念在陆战中非常重要，但在海战中只是暂时还在应用，在空战中则从来不曾应用过。一次空中会战是许多个别战斗的总和，其目的是消耗敌人的实力，方法是击毁其在地面或空中的装备。所以其观念与陆战的观念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应当注意的是，在今天，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对于我们的全面战争观念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陆上战略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所以它凭借计划和谋略来实现决定。空中战略则纯粹以物质性的毁灭为目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工业潜力作为计算的基础。在我们对于现代战争的思考中，这两个观念既互相冲突，又互相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再加以讨论。
陆上作战的战略
在军事力量所进行的战争中，会战的行动时间是极有限的。所使用的兵力必须首先使其达到可以互相搏斗的距离，自然，每一方都试图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进入会战。构成这个过程的部署和调动的总和就称为“作战”。
作战的结构
作战也象会战一样，甚至还有过之。由于武器和装备的改变，作战也处在大范围的演进之中。也还有其他的因素企图使作战发生更大的变化，例如地形以及与所使用的兵力及其机动性相比的战场大小。
第一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而各自独立
这个第一阶段包括的时间很长。从古代一直到18世纪末叶。在这个时期中，作战与会战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其原因是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装备的条件使一个孤立的分队只能具有一种极有限的抵抗能力。要想在行动时获得安全，必须经常保持兵力集中。当时的军队规模相当小，所以在空间中只不过是构成一个点而已，其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击败空间另外一个点，也就是敌方的军队。此外，一支军队在摆成“战斗序列”之后，也就是延迟几个钟点到一整天之后，才能开始战斗。因此，当两军遭遇时，一方或双方都经常可以用撤退的方式拒绝会战。一支军队可以向敌方要求会战，也可以接受敌方的会战要求，但也可以拒绝。这就是所谓“互相同意的会战”。
在这种环境中，作战的目的就是强迫敌人在对他不利的条件下接受会战。其方法即为侵入和蹂躏他的国土。为了使这种作战方法归于失败，防御者可以利用一种棋盘式的据点体系掩护自己，而军队则在棋盘上运动。结果，进攻者为强迫防御者出而应战，不得不围攻某些重要的城市，并以占领它们相威胁。这种以筑垒城镇网为基础的作战方法，就成了作战艺术的最高表现，在17世纪尤其是这样。后来人们认为这种战略是胆小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十分明显，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答案。而且，会战总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其结果可能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产生好的影响，同时也减少了军队本身所代表的巨大财富。所以一个将军将会作一切的努力，使自己只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接受会战；或者他确认自己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或者他认为在地形上据有高度有利的位置，这些都使他有几乎必胜的把握。其结果是战争往往旷日持久，而不具有决定性，其间穿插着一些围城战。这种观念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沙克斯元帅在其所著《战争艺术总论》中，对此作了清楚的论述：“我是不欣赏会战的，而我也深信，一个称职的将领可以打一生的仗而不被强迫接受一次会战。应当常用局部性的战斗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这是使敌人屈服和达到我方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我无意暗示，如果有击溃敌人的机会出现，也不应向敌人攻击，而只是说，使战争摆脱会战带来的危险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这位将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这就是古代作战的性质和目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指导战争的软弱无力的方法，还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作者过于小心谨慎的表现。这些议论是多么错误！
第二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但互相联系
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有一些最好的军事首脑，例如普希古尔，弗拉德，尤其是吉伯特开始明白，新的武器将使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形式变为可能。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滑膛枪的发展使火力大为增强，这就有可能采用三列的单薄战斗序列；同时这转而使筑垒的防线越来越扩大，最后导致一切作战行动的瘫痪。于是战争无限期地拖下去。火力的增强意味着一个孤立的支队都能作长久的抵抗。所以现在一支军队可以分开运动，并能从农村取得给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理论家所发明的“区分的原则”，这个原则开辟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注定了将在作战的艺术上产生一次伟大的革命。吉伯特曾经呼唤“新的亚历山大”将他的理论变为实践。回答他的祈求的是拿破仑，他是了解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的第一个人。
拿破仑作战体系的基础，把以下两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严格区分开：一是由疏开队形编织成的散松的网，这是他用于作战的部署；二是会战要求的集中部署，他的敌人还是依照传统的老规矩行动，或多或少地保持集中的方式。拿破仑的那种广为分散的部署，使敌人无法看出他企图在哪里集中兵力，以迷惑敌人，并使之瘫痪。如果敌人静止不动（如在乌尔姆），他就可予以包围，或者做得更好些，即迂回到敌人后方并切断其交通线，从而迫使敌人反转身来背向正面战斗（如在耶拿）。不管怎样，甚至在不利的条件下，他总能够使敌人无法撤退，被迫接受会战。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支配的因素是作战而不是会战。战争又再度变成了一种具有决定性和压倒性的行动。
在拿破仑时期，作战的技术固然是活跃的，但它还是要以后勤为基础。其基本内容就是一连串的行动计算（是否有集中的可能性，各部队是否能互相支援，敌人能否被包围等等），再加上使这些行动变为可能的后勤计算。此外，拿破仑的军队行动敏捷，所以能很快地投入战斗或脱离战斗。因此他的作战战略就使他能够连战连胜。
不过，慢慢地他的敌人也学会了这套游戏规则。他们逐渐地不再跟着拿破仑的曲调跳舞了。结果，在他们这一方也采取散松的网式作战部署，以掩护战场的大部分。因此我方再按拿破仑传统模式行动就日益困难。最后，法国在资源方面的全盘劣势导致拿破仑的失败。
人们从拿破仑的作战战略中获得的教训，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以为在他的行动里可以找到一套普遍有效的答案，而事实上，那些答案只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我们不应因为这位大皇帝的计算所具有的数学正确性而受骗，事实上，他有其他的优势。他的思想远比他的敌人先进，而且法国陆军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作战的，这个政治光环增强了他的优势。几乎在任何地方（例如意大利和日尔曼），爱国者们都给予法军以帮助和抚慰。但是，当不再有爱国者的时候，例如在西班牙和俄国，他的那种作战方法所冒的危险就太大了。拿破仑以后，就再没有人能够运用他的那种作战体系。
第三阶段：作战和会战合而为一
拿破仑体系的消亡还有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原因。那个体系，对于火力曾一度是最为适应的。但随着火力的继续增强，拿破仑的战略就不灵了。在19世纪时，火力和军队的数量同时增加，使得本来适宜于运动的部署，越来越快地转变为会战所要求的部署。过去为了运动而作的部署，是用平行纵队组成的广为散开的网，现在却变成了“正面”，无论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会战，在地面上的部队都足够密集，可以构成一道几乎连续不断的人墙。在演进的最后阶段，作战和会战合为一体。沙克斯元帅和拿破仑运用的那种古老的作战艺术就完全消亡。而会战的战略变得像过去的作战战略同样重要。火力的突破行动变得困难了。因此，重要的作战变为把正面延伸得宽于敌人，以实施对其未设防侧翼的包围（例如沃尔斯、色当、沈阳之战，以及施利芬计划）。由于武器生产成本日益低廉，加上征兵制的普遍实施和铁路的出现，这就有可能建立和维持越来越庞大的陆军，同时正面日益加宽，而防御的人力可以不断减少。
这样，就出现了当时人士所不理解的新发展，这就是：要使对敌人侧翼的包围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迅速予以实施，不让敌人有时间撤退或动用其预备队。只要正面仍相当狭小，而敌方预备队的机动性并不比我方实施包围的兵力高，这种局面就可以造成。但是到了1914年，这种部署也没有效果了；这时正面已延伸到了两百哩的长度，而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用徒步前进的步兵去包围法军的一个侧翼。在侧面受到迂回时，正面采取撤退的方法自救。忠于这一时期战略学说的敌人又发动了一个新的迂回运动，结果又受到反迂回。这就是所谓“奔向大海”，它标志着包围战术的最后破产。于是，正面一直从瑞士延展到北海，作战的活跃时期就告一结束。
第四阶段：战斗正面与战场共终点
横跨整个战场，构成一道稳定的正面，这是双方都感到十分惊奇的现象。然而，在美国内战和日俄战争时，就已见到这种现象了。在那两次战争中，野战工事曾大规模地被使用，不过仍存在开放的侧翼，就是说迂回的行动仍有可能发生。出现这样一条连续、固定的战线，是由于下述两个事实：步兵装备了机枪并得到有刺铁丝网及堑壕的保护，其防御能力已非常强；同时所用兵员的数量非常大。因为迂回的行动已不再可能发生，于是作战或会战都只剩下了一个企图，就是突破敌方的正面，以求随之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所以，战争现在似乎不再是一个运动的问题，而是一个火力的问题。其要点是首先集中足够的装备（火炮和弹药），以摧毁敌方的正面，然后再使用大量的步兵来扩大火力所造成的缺口。正如包围行动的失败是由于迂回的侧翼缺乏适当的机动性，现在，突破行动的失败同样是由于以步兵实施攻击，不能象敌方的预备队那象可以利用铁路或公路实现快速运动。于是攻击陷入“口袋”，这使参谋部的军官们大失所望，他们不了解战术机动性的重要性和可能的效果。突破既已不可能，于是作战退化成为消耗战（凡尔登和索姆河之战），而人们却自我安慰地说，他们正在消耗敌方的预备队。福煦终于想到一种连续有限攻势的作战观念，其目的是制造许多可以互相支援的“口袋”。不过，在法国这种战术必须使用大量的资源。作战，或者如当时所称的“战略”，除了双方在物质资源上作拼命的竞赛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意义。我们正是带着这个原则，进入1940年的战争的。
第五阶段：会战成为作战的准备
1940年的战役显示了上述这个原则的失效。在战术方面的新因素是飞机和坦克的结合，面对着我们的静态直线式的正面，敌人到处都可以实现迅速的突破。其原因是攻击的战术机动性与对方的预备队的战略机动性相比，终于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这样，运动战又再度是可能的了。作战于是分成了两个阶段：先是短促而猛烈的阶段，这时供突破之用的兵力进入位置，发动攻击；接着就是扩张的阶段，进行深入的穿透和包围，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说来也奇怪，这恰好是18世纪体系的复归：会战的行动在前，并构成决定性作战的准备。运动因素又再度占有主要的地位。
不过到了上次大战的末期，这种发展有点过时了，这是因为防御的战术已经使突破的行动变得不那样容易。在苏联和西线的作战都包含一连串的会战，每个会战后面都接着有一个扩张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内的主要因素为攻击能力，在第二阶段内则为机动性。几乎没有一次作战象18世纪那样纯粹是运动，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在利比亚，因为在那里的兵力与广阔的战场相比太小。所以作战与会战仍然混为一体。
此外，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有一个新的作战概念第一次应用于实际，这就是：利用空军所造成的消耗，也有实现决定的可能。在30年代，这个概念各自同时在英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其前提是陆军已不能实现一个决定。事实上，从杜黑的观点来看，由于当时的战术限制再加上阿尔卑斯山的障碍，陆军是软弱无力的。英国皇家空军也希望仅凭空中行动来决定胜负，尽管事实上，1940年刚刚证明在陆上仍有决定胜负的可能。于是英国的轰炸机指挥部以炸毁德国为己任，以后他们又获得美国人的增援。所使用的资源非常巨大，其消耗也很惊人，但轰炸本身却没有决定意义。正象1918年一样，战争的胜利是一连串陆上会战或陆空会战的结果，封锁和轰炸造成的消耗起辅助作用。
第六阶段：正面小于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原子武器，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但是就常规战争而言，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提供现代装备而且准备核战争都需要较大的军费开支，所以各国武装部队的数量相对变得较小。同时，兵力的机动性也比过去增大，所以陆上的兵力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疏开以掩护一个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太大的地区呢？还是相对集中在一个狭窄的正面上，而宁愿出现由此产生的缺口和未设防的侧翼呢？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似乎只获得一部分的解决；从技术上说，如不使用相当的兵力，要想使大片地区处于日夜监视之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的疏开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是能够获得适当防护的地区就太小了。由于摩托化或空运的兵力所具有的机动性太高，所采取的正面若不足以掩护整个的战场，那也是危险的。毫无疑问，在二者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从对以往战略演进过程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在常规战争即非核战争中获得第一次大战式的那种稳定正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战略情况是非常多变的。摩托化和高度的通信已使现代兵力获得了很大的机动性，所以机动变得更为重要。现在非常迅速地决定战争的胜负也许是可能的。
最后，由于有了空军和空运兵力。陆上会战就有了巨大的纵深。会战将在一个地区而不是只沿着一个正面进行。
结论
从这个简短的分析，可以引出下述的结论：
（1）从根本上说，作战中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动。其一端为运动，另一端为兵力。有时前者最为重要，有时后者最为重要，但在中间阶段内，二者各有其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2）这种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战术因素的支配。这些战术因素，视武器、装备和战斗方法的不同而变化，可以简化成为下列四项：（a）攻击能力。（b）防御能力。（c）战略机动性（即非会战时的机动性）。（d）战术机动性（即会战时的机动性）。由于这四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经常变化，所以作战问题的答案也就多种多样。
（3）所能动用的兵力与空间相比的大小是另外一个支配演进的因素。
（4）当作战（按照确切的词义解释）已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注意力就转移到打消耗战上，其结果是花费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双方的战斗员都精疲力尽。
（5）根据上述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作战可以是：运动战但不具有决定性；运动战并具有高度的决定性；持久战或纯粹的阵地战。每一种变化来临都使当时的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每一个时期，人们都认为当时流行的作战战略原则是永久有效的，而事实上，它们在经常改变之中。
这最后一点表明，了解作战战略结构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它改变时惊惶失措，才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比敌人迅速而正确地评价这些变化。
作战与战略态势
在演进的每一个阶段，战略对策只能在一定限制内运用；这些限制是由技术上可行的作战行动确定的。在这些限制内，军事指挥官要决定他应采取何种动作，以执行政治当局所赋予他的任务。
这种动作种类的选择，显然要根据所指定的任务、敌方和己方兵力的相对强弱以及地形诸条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所给的任务可以归并如下：
（a）征服领土或不让敌人征服领土。
（b）消灭敌方兵力或消耗敌方兵力。
（c）采取迅速行动或争取时间。
在考虑了当时的武器和其他条件加在战术和作战计划上的限制之后，所应采取的行动可能难些也可能易些，但将会严格限制在几种可能性之内。在第一章的战略分析中曾经指出，指挥官必须作出的行动步骤选择就是战略的一个方面。决定在一次战争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态势就是这种选择。
我不拟在这里将有关战略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复杂问题再重述一遍，因为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现在只准备对战略对策中迄今所应用的几种主要手法略加审视：
（1）当我方的资源优于敌方，且我方的打击能力适当时，战争应取攻势，其目的是为寻求决定性的会战。这就是使用直接手段的攻势战略；其目的是集中最大量的资源，以摧毁敌人的主力。
（2）如果我方的优势并不那样明显，或者是由于当时战术条件的限制，攻势行动很少可能产生决定性结果，则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a）先用防御行动消耗敌人，随之进行反攻。这就是直接的攻守并用战略。（b）在主力行动之前，先用一种牵制性的攻击使敌人丧失平衡。这就是使用间接手段的直接战略。
（3）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不足以获得理想的结果，则军事行动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时的行动部署将是一种间接“调式”的总体战略，决定胜负有赖于政治、经济和外交行动的适当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可用于以有限的作战作局部性的力量比试，或用于以游击战术消耗敌人，再或用于以仅凭其存在的威胁对胜利作出贡献。
作战与战略对抗的关系
一般性的战略态势一经决定，剩下来的事就是成功地执行计划。由于敌人也同样试图使自己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这就导致一种辩证法式的冲突，双方都企图在冲突中使自己的意志能够贯彻。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分析过控制这种冲突的原则。不过，这些原则的应用在各个时期不相同，所以战略对抗的形式也就纷繁复杂，以致令人几乎不能认清。
根据当时的条件，这种冲突或象两个剑客用轻剑作灵巧的决斗，或象使用重型马刀互相砍杀，或象用重得几乎难以举起的长槊比武，或象两个徒手者之间的角力。此外，在这种决斗中，双方的战斗人员同古代的斗剑士一样并不限定使用同一种武器。轻剑（拿破仑）可能与重型马刀（马克）对抗。一个徒手的人（殖民地人民）可能与佩有短剑的人（殖民主义者的军队）对抗。又好象一卷影片的放映可快可慢一样，战斗者有时动作神速．有时行动非常迟缓。在斗争性质上的每一变化都是当时的作战和后勤能力及双方指挥官的才智合成的直接结果。
1934年，甘末林将军曾经在为一本书作序时指出，1918年法兰西之战的最后阶段与1914年攻入阿登的第17号计划所依据的思想十分相似。他于是解释说，在这之间的几年，作战方法已经能同战略的要求相协调，于是战略终于获得了必要的资源，使行动部署变得实际可行。这种观点以地理上的相似作为唯一根据显然是错误的。这两个军事行动，虽然表面上很相似，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地域，却处在不同的演进阶段和不同的环境中。1914年的阿登攻势是一种疯狂的行动，其理由有三点：
（a）当时法军的进攻能力非常有限，注定了这个行动要失败。
（b）地形极为不利。
（c）在中央前进，只留下不适当的兵力对抗德军的右翼，致使我们有被包围的可能。
在1918年，上面三个情况有两个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尽管地形仍然不利，但是：
（a）进攻能力已有相当的发展。
（b）敌人到处被牵制，其预备队早已用尽；因此我们从中央前进时，就能以包围德军的整个右翼威胁他。
通过这种比较还可以看出1914年与1918年的另一点差异：1914年的兵力具有显著的机动性，而1918年的却极其笨重。换句话说，在这四年内，战略对抗的原则已经完全改变了。在1918年到1940年之间，甚至有更带根本性的变化，而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变化更多。
所有这些显示了军事艺术的基本困难，那就是军事艺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过去的军事总能通过有条不紊的推理过程予以解释，尽管可能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推测。而在最近的将来，战略思想必定受到极大的关注。因此，我们既要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同时又要用有创造性的思想调整过去的经验，使之与新的方法相适应。任何新发明可能都会遭到巨大的困难，但一切例行公事的老办法注定要失败。
在这种主要依靠猜测、多少有点令人害怕的对策中，理顺思想进程的关键在于了解作战战略的变化。
核战略
所谓核战略，实际上就是核武器发展成果在战略上的应用。不管是进行战争，还是维护和平，这种战略都已经使整个武力使用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发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变化的规模，也许能预测当今这种演进的过程正把我们引向何方。
核武器的重要性和独创性
与现代投射工具相结合的核武器，并不象人们有时所说的，“是一种和其他武器相似的武器，只是威力较大而已”。它的威力使它自成一类，而与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任何武器都不同。一颗普通大小的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产生的爆炸力，与400万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一颗普通大小的10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的爆炸力则与2亿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 [ 作者注：在高空爆炸时，其火球所影响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英里。 ] 。这种爆炸的效果可以通过放射性微尘扩散 [ 作者注：在低空爆炸时，其放射性微尘可沾染几百平方英里的地区。 ] 。而这样巨大的爆炸能力只有极少数人就可以发射和指导。这实在是一次彻底的革命。
此外，这种投射武器的射程正趋近地球的半个圆周，因此有可能以相当高的精确度攻击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点。甚至于目前的射程已达到了经度或纬度90度。这就是说，只要1枚核武器就能威胁整个半球。
威力与射程这两种性能加在一起，使原子武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即军事力量的威力与其大小，现在已没有关系。仅仅在几年之前，要想毁灭汉堡，必须出动1000架飞机；要想毁灭柏林，必须使用1个军团的火炮。而今天要毁灭这样1座城市，只要用1架飞机或1枚导弹。
而且与庞大武装部队的笨重相比，现在的这种巨大的毁灭威力却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可达到一个国家领土的任何一点。过去，沿着国境线用军队构成一道人墙，这种防御方式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一个国家免受物质毁灭或核沾染。所以常规的武装力量似乎完全无用了——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
核战略的形式
为了对这种空前未有的威胁进行防护，看来有四种不同的行动方式。
（a）对敌方武器进行预防性的摧毁（直接攻击方法）。
（b）拦截飞行中的敌方核武器（防御法）。
（c）针对核爆炸的效果作实质性的防护（进一步防御法）。
（d）报复威胁（间接攻击法）。
这四种反应形式曾同时被使用，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最后则结合成为一种极复杂的战略理论。
（1）起初，最好的办法看来是预防性的摧毁，因为核武器本身的位置是难于发现的，所以不必以其本身为目标，而以敌人的生产和发射基地为目标。当时美国人拥有相当的优势；敌人除飞机以外没有其他的发射工具，而飞机却限制在基地上，基地是很容易被击中的；所以敌人的核武器资源几乎可以全部毁灭的假定是合理的。由此产生了歼灭战术，其核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使每个已知的目标都难逃攻击的核火力计划。
这种有利的局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随着敌人资源增多并采取疏散的战术，所要攻击的目标数量就增加了，而目标数量的增加是不可能预先确定的，因为敌人已准备好在得到警报后把飞机疏散到一些临时性的机场上，那是很不易发现或根本无法发现的。最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定的防御政策也使西方难以主动地发动一场核战争。所以原子攻势只能想象为报复手段，就是说，让敌人进行第一次打击。这也就是说，对敌方核武器的摧毁，已经不再可能是预防性的，所以其他的防护形式，即拦截、实质性防护和报复威胁也就都变得十分重要了。对此，稍后再详细讨论。
与此同时，对于毁灭问题的研究也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发动一次突然袭击的能力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一旦敌人的能力达到某种水平，一次突然袭击造成的巨大破坏足以使我方的报复能力发生疑问。多年来，参谋人员都担心会出现“珍珠港事件”，结果促使“反突然袭击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效率水平，这将在另外的题目下加以分析。
要想使报复政策有效，则报复能力必须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以消灭或至少大大降低敌方的毁灭能力。但投射系统的种类繁多和火箭的出现，使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流派，认为“打击军事力量”战术 [ 作者注：目前通用的名词是“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事实上，那是应用战略的一种方法，所以是一种战术形式。 ] 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天不可能把一切的目标都完全毁灭掉，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如果听任敌人核部队的任何相当巨大的部分仍继续存在，那是有极大危险的。从最低限度说，把敌方兵力中较易被毁的部分加以毁灭那总是可能的，例如逐渐过时的飞机和雷达网；事实上，这些东西仍占其资源的相当大部分。今天人们普遍承认，“打击军事力量”战术只可能有一部分效力；但仍然是必要的，结果促使我们继续设法增加我们的投射工具。另一方面，有一大批目标都在卫星国内，在那些地区，必须竭尽一切努力，使毁灭只限于军事设施，所以在“歼灭战术”中，高度的精确性是必要的，而太大威力的武器则不能使用。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计划太庞大，耗资太多。
所以这个演进阶段以真正预防性行动这一观念的复活而告终；一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更好，这不仅因为我们将不会遭致敌方第一次打击造成的后果，而且因为敌方可能没有戒备或没有疏散，以致他遭受到更惨重的损失。为了使此种预防性行动多多少少令人信服地同互不侵犯的政治观点相调和，“预防性行动”便改称为“先发制人”。其着重点在于：只有在已经获得完全可靠的情报，确实知道敌人即将发动攻击时，我们才可以主动发动攻击。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敌人的核资源实施预防性的摧毁能否使我方得到完全的防御似乎大有疑问 [ 作者注：这种结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原子潜艇已经出现之后更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曾使美国人最近的理论发生动摇。他们还是公开宣称，宁可采用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而不采用打击城市的战术。我们在讨论威慑问题时还要提到这一点。 ] 。一旦战争爆发，这种政策虽然可能会付诸实施，但充其量只能达到预期的部分效果。因此，其他的防护方法还是必要的。
（2）不久人们看清楚了，拦截飞行中的核武器，很可能成为新战略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我们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拦截系统，则预防性行动（那是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和实质性防护也就都没有必要了；敌方的报复威胁也将丧失其效力。
这是一个理想的答案，不过从技术的观点看，这极难实现，而且极难维持适当的效率水平。在拦截和突防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技术竞赛。拦截能力每前进一步，突防能力也会以新的进步作回答。于是，一种新的战略形式在平时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使用的“军备竞赛”这个词组已经远不能反映这种新战略的含义了。
在这种战略中并没有战斗，双方都只尝试改进其装备的性能，使之超过对方。它被称为“后勤的战略”。其战术手段是工业的、技术的和财政的。这个战略采取间接消耗敌人的形式，而不直接毁灭敌人的资源，其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迅速过时，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举例来说，在不列颠之战中，雷达曾经造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空中防御的胜利。接下去就是超高空飞行的飞机，使当时所有的雷达和高射炮迅速过时。然后出现了地对地导弹，它是不可拦截的，使所有的飞机都很快成为落后的东西，因为飞机是被束缚在固定的从而易毁的基地上的；与此同时，地对空导弹的出现，使高空飞机有被拦截击落的可能。接着又研制出空对地导弹，使飞机能在敌方地对空导弹射程之外攻击目标；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拦截地对地导弹的可能性。如此等等。
一个宁静的、看起来是和平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这个战争本身很可能就具有决定性。这种竞赛决不会结束；尽管拦截能力在此消彼长中不断发展，但要实现完全有效的拦截却还是有疑问的。
（3）于是，再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实质性的防护，使核攻击的效力减低到相当的程度。在热核武器尚未出现之前，似乎已有一些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地下防护，疏散，机动和混凝土工事防护等等。虽然这些办法中没有哪一个是能够提供绝对的防护的，但它们却带来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核攻击效力的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几乎降低25%）。但是自从有了热核武器，虽然防护仍然具有同样的相对价值，可是由于攻击的威力已经大大增加，要想再希望获得有效的实质性防护，似乎很难。而且，耗资之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许多人认为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发展进攻武器及其突防能力。
（4）事实是，所有防御方法的效率都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因此唯一真正的防护存在于报复的威胁之中。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打击力量”（称为“进攻力量”或者更好些），其威力的强大足够威慑敌人，使之不敢使用自己的打击力量。这就是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威慑战略，其目的是对敌人的意志力发挥直接的效力，但不必为此动起手来。这就是根据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战略提出的一般概念，这种战略已经越来越复杂和越微妙了。
威慑战略
核威慑
威慑的基础是一种物质因素：必须有巨大的毁灭能力，高度的精确性和适当的突防能力。在分析拦截式防护时，我们已经看出，在这种持久的斗争中，保持适当的突防能力是多么重要。但因为战争实际并未进行，所以拦截和突防能力的精确的相对水平不过是一种猜想，就象敌人毁灭能力实际上也是猜想一样。这就说明U2飞机的飞行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估计敌人的拦截能力；这也说明为什么苏联在弄清了对方正在进行的试验时提出那样强烈的抗议。
所以围绕着这个物质因素，早已有足够的不确定性，但是两个对手究竟谁先开火，当考虑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假定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当飞机飞行速度还是相当低时，这个因素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因为有足够的警报时间使攻击和报复性攻击的兵力在空中交错。但是现在，由于有了导弹，敌方先动手打击的毁灭能力非常大，以致我方作出反应的能力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这样，威慑的效果等于零了。所以威慑的效果不由打击兵力原有的能力决定，而由它遭受了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剩余的能力决定，换句话说，由其求生能力决定。这就导致了求生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运用起来耗资巨大而且非常复杂。目的是：第一，把警报所需的时间实际上缩短到零（使用大功率雷达、人造卫星、自动通信、电子计算机等）；第二，确保在敌方打击到来之前，飞机已在空中，导弹已发射（飞机经常作升空的戒备，在15分钟内即可起飞，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等）；第三，保护发射平台的安全，办法是加强机动性（用原子潜艇），疏散配置或以混凝土加固，以迫使敌人对每一个目标都必须消耗大量的武器。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与我方的报复的结果究竟是哪一方占优势，这决定于双方的求生战术的相对效率，决定于被估计的拦截战术，还决定于对打击精度的预测。所以最后的结果越来越成为一种猜测。
但是比起重要得多、也不可捉摸得多的心理因素来，上述的一切变得象几何定理一样简单。目的就是要对敌人的思想产生一种效果，足以阻止他使用其打击兵力。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具有适当的毁灭能力，足以使敌人感到害怕；第二点，必须使敌人相信无论在何种特定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发动一次报复性的攻击，或者是对敌方的攻击作出反应，或者是我方进行第一次打击。
从心理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叫“适当”的毁灭能力，看法颇有分歧。根据广岛和长崎的先例，有些人相信，只要能毁灭少量几个大城市，就足以使任何现代国家投降。另一些人认为必须先计算，敌人的经济潜力要毁灭掉多大部分才能对他造成严重的损害，然后予以打击，使他的能力丧失到一蹶不振、难以忍受的地步。美国某些理论家则坚信只有毁灭敌人的核武器才是有效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所以毁灭必须大到足以使非常高度发展的反炮兵活动能够开始，活动的效果将随着敌人用以攻击我方发射点的武器储备的消耗而增强。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成为两种互相冲突的战术原则，即所谓“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和“打击城市”的战术。要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答作出选择是件难事。我们早已知道，倘若能保证其目标几乎百分之一百地达到，那么“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应该是高度有效的。但是，除去不可避免地耗资极其巨大这一事实以外，由于求生战术的进步，其结果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计算了。这就驱使某些人宁愿选择“打击城市”的战术。它比较容易执行，而且耗资较少，被称为“最低威慑的战略”。不过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曾攻击、因此也不曾摧毁掉敌方的主要打击力量，我们就只得听任敌人对我们所作的每一个毁灭性打击进行可怕的报复。在这种交替打击之下，我们就越来越接近总体性的互相毁灭状态，其结果甚至于会对我们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动过程都是愚蠢的。我们显然是在威慑自己，其效果至少跟敌人的威慑一样。再说，威慑的效力显然不是绝对平衡的。譬如说，主要城市的毁灭对于美国的影响将远比对于苏联的更为严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赞成“打击军事力量”战术而苏联人赞成“打击城市”战术 [ 作者注：据估计，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相当少，这也许可以说明他们宁愿选择“打击城市”战术，或者说明他们遇到了某些困难以致不能实现“打击军事力量”计划。后者是苏联公开坚持的理论。1962年在古巴的尝试，其目的之一也许就是要提早获得“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 ] 。对这两种战术形式的选择显示的损害与其可能获得的任何利益将不成比例。这就是较大国家的威慑在逻辑上的正当性。很明显，这是十分危险的一张牌，打这张牌必须以对威慑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为前提。如果能够使敌人相信我们已经下决心，在一定环境下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使用我们的威慑兵力，则敌人就更可能相信这些兵力形成的威胁。应当注意的是这张牌双方都可以打，所以两个具有同等可信性的威慑，用到一个对双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利害关系上，它们就有互相抵销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增强压力的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非理性行动。如果你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你一定不要一直把他逼到墙角里去。杜勒斯的僵硬死板，赫鲁晓夫的勃然大怒和用他的鞋子敲打桌子，戴高乐的目中无人，都是这种心理角逐中的伎俩，那也许要比以物质考虑为基础的一切合理计算更为重要。在这里真正决定的因素就是那种一定要使灾难烟消云散的意志。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是，应使别人相信你具有这种意志。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恫吓人，但就看效果如何了。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辩证法的一个非常微妙的运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估计敌方的可能反应，这种估计不仅应以我方就敌方资源及其运用资源的意志所作的评价为基础，而且应以我方就敌方对我方资源和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评价为基础；甚至还要考虑到敌方就我方对其资源及其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估计。估计必然是猜想的，假定和评价也都必然是以直觉、而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的。这样层层堆积上去形成的唯一的一个确定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分析到最后，威慑的本质因素就是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成了一种特殊战术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或至少能维持不确定性。我们在地面上的部署必须可以展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个事实必须让敌人也知道。必须对任何能帮助敌人估计我方真正意图的东西广布疑阵。很明显，一切言行都不应帮助敌人排除可能使他感到畏惧的假定。例如，主张废除战术核武器的理论就完全违反了威慑战略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对“导弹差距”及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同样违反了这些原则。
威慑的补充形成
现在已有的资源，加上不确定因素，就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威慑作用。不过今天双方都已有了核武器，所以核威慑不再绝对有效了。这就等于说，某一领域中，威慑是不生效的，换句话说，从小型的冒险行动起，经过外围行动到以有限战争告终，在整个行动范围内双方都仍保持有一定的自由；在每一情况下的守则是，其所争的利益必须小到不值得以核报复相威胁。这些行动就象别的许多事情一样，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的，但这一切的结果是在威慑战略内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目的是使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核威慑的效力；或者说，其目的是减少并在可能时消灭敌人的行动自由。
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威慑效力。第一种是具体的方法。那就是以综合的军事力量面向敌人，以击败敌人在行动自由的领域内所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这种行动自由是敌人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这是“盾牌”部队 [ 作者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一种“盾牌”战略方针：假如苏联对其成员国发动攻击，则应在初期竭力迟滞苏军前进，然后予以反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部队称“盾牌”部队。 ] （即防御易受破坏地区的战术性陆空或海空部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保留机动预备队以便能调动到受威胁地区的理由。这些兵力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摆脱著名的“全有或全无”的两难困境，即不必再在以下二者之间作选择：要么发动一场相互大屠杀，要么甘愿接受既成事实。第二种方法是心理性的。那就是当局部突冲发生时创造和维持一种报复的威胁。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意味着某种利害之争的重要性被蒙上了不确定的因素，尽管最初看来，这种不确定性似乎是很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战术原子武器的存在，以及使用这种武器所意味着逐步升级的全部风险，在威慑战略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是一种危险。如果威慑没有效果，那的确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逐步升级的威胁倒是一个额外的安全因素。事情的这一面我们不应忘记。
战略的这个领域对核威慑战略起着补充作用，当主要的核威慑互相抵销时，其重要性就更增大。核报复的“可信性”正日益减低，逐步升级的威胁也是一样。威慑战略由于耗资巨大看来正走向死胡同。事实上，我们正被诱惑向非核战略转变，这种战略可能意味着当我们在核领域所作耗资过大的努力已经到顶时，必须在常规装备领域作相应的努力，就好象不曾存在过核武器一样。打击兵力现在已有、或者不久就会有相当的求生能力，这是当前的必然趋势。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再回到原有的起点上，或者说回到核武器出现以前的局面。核武器仍然存在的事实，足以表示危险也仍然存在，危险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两个因素，我们在前面都已讨论过。只要这两个因素仍然能产生某种影响，就不可想象还能发生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常规大战，因为谁也不敢担保在那种情况下不会逐步升级。正由于这个原因，常规兵力即使数量很小，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威慑作用。一方要动用一定数量的兵力，另一方要为击败这些兵力而冒险，这就可能产生非常严峻的形势，以致很难有希望去避免逐步升级。所以，现在似乎有了几乎很完整的威慑体系：打击的兵力互相平衡，对全面核战争起着威慑作用；常规兵力对有限战争起着威慑作用，因为逐步升级的风险是经常存在着的，它将制止人们为了不太重要的争执去发动有限战争。这三种行动方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因素，它们互相补充，联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从而使全面平衡有了可能。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经验所清楚地表明的，也仍然存在着某种行动自由的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很小，但很重要，它在世界这个棋盘上为苏联的间接战略所利用。至少按我们研究过的表现形式说，威慑没有力量阻止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任何行动，阻止利用外国的革命运动，甚至阻止由代理人进行的战争。一个逻辑思维的结果是，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常规的威慑。作为核威慑的补充，我们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步骤在间接领域内，建立一个威慑体系。
西方曾经尝试寻找一个有效的答案，但不曾找到，主要是因为西方并不真正了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其内容太复杂，不能在这里作概括的叙述，而将另行讨论。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在威慑体系中出现了任何一个小裂缝，就会为狡猾的敌人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从长远的观点看，其行动可能威胁西方的整个安全体系。
战争中的战略
尽管我们对于威慑作了艰巨的尝试，但并不能肯定战争就不会发生。从上面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因素来看，更是如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什么人发了疯（这总是有可能的，不久前就曾有过希特勒），战争的爆发就只会是“计算错误”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方对于敌人的可能反应必定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有人本来在想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干某种事情，哪知道他们已在事实上发动了一场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核时代的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呢？
最初，当威慑战略主要以大规模报复原则为基础时，战争的战略与威慑的战略就是一回事；为了威慑目的而拟定的火力计划将付诸实施。其结果是双方都将遭到可怕的毁灭。一方（假定为敌方）失去了战斗的能力，还要以所有残余的力量从事彻底消灭敌人这样一个阶段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断脊背战略”。因此战争的第一阶段是进行大规模的、经过全面计划的毁灭性打击；接着就是扩张阶段，其详细情形是很难预测的，因为在被委婉地称之为“核交换”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种种无法估计的问题。
“核交换”至少应该说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概念，但它对于军事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且因为所有为测验和改进威慑性能而设计的平时演习，也都以核交换为其中心。这就促使人们相信未来战争的样式就是这样。
很幸运，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可说这种样式纯粹是假想。要在赌博一开始时就投下极大的赌注这是很少见的。由于敌方核武器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战争中的战略必须与威慑战略区别开的见解也就逐渐盛行。威慑战略的目的就是构成恐怖；所以很明显，它应有能力造成最可怕的毁灭，但又应有不必使用这种能力的明确目的。不过，如果毁灭成为相互的，谁还能从敌人的毁灭中得到什么呢？一方发起一个行动，另一方予以回击，置他于死地，则发起行动的一方只不过表演了剖腹自杀罢了。这不是战略。相反，我们竭尽全力避免出现这种严峻的局面。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应当假定双方都会按照这个推理处理问题，因此，敌人极不可能以大规模的核攻击来发动战争。只有当他拥有相当大的技术优势，能够有把握以第一次打击将我方打垮时，他才会采取这种政策。如果我方的打击兵力具有适当的求生能力，他是不可能将我方打垮的。既然如此，敌人就比较可能以或多或少的有限行动作为冲突的开始。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作何反应？
很奇怪，这个反应的问题已成为长期争论的题目。常识似乎指出，应该尽量设法限制冲突。但是许多人坚持这样的理论，认为任何限制冲突的意图一宣布，只能减低威慑的价值，并且认为一次真正的大规模报复，是制止敌人发动其有限攻击的唯一方法。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暗示的，这种理论又继续指出，一次大规模报复所造成的毁灭程度必须是以将敌方的反应能力减低到相当的、也就是可以忍受的程度。在威慑问题上，这是一种最有分量的论点，我在下文还要论及。不过，最近已经很明白，无论发生什么，敌方反应的效果是可怕的，这是这场讨论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这个原因，肯尼迪总统支持这样一个学派，它主张放弃用大规模报复作出反应的原则。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对于这种新的战争战略已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他称之为“灵活反应”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的意思是，对于敌人的每一种行动，都应有一个适当的反应，作出反应所使用的力量应足够击败敌人，但不应超过实施这个目标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仿效敌人（譬如对敌人的常规攻击的反应可以是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防御，甚至还可以发动一次有限的战略核攻击）。它的真正含义在于，对于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利害得失来处理，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大规模报复作为最后的一着。这种战略的目的在于产生有效的反应，同时又使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
这种战略的原始构想是将局部军事行动与全面威慑结合起来。其目的是把冲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由于有预备队行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所以“平时”的威慑仍可维持其大部分效力。因为威慑是相互起作用的，所以双方都以不使冲突扩大为目的。如果双方都不破坏原则，而所争执的利益又是十分有限的，问题就可以妥善解决，而不至于逐步升级。
这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对策，不过似乎并无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它。为了使它尽量获得安全，必须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控制系统，以确实保证逐步升级不会自发地变为局部行动的一个结果而发生，致使一个局部事件转变成全面战争。这样，就必须有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术。应当安置几道逐步登高的门槛，非经政治当局专门批准，决不许越过。还要有保护措施，以保证未经批准不得越过门槛。所以战争呈现为楼梯式，上面分成了许多层次（局部事件，常规战争，战术原子武器的使用，有限战略核进攻，全面战略核进攻等等）。所希望的是任何冲突一旦开始，就都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获得解决。
采取这种战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它却有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自然来自那些可能变成有限冲突现场的国家，他们并不觉得充当战场——也许还是原子战战场——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假如这场灾难是全球性的，那么要求他们作那样的牺牲，看来倒也不是太不公平的。但他们会说，是不是为了那些重要地区的利益，迫使敌人分散其力量，而把他们的安全廉价地出卖了？第二种反对意见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它涉及威慑问题。如果承认冲突必须保持在有限范围内，那么这是不是等于邀请敌人发起冲突，从而降低了威慑的作用；而且一旦有限冲突爆发，逐步升级的风险是不是变得更大呢？
上述这两种反对意见都代表一定的真理：那两种风险都是存在的。但对于它们的有效性却不应估计过高。诚然，威慑战略（逐步升级的威胁）与战争战略（冲突的有限性）所使用的方法确有某些矛盾。但是这两种战略并非同时起作用，威慑战略先于战争战略发生作用。此外，两者有两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二者的矛盾，因为即使战略的目标非常清楚地是要把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但是你也决不能保证没有逐步升级的可能。这样，威慑的作用就可以维持，而“后方”地区就不会漠视战斗首先打响地区的安全。事实上，所有各地区的安全与威慑的连续有效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还有某些行动，其本身为有限性的，却可以用来增强和突出二者的相互关系。譬如说，可以把敌方某一个目标作为抵押品，宣称如果我方某某前方地区被攻击，则将用战略部队把那个目标摧毁；还可以进一步声明说，如果敌人也以有限的战略进攻作答复，则敌方的其他某某目标也就要被摧毁。战略部队的这种逐步升级的有限使用方法可以使那些有可能以其疆土作战场的国家感到它们并不曾被抛弃。
不过，这种有限责任的战争战略概念，并没有如有些人所说的一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预先设置“战场”，另一方面预先设置“庇护所”。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敌人的侵略行动不会引起报复的地区，我们应当准备在这里立即接受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所保护的地区。如此把威慑按先后次序和地理特点区分，只能减弱战场地区的安全，并在庇护所地区万一发生冲突时，使本来存在的逐步升级的风险大大增加。事实上，自动的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对于庇护所并不比对于战场能增加多少安全，因为在当前形势下，报复只能使敌人作出蹂躏我方的反应。因此，我方施加于敌方的毁灭程度差不多与我方所遭受的等同，这对我方来说是不上算的。正确的做法是威慑同时对战场和庇护所两种地区发生作用，而在这两种情形下，威慑都应该是“分级”的，换句话说，必须具有“灵活”反应的能力；为了使可贵的不确定因素不致受损，这种反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难以预测的。
因此，似乎可以说，在核时代，武力的使用通常只限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1）在要害地区内，行动可能只限于速战速决的形式，其目的是首先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然后立即继之以谈判。（2）在外围地区内，斗争则可能采取长期消耗的格式，紧张程度较低，并采用常规作战或游击战的方法。第一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的战役；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是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老挝战争。任何其他的战争形式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引起逐步升级。
不过，如果认为核武器的存在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就足以阻止一切武装冲突的发生，那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过去10年已经证明，甚至当西方拥有相当大的核优势时，这种冲突还是可能发生的。现在双方的打击兵力既已形成了平衡，所以在将来，这种冲突的猛烈程度和所争利益的重要程度都可能大大增加。为了减小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盾牌部队，以增强核部队的威慑作用。同时又必须采用适当的战术，保证我们的威慑维持在高水平上。这些措施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核时代战略的演进
上节的内容不过是对核时代战略的基本概念所作的一个合于逻辑顺序的分析。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题目，为了使它不进一步复杂化，我不拟再讨论各种不同的战术，尽管它们同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关系（例如截击、突破、求生、军备控制、防护、不确定性等等）。
要想对于问题获得一个总的概念，同时了解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影响，最好的方法是探讨战后15年来美苏之间斗争的发展。我曾武断地把它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从苏联方面某种具有重大战略后果的技术进步开始，接下去就是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战略，这种战略是某种特殊技术成就的结果。
（1）在第一阶段中，苏军在战后并未真正复员，仍拥有非常庞大的陆军和空军。它使用一种半军事和半革命化的作战战略，苏联有可能颠覆和吞并欧洲。在这个阶段，美国空军的能力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美国以欧洲的复兴（马歇尔计划）和重建欧洲防御用的常规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里斯本计划）作基础，采取威慑战略，以对付苏联的威胁；同时组成一支进攻性的空中核打击兵力，以贯彻执行大规模报复政策。美国给欧洲以财政经济援助，并按军事援助计划把装备运往欧洲，发展了原子弹以及载运原子弹的飞机，并以B-36的作战半径为根据，在外围地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基地网。这种战略挫败了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机器。所以，威慑是有效的，苏联在欧洲的攻势也因此受阻。
（2）在第二阶段中，苏联只能用防御性的威慑战略和间接战略领域内的反攻（例如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相配合以对付美国。由于一开始就缺乏可用的物质资源，苏联的威慑主要是心理上的，其主要做法是由和平大会发动反核运动。事实上，这至少在欧洲和中立世界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过，不久由于科学工作和间谍活动的空前努力，苏联很快制造出了少量的原子弹，并且以B-36为蓝本，建立起一支初具规模的打击兵力。同时，它建立雷达网以加强其防空体系。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它第一次感到核威胁，并感到对方有效的防空力量已经存在。由于美国增加其报复的威胁，以维持其威慑战略的有效性，这样做之所以更有必要，是由于欧洲重建武装的进展迟缓而且不适当，部分地由于法国的兵力已陷入印度支那战争，而西德武装力量的形成还只是在预期之中。因此，空中威胁必须维持的水平应能使盾牌部队仅仅成为战略部队的用来迟滞敌人的绊网。正当此时，热核弹的出现又使报复兵力的有效性大大增强。尽管苏联已有相当的防空能力，但由于美国研制出了高空飞机能超越敌人雷达搜索的上限飞行并且速度快于敌人的战斗机，所以保持了突防能力。在1954年到1955年之间，美国的优势还是无以伦比的。不仅其威慑仍能充分地维持，而且苏联被迫停止其在印度支那和朝鲜的间接战役，而接受妥协的解决办法。应当指出，在这时，美国是能够——按麦克阿瑟将军的说法是应当——利用其地位获得更大利益的。
（3）在第三阶段中，苏联在威慑战略的领域开始追上了美国。他们此时也有了热核弹，并有一支并非无足轻重的打击兵力，他们还增强了防空体系的效力；这就使他们能在中东和北非重新展开其间接性的反攻。苏联拥有热核武器这一事实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面对着几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美国的战略不免犹豫不决了。许多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是应该增强报复的威胁以保持威慑的效果，还是建设防空体系以部分地抵消敌人的威胁呢？能否使报复的威胁更加可信，以致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使用，甚至连小型冲突也不例外呢？如果不是这样，是否应求助于其他形式的威慑，因而必须增强战术防护兵力，才不至于被迫在投降与全面反应之间作选择呢？于是在1955年展开了大辩论；结果是主张采取攻势的思想流派失败了，这一派希望着手实行大规模装备不可拦截的火箭的计划。这一派的领袖加文将军因此辞职。
当时的决定是：第一，建立一个覆盖美国本土的庞大的防空体系；第二，发展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反突袭战术（飞机处于戒备状态等），以及以美空中堡垒为基础的洲际轰炸机，这些可以配置在苏联初期打击的航程之外；第三，以战术核武器来加强当时常规力量还不太充实的欧洲盾牌部队；这些战术核武器虽大量分配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但仍在美国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个政策也被称为MC70号政策）。1955年的这个决定曾经起了某种暂时的稳定作用 [ 作者注：由于有了这种决定，在1957年，西方在黎巴嫩和约旦所采取的行动就能够阻止苏联在中东的进攻。 ] ，但显然太保守。它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到了下一个阶段其严重的后果就被感觉到了。
（4）在第四阶段中，苏联的火箭计划获得了成功，达到了比美国领先的地位，其所采取的路线也正是美国人所认为不应追求的路线。到了1957年，苏联拥有了1枚洲际导弹并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以后，苏联人登上了月球 [ 投笔从戎注：此处指1959年9月12日，苏联无人驾驶探测飞船“Luna 2”号成功抵达月球表面，撞毁在月球正面差不多中央位置，它成为碰到另一个星球的第一个人造物体。 ] ，他们还通过试验证明他们的导弹精确度和爆炸当量都是高的。到了这个时候，苏联在威慑战略领域中已经追上并超过了美国。美国刚刚花了极大的成本建立起来的防空体系，只有对付飞机才生效，而不能对付苏联火箭的威胁。同时，苏联也增强了它的防空能力，并改进其地面部队的装备，使之配备战术核武器并全部实现摩托化，其中包括拥有大量的水陆两用车辆，从而能实施进攻战。这样，他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比美国占了优势。从心理的观点看，人造卫星的辉煌成就更使这个强大优势锦上添花。随之苏联重新提柏林问题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整体地位问题，并在刚果和古巴对美国直接挑战。
对于美国总还算侥幸，因为苏联的优势还不能在弹指间就发生效力。当1961年初肯尼迪继任总统时，“导弹差距”还不过是将来的事，但美国已经不能再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了。这位总统周围有一批学者，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思路，产生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新战略。新战略是在第三阶段拟制出来的，那时大规模报复战略仍然有效，此时作为第一步把这个战略正式放弃了。至此美国的战略观念开始变成了“分级威慑”。其目的是要在核力量、常规力量和间接力量等一切方面达到一种平衡。假如战争不幸爆发，则应努力使用“灵活反应”的手段，使战争不致扩大。这些理论我们已经讨论过。结果是核打击兵力变成了“盾牌”的一部份，而不是“利剑”，但其强大反应能力，却仍然应不惜一切花费来加以维持。基于这个观念，美国迅速在上一阶段就着手研究北极星和民兵这类导弹，此时研制出来了；它还采取求生战术（原子潜艇，地下的及可移动的发射台等）以使其投射系统不至于为敌方的第一次打击所摧毁。在常规力量方面，主要的步骤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盟国家增强他们的战术性盾牌部队，此时这已经变成了战略中的一个必要因素。为了应付间接的威胁，又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空运常规预备队。最后，为了阻止战争自动升级，发展了更有效的战术，以控制核武器；同时，努力向苏联指明使冲突不致扩大的方法（苏联故意装作不了解这些方法）。
这种再调整正好适时地填补了开始出现的导弹差距，同时也证明苏联在火箭领域中的优势并不象最初所害怕的那样巨大。一切的情报来源都指出，苏联的洲际打击力量只具有有限的能力，只适用于“打击城市”的战术，而不适用于“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美国的确已经作了非常巨大的努力，并似乎再度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克纳马拉先生才开始感到他可以宣布，他的分级威慑战略以灵活反应为基础。
似乎就在这时，苏联把中程导弹配置到古巴，试图也来弥合“导弹差距”，这样使他们有可能对美国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从而对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仅仅使用中程导弹，他们就能在几个月之内达到用洲际弹道导弹在几年内都达不到的优势。这自然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因为苏联居于局部劣势的地位，而古巴又是在美国很容易侵入的距离之内。他们发动一个宣传运动作掩护，宣称苏联在古巴只限于搞防御性的设施。不过，美国人却及时认清了这一危险。他们的反应迅速、坚定，而又很能自制。因为居于劣势，所以苏联只好放弃其企图。这是在核威胁的潜在战争中双方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双方的行动都是精确的、现实的、冷静的，而最后还是美国人获得了成功。从此以后，苏联被迫与美国作硬碰硬的军备竞赛，冒着风险同远比自己富有、强大的对手去拼经济实力。
（5）不过，又有了第五阶段的迹象。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仍然居于引人注目的领先地位。这就可能导致生产新型武器，这样一来，我们将被引向何方，在今天尚难预测。此外，他们的核政策以取得少量大型武器的原则为基础，这比美国建立大量小型武器系统，因而花钱明显较多的政策要高明。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中子弹的生产，我们将会在威慑战略的领域中看到新的发展。
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是基辛格。他们把威慑战略的重点放在盾牌部队的增强上。这种理论是说，既然战略性核战争所固有的危险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的威慑政策就应改为以直接保护受威胁的地区为基础，必要时可以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这种思想代表一种倒退的趋向，从空中战略又回到具有较悠久的历史的陆上战略。这种思想也包含一定的真理。如能证明其有效，则它对于世界军事平衡的重建大有帮助。
对战后15年发展过程的匆勿一瞥，产生了下面一些想法。
首先要说的是，每次出现的局势都是非常危险的，而每一种防御体系都只有暂时的效力。装备和战术现在每隔5年就要更新一次，而过去从一次战争结束到下一次战争才会更新。花费那样巨大的财富，而所换得的安全却靠不住，看来这是很不上算的。结果总有一天不是打仗，就是经济破产，或者是就限制军备达成某种协议；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和平是很难维持的。
还要说明的是，苏联在爬威慑的楼梯时，由于其出色的努力，几乎已经获得成功；而美国曾经两次占有相当的优势（一次在第一阶段，又一次在第二阶段），但它不曾加以充分的利用。这就表明，尽管争夺是激烈的，但犯了错误并不一定立即受到惩罚。苏联的举措也许比美国强硬毒辣，但除非它能确信某种优势具有持久的价值，它是不敢把这种优势作太大的扩张的。如此谨慎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不确定因素存在，一般说来，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处的地位是怎样。
虽然在这种连续的斗争中并无突出的大行动，但很清楚的是，自从第三阶段开始以来，在威慑能力的增长上，苏联占了上风。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种攻势战略；分级威慑战略则是一种守势战略，其应付苏联间接战略的有效性尚待证明。
至于说到战略的结构，这一时期的演进历史清楚地表示，新装备与正在形成中的新战术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新的战术反过来又可以导致战略平衡的改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倒转的程序：为了重建战略平衡，必须先作出一个战略选择（例如，在1955年），结果希望应用的战术被确定了下来（截击、突防、求生等）。由此提出必须研制的新装备（雷达、导弹、潜艇等）。有的作家曾说过，今天唯一存在的战略就是资源战略。如果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方应有必要的资源，才能实现所希望的战略，则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新装备应该支配战略。相反，从逻辑上说，发明家应该接受战略要求的指导，或者至少是战略应当从已有的发明中选用那些能最好地满足自己要求的东西。有时，某一方会缺乏必要的资源（例如，苏联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核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的任务就是：寻找弥补缺陷的措施（例如，和平大会的心理战），并且选择一个能利用现有资源击败敌人战略的行动方案。凡此种种，都是智慧与想象力的问题。
核战略的结论
很明显，对于核时代的战略所作的任何研究，都可以获得大量的、极不相同的结论。我现在仅略举其最重要者如下。
（1）核战略必须要在总体战略这个层次上实施。其中有许多心理的、财政的和经济的因素。所以，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形式的总体战略。
任何成功的战略总是总体性的，甚至象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战略，那样明显地用于作战为主，也还是总体性的。但是，著名会战的光辉常常掩盖了战略是总体性的这一事实，甚至历史学家也都受了骗。核武器一直都不曾产生任何的会战，它所做到的是强迫我们认清战略的艺术应该如何总体化，各种不同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又是如何强烈。总体战略不再是想当然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首脑随意地、直观地处理的事情；现在，它必然是科学地设计出来的。总体战略已经变成了任何领袖都必须精通的战略思想方法。古巴危机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2）核时代的总体战略已经清除了19世纪的、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学派的战略思想。这一学派的续承者们曲解了他们祖师的思想，因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清除了陈腐的思想，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而且这一次不应在建立太专门化的理论，以致把我们引入更严重的错误中去。所以，我们不应做的事情，就是仅仅拟制出“核战略”，以适用于当前的特殊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战略，不仅能够应付核武器及其可能的继承者（外层空间，生物战等）带来的问题，而且还能应付其他的难题和间接战争。
（3）新战略也必须应付由于科学与工业的资源应用于国防而产生的许多巨大变化。
国防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变化，这不仅因为新武器的射程和威力都已增大，而且因为生产这些武器耗资巨大。国防问题的分量不断加重，不可避免地会很快使一个国家不堪承受。古希腊的城邦和16世纪的王国正是由于解决安全问题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安全问题有可能在国际实体的形成中又一次起决定性的作用。
工业因素的影响，也使国防问题的性质有了改变。对行动的准备，现在远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拥有资源优势的事实比使用资源的方法更具有决定性。这同拿破仑时代的战略艺术完全相反；他曾经说过：“整个问题不过是如何实行而已。”过去，安全有赖于军队的直接保护；而现在，安全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依赖的是你应比你的敌人有较高的准备。过去注重前哨的警戒，现在注重科学的侦察。动作的概念已越来越抽象化，我们所重视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内运动并在地图上用红兰圆圈和箭头来表示的兵力，而是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变动着的科学和工业潜力，而这是毫无可能用图解的方式来表示的。在任何对于潜力的估计中，素质（包括技术与精神）已比数量更为重要，所以任何对于情况的判断越来越成为主观考虑的结果。在过去的时代中，时间的尺度是较小的，在19世纪时，一个战役可能持续1个月，一次会战不过几小时。在20世纪的大战中，时间的尺度放长了，这首先是因为战场扩大了，其次是对资源的要求都不是预先知道的，一旦需要，则从设计到投产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天进行着的平时后勤战争中，产品从设计到投产需要5年左右。所以，只能以苦苦猜想的未来情况为基础，提前5年作打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这种预测已经变成了绝对必要的思想过程。
政治和改革技术的连续使用，也产生了相似的后果，不过时间的尺度却甚至还要伸长。举例来说，直到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取得胜利，苏联才算是获得了1921年巴库会议所希望的成果。
（4）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斗争是“事先”和在“平时”决定的，所以双方通常都试图不求助于战争而能解决问题。战争现在不过是对所作准备的效率的精确检查。这就是威慑战略所依据的逻辑，不过这个过程毫无疑问的到今天尚未完成。
威慑战略的演进表明，作为核报复威胁的补充，其他各种形势的威慑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所以也象过去的一切武器一样，核武器只是对旧武器系列的补充，并不能代替旧武器。现有的武器库包括从刺刀到氢弹的一切武器。刺刀在今天可能很少使用，但它还是没有完全被取消。其他尚未完全过时的所谓“常规”武器，也都是如此。一个新的平衡已经达到，但与某些现代预言家的预言恰好相反，大规模常规兵力的存在仍然是保持这种平衡的一个必要因素。毫无疑问，威慑系统还有待于我们在间接战略领域内用现在尚难了解的其他方法加以完善。
（5）随着威慑战略的发展，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越来越缩小。为了相互威慑，已经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所以今后实际的、公开的冲突将只会限于范围非常有节制的外围行动。这种外围行动的目的，也许就是让一方能估量一方的资源储备和士气，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也应该有良好的机会，使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并能取胜。直到目前为止，所有间接战略的行动和威胁所产生的危机，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解决的。古巴危机也曾是这样解决的，尽管它属于直接核战略的范围。所以我们同19世纪那些战争理论所想象的全面冲突越来越疏远了。现代化的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战争；政治权威对它的控制，远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严密。
不过，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仍然是有的，然而这样的区域也许很小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小型行动显示出新的重要性。旧式的战争连同其会战在内，是一种流血的外科手术。而新式的战争尽管有千差万别，都更象一种疾病在缓慢地传染。行动比较迟缓，我们决不能因为它不那样剧烈而受欺骗，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结构的改变固然是一点一滴的，但其结果足以使整个世界变色。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应当对症下药，把那些似乎无足轻重的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些冲突不仅发展了非殖民化的狂热，而且扩大了现代化生产需求再凋整以及现代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造成的人口爆炸所带来的危机。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间接战略，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着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我将留待下一章再作详细的分析。
（6）从威慑中可能发现一种维持和平的真正办法。如果把过去10年间在这方面的进步审视一番，我们也许会感到还该有更大的进步。总有一天会找到一种比迄今已经尝试过的更为理性、更为有效的和平组织。在过去的尝试中，我们过分地受到感情因素和道德原则的牵制。维持和平的战略可能引导我们最后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平衡，在那种平衡之下，真正的军备控制也许是可能的，或者还能组成一支国际部队，用来制裁任何的和平扰乱者以维持平衡。这种理想也许超越了当前实际，却并非不可以想象的。我们如果对和平的寻求具有明智的指导，我们终于会找到一个在有利的环境中切实有效的答案。
（7）简单地说，我们究竟是在走互相残杀之路，还是在走和平之路？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并无明确的答案。不过，我们却可以断言，和平或战争都取决于人类的意志。自从有史以来，战争就成为玩弄的对象，最初说是上帝的意志，然后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军，到了近代又说是人口压力的后果。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可以由人决定，而且受到理性法则的支配，那么，核武器虽然把战争和危险增加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却也许能够带来较稳定的和平。除非命运愚弄我们，或者我们遭到了某种突然的变故，今后军队作为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战略计谋的附属物，将按越来越文明的方式被使用。人类将不会再以感情为基础而陷入战争的深渊，至少这种机会很少了。总之，“大战”可能是不会再有了，那是20世纪的瘟疫，欧洲衰颓的无可置疑的根源。
但这是不是真正的和平呢？我们可以断言，并非如此。人类对于权力的贪欲还不会消灭。这种贪欲同那些我们仍然只能模糊地了解却主宰着人类经济进步和生物进化的力量相结合，总是能找到一个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将决定权力的更迭，你争我夺，犹如钟摆摇晃不定。过去那种战鼓咚咚、战旗飘飘使用军队的战争也许变成历史的陈迹，从此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战争，其形式是革命战争的发展，是种族斗争，是重复出现的危机，是工业和军事领域中的科学竞赛。
20世纪的人类，经过了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毫无意义的大战，今天真有谈虎色变之感。今天借助于现代科学的一切资源也许能使他们终于找到一种预防这种浩劫重演的方法。但是命运的嘲弄要人类付出代价，而这正是他们所不希望的，这就是：斗争将以较小的规模继续发生，但将永远继续下去。
大规模的战争与真正的和平将一起进入坟墓。
间接战略
词的意义
间接战略这个词似乎含义模糊。利德尔·哈特曾经出色地提出了一套“间接手段”的理论，他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在作战的领域内，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不要“硬打死拼”，换句话说，不要对敌人作直接的硬攻，必须从一般认为不大可能的方向上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先使敌人动摇、惊慌、丧失平衡，然后再向他进攻。这方面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在进军波斯之前，首先攻占巴勒斯坦和埃及；西庇阿在攻击迦太基之前，首先征服西班牙，等等。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1918年的塞尔维亚战役，也都可以纳入间接手段这一类。
事实上，若一方不能肯定其实力已足够强大，可以在敌人所选择的地形上进行会战以击败敌人，那么间接手段的战略就是必需的了。利德尔·哈特曾正确地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肯定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而且即使如此，如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又何乐而不为。由于这个原因，他主张有系统地使用间接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见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其理论的主旨却是想在会战的考验之前，改变双方兵力之间的平衡，采取的方式是军队的调动而不是战斗。他主张不应直接去和敌人硬拼，而同敌人斗智，其目的在于补偿数量方面的劣势。
就常规的军事战略而论，间接手段战略的中心思想可以解释为地面上的调动。就总体战略而论，它已经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被应用。当一方希望以劣于敌方的军事资源达到某一结果时就要采取间接手段。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给这种战略一个通用的名称，即“间接战略”。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加上反殖民主义的煽动，这种战略有着广阔的应用范围，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其有效性令人吃惊。因为它是间接的，所以其阴险的性质常为人所不了解，而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在这个领域中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间接手段与间接战略之间的主要差异，不仅是如上文所说，前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间接手段的目的在于获得军事胜利，其所谓的间接性只是就这种胜利的准备动作而言的。所以，我仍然要把间接手段列入直接战略一类。间接战略的特点就是使用军事胜利以外的方式取得其某一结果。
间接战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这种战略中，行动自由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幌子下实现。在现时（甚至核武器出现前），行动自由有一个确定的范围，任何冲突都要受其限制；这种范围的界线是由冲突的发展对于国际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确定的。举例来说，在1912年，巴尔干诸国不敢向君士坦丁堡前进，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刺激俄国去占领该城。在摩洛哥，法国必须同时顾及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利益。在前一章我也曾指出德国人在第一次大战时所犯的错误：1914年侵入比利时，1916年又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在那个时代，约束的因素就是害怕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趋向极端”，换句话说，也就是害怕由一个不很重要的争执所引起的冲突，可能燃起一场完全与战争目标不成比例的大火。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的目的就是想不必发动一次世界大战而能达到他的目标。现在有了核武器，逐步升级的危险变得更大，以致行动自由的范围相对缩小了。不过，行动自由仍然存在：自从1950年以来，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有限冲突（朝鲜、印度支那、北非、以色列、匈牙利、苏伊士、刚果、古巴、柏林等），就是明证。
行动自由的范围越狭窄，越应对它作最好的利用，因为这就是突破现状的唯一途径，而核威慑是被假定用来维持这种现状的。行动自由的范围越狭窄，利用它的方式也就越微妙，甚至已经很难认清其为战争的一方面了。可是，获得的成果非常大，甚至可能比经过一次大战获得的还要大。西方人已经被逐出了中国和几乎整个东南亚，中东已经发生大动荡，非洲也处于混乱之中，甚至中美南美也受到了影响。所有这些事件并不仅仅是历史演进的必然后果，它们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战略的产物。这种战略利用了精心设计的、明智地顺应自然发展趋势的动作。我打算称它为间接战略。正是这种战略已被证明是治疗所谓“核瘫痪”的良药。
所以，间接战略也是一种艺术。核武器的存在产生的威慑作用使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而间接战略作为艺术能最好地利用这个有限的范围。同时，它还有助于获得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胜利，尽管为了胜利所能动用的军事资源通常都极有限。
以这个定义为起点，我们现在就试着分析这种非常微妙的战略所具有的一些原则。
间接战略的概念
在间接战略中，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决定在当前情况下行动自由的范围究竟还有多大，然后确保这个范围可以维持住而不缩小，如有可能则还应扩大，同时应使敌人能利用的行动自由范围尽量缩小。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对战略作一般分析时（第一章）已经强调过的原则上。任何辩证法式的竞争都是行动自由的竞争。不过，间接战略的真正特点是，可能实现的行动自由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同在有争议的地理区域内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有关，它几乎完全是由这个地区以外的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对核威慑有效性的估计，对国际反应、敌人精神力量和敌人对外来压力的敏感等的估计。
所以，任何特殊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世界性的高层行动的成功。我打算称此为“外部动作”。其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人们不理解斗争的焦点不在战争发生的地区之内而是在其外。我们遭受过许多严重失败，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严重的误会。
“外部动作”的概念
“外部动作”的主要特点是确保自己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同时用各种威慑性牵制手段，使敌人瘫痪。就象“小人国”里的人弄得旅行家格列佛动弹不得一样。因为一切军事行动的设计，都以威慑为目的，所以行动当然以心理的为主，不过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指挥也都应全面配合，以实现同一目标。
为了发挥这种威慑的效力，使用的手段从最文雅巧妙的，到最粗暴残忍的，各不相同：有时应根据国内法及国际法提出合法的要求；有时应强调道义和人道的原则，试图使敌人怀疑自己的主张的正当性，从而感到理屈。利用这些方法，可以激起敌方一部分内部舆论反对其当局，同时能发动一部分国际舆论来支持我们。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的道义上的联合，有可能以那些比较纯朴的同情者自己的见解为基础展开辩论，把他们完全争取过来。例如，在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国际性的集会中，就要造成有利于我的舆论气氛，主要是为了威胁敌人，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此外，可采取虚张声势的或实实在在的间接介入行动，例如供给军火、专家和志愿人员等。必要时，还可以用政治和经济的报复作威胁，直至以直接行动相威胁，其行动甚至有可能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方法是不胜枚举的，读者可以从最近的历史中找出许多著名的例证。
但是，这一类手段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军事威慑力量（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威慑）应能形成充分的、全面的威胁，足以阻止敌人作大规模的反应。第二，一切行动的构想都必须与一条明确的政策路线相协调，这条政策路线的表达应形成合乎逻辑的论点。举例来说，美国是具有自由传统的，当他们插手古巴，在猪湾采取行动时，即使是间接介入，但从心理方面说，他们做得是不恰当的。在直接战略方面，这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当那个行动已经成功时，更是如此 [ 作者注：已被1962年的古巴事件所证实。 ] 。但在间接战略方面，这个错误不得不使他们付出很高的代价。
法国虽然放弃它的黑色非洲殖民地，并自动撤出了摩洛哥和突尼斯，但对于阿尔及利亚还是紧抓不放，这是不恰当的。所以，政策路线的选择对于整个行动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让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正象在军事行动中，我们应攻占某一阵地，而不让敌人攻占它一样，在心理领域中也有可能占领某些抽象的阵地，并同样应阻止敌人攻占它们，举例来说，苏联已经成功地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承认，铁幕在从西到东的方向上是一个严密得不透水的政治壁垒，但在从东到西的方向上它并不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大肆宣扬和平，主张销毁原子武器，而自己却继续发展这种武器；他们反对殖民主义，而自己却统治着现今仅存的殖民帝国。这些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都属于心理战术的内容，此处不拟讨论。不过，这种“征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另一方完全接受的原则为基础。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占领的思想阵地，将会被西方“攻克”；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西方在其间接战略中，已经认识到了思考和计算的价值，而不只是尝试应用法律或道德的原则，那是他们的敌人经常对他们使用的。
在选择所追随的政治路线时，当然必须考虑当时的心理倾向（例如对于和平的热望，反殖民主义，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心，等等）；另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敌人的弱点。以及敌人所企图利用的任何同盟国的弱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是冲突将间接进行，或由代理人进行。装模作样的做法并不能欺骗任何人，但在心理上却仍具有其重要性。此外，对敌方的可能反应，当然必须加以预测，并应准备有效的对策。事实上，这种“政治路线”是心理领域中真正作战计划的总概括，所以它必须事先加以拟定，其精确程度应和军事战略领域内的作战计划相同。
“内部动作”的概念
在确保了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拟制出在希望达到一定结果的地理区域内的动作方案。我打算称此为“内部动作”。
这个问题的主要成分是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时间。如果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远比敌人优越，则精神压力也就变得不大需要，而军事行动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能动用的物质力量相当微弱，则精神压力就必须非常的强大，而军事行动势必是长期性的。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形式，各居于天平的一端。
就第一种情形说，其目的要在外部因素所提供的行动自由的限度内，利用物质力量的强大的优势，迅速达到某种中间目标。然后暂停一下，而采取下一个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是由一连串夺取相对有限目标的作战所构成，而中间夹着外交谈判。这可称为“蚕食”法 [ 作者注：德国人称之为“香肠”战术。 ] 。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对于这种方法曾经作过锋芒毕露的表演。苏联也曾作过几次尝试，获得了不同的成功（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朝鲜）。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上所打的各次战役，也属于这同一类型，不过却只具有防御性的目标。
就第二种情况说，其理想是达到某种（可能相当重要）的目标，不过多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主要靠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的长期斗争，把敌人弄得越来越不堪重负。这叫“削弱”法或“腐蚀”法。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持久斗争。毛泽东既是这种方法的最主要的理论家，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最成功的指挥员。最近的也许是最完整的一个例子是阿尔及利亚。柏林也属于这一类，不过那里的动作远较阴险。
当然，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可以有许多逐渐转化的阶段。朝鲜战争最初趋向于“蚕食”战，而结果却变成了消耗战。反之，印度支那战役最初以“腐蚀”战略为基础，但几乎是以一种军事“蚕食”行动告终。
腐蚀法
腐蚀的概念十分有趣，因为事实上，它运用起来很巧妙。其含义是促使一个实力远较你强大的敌人，接受可能极端苛刻的条件，而你对付他仅仅用了非常有限的资源。这就必须充分运用上述的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行动持续的时间越久，就越能利用精神压力，以补偿军事力量方面的劣势。这样作战应同时在两个领域进行：物质领域，即使用军事力量的领域；精神领域，即采取心理行动的领域。
物质领域
在物质领域，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支持下去。照艾仑看来，这是一切战略的最后目标。不管怎么说，这显然是以腐蚀战术为基础的一切作战的最后目标。如果一方在物质上处于相当的劣势，那么它就只有拒绝会战，并用困扰的战术使冲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才有维持生存的希望。这种困扰的战术就是游击战。它具有极悠久的历史，但已为几代人所忘记，需要重新学习。而在最近40年间，对于这种作战方法，已经制定出了一套极重要的战略原则 [ 作者注：尤其是劳伦斯制定的成为苏联官方指令的战略原则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原则。 ] 。因此，这方面的行动现在就可以根据一些经过良好思考的原则来进行，从而获得相当高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力量上的劣势。毛泽东曾拟定了7条原则当作游击战的基础；（1）军民密切合作；（2）敌进我退；（3）敌退我扰、我打；（4）战略上以一当五；（5）战术上以五当一；（6）实现后面这一条的主要方法就是他所说的“集中退却”，也就是在退却中集中兵力（因为他在中国有充分的空间，所以才能如此）；（7）最后，在补给和装备方面，游击队必须以敌方为供应来源。上述7条是成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最低限度要求。不过常常有人不承认这是“最低限度”要求，例如，有人曾考虑在阿尔及利亚可以建立一个“多面堡”式的基地，而美国人更批准了在古巴建立常规的“桥头堡”的构想。
除了上述的最低限度要求以外，还有两个基本概念，对于保持游击战行动的自由也是必要的。第一个概念是苏联人首先提出的，虽然过去爱尔兰也曾使用过。这是一种有系统的恐怖政策，其目的是阻止人民把任何情报供给敌人，我们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都曾看见这种方法如何有效，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野蛮性却不曾引起世界舆论的抗议。第二个概念是劳伦斯就汉志铁路①问题提出的。其原则是尽量扩大游击威胁地区的范围，而不致惹起敌人的任何反应，但结果却使敌人面临着越来越难解决的安全问题。于是敌人被迫使用强大的兵力，去防守那些不断增加的据点。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游击队在兵力方面的劣势。以阿尔及利亚为例，30余万法军对付不足3万的抵抗者还感到很吃力。
最后，游击队员的数量不仅应维持现状，而且还要不断扩大，这样对敌人的压力才能增强。但游击队对物资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因此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军人走私的体系（或者采用象1944年在法国所用的空投方法）。接着就要尽可能在邻近的境外建立基地，以“外部动作”产生的威慑作用保障其安全。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中国的基地所担负的就是这种任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先在埃及，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了这样的基地。在葡属安哥拉作战中，原比属刚果也建立了这样的基地，某些作者认为这种基地的组织在这一类战争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但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却是可以断言的。应当指出，所有失败了的游击运动，例如在肯尼亚和马来亚的游击运动，事实上无一不是孤立无援的。这就表明，“外部动作”除了对于全面行动自由的保持起关键作用外，对作战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心理领域
在心理领域，总的概念也是要尽量拖下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战斗人员和一般人民的精神素质都要保持在高水平上。对精神状态的控制至关重要。其目的仍然是用这种腐蚀的方法，促使敌人放弃斗争。在这一情况下，为了从任何的成功中抽取最大的利益，心理方面的行动也是必要的。
这一心理行动是一种极复杂的工作，因为它同时以我方和敌方的军民为其对象，它必须接受两个主要因素的指导，即基本的“政治路线”以及所选定的心理战术。
这里的基本政治路线，必须与在“外部动作”中所运用的政治路线协调起来。它要能激发人民那种希望投入行动的潜在感情（包括爱国感情，宗教感情和社会感情等）激发起来，而争论的结果应能表明，吁请他们支持斗争的理由是正当的。同样对作战的胜利应坚定信心，相信我们必胜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强者”，而是“因为上帝（或者某一历史潮流）向着我们这一边”。要宣传历史决定论，以引导形势稳步地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就能鼓舞群众去从事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壮举，就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宿命论的心理状态，但这是涂上乐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它同敌人的涂上悲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恰好相反；这种心理状态不同于穆斯林的宿命论，穆斯林认为不做征服者就得做奴隶，别无其他选择。
这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未真正认清白种人当年迅速征服世界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征服的民族都觉得，白种人是天之骄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们主宰未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人的屡遭挫败所证明。我们西方人从此失去了面子，于是那些过去为我们起有利作用的精神因素，现在反过来为敌人起有利作用了。
心理战术明显地包括今天各种著名的技巧——宣传、训练和组织群众。它们由纪律森严、控制严密的干部来执行。在这一类的战争中，必须把握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心理上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战场上，一切的行动只有当它们能够提高我方军民的士气或威望时，才是有价值的。一般说来，进行游击战必须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未能取得胜利，或者胜利很小，就应故意作夸大的宣传，必要时可以完全歪曲事实。同样，敌人也会扩大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心理效果，其办法是发表大量耸人听闻的消息，这些消息也正是西方报刊喜欢报道的。这里应该提醒的一点是，尽管政治路线应当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但宣传有对内和对外之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如果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能够充分配合起来，则冲突就会象星星之火一样，会迅速发展，而形成燎原之势。只要造成环境气氛的行动能够产生必要的最低威慑作用，而局部性的行动不是一开始即被扑灭，那么这种作战总是会有最后成功的机会。最好的结果是敌人自动放弃这一斗争（例如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如果“外部动作”未能阻止其他强国插手，则可能以划分成几部分的形式达成一种妥协（以色列和印度支那）。如果“外部动作”不能给“内部动作”以适当的支援，而敌人又有充分的决心，则作战就会失败（肯尼亚和马来亚）。尽管如此，那些在斗争期内所播下的种子，以后还是会萌芽生长的，或至少能够迫使敌人作极大的努力，而我方所消耗的资源却很小。
这最后一点指出了腐蚀法十分重要：如果作战是经过很好的思考并顺利进行的，则所冒的危险将极小，而可能的收获却极大。即使作战失败了，而敌人也会被迫花费巨大的努力来对付我方微不足道的努力。23年前，我曾以希特勒的战术为例，预言这类冲突是注定了将来要发展的。今天的事实早已超过了我所预言的范围。今天，我相信在核保护伞掩护之下，除非已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对策，除非在这个领域中也能象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建立有效的威慑，这一战争一定仍会继续发展，而且会越来越厉害。我们将在稍后再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谈“蚕食”法。
“蚕食”法
就有关地点行动而言，“蚕食”战术比较简单，它主要以军事战略的计算为基础。不过，在这里，“外部动作”的重要性还象在腐蚀法中一样。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战例就是明证。在这里，军事行动是完全成功的，但因完全缺乏外在掩护，所以难免最后失败。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蚕食”作战中，军事战略不曾受到某种限制。行动自由肯定是很小的，即使“外部动作”已有良好的构思，但除非局部行动能够获得奇袭的效果，并迅速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足以当作尔后谈判的基础，那也还会遭致相当大的失败或冒逐步升级的风险。苏联在朝鲜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作战未能产生迅速的结果，而陷入长期战役之中。如果没有釜山的桥头堡，则仁川的反攻也就不可能，而美国人以后的一切反应也都自然不会再有了。苏联的计划未能保证适当的速度和实力，所以终于不免失败。同样，在苏伊士作战时，在登陆之前已经花了10天的时间，以执行一种“软化”的空中作战，那也完全是愚蠢的行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使敌人在盟军登陆之前，已有机会去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的既成事实。与此对比，希特勒的每一次行动，例如强占莱茵河左岸、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48小时之内完成的。对于国际外交来说，那是最低限度的反应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局部行动必须具有大规模突袭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出其不意和快速。首先对敌人的弱点迅速猛击，然后立即加以扩张。那主要是空降部队、摩托化或装甲部队的责任。要想保证行动的迅速，不仅应有准确的情报和雷厉风行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各方面都有最严密的准备。象这种性质的作战是不可以临时应付的。
“外部动作”所获得的行动自由，对于成功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但另有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所选定的目标必须具有足够的有限性，能够为国际舆论所接受。希勒特在这一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对他的每一个目标都表示这是他唯一的和最后的要求。他这种花招一共成功了三次，包括慕尼黑在内。但自从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再没有人受他的“蚕食”战略的骗了。下一个行动就是对波兰的侵略；虽然西方许多人就在那时还想把冲突控制在有限阶段，但结果还是逐步升级，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显示出了这种战略的有限性。要想用这种战略以一连串的跃进来达到非常重要的目标，那是不妙的，尽管大大延长作战时间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方法必然是猛烈的，自然容易刺激感情，因此比起腐蚀法要危险得多。但在某种特殊有利的环境中，它还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收获颇丰——尤其是当它象以色列在若干场合所做的那样，能够表现为防御性质的时候更是如此。
反间接战略
自从1935年以来，间接战略就不断被使用，而且几乎总是获得成功。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它为希特勒所使用，主要是用“蚕食”战术。从1939年到1945年，直接战略曾一度风行，但后来间接战略又再次崭露头角。现在的提倡者是苏联，其重点则已经放在腐蚀战术上了。
间接战略已经流行了许久的时间，今后可能还要更流行。这个事实是现代战争的条件产生的。自1918年以后，尤其在广岛以后，任何人都已经明了全面战争是一种罪恶，而且任何人都已经尝试去避免它。这就自然产生了间接战略。那是一种较微妙的手法，每个在舞台上的伟大演员也都有其别出心裁的表现方法。希特勒以眼明手快著称，他的方法是忽软忽硬，变化迅速。苏联所干的又是另外一套，其方法是在一种潜在威胁的掩护下，作缓慢的爬行。
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战略形式（百年战争实际上不过是一次非常长久的游击战），但其每一种新的表现，通常都能使人感到出乎意外和仓皇失措。19世纪的黑白分明理论使人变得盲目了，所以大家也就相信和平与战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把间接战略看成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策略。因为人们相信要么就打全面战争，要么就没有战争，除此别无选择；所以才会放纵希特勒横行达4年之久，最后仍不免打一次世界大战，而使欧洲变成一片废墟。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于希特勒是可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来击败的。1946年以后，斯大林主义者的进攻似乎又使危险复苏了；美国当时所采取的反应战略（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具有某种间按战略的意味。不过，其主要的努力却还是在直接战略方面，并以核武器为重心。这就产生了威慑战略，其结果是驱使苏联（及其他国家）更加速了其间接战略行动的步调。对这一连串的发展人们记忆犹新：1946年他们在伊朗受到了阻拦，就立即改向希腊方向推进，直到1950年才被赶跑；1949年，他们在中国获得一个胜利；1950年来到朝鲜，并插足印度支那；1953年到1954年之间又对中东发动了一次间接性的进攻；1954年北非也燃起战火；1959年又来到古巴；1960年来到刚果，1961年来到安哥拉；此外德国也一直都在一连串的柏林危机压迫之下。15年来，虽然几上几下，但苏联已经获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它以任何重要军事胜利所能获得的成果。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西方的反应是杂乱无章的，当然也就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不曾认清问题的症结，所以，采取的对策往往只是治标，而且实际上时常有利于敌人。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认清间接战略的真正性质，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当然，我并不敢如此自负，以为我可以对于间接战略的防御对策问题提出一个完整的解答。我所希望去做的是指出某些总概念，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所谓“和平”的特殊年代，对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找到一个有效的答案。而在这个年代，我们迄今能做到的就是放弃或大或小的领土。在下面的篇幅中，读者不应期望过殷，我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以我们最近的经验为基础，对于早些可能的解答所作的初步尝试和概括的说明。
“反外部动作”
在战略领域，比在任何其它的活动领域，我们更能从次要的因素中找出主要的因素。直接战略的主要因素就是实力，换句话说，就是物质资源。我们获得必要行动自由的容易程度，是由物质资源的大小来决定的。在间接战略中，行动自由仍然非常重要，但我们所最关心的却是为获取行动自由而设计的间接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外部动作”。在这里的一个最重大因素，当然就是直接核战略，及其对全球的威慑。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放松努力。但假若象某些美国理论家所说，一切不过如此而已，那就无异于允许敌人在间接战略领域内，可以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反过来说，假若我们的对抗行动能够完全成功，则一切的间接战略问题就都将获得解决。所以具有决定性的还是“外部动作”，我们必须首先为此而努力。
对于敌方“外部动作”的对策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威慑以补充全面核威慑的不足。正象敌人的行动针对我们的弱点一样，我们对于这些威慑的选择，必须以敌方的弱点为依据（例如，其内部的舆论，经济，卫星国和政治同情者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或黑人的心理禁忌等等）。从这些考虑中，就能推演出一条政治路线；换句话说，就能对应当防守的和应当予以威慑的思想阵地和地理阵地作出选择。很明显，一个纯粹防守的政治路线很少有威慑效力，因为威慑的要害就是威胁的能力。所以政治路线必须绝对是进攻性的。
在思想领域中，一个进攻性的政治路线必然蕴含着一种能对敌方思想体系弱点作有效攻击的能力。所以起点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应该是他们的这些弱点。而且，我们的攻击计划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而是我们所要想说服的人们的要求。举例来说，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一支“心理性的打击兵力”，因为并没有一套自由思想是以满足不结盟世界中新兴国家当前要求（它们的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为中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清，我们的思想必须进行调整，恢复其活力，并且同目前这个时代出现的许多事实（计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相协调，才能发挥其作用。
在心理领域中，威慑能力的主要部分是重建西方文明的威望。威望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西方世界今天具有的以及估计将来可能具有的权力和效率。西方走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它太盲目，以致容许其内部分化；它目前尚不能构成一个统一阵线，这就更加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要想重建西方的威望，其首要的条件是西方国家必须商定一个密切协调的全面战略，或者说，一个共同的政策。但在今天的制度之下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今天可以为西方服务的组织，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仅仅具有纯军事目的；另一个组织是联合国，它不过是国际间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声器。所以，要紧的是西方必须有一个组织来负责研究其全球战略。法国曾经建议的办法（全球性研究由世界大国负责，区域性研究则由有关的大国负责）也许是一个答案。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断言：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工作中的真正困难，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斗争。要想恢复我们的威望，第二个必要因素是重建全世界对于西方文明前途的信心。近几年来，欧洲的经济有惊人的进步，这一事实可以用来为上述目的服务。但仍然较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一种充满活力、因而对于西方文明能起死回生的哲学思想。最后，威望部分地产生于尊严，为此应当保持使人望而生畏的态势。尤其是同那些新兴国家打交道时，“面子”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可以再丧失面子（象过去我们在苏伊士或猪湾所做的那样）。我们应以慎重拟定的计划为基础，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图恢复我们的面子。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证明了这样做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再说到地理方面，我们必须选定哪些地区是我们所想要防御的、威胁的或攻击的。选择的地区应能保护我们的要害，或能威胁敌人的弱点，此外还应能使我们的行动比较易于成功。我们也应选择某些对于进一步行动可作基地使用的地区（例如古巴）。如果在一个地区敌人只需花费极小的代价就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而我们却被迫消耗大量的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南亚）。最后，尽管这样做相当困难，但对于敌方能用来实现间接侵略的某些外围基地，必须首先加以铲除。
“反内部动作”
现在再说间接侵略已经在进行中的地区。那也可以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对策。如果敌人采取一种“蚕食”作战的侵略方式，并且使用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我们在那个地区也就必须准备足够的战术部队，以保证我们不至于迅速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仅仅这种战术部队的存在，通常就能够构成适当的威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在那个地区，没有足够使用的必要兵力，那么我们就将被迫依赖“反外部动作”的效力。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例子表明，如果侵略者缺乏信心，则“外部动作”十分可能使任何局部性的成功都不可能获得。若再配合以迅速的干涉（例如美国人在朝鲜的情形），则往往能阻止敌人在冲突地点获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从而使敌人的整个计划归于失败。这说明高度机动化战略预备队的威慑作用是颇有价值的。
当间接侵略使用“腐蚀”战术时，也可以有各种不同对抗的方案。最好的方案是，如果还来得及执行，应确保恢复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必要的因素），这是不必使用大量的资源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然后应采取有效的“外部动作”以制止乱子发生。如果这种办法已经不生效（例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我们就只好被迫采取局部性的对抗行动，也就是直接的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因素仍为政治路线，其目的是动摇敌人的斗志。对此可采取两种办法：第一，我们必须维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不仅要显示我们现在握有适当的力量，而且要显示我们是会有美好的前途的（例如我们的文明进步，国际援助等）；第二，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使不满意的人民失去搞乱子的口实和环境。
在军事方面重要的是对抗敌人的游击战略。第一点就是必须严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万不可以被敌人引诱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只有对极有限的地区才用重兵驻守，也只有在这些地区，人和物资才能获得充分保护。对这些地区，应根据其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慎重选定。在国家的其余部分，则应容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留在这些不安全地区内的据点不过用以维持一个情报网，以便我们能够发动一连串的作战，来阻止敌人建立有组织的基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应容许敌人去从容地建立他们的基地，以便将来更容易将他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对于边界却必须设置障碍，严加封锁，以断绝敌人的外援；当年法西斯意大利在利比亚就曾是这样做的，我们在阿尔及利亚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无论执行得怎样好，这种作战还是必然要消耗相当多的资源，而这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战争中，是最大的不利。战略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最合算的解答，并建立一种能够作持久努力的制度。在非常有利的环境中，使用大规模的兵力消灭游击队，如果能迅速见效，则这种办法也是值得一试的。但若没有这种有利的条件（例如1956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则此种办法就可能降低了自己的持久能力，也可以说是自动陷入敌方腐蚀战术的圈套。
最后，在执行一切作战行动时，当然必须同时注意其对于敌人以及平民可能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有重兵驻守的地区，平民应得到完全的保护，使人们从比较中看出，我重兵驻守地区的平民比敌人控制地区平民生活得好。这样，保护区就形成了避难区。为了增强我方的信心，无论在任何环境下，这种地区是不可以缩小的 [ 作者注：这就是说对于保护区的兵力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政策，这些兵力应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 ] ；如果有机会扩大了，则以后也不可以再缩小。如果不幸受到了任何的挫败，则必须加以掩饰 [ 作者注：对于失败不应在报纸头条作耸人听闻的报道。 ] ，或适当强调其他更显赫的成功来冲淡人们对其挫败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措施。读者读过了本书这一段以后，一定能够回想到我们过去，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犯了多少错误。不管这些措施是如何有效，但他们必须永远记住，在这一类战争中，防御能够成功的实为一种例外。如前文所指出，只有当游击队在境外未曾建立与战场邻近的基地以保障其供给时，防御取得成功的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若仅用直接的防御来对付间接战略的攻击，那就象斗牛场上的公牛一样愚蠢，只知道向红色的披风猛冲，而不知道去攻击斗牛士。这个斗牛士，换个说法即“外部动作”，才是我们的目标。
间接战略的结论
所以，间接战略也就是用小调来演奏的总体战争；事实上，它也象直接战略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今天，对于一切有思想的人来说，全面战争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这一事实导致了现代世界上各种形式的间接战略的出现，并决定了这种战略的被频繁使用。所以间接战略既补充了直接核战略的不足，又在许多方面是它的解毒药。核战略越发展，全面核威慑越趋于平衡，则间接战略也就越会被使用。和平就会变得越不和平，而越接近于我在1939年所说的“和平时期的战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冷战。
冷战与热战的关系很象医学上的内科与外科的关系。我们今天虽然可以避免热战这个流血的大手术，但我们患了“传染病”，它并不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就减低了其致死的威胁。对于传染病，外科手术通常都是无效的，一定要进行预防注射，制止传染，得了病要及早发现和治疗。冷战是病根潜伏着的战争；而心理的传染与生物战所产生的传染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一经发生，就很难控制。1918年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一年以前，德国人曾大力将这种思想向俄国传播，现在又回过来使自己受其害。自从1921年以来，苏联大力推行反殖民主义运动，但运动的进展太快，超出了它的计算，终于在非洲产生了一些问题，使苏联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种冷战战略已经应用了多少世纪，但我们却一向不惯于打这样的战争。
尽管间接战略在外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但间接战略并不是特殊形式的战略，而且也并未和直接战略完全分家。其主要的概念，还是象所有的战略一样，就是行动自由，唯一不同的是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要想获得行动自由，则必须发挥主动性并注意安全。间接战略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点是因为行动自由范围（也就是安全的极限）决定于这个冲突地区之外的行动，而不是该地区之内的行动。这是其最大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赋予它以间接的性质。
我们必须十分明了的一点是：安全要依赖“外部动作”。在利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时，要研究双方所具有的弱点。我方的任何弱点都可以使敌人获得一个攻击目标，同样，敌方的任何弱点也都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对报复进行威胁的机会。安全问题也就必须在这个水平上加以考虑。此外，有某些弱点，尤其是一个革命运动制造出来的弱点，往往需要非常长久的发展时间（巴库会议是在1921年召开的，但是反殖民主义运动一直到1945年之后才开始成为一个因素；古巴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则是在1956年之后，等等），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而采取的间接对策，和设计用来对付敌方威胁的行动，都必须尽早实施。在间接战略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冲突的迹象刚刚出现的时候。等到以后再去做什么，就太迟了。
所以间接战略不过是应用普遍性战略公式的一种方法，只须把某些可变因素提高到几次方。物质力量的因素被减至最小，而时间因素则大为增加。事实上，战略可以简化为下面这个爱因斯坦式的普遍公式。
S = kFφt
k是一个特殊因素，只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情况，F代表物质力量，φ代表心理因素，t代表时间。在直接战略中，主要因素为F，φ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因素，而因素t的数值相当小。在间接战略中，一切都恰好相反，主要因素为φ。
事实上，心理因素在任何形式的战略中都会发挥相当的作用，不过在间接战略中，更跃居于支配者的地位。因为缺乏物质力量，所以必须用某些推理良好的思想的力量去代替，用明智而谨慎地拟定的计划的有效性去代替。用人的智力代替非理性力量，事实上并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不要忘记，在间接战略领域，也象在直接战略领域一样，使用兵力仍然是必要的。兵力使用的范围可能缩小很多，但并不因此而减小其重要性。核兵力也许是看不见的，但它总归存在着，并且要由它来确定战场的界线。也就是决定威慑的边线，在边线内间接战略将大显身手。第二点，即使在间接战略领域内，也还是必须有兵力来扩张心理动作所造成的态势。即使所用的兵力非常有限，不过是少数联合国部队，但使用兵力这一原则不能变。F因素也许非常小，但决不会等于零。若无F因素，则战略本身也就不再存在。
有人觉得，这种微妙的战略往往与传统的战争样式相距太远，为实现这种战略而使用武力，是对道义的冒犯。这种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武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是善是恶，要看为什么原因使用它而定，换句话说，要看政策本身是善还是恶而定。在人类的历史上，武力在斗争中一向都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个客观事实是回避不了的。
常有人以为，对于武力的这种微妙运用，是政治领域的事，所以他们说我所谓的间接战略，根本上不是“战略”而是“政策”。这种名词的争执本身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这尤其是因为间接战略是由政府首脑来实施的。不过名词的选择却可以显示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究竟有多深。那些把间接战略当作一种政策来看待的人，把两件不同种类的事情混为一谈了。政策的任务是拟定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决定资源的分配，所以它也决定是否应用间接的方法以达到某一特殊目标。但是，间接战略的实施却并非政策，而是战略，换句话说，在任何政策之内，对于兵力的使用都必须要有慎重拟定的计划。
过去1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面对着一个全面精通战略原则的敌人，却尝试用拼凑和猜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由此产生的错误是多么严重。我们现在应象敌人一样学习如何运用这些战略原则，要以同样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同样的机警去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看到我们的地位继续下降，或者避免在走投无路时被迫发动一场战争。
我们应学会如何在这个所谓和平的环境中过生活，并设法挽救剩下来的那一点真正的和平。
我们必须精通间接战略的艺术。
总结论
在战争中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的，因为他们通常总是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犯了思想上的错误。战略既不是一种智力竞赛，也不是万应灵丹。我希望这一本小书能使读者认清这种事实。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使读者明了到底什么是战略。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虽然很复杂，但应能指明实际的途径，以达到政策所要求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避免发生重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最近的历史中是不乏实例的。
在尝试说明什么是战略时，我之所以决定以总体战略为其起点，是因为所有一切的斗争，不管那是猛烈的还是阴险的，也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哪一个领域之内进行，还是多方面同时并进的，都要受到这种战略的指导——因为事实上，斗争本身就是总体的。诚然，如果仅以军事的眼光来看战略，它几乎是很难被理解，因为有许多重要的因素看不到。即使处于最有利的环境中（例如拿破仑的战略的实施环境），纯军事的观点也是不完全的，从而会把人们引入歧途。
基于同一原因，我不认为象雷蒙德·艾仑等人那样把战略和外交区分开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人为地把同一个问题划分为两个方面，而且事实上，这个问题又还不只具有这两个方面。我认为这种垂直的划分是不正确的。我主张水平划分：画一条横线，把政策放在线的上面，把总体战略放在线的下面。这样可以正确地区分不同层次的责任，同时每个层次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就都可以看成一个统一体。
不过在政策这个层次之下，当然还有各种不同层次的战略，它们构成一座完整的金字塔：顶点是总体战略，其任务是协调每一个领域的全面战略；而这些全面战略又负责协调在其领域内的作战战略。在整个战略金字塔的下面才是战术和技术。军事战略仅仅是全面战略中的一种形式而已。根据环境的不同，它可以扮演主角，也可以扮演配角。
我们已经知道，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按两种不同的调式演奏。大调式就是直接战略，其中兵力是主要因素。小调式就是间接战略，其中兵力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心理与计划。自然，任何战略都可以使用这两种不同的调式，而在音阶上加以变化，结果就形成了许多战略的“样式”，其中最重要的，我们都已经讨论过。
不过，我们必须认清，这些“调式”和“样式”，都不过是在同一总结构内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它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即通过敌人的心理屈服而取得决定性成果，它们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其基础就是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不同的是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每一种战略都有其一套特殊的手段。选定这些手段或是因为它们最能适应我方所能动用的资源，或是因为它们最有利于我方打击敌人的弱点。选择最好的手段，也许就是战略的最重要任务。这种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心理的暗示起，到物质的毁灭止。战略使人能应付困难的局面，并且常能使力量薄弱的一方转为胜利者。
在这种选择中，以及在尔后的作战指导中，其“试金石”都是行动自由。战略的实质就是对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以战略的基础就是确保自己的行动自由（通过奇袭或主动进攻）。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将遇到两种不同的理论：或者对于所能动用的力量，尝试拟出一种最合理的使用计划，所谓“计算机战略”；或者为了对抗的目的尽最大的可能，以欺骗敌人，即所谓”狡诈战略”，这两种不同的战略运用方法可以用到直接战略中，也可以用到间接战略中。至于这两种方法到底用哪一种以及如何结合使用，则又必须根据当时的特殊条件来决定。奠边府是一个主要用间接战略方法为主实施的战役中所发生的一件“计算机”不幸事件。相反，“霸王”作战本身是完全遵循直接战略的原则，而法国的地下抵抗却是其中的一个“狡诈”的方面。
在分析战略推理的过程时，我们可以评价双方按辩证法来看的态势，他们的行动自由决定于下述四个限制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时间和空间。我们也可以判断由于行动自由的争夺而发生的与时间或空间有关的态势变化。这种变化万千的辩证态势如同战争影片的画面，我曾称之为“动作因素”；正是它，把“计算机”和“狡诈”这两股线编织到一起，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对抗行动，以求能够实现决定。
在这个对抗行动中，问题并不仅是抵挡敌人的攻击，必须一方面阻止敌人获得主动，另一方面尽量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一直到决定已经达成时为止。所以，在动作中，我们必须看得很远，并保证把守住所有的要害，保证所订的计划是一套通向最后胜利的完整预测。
不过，运用战略和下棋不同，战略的棋子并无永久的、固定的价值。战略倒是很象烹调之道，必须把各种不同的配料混合在一起，才能做出菜来，配料是根据菜的不同而经常改变的。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其能力由那个时代中可以利用的物质装备来决定；它同时又使用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是与统治当时文明的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战略必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创造性的思想过程，其基础是一些假定，而这些假定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则又必须等到实际行动时才能知道。在这样一个思想过程中，任何判断的错误，必将收到失败的苦果。这就是战略运用的巨大困难所在，在我们这个迅速演进的时代尤其是如此。
战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个事实直到近几年来才为人所认识，主要是因为有某些理论甚至认为战略的优点在于它只处理不变的因素，并且认为只有战术才是会演变的。今天，核武器的出现已经使我们必须认清，战略虽然可能具有少数的不变原则，但它必须在大量变化的、假想的行动方案之间去作选择。这样才能产生大量不同的战略“样式”，这同旧有理论所提出的有限的几条正统原则恰好形成对比。
为了减少犯错误以及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成立一个最好的组织来研究各方面的不同情况。我们的传统思想路线必须放弃，因为今天远为重要的是向前看，而不是拥有其有效性颇成问题的大量兵力。除非我们能有基础良好的研究组织，除非我们对于任何情况都有合理的分析方法，除非我们能精确地了解正在进行中的发展，了解各种发明所提供的机会，那就不可能有现代战略。我们距这种理想境界，尚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战略的许多方面还只是获得部分的探讨，或者全然未被探讨。政治和外交战略大部分还是空白，尽管从远古的时代起，就已有人加以使用。经济战略在和平时期的应用现在已有很好的了解，但如何将它当作一种施加压力的方法，则还是欠思考的。这些都是必须抓紧研究的课题。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对于战略中的心理因素的研究。我们应当能够把那些支配群众心理、军队心理、指挥官心理、部长心理、民族心理、国际舆论心理等等的因素分别提出并加以精密的研究，我们在心理领域不能采取现挣现吃的方法进行研究，应当有长远的计划。最近我们在这方面犯的错误太多了。错误的产生却是由于对实施战略的不同层次判断失误。在一些基本的研究中，心理学近来已成了一个热门学科，不过，其成果只是一些最多能应用于战术这个层次的技术。这些战术除非在一个正确的心理战略的框架内实践了，那是没有价值的。可见，问题在于确定一条全面的政策路线。毫无疑问，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只有采用特殊的辩证推理方法，才能解决。
从如此复杂的分析中，是否能够获得一个全面性的结论呢？
战略是一门古已有之的艺术。但直到最近为止，它还是一种秘密传授的艺术。那种古老而神秘的艺术本来已经送到博物馆里去了，而近若干年来，在各种事变的压力下，它又被挖掘出来，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新阶段。战略也许可以永存，但战略如果要驾驭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例如冷战、总体战争、革命战争和核战争，则它必须作相当巨大的改变。它必须放宽其眼界和作根本的修正。
这就是我所想要说明的，因为我深信在战略领域中，也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一样，理想应该是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
但这样也就会把我们带进了哲学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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