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湾模式
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执政党主动开放党禁，与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执政党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
2、东亚模式
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执政党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3、波兰模式
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执政党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捷克等东欧国家大抵如此。
4、苏联模式
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主导民主化进程，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5、罗马尼亚模式
面对全民革命，执政党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6、利比亚模式
执政党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凝聚壮大，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执政党，这样一来，必然对执政党进行大清算，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其家族成员也难以幸免。
7、索马里可能
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健康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黑帮逞凶、军阀混战。
第一种模式取决于执政党的明智，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执政党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成功获得和平转型。
第二和第三种模式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且执政党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第四种模式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时挺身而出，由于中国和苏联一样是共产党国家，还都是外力无法干预的世界性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中国极有启示性。
第五和第六种模式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统治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虽然民众和国家损失惨重，领导人也落得个最悲惨的下场。
对中国来说，“索马里可能”是一面镜子，今日中国，整个社会民怨载道、道德滑坡、法制紊乱，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警匪勾结，军队腐败。由于政府打压使反对派很难成长，力量过于弱小而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一旦中央政权崩溃，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不是走向民主化，而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黑帮逞凶、军阀混战。
二、六种模式的历史景观
显然，选择不同的模式，就意味着走不同的路径，也就使不同的社会力量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并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
1、台湾模式
这种模式执政党是主导者，它可以掌握适当的节奏，一步一步的走下高高在上的台阶，回到和其他政治力量平等的地位，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反对派因为获得了合法运作空间，激进情绪会迅速消退，如何争取民心，如何获得治国权力，如何管理国家就成了首要任务。
那些虽然有勇气，有献身精神，有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经验，却没有治国知识和能力的民主人士们，必然会陆续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相反，能争得选票的人，律师，知识精英，宣传家，有各种社会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必然会迅速进入反对派的核心。由于同样有争得选票的强烈需要，执政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大力网罗这几种人才。因此，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自然开始趋同，以此尽力争取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间群体的认可，就像民国初年进步党和国民党所表现的那样，当然，由于中国今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广大的市民阶层，民主政治的巩固已经不会太难了。
如果走上这条路，人民就不需为转型付出血的代价，社会也不必付出财富损毁的代价。执政党尚会成为最大的赢家，它可以制定既能稳定社会，也能稳住自身阵脚的方案，从而掌握历史的先机，可以以程序化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反对派的作用比较有限，虽然它最终能取得和执政党平等的地位，但它不是转型机会的主动把握者。
2、东亚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依靠中产阶级的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专制，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最高领导人被迫下台。由于反对派的力量有限，统治集团又有着替代独裁者的方案，民主化的进程呈阶梯式。
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其他领导人或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随后大选，被选上的多半是统治集团内部官员，反对派和人民也勉强可以接受。在此后的岁月里，或者政府采取主动，或者在新的人民运动压力下，统治集团进一步去特权化和被平民化。
这种模式执政党还是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导权，在最后关头采取以牺牲最高领导人的办法来保全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并且因为一定程度上仍然大权在握而能够使领导人少受清算，社会损失即转型代价也比较小。这种模式起到改变历史进程作用的是广大市民群体，但市民组织化程度还很有限，反对派力量还很弱小，远不足以将广大市民联合成一股压倒政府的政治势力，所以只能被迫接受执政党有条件的妥协。
稳健反对派虽然一时不可能问鼎，只能做合法的反对派，但民主制度得到实现，人权有了保障，通过相对公正的博弈，进一步努力必然使反对派逐步与执政党势均力敌，进入轮流执政的成熟民主时代只是时间问题。这样，初步民主化其实也成了执政党适应民主选举和反对派学会建设管理的良性循环的开始，对国家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这种模式通过分阶段的释放爆炸性的社会能量，把对社会的破坏性大大减低，避免了长期动荡，使朝野双方都避免了过激行为，也不至于发生严重清算现象，是国家之大幸。
3、波兰模式
这种模式对稳健反对派是最理想的，前提则是反对派以和平手段进行长期抗争，在高压中茁壮成长，通过朝野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无规则博弈，最终确立主导地位，执政党在大势已去后，被迫和平移交权力，从而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
这种模式属于反对派主导转型，从民心，从士气，从组织的成熟和强大上看，反对派很早就居于主动地位，但执政党则凭借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局面，与此同时它也避免了发生大规模血腥事件，从而为最后的转圜留下余地。因为没有多少血债，执政党向反对派和平移交权也没有生命难保的后顾之忧。
由于反对派强大到占压倒性优势地位，其胜利就成了全面走向宪政民主制的标志，由于已经吸纳了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和高端人才，加上有占人口多数的民众支持，其顺利执政也就有了保障。执政党虽然被迫交出政权，但毕竟是和平交接，也就足以确保其体面光鲜，不会受到报复，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
4、苏联模式
其特点是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成功发动了人民的力量。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中共高层人物在社会大动荡和执政党大分化的局面中，出现叶利钦式的人物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政府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高层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国家社会人民也是很大的好事，因为它使统治集团继续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能量被大大消解，相对和平转型的结果使社会和全民受益。与此同时，宪政民主制的框架虽然基本确立，但权力游戏恐怕还会在原来的统治集团人士内部转移。
转型以后反对派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而权力运作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然具有专制痕迹，还需一波波的民主运动继续推进其制度进步。
5、罗马尼亚模式
这种模式统治集团以自己砍掉头脑的方式自赎，与此同时承认原制度失败，认可宪政民主制，但权力一时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确立的制度即使认可民主，也会尽量维护原统治集团的特权和利益，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有一定的路要走。
反对派仍然处于边缘境地，只能进行低端运作，继续通过一波波的民主活动推进民主制度的完善。
6、利比亚模式
这种模式稳健反对派失去了用武之地，激进反对派起主导作用，通过使用暴力武装推翻现行专制政权。国家遭受巨大创伤，人民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也许还会经历长期战乱，其建立的政权能否实现宪政民主也未可知，索马里化或者说重蹈民国覆辙的概率也不能低估。
三、六种模式的前景分析
1、台湾模式
执政党民主派成为政府主导，由党内民主扩展到社会民主，开放党禁，与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可能性会有。
2、东亚模式
稳健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领导民间力量展开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官方在全民重压下适时认可宪政诉求，一定时期内继续执掌权力，承认反对派合法，开始向公平竞争过渡。可能性较大。
3、波兰模式
当前反对派并没有强大到那种程度，但随着政改拖延日久，可能性会有。
4、苏联模式
面对社会矛盾执政党内部分化，成为反对派领袖，成功发动民众并主导民主化进程，概率很小，但不能排除。
5、罗马尼亚模式
面对全民起义执政党内部分化，由其他领导人或军方出面认可宪政民主，暂时掌握权力并安排过渡，可能性会有。
6、利比亚模式
政府专制统治达到临界点，以暴易暴成为必然，随着政改拖延日久，可能性会有。
第四部分中国民主转型的阶段探析
一、民主转型五阶段
第一阶段：政府全面专政，对任何民主诉求一概镇压；
第二阶段：政府阶段性全面镇压，民主诉求也阶段性表现出来；
第三阶段：政府重点打压，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
第四阶段：政府靠国家机器勉强控制局面，却不得不与民主力量平等协商；
第五阶段，制宪和普选。
二、反对派成长是民主转型的决定因素
自由可以由政府施舍，但民主不同，它只能由民间政治团体来争取。无论以什么方式完成转型，反对派的成长壮大都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反对派成长壮大起来，可以对执政党和政府起到制衡作用，乃至进行平等对话，宪政民主制才能实现。
三、反对派的特征
1、应存在于国内；
2、必须有组织名号和基本纲领；
3、必须有最起码的公开活动显示存在并以此集聚力量；
4、必须顽强地持续坚守；
5、形成三种功能不同的晶核：著名政治反对派人士的晶核、学术政策共同体的晶核、青年一代政治活动的晶核。
四、反对派成长五阶段
1、自发成长阶段
在社会矛盾冲突中，不同群体组成不同反对派团体，采取经营性发展策略，在斗争中成长。
2、初步整合阶段
在社会压力下，政府打压由摧毁转为遏制，反对派团体在共生需要下抱团取暖，走向联合。
3、高度整合阶段
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就没有社会的民主化，政府镇压只能短期遏制民主人权活动势头，却不能改变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现状。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提供的强大社会动员基础必定会逐步板块化、整体化，假以时日，精英运动和草根运动必然相结合。
以重大社会事件为契机，以共同纲领为松散同盟盟约，以各反对派政团的公开表态甚至举行圆桌会议达成共识为开端，反对派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之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高度整合阶段也就来临了，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权的实现就是反对派高度整合的拐点。
4、官民平等对话阶段
当反对派的整合达到适当水平，有了一定社会基础，作为一种和平理性诉求，要求并且实现官民平等对话，就成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这种官民平等对话，很可能需要民主运动作为历史背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压力是不会轻易做出实质性让步的。
5、全民制宪阶段
当反对派集结的民主力量对政府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后，与政府的对话就进入了历史转折关头，全民制宪、公决普选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