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于清同治11年（1872年）提出，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可谓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话被人认为是19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现在看来，这个“大变局”在晚清时才刚刚拉开序幕，此后经历帝制终结、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易帜大陆，社会变迁前赴后继，波澜壮阔，势不可挡。而最近的这30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才是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历史情节，百年来人们期待的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潮正在到来。

　　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庞大帝国的缓慢转型，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社会各方众说纷纭，外部世界也在冷眼观察。在经历过内忧外患、战火频仍、一盘散沙、民不聊生的国家状态之后，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稳定的统治秩序，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利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力量，共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迅猛增长，以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坐二望一已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

　　中国的崛起，并未带来民族的普遍狂欢，与那些“中国模式”论者和“中国梦”者的乐观情绪相比，还是有许多具有正常思维和良知的人，并未陶醉在繁荣的表象之中。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或许正面临着晚清社会转型以来最急邃的变化和最深刻的危机：执政党的制度腐败前所未有，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人类文明底线屡被突破，社会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渐成熟。这绝非危言耸听。在中国社会转型是继续以改革形式进行还是重新被纳入革命轨道，人们都应冷静思考，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层面上认真面对中国当前的迫切问题。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曾精辟指出：“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并非起源于法国最坏的时期，相反，在革命的前夜，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当时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国家；但恰恰就是旧制度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人民的欲望、激情和权利意识已经被旧制度的改革充分激发出来了，当旧制度不能进一步满足人民要求时，它就必然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中国现在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时刻，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解放，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是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一个更合理的更公平的社会的不可阻挡的追求。人的权利意识、生活欲望和政治诉求的“魔鬼”已经从潘多拉匣子里放出来了，还能再收回去吗？

　　2001年，一个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一时引来轰动，应者附和之声如潮而来。当这个说法流传到中国国内时，朝野上下对此都不以为然。这倒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障碍阻止人们承认一个即将成为现实的预言，而是因为这个号称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的作者，近距离观察到的那些足以导致中国体制崩溃的因素，其实在中国并未构成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比如，他着重谈到中国银行体系因巨额坏账实际已濒临破产，这个结论显然没有估计到中国国有银行依赖于国家信用而存在的巨大优势。就是在近十年里，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通过公开的资本市场，迅速修复了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累计挣到的利润差不多占据了整个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了全世界最挣钱的银行，资产质量之优离破产岂止十万八千里？章家敦在他的书中还断言，中国一旦加入WTO，关税将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成为必然，经济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无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银行系统的坏帐，总额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7%。他把中国加入世贸看作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将决定 “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经济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章家敦的书，并不是要看他的笑话，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预测中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谁都不要轻易断言，他掌握到了破解中国秘密的钥匙。中国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在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一再重现。章家敦发出预言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执政时期，“胡温新政”在人们的期待、怀疑和观望中启动中国这艘大船驶入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迄今正好十年。这十年，有人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事实或许可以无可辩驳地支持这个说法。就是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进入迅猛起飞阶段，人力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各种后发优势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的整合下，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国家和市场两个巨轮共同推动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了震惊于世的经济奇迹。按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话说，这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它自公元960年以来长期经济表现中的一次伟大“复兴”，是它与史俱来的强大和繁荣的又一次体现。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事实，不管站在何种立场加以评价，都不能轻易否认。中国近代以来衰退和衰弱的历史，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带着这样的记忆来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不能不为中国的“崛起”或“复兴”而深感鼓舞。

　　按理说，经济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人民理应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普天同庆，共享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这种景象并未出现，相反，社会上下普遍弥漫着不满和焦虑，在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种潜在的和现实的危机显而易见，社会动荡和动乱的因素正在不断积聚，执政党的统治和治理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难题与困局。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均达到3000美元之后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陷阱？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呢？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表明，每当改革取得一个重要进展或取得一个重要成果时，人民对改革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进而对社会发展设置一个更高的标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进而引领城市改革，在短时间里即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资源的短缺问题，人民有肉吃了，取消了票据，市场初步繁荣，改革的第一个红利瞬时兑现，全民共享。这和文革时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状态相比，已是一个重大进步，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由此获得人民支持，深入人心。但是，随着经济改革进入所有制领域和价格领域，不仅党内分歧涌现，而且激发出社会对改革的更高要求，“骂娘”声开始高涨，执政党内部所谓“保守派”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做法，尤其是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遭致尖锐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知识界，但集中地表达了社会各界对现有制度弊端的不满和对改革的广泛要求，他们期待执政党同时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邓小平在1981年所主张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具体体现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实行民主。可见，民间的批评和呼声，在当时执政党的最高层，是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并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符合执政党和社会的共同利益。一个看起来朝野上下都有共识的事情，在执政党“十三大”上却浅尝辄止，受制于党内路线之争和理念之争，无法有效展开，引来汹涌物议，最后是党内斗争和知识界的不满纠缠在一起，酿成一场巨大风波，让八十年代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进而不得不重新设置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路径。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一己之力再次启动中国改革进程，同时规定了改革的具体路径：终止意识形态争论（不争论），坚决制止左的思想对改革的干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全面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中止政治体制改革，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邓的这个改革纲领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得到了基本的贯彻和执行。从党内来看，八十年代的改革路线之争进而演化为权力之争的情况已不复再现，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时退出历史舞台，党政最高层次的分工大致明确，各守其职，各行其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社会上来看，来自知识界的反对声音已基本销声匿迹，社会各阶层踊跃投入到市场化和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尽享消费主义带来的快感和满足，还来不及或无意发现权力在无所制约的情况下和资本联姻所产生的新问题。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大致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马克思对于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他看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个话同样可以用来认识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不可否认，邓所规定的改革路径，即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模式，在近二十年里极其有效，它依靠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国家权力，清肃一切外在的制约力量，全面迎入市场化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来自“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张五常在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的经验时，提出了一个县际区域竞争概念，以此试图为制度经济学的市场化原理补充一个特殊的中国“案例”。对于这个张自认为可以传世的说法，我的看法是并不新鲜，应属常识。实际上，县际区域竞争的动力主要就是来自于公权力，来自于政府调控资源和配置资源的巨大能力，这恰恰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制度安排的主要功能，也是西方市场制度所没有的比较优势。麦迪森所看到的中国自公元960年以来的长期经济表现，其实还可以上溯到汉武大帝时期，那时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调控能力已经达到西方不能望其项背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依然充当着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其操控之下，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能有效发挥出来，它的巨大制度优势还远未耗竭。

　　或许正是基于制度的有效性，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被长期掩盖起来，甚至在一部分“中国模式”论者看来，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反过来可以证明中国制度的合法性，高度集中和垄断的权力配置体系岂有改革必要，而是要继续加强和巩固。因此，在经济“黄金十年”的映衬下，中国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可谓是“停滞的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毫无进展，甚至处于倒退。“十三大”时即已形成的党内有限民主，比如党内差额选举制度，几近废止。八十年代时有发生的省长被选掉的现象，在现时已不复再现。人大制度倡言几个不搞，大会期间都是一片颂词，充斥雷人提案。在思想领域，由不争论导致不创新、不说真话、不越雷池一步，理论毫无突破，到处都是陈辞滥调。“和谐”、“维稳”成为主基调，也成为政治保守和控制的代名词。

　　问题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制度内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体，在致命疾患的潜伏期间，根本无从发现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识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时，或许已到了疾患的晚期。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积聚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同时，其实也在积聚着一系列制度性和社会性的问题。尤其是在近十年里，原来潜伏在体制深层的矛盾正在不断地暴露出来，以前可以视而不见或可以暂时搁置的问题，现在已经无法回避。我提出的“中国十问”，并非是我的先见之明，这都是实际存在于中国制度内部，其严重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许多学者，包括执政党的一部分高层官员，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是有深刻的认识。不管左中右，对于中国继续深化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问题，也是有共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不讳浅陋，愿意直面问题，诤言国是。

1、人民授权和合法性问题

　　理性地客观地说，执政党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核心是合法性危机。何谓“合法性”？政治学者俞可平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我认为很恰当。他在《财经》杂志（2012年6月11日）上撰文认为，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我的理解是，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自觉认可和服从，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现在执政党也是反复强调，权为民所赋。这说明，在原则上、法理上，执政党是完全承认它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认可和同意。问题是，人民以何种方式予以认可和同意呢？

　　执政党目前的执政地位，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取得后自然延续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够彻底摧毁国民党强大的军事机器，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缺乏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战争是解决政治合法性的特殊途径。但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政治的合法性就不能再继续通过暴力的或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只有走宪政民主之路。目前世界上的绝大数国家，都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即使是那些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其世俗政权的合法性依然是来自于人民的自愿抉择。中国的问题在于，从形式上看，执政党并不缺少人民的授权，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例行召开，名义上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而实际上，人民对于国家公权力的形成、运行、监督和处置并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关系，执政党的合法性是依靠传统的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和其他方式得以维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执政党的统治能否达到善治状态，能否长治久安，能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现在是否应该有结论了？

　　2、国家权力限制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在生产出庞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最终是要把国家送入到历史博物馆，与青铜器和纺车陈列在一起。这个理想何时能够实现，现在还无法预测，但马克思一生都在强调的限制国家权力、控制国家权力的思想则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也是启蒙时代以来符合人类进步的共识，马克思的思想敌人，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到密尔，他们都主张，要把国家公权力关进民主和法治的笼子里，不能把它放出来，让它为所欲为。经过人类近二百年的政治实践和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比较，限制国家权力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思想已经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主要诉求。但是，这个诉求的现实性对于中国而言看来还为期遥远，国家权力过大，过于集中，不断越界侵入社会领域，干预民间生活，非法剥夺私有财产和私人利益，已是当前的主要制度弊端。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国历史的超大型国家，国家权力一直超常发展，国家权力触角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国家和社会几乎完全重叠。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制定改革路线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个话已经切入到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即国家权力是有边界的，不能越权进入社会领域。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权力过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日趋膨胀，各级政府掌握着巨大权力和资源，热衷于各种开发计划，直接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运行，不仅制造出一系列后患无穷的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成为当前社会政治转型的最大障碍。在社会日趋自主发展的时代，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还能走多远？

　　3、如何根治腐败问题

　　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能否彻底根治腐败？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个伪问题了。从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历经三代领导人，对于遏制党内腐败现象，不可不谓高度重视，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各种重要场合反复对社会作出庄严承诺，在制度安排上也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有效制止腐败的蔓延，彻底根治腐败现象。但是，事与愿违，执政党的腐败现象在近三十年里不仅未见丝毫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几成不控之势，其恶性化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历代历朝恐都鲜见。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社会上不管左中右，都有普遍的共识，可谓同仇敌忾，人神共愤。尽管如此，在执政党的统计学中，历来将腐败分子归类为一小撮，将他们排除在绝大数优秀者之外，把他们的腐败行为视为个人行为，无损执政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这样的解释何以让人信服？

　　权力何以失控？权力何以腐败？这在政治学原理上已不是难解的秘密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文献中也明确认为，现行党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为此，他还列举了这种制度弊端的主要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邓的这个讲话，在执政党容许的范围内已经讲到极致了，对执政党制度弊端的危害性可谓明察秋毫。以他这样的地位和权威，把话说的这样重，理应有所成效，为何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已经被充分认识到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4、道德危机问题

　　中国的道德系统近乎崩溃，从执政党内部到社会各个领域，物欲横流，寡廉鲜耻，腐化堕落，炫富逐臭，以丑为美，谎言连篇，无视操守，出卖气节，不重诚信，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各种反道德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社会几无净土，公共场域混乱不堪，文化精神领域普遍沦陷，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人伦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意味着，中国在缺失了制度约束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失去了道德约束。一个缺失制度、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国家，会有前途吗？

　　中国整体性的道德溃败何以会发生？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何在？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首先，执政党传统的道德资源几乎完全流失，以革命理想、红色动员、雷锋精神、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寡欲朴素为内容的革命化道德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已完全失去了凝聚人心整合思想的效力，这些年来执政党反复提倡诸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精神文明建设、学雷锋、发扬主旋律、唱红等各种活动，几乎毫无实际效果。在新的时期，执政党陷于传统意识形态，不能因应市场化和世俗化的潮流提出新的理想化道德尺度，无法引领中国的道德重建。其次，执政党自身不能以道德正己，没有垂范社会，无法有效约束各级官员的行为，大量的腐败现象既是触犯法律，也是道德沦丧，执政党的道德状态要大大低于社会一般的道德水平，国家和社会道德危机的总根源其实是在执政党内部，是其制度性弊端的必然后果。第三，中国传统的道德系统被红色的革命化道德彻底摧毁，原来维系社会正常人伦关系和秩序的道德资源，在权力和市场的双重侵蚀下已难以为继，与宪政制度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建设又在现实中被一再阻止。旧的道德被打碎，新的道德又无从建立，社会处在道德的真空状态。在此情况下，道德重建何以可能？

　　5、信息传播问题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成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够设想中国的所有电脑全都死机后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对于言说——信息传播的最初方式——的重要性，中国古人高度重视，谓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毛也说过，要让人说话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很不正常的是，人们不能自由地言说，不能自由地传播信息。言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在执政党的信息传播上，公开主张是“说真话”，可见有过谎言连篇的时候，有过真相和谣言纠缠难分的时候。人民对各级政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对政府言行的判断，当政府的发言人一再闪烁其辞时，政府的公信力实际上是在自我消解。一个责任政府，前提就是信息透明和信息公开。和政府不说真话相配合的另一面，是限制社会的信息传播，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被以各种方式限制着。问题是，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言论限制方式还能继续有效吗？

　　必须清醒地看到，互联网是人际交往领域最伟大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人际交往从个体到群体，是一个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个人到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到民族到国家到地区到全球，这是一个人类交往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互联网的出现，人际交往还从实体领域进入到虚拟领域，直接进入了人的心灵和思想，这使得原来控制人类交往的那些传统手段和方式，比如制度、暴力、自然界限，均都失效，无法阻挡。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交流，是人的思想和心灵的交流，是民意的表达，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精神条件。人的思想和心灵是比制度更强大的力量，它最终是不可控制的。当信息不可控制，知识不可控制时，那就意味着无法再继续实行愚民政策。在一个主要资源无法控制的情况下，社会的信息传播制度应该怎么安排呢？

　　6、司法独立问题

　　近十年来，中国的情况可谓是“发展很迅猛，改革无进展”，尤其是在关键领域，改革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流于空话，光说不练；司法领域是全面倒退，法治建设举步维艰，完全没有落实执政党在“十六大”上制定的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执政党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现在可以拿司法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十六大报告的上述观点逐条对照，有哪一条真正落实了？重庆“打黑”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绝非是重庆的个别现象，其实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贵阳小河区法院至今还在表演公然践踏法律的闹剧，其违法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无法遏制，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居然罔顾这些枉法违法现象，主动或被动地为其背书，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应有表现？

　　毫无疑问，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实质是法大于一切，任何个人、组织或政党，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受到法律的约束。离开了司法独立，法治国家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没有司法独立，缺少合法性的制度安排，政法委统一领导“大三长”，“大三长”统一协调办案，不是以法律而是以执政党的意志为最高准则，党大于法，政大于法；法律不是公正公平的规范，而是沦为执政工具、维稳手段。为维护执政党的利益，司法部门公然提倡“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唯独不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师辩护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公民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公权力对公民的各类侵权行为之所以屡屡发生，完全是因为没有建立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放任公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不独立，法治国家何以可能建立？

　　7、公民社会问题

　　公民社会的培养和壮大，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的自组织化运动，是公民自治的体现。由于涉及到执政党对任何组织化行为的天然警惕和防范，公民社会建设并没有被纳入到执政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之中；相反，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公民社会视为西方制度的一个方面而加以拒斥，不主张，不研究，不实践，对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化社会行动多有限制。这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斗争思维惯性，是统治而不是治理的概念，以为只有将社会置于分散化或碎片化状态，才能进行更有效的统治，把社会的无组织化一厢情愿地视为执政党长治久安的基础。问题是，社会的自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究竟哪一种社会状况更适合中国的长远发展，更适合人民的利益，也更适合执政党的治理和转型？

　　中国自秦以来，一直是一个权力垂直型安排的社会结构，从中央到郡县一以贯之，没有中间社会体，不像欧洲，是一个权力横向配置的社会结构，在王权之外，还存在着贵族、教会和城市等不同势力。由于缺少中间层，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最高统治者对社会底层的直接统治关系，没有中间过渡层和缓冲层，底层一片散沙，看似超稳定结构，但是一旦陷入动荡，社会无组织的力量会在瞬间形成强大的破坏力，社会变革以革命形式出现，形成革命和专制的周期性震荡。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均来自于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后果。公民社会建设，本质上是扩大社会的中间层，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力量，通过社会自组织化途径，构造社会理性和稳定的秩序，形成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对上限制公权力的侵权和扩张行为，对下引领社会底层力量从无序进入有序，上下双向遏制极端性行为，由此奠定宪政民主的社会基础。执政党目前面临的选择：是主动引领和培养公民社会，形成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以改革的方式解决转型问题？还是继续实行限制公民社会政策，放任社会的无组织化状态，进而被迫把全社会逼入到传统的革命动荡之中？

　8、地方自治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执政党六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中，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毛论十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位列其中，可见执政党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曾经实行大区制，这既是为了扩大地方自主权，也是防着诸侯坐大。按毛的想法，这样的制度安排，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实际上，在毛时代，根本不可能提出地方自治的问题，毛是高度警惕所谓地方分离主义，背着这个罪名下台或去职的地方大员为数不少。到了改革开放阶段，地方的自主性在客观上有了很大提高，国家发展经济的动力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得以实现。这几年，地方涌现出多种发展模式，比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模式”、“江苏模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各行其是，中央乐观其成。但是，这些改变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涉及事权、财权，最关键的人事权仍然集中掌握在中央手里，作为综合性的地方自治实验，尚未破局。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地区差异极大，地方发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制度上究竟应当如何安排？

　　中国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制度。西周封建制，是横向的权力配置，实质是权力的多元化，是地方中心主义，最后是六国分裂。秦统一中国，以中央集权制取代封建制，实质是权力的一元化，是大一统主义。刘邦立汉，最初是想实行郡县封国并举制度，即把封建和中央集权结合起来，但七国内乱之后，这个制度实验即宣告失败。从此之后，中国分分合合，封建已不再具有制度意义，中央集权专制始终居于支配地方，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在缺乏宪政的条件下，封建制所代表的地方主义和中央集权制所代表的大一统主义，是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所谓“分合治乱”只能在中央集权专制条件下得以解决。宪政民主下的联邦制，为根本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合理的制度安排。联邦制不仅适合大国，也适合小国，可以充分满足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同时能够满足不同地区的发展要求，在多元发展中寻求和谐统一。而联邦制的基础就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实质是，在宪政条件下，实行事权、财权和人事权的最大自主性，由地方人民按民主的方式决定地方发展。目前，在执政党的执政格局中，地方自治尚未提到议事日程，联邦制被置入几个“不搞”之列，如此下去，何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何以解决民族矛盾？何以实现中国的长期统一？

　　9、重大历史问题

　　执政党建国以来运动不断，在党内反复进行路线斗争，对不同政见者无情打击，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在党外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制，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无法无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执政党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是有深刻反省和总结的，在上述决议中就认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坚持真理，坚持修正错误，是执政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受制于执政党的共同利益、客观条件、认识水平和意识形态，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其实并未根本解决。主要是，对毛的错误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对文革灾难的深远影响缺乏足够的估计，对八十年代末期发生的政治风波尚未给予公正评价。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民族的精神创伤就无法治愈，人民的思想就无法统一，执政党的政治信用和道德形象就无从恢复。历史的欠账究竟要到哪一天才能彻底还清？

　　历史的清算和补偿，是威权体制政治转型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如何平稳地理性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执政党既是巨大挑战，也是重塑其合法性的重要契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所以从一开始起就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就是因为这条路线从否定文革开始，和极左路线背道而驰。人心所向，历史趋势，都是来自于拨乱反正。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改革三十年之后，毛式社会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极左老左势力在新左的呼应下，公开主张以文革法统取代改革法统，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取代邓小平理论，试图全面扭转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改革停滞不前，人心涣散，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执政党合法性动摇，政治危机因素日趋积累。在改革不进则退的关口，执政党要重建社会共识，重新凝聚人心，重新领导改革进程，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彻底解决重大历史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10、普世价值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深刻的精神变化，它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由执政党启动，由社会各界特别是理论界广泛参与的社会启蒙，以科学、民主、自由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主流价值为武器，彻底否定文革，清除极左路线，批判各种僵化思想和理论，重新认识和评价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推动中国进入世界文明大道。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经济领域能够取得重大成绩，就是因为它遵循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市场机制、明晰的产权制度、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均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拒之门外。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在发展经济的理念上有了突破，在种种争议和阻扰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逐步从意识形态的限定中被解放出来，现在已经成为改革的法统，无可阻挡。问题是，与市场经济必然相伴而生的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权理念，为何还要被我们一再挡在中国门外？我们既然已经享有了引入市场机制的红利，为何却要对那些保护市场以促进更公平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予以拒绝？

　　近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思想领域在不争论中重陷僵化状态，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重拾陈旧的意识形态教条，思想解放几近绝迹，文革极左理论由此重新泛滥，公然与普世价值为敌，纵容那些背信弃义的独裁国家，不惜挑战世界主流正义。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大概只有极少数国家，才会公开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权、正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还看作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工具。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仅是在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还要在制度、道义和价值上给世界以令人信服的表现，要和世界的主流文明走在一起，要让每一个中国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来自于民主的、正义的、富强的中国。我们能有这一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