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周恩来和前来西柏坡的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右三）、邓宝珊（右四）及前来商谈国共和平谈判和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的“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的合影

本文摘自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

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人相较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其反正过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分为北平和绥远两个部分，两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义靠向了共产党，但由于绥远尚未易帜，因此又很难说傅完全脱离了国民党。这种横跨两边、双色参半的畸形状态，造成傅作义在一段时间内其最终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现象上并未完全明确，而是具有一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傅作义的这种双重身份为其双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当中，傅作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①

一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宣布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这一天也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蒋在总统任上所做的最后几项安排，除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等之外，一项私下安排是，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往北平，对傅作义做最后的争取。

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均为阎锡山旧部，曾同为阎部“四大军长”，②二人私谊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孙科内阁国防部长。徐在军界从来不是实力人物，为何由他出掌此职？对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认为“蒋介石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③这就是说，中共判断蒋的着眼点是，利用徐与傅作义、阎锡山的历史关系以便操控该两部。总之，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支撑残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断不久被证实。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记载：“早蒋先生电召，属去平一行。”徐于午后2时40分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即至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先生之意旨：（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引者注）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蒋之意见并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运出精锐部队为和平移交的条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战。

对于蒋的三点意见，傅一一作答。徐记载：“宜生对第一项原亦拟如此，但限于环境，已由宝珊等出城谈判，军队原建制、原番（号）开出，到指定地点，其高级官长去留听便。唯先须参加政工人员，此层为宜生所拒绝，正续商中。”从徐的记载看，傅始终未披露已经与中共签订协议，只是披露和谈已经开始，并在和谈中拒绝中共向其部队派政工人员。④徐又记：“对第二项，宜生初意去绥，谓尚有步兵四师、骑兵三旅，仍可整顿，效力国家。”傅对绥远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后，绥远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计划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记载：“经余述蒋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须有几个忠贞负望之军官，方可撑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总统一随员。”显然，这是敷衍。关于第三项“大量运出精锐部队”，傅表示“现正扩修机场，但恐无多大效果”。就是说蒋的该项要求难以执行。

综上所述，傅的三点答复没有一项是明确的、肯定的。

在会晤时，邓宝珊说：“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消灭共党者必是另起来的人。”这是一句很不服气的话。在徐看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傅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因为，如果傅的20万人继续存在，事实上将对中共形成牵制。

徐与傅的会晤仅两个半小时，然而在此期间蒋已引退。当徐于是晚9时20分风尘仆仆返抵南京后，“闻蒋先生已于午后四十（时）离京飞杭，惘然久之”。⑤由于蒋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专书一函向蒋呈报傅的三点答复，并判断傅作义主要目的是：“在一时保留部队愈多，拖住对方之监视部队愈众，其所以虚与委蛇者，亦即在此。”⑥拖住中共大批监视部队，意即牵制中共南下，这是徐的判断。

傅作义既已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便不可能再接受蒋的安排。问题在于：拒绝与蒋合作，并不意味着傅将无条件与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问题上，傅有着自己的考虑。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和平协议按约生效。是日傍晚，傅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部分条款，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⑦和平协议正文加附件共22条，傅只公布13条，基本限于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之条文。

文告中除个别词句的顺序略有调整外，就是和平协议的原文。实际上，傅抢在中共之前，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协议，就是要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傅以和平协议的原文发布文告，其巧妙之处在于既将自己接受和平的动因，完全归结于出自公众利益的考虑，同时又使中共无话可说。这篇文告的意图就是自抬身价，造成在即将与中共的合作中有资格谈条件。此举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战败。

傅作义的确与中共谈起了条件。首先是军队改编问题。和平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陶铸在作整编报告时说：“原提的方案一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一样原封不动；二是打滥（乱）合编。”⑧原封不动即傅的方案，与其对徐永昌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军委：“邓宝珊试探我们对于改编的办法。他说，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队很好。我们则含糊答复官兵皆应学习政治。估计今后全部问题是改编的方式问题。”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对方交底。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二十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⑨所谓“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共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在傅部出城改编中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叶剑英致电平津前线总前委，报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的意见，郭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九十四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⑩可见，改编过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难免。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11）联合政府本来是中共的口号，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训政制。现在，傅接过这一口号反过来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与中共分权。

早些时候，曾有美国记者在香港就美国国务院政策放风，宣称要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这个消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12）这就是说，还在傅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毛已经对此产生警觉了。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在与林彪等人的谈判中，又一次转达了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13）最后，北平和平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并且，企业、银行、学校等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这些规定同样引起毛的警觉，还在协议签订之前，毛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14）

由于毛泽东反复提示这个问题，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直截了当地对傅方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叶建议将该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15）加上接交二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否定了任何分权的企图。

综上所述，傅在军队改编和政治机构问题上的两点考虑，均未能如愿实现。

二

傅作义既然是带着自己的打算与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月2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认为“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我靠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我靠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16）“南京立场”即李宗仁的与中共分治的立场。31日，林、罗、聂再电中央：“傅对南京李、白和谈则甚表积极，几次表示愿作桥梁。”（17）林、罗、聂认为傅“站在南京立场”的判断在南京得到证实。

1月24日，徐永昌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共军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十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18）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布协议的，南京方面本已获悉，傅所以还要专电通知徐，并非多余，实际上就是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1月25日，徐永昌遇孙科，孙告诉他，“昨晚电宜生，属其洽商共方，此间拟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来，可不必先洽，免转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谈以李宗仁为主，傅深知李与孙科的隔阂，因而对孙科来电不予理睬。但孙科此举证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将傅视为与中共接洽的桥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与中共和谈一事。关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人选，邵力子、张治中建议“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徐永昌反对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亦决不愿就也。”（20）傅后来未被列入代表团，但邵、张二人的提名则表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仍将傅视为南京政府的一员。

傅作义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场，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图。1月31日，林、罗、聂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21）为攻破傅之意图，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公布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亦称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其中提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第二项措施是，配合该公函的发表，新华社于同日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该文同样为毛针对傅发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协议原文，然而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脚。针对傅所造成的主动议和的视听错觉，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议和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对此，毛这样阐述：“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极为严厉而又留有余地地写道：“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23）

毛对傅作义文告的严厉批驳，实际上就是对北平和平协议某些内容的严厉批驳。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场赖以存在的依据。随着林、罗公函和新华社文章的发表，傅被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其“万众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罗公函的发表，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见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复电：“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24）这样，在对傅“打”过之后，确立了以“拉”为主的方针。不过，至少在当时，拉傅并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忽于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正是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25）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27）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相当敏捷地回过头来，再一次不无戏剧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应。早在2月3日，毛致电林彪等，指出傅作义“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28）毛所期待的这个通电傅迟迟未发表，甚至2月下旬与毛在西柏坡进行了那次据说是甚为愉快的会见之后仍未发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29）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发表了这个向中共靠拢的通电。

由逃离北平到靠拢中共，数日之间傅的行为反差如此悬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记记载：“闻李德邻私人代表黄启汉明日返平。晚饭后诣李德邻，请其令便人一询前日共方宣称之傅作义电（申述政府之不善与共之善，且悔其觉悟迟），是否究为宜生自拟。”（30）此事的查询不见结果。不久，中共打过长江，傅与广州政府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

三

傅作义部在北平接受改编之后，傅所辖之绥远董其武部是否同样采取改编方式？在这里，中共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1月2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31）

正当毛提出暂维现状之际，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32）不难看出，毛的暂维现状与傅的换旗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立场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电林、罗、聂，提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后套让出（归）绥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33）

2月下旬傅、邓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34）归绥与包头为绥远的两个主要城市，为此中共提出各占一个，但后来归、包两市均划入傅方。尽管如此，“绥远方式”的核心则由此产生，此即划界。划界较之傅原拟的换旗更为宽松，旗亦不换。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35）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商讨的，迄无披露，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并无此条。这一点至少说明，绥远问题与政治挂钩的拟议未被中共采纳。正式协议主要是有关划界的技术性内容。

不料，绥远的麻烦亦随划界而至。由于绥远既未解放区化，又未解放军化，中共不便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尽管并未换旗，但因傅作义已通电拥护中共，绥远的政治归属事实上处于两可状态，为此，广州政府亦将其军费削减。

4月23日，即中共攻占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集会议，商讨今后军事方针。在谈到绥远问题时，何说：“绥远军队已受共党接济，现在起即应停发其粮饷用费。”徐永昌说：“绥远军队近来尚对敌作战，今即停其粮饷，似逼其投敌。”最后，顾祝同说：“如此可照三分之一发给。”（36）后来傅作义在给薄一波的一份电报中称：“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十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元。”（37）这表明，广州政府并未放弃绥远。

由于担心长时间的两可状态导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绥远“能在最短期间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在同一上书中，傅特意将其对董其武的若干指示电一并呈毛，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要知道反动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中国反动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傅抨击蒋、阎等“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表示“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确”。（38）傅将对董其武的这些指示呈毛，就是对毛的政治表态。7月16日毛泽东接见傅时说：“信写得好，观点正确。”（39）

正当傅担心绥远局势失控之际，广州政府向绥远伸出了手。当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7月27日，行政院通过任命，董其武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40）其后，董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作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这是董就绥远政治状态向广州方面所做的解释，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时，广州还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团原为廖耀湘兵团番号，将这个主力兵团的番号授予孙，以示对孙的倚重。对绥远军政职权的调整，表明广州对绥远仍具一定的操纵能力。

徐永昌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在阎内阁中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与西北将领的历史关系，徐的主要活动是协调西北各部军事行动。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到机场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徐并不同董计较与中共划界之事，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说：“第一，须将本地士兵多之部队即先调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骑兵等暂驻，绥、包至不易维持时，即全撤临河以西。即是驻可守、退可走。”这是关于西撤步骤的安排。关于西撤的目的，徐说：“第二，即向最不利处设想，敌先攻汉中及广州而占领之，并向四川压迫，发生政治变化，此时中央在大陆据守桂、黔、滇，敌必分兵谋肃。西北到时马鸿逵或个人出走，但马步芳必仍拒战到最后，绥军尽可适时加入助马。”

关于绥军西撤之后的前景，徐继而饶舌道：“第三，彼共党亦人也，彼尝诩其二万五千里长征，吾人如亦人也，三万里何妨。”徐甚至为董部出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路线图，他说：“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后，徐鼓励董：“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交谈中徐得到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绥军的走向要由傅决定。徐当即表示：“即使宜生归来亦必走我路线。”（43）

总之，随着广州政府加强利诱，绥远政局至少在现象上复杂起来。

四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返回绥远。此行的目的是，结束绥远政治上不明朗的两可状态，完成易帜起义。而徐永昌则于8月22日被广州政府任命为西北指挥所指挥，（44）以加强其协调西北各部的职能。28日徐适值宁夏视察，当即获悉傅返绥消息，是日晚，徐“约崔亚雄来，请其明晨乘送饷飞机往绥远晤宜生……询其今后企图”。（45）迅即展开对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与马鸿逵研判傅作义返绥之意，马说：“传宜生之归，必系受毛泽东指导，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响应之，西北大势已去。”（46）预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绥远的崔亚雄致电徐：“孙兰峰、刘万春皆言，傅宜生亟拟晤徐部长。”（47）这似乎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31日崔亚雄返回宁夏，随即报告徐：傅作义“对来宾表示，此来只有自我忏悔、自我检讨。询其共方何以令其归来等等皆不答，询之从者亦然”。（48）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忏悔”、“检讨”，我们不得而知，这个滴水不漏、莫测高深的表态，等于没有表态。崔亚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义惟一的明确表态是，向徐永昌发出了会晤邀请。傅专书一函致徐：“亚雄兄来绥，拜读手翰，渥蒙关垂，感篆良深。弟离平后，正在自我忏悔，自我检讨，极愿与兄晤谈，藉倾款曲……俟弟将包头环境布置妥当后，再当奉邀莅止，畅聆教益。”（49）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达了与徐会晤的愿望，其实是一个不露痕迹的两手安排。傅所称“布置妥当”，实际上就是指绥远起义，傅所以并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时间开展动员，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坏起义。那么，起义布置妥当之后，为何仍然邀徐会晤？因为傅要“藉倾款曲”。这个两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义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留出与徐会晤的时间，从而对徐，实际上是对蒋，做一个最后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马鸿逵飞抵重庆见蒋。2日，蒋指示徐到广州“将绥远事向大家讨论一下”。3日，蒋对徐说：“关于傅宜生归绥事件，望与李、阎商定取如何态度，及是否仍照常发饷等事。”（50）此时蒋提出是否照常发饷，表明蒋对傅之归来不甚乐观。

9月3日徐飞抵广州，随即向李宗仁报告绥远问题，李明确表示“必争取宜生”，并说他已“径电宜生约会”。李“径电”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见徐，“对宜生亦同李代总统，主争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争取傅宜生。”（51）这样，广州方面明确了争取傅的主张。

9月7日，徐再飞重庆。在对傅作义的判断上，几位高层人士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徐记载：“蒋先生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阎则否。”（52）这就是说，在能否争取傅的问题上，蒋介石、徐永昌与李宗仁、阎锡山持两种看法。

傅作义此次离平返绥，中共方面有人担心傅是否会跑掉。毛泽东对主管绥远工作的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交出二三十万人，立了大功，我们对绥远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输了理……现在把领导责任放在傅肩上，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傅作义哪里会跑！就是跑掉了，又怎么样！”（53）在这里，毛把什么是被动、什么是主动讲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会跑，因为此时国共战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就在8月初，程潜、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广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这道最后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里会跑”。

傅返绥后，陆续将其工作情况上报北平。9月4日薄一波与聂荣臻致电傅：“毛主席认为兄在绥远所取态度及步骤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打破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徐（永昌）阴谋及扣压一批最反动的特务尤为必要。”（54）9月11日，傅致电薄一波、聂荣臻，表示绥远起义“通电日内即可发出”，“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55）起义的筹备进展顺利。

薄一波记载：“9月14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聂荣臻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周北峰，通知傅作义、邓宝珊和周北峰于9月20日至24日之间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56）这个通知意味着傅留在绥远的时间不多了。也就是在此之际，傅作义对于邀徐会晤一事由拖延变为急促起来。徐永昌日记9月15日载：“连日孙兰峰转宜生电速余诣绥。”所以催徐启程，因为政协会议即将于9月21日召开，绥远起义必须于此前举行。然而绥远起义又不能于徐到来之前举行，因为一旦易帜，绥远即与广州政府决裂，这样，徐将不宜再赴绥远。因此傅与徐会晤的时间，只能安排在绥远起义和政协会议之间。不难看出，这个缝隙就要合拢。

五

9月17日下午1时，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57）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机场迎候。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余谓今年一月间，若听余言来绥，何至在平受数月闷气。”徐首先与傅谈闷气，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绪。此招果然奏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顺着觉悟这个话题，傅接着发表议论，徐记载：“渠之长女在乎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誉，渠在家里则嫌其不前进。渠语女，以对汝只有义务并不要权利，以后各行其是，某纵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长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

以上所言无非是些气话，徐傅二人远道相会当然不是为解闷气，不过解解闷气，二人也就有了沟通的基础。晚饭后二人再谈，傅“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并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58）

不难看出，傅的话题已由气话转入实质问题。傅提出广州能否守住和美援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美援的程度决定广州能否守住。这是傅在摸对方的底，揣测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傅献上了一个颇为厉害的轰炸电厂之策，但并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绥军与其个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听，也不急于表明意见。头一天的谈话二人都是在观察对方。

9月18日，徐记载：“早间张庆恩来，转来蒋先生致宜生电，略云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后，余若不听共匪甘言爱国抗日对外等等，国家不致受了其后的大祸，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党险恶的欺骗云云。”如前所述，蒋对于傅之返绥“不存奢望”，徐亦然，蒋电的到来无非是尽力争取。但既然蒋有意争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务也就明确起来，即策反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看重蒋电，因为蒋电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在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复，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不过，有无阴谋并不能说明美援有无希望。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接下来傅作义提出一个全局性问题：“美苏战争看来亦不会远。”所谓美苏战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的内涵在于，它一直被国民党视为挽回败局的契机。既然傅有此判断，沉闷的对话开始活跃起来。徐说：“所以吾人无论现在军事如何失败，但正在改进，以待国际情势之好转。”在这个虚构的情势好转的基础上，徐继而要求：“在我看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

至此，徐明确提出对绥军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话题一旦涉及绥军西走这个实质问题，傅便不再跟进，冷漠地回答：“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这就是说，尽管傅判断美苏战争不会太远，但在战争发生前，傅并不会轻易上钩，再度与蒋捆在一起，而是特意与蒋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59）根据签字仪式的举行，徐永昌判断已经探到傅的“内心趋向”。其实，徐远未探到傅那个深不可测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之，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来傅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经过上述解释与交底，最后，傅作义以一段对蒋的感情色彩颇为浓厚的表态作为此番陈述的结束。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陈述解开了这样一个谜底：绥远起义之际，傅作义为什么一定要留出一个时间差与徐相晤？说到底，就是为自己预留后路，一旦政局生变，有人为其作证。

大概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无动情地说：“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不过徐的话题立即回到其使命上来，徐说：“中共军队南下成功，到某阶段必以余力向绥军压迫与清算，还不如此时带走，总可得两三万劲旅。”（60）然而话题一旦至此，傅又缩了回去，以种种理由推之。这就是说，在对蒋的态度上，傅之所做与其所说，并非表现为零距离。

作为对蒋正式的政治交待，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61）

归纳起来，傅对徐的交底以及上蒋呈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一个要做蒋的孤臣孽子的表态。

如前所述，傅作义在7月14日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阎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封锁海口、滥炸人民，没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蒋的上书以及与徐永昌的一系列谈话中，则称中共卖国，美苏战争不会远，建议封锁、轰炸电厂，并称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些甚为相近的词句，但问题的对象完全不同。

据王克俊记载，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9月18日上午举行，（62）但孙兰峰并未签字。董其武与孙兰峰为绥远的两位军政头面人物，董在起义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孙则不甚明朗，称病住进医院。如果孙不签字，绥远起义便不是圆满的。为此，傅作义抵绥后对孙做了反复的动员。傅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63）可以肯定，傅的劝说是孙最终签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可以肯定，这并非惟一的原因。

孙兰峰对其住院一事有这样的说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64）总之，不容置疑地将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与孙的秘密会见。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复发，一度昏迷，一时间来客均不能见。是日，徐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十一时孙兰峰再来”，“再来”说明孙此前已来过，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孙对徐说：“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在孙做了这番与傅作义大意相同的陈述之后，徐永昌的表态是“许之”。（65）

这就是说，孙兰峰见过徐永昌，是瞒过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许之”，指孙参加起义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据王克俊记载：“十九日凌晨，孙兰峰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幡然觉悟，给傅先生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清晨，傅派我带着通电文件到孙住处让他签字。”（66）上述记载表明，孙所以于19日凌晨“幡然觉悟”，原因是他已于18日深夜得到徐的“许之”。

孙从未做过徐的部属，其行事无须征得徐“许之”，所以多此一举，说到底，就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从徐永昌前面的记载看，傅作义邀徐会晤的电文多由孙兰峰经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孙大体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个与傅大致相同的两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义的不安。19日上午傅与徐深谈之后，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可见，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后，中午即设法如何将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记载，傅与邓商定由邓出面见徐，邓故意要求徐留下来领衔起义，徐见不妙决定立即离绥。（67）

邓徐谈话时董并不在场，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没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话，不过邓的确说了些不甚好听的话。徐记载，邓来后“一再劝余辞职务。并谓你的身体不堪再劳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药，徒自摧残自己，于事无益”等等。邓同时也说了些解释性的话：“三户亡秦已非其时，奈何。”（68）这是对绥远起义的解释。

结果是，徐永昌于19日下午2时飞离包头，而绥远起义通电则于4时发表。

现在，将9月19日在绥远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清晨，孙兰峰签字之后，起义通电的签字手续圆满完成；上午，傅与徐深谈，亮出了寓兵于农的底牌，并递交了一份全面献计献策的上蒋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邓宝珊出面将徐赶走；下午，徐于2时飞离，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至此，傅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交代；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一日之内一并完成对国共两方的政治交待，并且整个安排策划周密，对于国共均无破绽。

六

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从根本上讲是徐始终无法就国共战局的前景说服傅作义。徐、傅二人曾有这样一次对话：“宜生询政府方面对渠之返绥作如何观察。”徐答：“就余个人看法，共党首脑以青军守兰州，胡军在南，马军在北，共军如深入，处于三面受敌……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绥，以阻挠宁绥军之出击。”在徐看来，中共至少在西北战场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然而对徐的此一判断，“宜生以为非是”。（69）可以说，正因为傅对于国共战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徐最终无功而返。

绥远之行对于徐永昌来讲，最感意外的莫过于傅的那个寓兵于农的计划。尽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对傅仍然产生了几分异样感觉。分手之后，惊叹不已的徐永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宜生今兹作风诚属非常人也，余则不能。”（70）

9月20日徐飞抵重庆，随即见蒋，“将宜生衷曲一一陈之”。对于傅那个瞒天过海的计划，蒋听后“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广州向李宗仁复命，李“对宜生仍寄与希望，并云若干所谓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冲淡共党倾向苏联之心情”。（71）这个自欺欺人的结论，为广州政府策反傅作义的行动画上了句号。

9月22日上午，傅作义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协会议并在大会发言：“作义这次到绥远时，蒋介石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电报，说我这次从北平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他说，当他回到南京以后，由于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72）关于蒋介石致傅作义的这份电报，迄今，在有关傅作义的著述中仍被广泛引用，显然均出自傅的这个讲话，人们并未亲见。根据徐永昌9月18日日记，蒋电的确提及西安事变，的确对傅有所劝告，但并未称傅之返绥“正像”他当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样。无论身份还是地位，傅与蒋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说无疑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价。

傅作义对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农场”。对此，傅是否采取过某种方式以求实施？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返回北平后随即向薄建言：后套地区“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薄记载：“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73）毛对此是怎样考虑的不得而知，总之，水利部长的职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应该结束了，然而不幸，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他写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傅作义私藏一批武器电台，证实他对徐永昌所说的那些话并非全是妄言，他的确对中共留了一手。对于傅的这个最后的交待，毛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留着用吧。”（74）

傅与徐的谈话以及上蒋呈文，尽管内容广泛，但傅真正的着眼点是三个：美苏战争不会远；中共难以解决来年的粮食困难；军队前进过快，南下西征之后华北空虚，易被美蒋登陆。如果这些判断能够成立，傅便可以乱中再起。反过来，傅所以最后交出这批私藏武器，同样因为这些事件并未如期发生。傅失算了。如此结局，应验了一年前蒋的判断：“一定画虎不成。”

将本文前面的材料罗列起来，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截然相反的两个傅作义。发生在傅作义身上的这种政治与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轮替所派生的那个特殊政治群体——“贰臣”，以及这个群体所特有的政治性格——双重性格。

一般说，这个群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时间，大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与情感的错位。也就是政治上选择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还停留在原来那一方，两者尚未统一。邓宝珊在送走徐永昌时说了一句实话：“寡妇嫁人无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选择，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转移。傅作义一面举行绥远起义，一面对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错位的反映。

还在天津战役之前，林彪、聂荣臻于1月8日致电毛泽东，判断傅所以和谈，“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讨好蒋介石；让出乎津讨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实上正是一个三面讨好的结局。尔后，在绥远起义过程中，傅作义故伎再施，再次导演了一幕对国共两面讨好的两手交待。

傅作义所以数面讨好，对毛和蒋说两套话，说到底就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够的余地。而傅所以还有再起的打算，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的政权能否稳固还存有疑虑。

傅作义生于乱世，从一个小派别绥军起家，最后成为国民党一个战略集团的首领。在尔虞我诈的仕途升迁过程中，他看到过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轮回，他正是以这些旧式军人的世俗经验，来应对国共这一回权力互换的。于是，便发生了两个傅作义这种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可以梳理的现象。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个方式，这三个方式的直接对象都是傅作义。显然，无论形式还是性质，三者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区别，其本身并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义却将看似不相通的三个方式贯通起来，一一领教。此举在解放战争全部过程中，傅作义之外，绝无仅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傅之反正过程，创造了一个甚为罕见的殊途同归的范例。

本文关于傅作义双重性的研究，并不涉及傅之功过。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的存在与表现，其学术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历史的多样性的存在与表现，并且使之更为具体，更为生动。

注释：

①有关傅作义的著述，重点集中于北平和谈，关于傅双重性格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另外，傅作义曾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日记“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参见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政协全国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页。因此目前有关傅作义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后，1931年张学良将阎部缩编为四个军，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军长，故有四大军长之说。

③《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政策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页。

④北平和平协议规定傅部建立解放军制度，建立政治组织，但并未明文规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员。

⑤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关于徐永昌与傅作义在北平移交之际的此次会晤，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均不见记载。从徐的记载看，得知或参与谈话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邓以及梁述哉、廉壮秋。梁、廉均为华北“剿总”副参谋长，与傅、邓一同参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后来均未谈及此事。曾参予傅作义许多机要活动的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在其多篇回忆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说明傅对此事是相当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蒋总统》，赵正楷、陈存恭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6年，第141页。

⑦《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

⑨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

⑩《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李文时任第四兵团司令官，为傅部中央军代表性人物。

（11）《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

（13）《罗荣桓年谱》，第677页。

（14）《罗荣桓年谱》，第679页。

（15）《彭真年谱》上卷，第530页。

（16）《罗荣桓年谱》，第692页。

（17）《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页。

（18）《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4日。梗为23日，养为22日。

（19）《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5日。

（20）《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6日。莫德惠，字柳枕。

（21）《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143页。

（22）该公函于1月17日交邓宝珊转傅，但因种种原因傅未看到。详情见苏进：《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39—641页。

（23）新华社：《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页；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页，该文出自毛之手。

（24）《罗荣桓年谱》，第694—696页。

（25）《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15日。

（26）《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28日。

（27）《傅作义电》，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3页。

（28）《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450页。

（29）《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6、178页。

（30）《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4日。李宗仁，字德邻。

（31）《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邓”指邓宝珊。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驻军将近10万。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32）《罗荣桓年谱》，第690页。

（33）《罗荣桓年谱》，第699页。

（34）《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

（35）《绥远问题协议草案》，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36）《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1页。

（38）《傅作义致毛泽东函》，1949年7月14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81—287页。

（39）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页。薄参加了此次接见。

（40）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国史馆”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电》，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7页。

（42）孙兰峰原任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张家口之役，该兵团被歼，孙逃至绥远，后参加绥远起义，任中共绥远军区副司令。刘万春参加绥远起义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因通敌被逮捕。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第551页。

（43）《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忆，徐曾提出将部队最后撤入缅甸。参见氏著：《戎马春秋》，第273页。徐在“可印”之前的确写有一个“可甸”，但又圈去，可见徐的确对董说过这些话。

（4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8日。崔亚雄原任华北“剿总”参议。

（46）《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义函》，《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65页。该函未署日期，编辑者判断为9月所作。笔者判断，该函肯定是由崔亚雄携回交徐，崔于8月29日抵绥，31日离开，因此该函当作于8月29—31日之间。

（5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5、516页。

（55）《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1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0、291页。薄一波前书亦提及该电。该电所署日期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称9月12日，应为误记。

（56）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7页。

（5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4页记载徐于9月15日抵包头，应为误记。

（5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59）《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张庆恩原任华北“剿总”军法处长。

（60）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1）呈蒋书全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2）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另据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9页记载为19日上午，参照徐永昌9月18日日记，应为18日。

（63）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8页。

（64）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69页。

（6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66）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

（6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04、205页。

（6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9）（7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1）《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72）《傅作义发言》，（北平）《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第2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8页。

（74）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7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6）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