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造福一方的企业家、赛车手黎庆洪于2008年被无端卷入某政协领导的贪腐案，2010年被贵阳市中级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判处19年有期徒刑；同年黎庆洪的同乡，著名律师周泽介入二审，经过努力，贵州高院撤销判决，发回重审，该案随后撤诉。然而，一年半后，在贵州省公安厅牵头组织的专案组折腾下，案件被重新起诉至贵阳市的一个基层法院小河区法院，并由原审的17名被告增至骇人听闻的57名被告。自2012年1月9日至7月18日，该案前后断续经过40多天的庭审，其过程跌宕起伏、波诡云谲，四名律师被逐出法庭，20余名律师被蹊跷解除委托。当地法院严重践踏程序，故意罗织罪名，在被告根本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的四个基本特征，并且88名律师均做出无罪辩护的情况下，于7月23日强行做出一审判决，其中第一被告黎庆洪（由周泽律师、杨金柱律师代理）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第二被告黎庆洪的父亲黎崇刚（由陈有西律师、朱明勇律师代理）宣判无罪；第三被告黎庆洪的弟弟黎猛（由斯伟江律师、张磊律师代理）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半。其他几十名被告，分别被判有罪无罪不等。

黎庆洪案是地方公权机构刻意制造出来的触目惊心的涉黑大案。我知道，有很多中国法律人都是抱着“贵阳之后，再无刑辩”这样一个毅然决然、向死而生的悲壮心态来关注、参与这个案件的。在一审宣判黎庆洪、黎猛等人有罪后，也有不少人发出“法治已死”的悲叹。但是，有罪判决的结果，其实早就是大多数代理律师们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国家本就不曾有法治，只是曾经有过法治的幻觉，所以，黎庆洪案不过是为法治早死的现状增加了一个明显的例证而已。当然，由于黎庆洪案发生在重庆模式破产之后，所以该案的上演就成为一场及时生动的现实主义教育。它足以让许多头脑糊涂的人们明白，重庆模式的破产仅仅是在宫廷斗争意义上的，不要期待其中会蕴含什么制度新出路的可能。

黎庆洪案的判决有其体制运作的必然，即基于危机恐惧的维稳逻辑。在这种逻辑下，政治沦为了生存的本能，而不是一种理想的实践。没有什么比这短视而不负责的统治更加可悲的事情。利益捆绑机制一旦形成，地方便可以绑架中央，行政便可以绑架司法，私利便可以绑架公权。你可以说体制内也会有良知和努力，但，这仅仅是个体化的、转圜空间极为有限的抗拒，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合谋把事做成，否则就一同翻船。具体体现在黎庆洪案，就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之手对该案“定黑有罪”的底线必须维持，当然，其程度和幅度，可以根据情势来加以调整。因此，维持稳定就是维持面子，维持面子就是维持利益，为此不惜牺牲任何原则和正义。司法不彰，人人自危，我们都随时随地可能成为黎庆洪，包括那些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教训已经很明显，但就是不知从何改变。

缺乏责任伦理，哪管洪水滔天。这是我们不必对体制和公权抱以幻想的最根本的理由。任何建制化的东西都值得警惕，所以麦迪逊早就说过政府的设计要以野心对抗野心。在今天的中国，宪政和法治的缺失，使得体制内的监督制衡难以形成，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全社会范围的权利的抗争，寄希望于在这种抗争过程中公民精神的积累和光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同陈有西作为一名律师，在个案中时常奉劝同行不要“恶意揣测公权”的立场。律师和社会公众，在任何意义上恶猜公权，都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常态，而且在任何国家都理应如此。律师只要在程序规则允许范围内，积极而合法地捍卫私权，对抗公权，就都是理性的行事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催生陈有西律师期望的“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律师要用“死磕”来撬动公权的“死撑”。政治社会的最为平稳的转型，一向离不开民权对公权的博弈和压力。

从黎庆洪案件的一审判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案件的最终定性上仍然表明公权的蛮横无理，但毕竟也有很大的妥协。不过必须再度强调，这种公权的退让绝不是体制内健康力量恩赐或良知发现的结果。如果没有律师群体多方努力和不懈坚持，并且心力憔悴、付出巨大代价，这个案件早就一黑到底的做实做死了。另一方面，正如陈有西律师自己也清醒认识到的那样，他和朱明勇律师代理的黎崇刚被宣判无罪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所谓的策略或姿态，而必须放在案件整体之中，它离不开别的代理律师提供的其他辩护意见的基础。也许这样的判决，有当局平衡手腕的需要，甚至有其分化律师的图谋，但律师的斗争方式，就是打破这种阴招，超越公权的格局和视野，而表明自身的光明和坦荡。律师之间就事论事的各种争论再正常不过，重要的是每个律师都是独立自主的公民，他们只有阳谋，没有阴谋。在这一点上，我钦佩陈有西律师对案件的长远的大局观（而不是政治的大局观），他从黎崇刚作为第二被告被判无罪的结果中，看到了“全案定黑的虚假性”，看到可以为二审改判提供有力支持。这才应该是一线战斗的律师们思虑的重心所在。

因此，尽管可以说黎庆洪案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标志着“贵阳之后，再无刑辩”，但我们并不绝望，反而有了更值得奋进的方向。“再无刑辩”仅仅是一个司法破产现状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律师们再无该做的刑辩事业可做。越是在这样的逼仄环境下，我们越有理由担当和作为。朱明勇律师在宣判后写道：“黎祟刚听到无罪获释宣判后，激动地老泪纵横。他说他不是因为判无罪高兴，而是为法治而伤心。”的确，小河案台前幕后的荒诞闹剧，让人们彻底看清了伪法治的真相，但也更让人们彻底明白了中国未来所依托的真正力量所在。所以，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律师都不是失败者，甚至身陷囹圄的被告也可以骄傲地迎接不公的遭遇。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捍卫法治尊严的斗争，司法乱象得以揭露，肆无忌惮的权力开始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收获是，律师们传播了法治的理念，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培育了健全的公民社会的基础。法治的基础在于民情，对于积累和奠定这种民情基础而言，今天的努力无论如何都是更加长远和重要的事情。

从李庄案到北海案、常熟案，再到今天的小河案，在中国法治的十字路口，中国的一批刑辩律师前仆后继，抱团取暖，形成了塑造中国未来美好制度的一支最为稳健和充满活力的力量。他们个性风格各异，相互之间争论不断，敢于为了守护法律尊严而挑战公权、挑战民意，挑战自我。尤其是在小河法院的黎庆洪案中，律师团成员的表现堪称完美，令人钦佩，让我们见证了悲壮之中的豪情，智慧当中的担当，勇敢付出之中的义重情深。对于体制和公权，我希望你们理解他们的行动对于中国社会的建设性意义；对于广大民众，我希望你们理解他们为你我的幸福生活所承担的压力和代价。最后，我要向律师团的成员们再次表达由衷的敬意。我相信他们筚路蓝缕艰辛开辟的荒漠甘泉，终将汇成这个法治中国的大江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