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写在前面的一点感慨

    昨天在法博看到一博友转载了最新一期（2012年6月刊）《看历史》中的一篇文章：《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这篇文章记叙了民国时期法学家杨兆龙在1949年以后的悲剧人生，但杨兆龙绝非个案，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法学家都基本具有与杨兆龙类似的历史遭遇。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从清末民初积累起来的法学元气自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被破坏殆尽，少数元气由台湾“中华民国”传承，还有部分元气流亡海外，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本文如无特别说明，“中国”仅指中国大陆地区，而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元气”专指国家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及其人类载体。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学，包括社会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1949年以后基本元气尽失，1978年以后这些元气虽在艰难地复原，但已很难达到民国思想的高度，中国经济的强大掩盖不了当今元气的虚弱。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在其起草的一篇奏折《立宪法议》中提出：“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而笔者认为：宪法学家，一国元气之元气也。因此，具体考察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宪法学家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遭遇，即可大概窥探中国法学元气尽失的一般面相。

    中国19世纪最后20年出生的80后、90后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因素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境遇：他们先后经历了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他们中的很多人左右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蒋介石（1887年出生）、毛泽东（1893年出生）这对生死冤家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典范，另外像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胡适（1891年出生）、汪精卫（1883年出生）、冯玉祥（1882年出生）等政学两界的名人都是这一时期出生，说他们是“三国元老”绝不为过。这两代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既接受过私塾讲授的传统儒家经典教育，同时受清末新政的影响，他们更普遍地接受过新式教育，尤其是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后，接受国内新式教育或者出国留学是他们之中很多人的选择。但不管接受的是哪种教育方式，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念并未被完全切断，中国的现代元气从其酝酿之日起就夹杂着传统要素。

    具体到这一时期出生的宪法学家而言，得益于清末新政，他们大多数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其中留学日本和美国居多，这与当时国内政治倾向密切相关，日本的君主立宪、美国的民主共和一直是近代以来1949年之前中国在朝或在野政治家（包括清末）努力模仿的首要对象，官方往这两国派遣留学生学习法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民初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被否定，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各种宪法学思想在竞争中异彩纷呈，每位宪法学家都对中国的时代命题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这些宪法思想既包含中国传统的积极因素，又具有前无古人的全球视野，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虽然具体考察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太现实，但仍可从他们中间找出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这代宪法学家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即留陆派、去台派和 海外派，并分别以燕树棠、王宠惠和张君劢为代表。

                一、留陆派：一些悄然走过的老人

    所谓留陆派，是指19世纪最后20年出生而在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法学家，他们生命前期大都有海外名校的学习经历，回国后学术辉煌，政治上的言论也为政府所器重，堪称大师，但1949年以后在学术上基本没有创新，政治上失声，默默终了此生，运气差的可能还会被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整的死去活来。在搜集这些人的资料时我不禁心酸潸然泪下，中国元气残留在他们身上，但是却被扼杀得毫无生气，唯有对天长叹：天不佑我中华。这些人中的典型代表是燕树棠。

    对于现在的法科学生来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知道燕树棠。燕树棠生于1891年，1914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15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学习，1920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暨主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暨主任，清华大学法律学系、政治学系教授暨法律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暨主任，兼任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监察院监察委员、第一届司法院大法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中华民国法学会编辑委员等职。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南京政府派人给燕树棠送去台湾的机票，但燕树棠坚持留在大陆。这位在课堂上站了30多年的鸿儒本想可以在武汉大学继续教书传授宪政、法学理念，却被安排在图书馆打开水、扫厕所、补旧书，一直到80多岁。不知道那个时期在武汉大学读过书的人是否经常会在图书馆见到这位落寞的老人，曾经的法学泰斗级人物，沦落到如此地步。1949年之后燕树棠还被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整来整去，闲时常闭目长吟陈子昂的诗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泪下······

    燕树棠在民国时期的作品2006年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公道、自由与法》，读其文章，既可窥燕树棠于专业学识之博洽娴熟，又可瞥见其对社会时弊之深刻洞察，更可体悟其对现代法治之信仰与恪守。1925年4月，当“善后会议”召开之际，燕树棠在《现代评论》第19期发表《对内问题与对外问题》一文，他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进行了间接批评，认为“国家种种问题本来轻重不同，缓急不等，种种问题虽皆应解决，而解决次序，必有先后”，并提出“中国现在的先决问题即是政治问题，国内政治清明，对外的国际问题与对内的社会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只凭空口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针对国民党拒绝参加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他批评道“洁己袖手，自以鸣高，是滑头不负责任的态度，欺世盗名的诡计”，并希望“举国之人注意政治，参加政治，集全国解决政治问题”。燕树棠在中国宪政转折之际的此番言论，足见其对国家命运的匹夫之责，其对时政的准确拿捏不知会不会让今天那些只对制度小修小补之谈的所谓法学大家们自愧不如。

    另外，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而因意识形态原因在学术上与其前期相比鲜有作为的法学家还有杨兆龙、梅汝璈等，他们在数量上较下面两种类型的人较少。少年成名，中年遭遇政治变革，老无所用，这是这代法学家的写照。他们是留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元气，但是1949年之后，几十年来逐渐成形的政治、文化主流一一被打破，一切另起炉灶，中国从清末开始积累的元气丧失殆尽，直到“文革”之后再“拨乱反正”，又一次回炉再造，但很难超越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二、去台类：在台湾再造中华

    所谓去台类，是指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而撤往台湾的法学家，他们占据了民国时期法学家的大多数，中华元气在他们身上得以在台湾得到传承。这些人基本上也具有英美留学背景，很多都师从当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法学大师，归国后多为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所笼络。这些人中的典型代表是王宠惠。

    王宠惠在我眼中是民国时期最牛逼的法学大家。此君出生于1881年，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1900年，从北洋大学堂法律系毕业，获钦字第一号考凭，为中国第一个大学毕业生，美国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博士。作为法学家，著有《宪法评议》、《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他是第一个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人，其译本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被公认为最好的英译本，在很多美国大学被当作教科书。作为政治家，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外交总长，也是总统直辖十部中最年轻的总长（年仅31岁）。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政坛上，无论谁主政，他一直官居高位，受到重用。

    王宠惠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民国时期，在政、学两界，他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王宠惠学贯中西，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并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国际法学界享有盛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一个人终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宠惠是近代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的不多的达人之一。1949年，失意的王宠惠以养病为名前往香港，1950年转赴台湾，再度出任“司法部长”，1958年3月15日，逝世于台北，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1949年之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的法学家除了王宠惠之外，还有居正、谢瀛洲、谢冠生、张知本、王世杰等等，他们人数众多，为1949年之后的台湾宪政建设作出过卓越贡献。史料记载蒋介石离开大陆时除了带走大量黄金之外，还带走了大批人才，除了法学家之外，像胡适、钱穆这样的思想大家，吴大猷、钱思亮这样的科学家，苏雪林、张大千、潘心畲这样的文艺家等。这些人带走了中国的元气，今日的台湾正在他们影响下进行着“宪政训练”，逐渐走向宪政的道路。

                 三、海外类：在他乡，还是望故乡？

    所谓海外类，是指1949年之后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台湾，而是散落在香港、美国等世界各地，宣扬中国文化，在价值观上他们整体上与台湾走的更近，而对大陆较为疏远的一批人，但多数时候表现为中立，这些人由于不受政治的干扰，在学术上继续进行着创新，他们的学术思想不像留陆派那样鲜为人知，近年来在大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人中的典型代表是张君劢。

    张君劢出生于1887年，是他们这一代80后中的佼佼者。1906年，张君劢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1913年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活跃于政学两界，参与宪法起草，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张君劢自称一生“徘徊于学术、政治之间”，阐明儒学而不忽略实际政治，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新儒家的主要代表。

    张君劢提倡复兴儒学，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均有建树，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史方面，他都是重要人物。于儒学哲学化方向犹有不凡成果，影响中国甚巨。现在学人中如秋风等宣扬儒家宪政主义，张千帆也有回归儒家传统的倾向，多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张君劢的学术脉络。在宪法学术方面，张君劢曾著有《国宪议》、《中华民国宪法十讲》等，其中《国宪议》是他在1922年应邀参加“国事会议”起草国宪大纲时所著。在这个宪法草案中，张君劢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若照搬美国的联邦制，则恰好为当时占地为王的军阀割据所用；若是实行单一制，则当时的乱局恰由以中央政权为依托的军阀坚持“武力统一”所造成。因此，综合中国的国情，他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旨归。 

       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何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两岸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1949年之后像张君劢这样飘零海外的“孤魂野鬼”还有萧公权、吴经熊、王正廷等人。这些人基本上都具有在海外名校任教的经历，因此名声很大，说他们为世界级的学者绝不为过。尤其是吴经熊，许章润就曾气氛地说：“曾几何时，整个中国，600余所法学院，从教师到学生，有几个人知道中国曾经有位世界级法学家，宁波吴公德生（吴经熊，字德生）先生？”大家竞相标榜阅读汉译世界名著，满嘴汉译世界名著的词汇，引经据典的不是盎格鲁就是德意志或者美利坚。不仅举为有学有识的标志，而且等同于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殊不知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就有无数的真知灼见，这需要我们与人为断裂的中国历史重新接头，找回中国的元气。

                    四、回归我们的传统

    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这点毋庸多言。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的典型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清末民初。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文化大师至今仍对中国产生持续影响，整个帝制时期基本上是百家争鸣时期的文化惯性起着支配作用。清末民初的思想交锋使中国的文化掺入世界因素，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我们人为地割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历史延续，1949年以后，经过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清末民初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中国出现了文化断层。1949年出走的那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元气也带走了，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元气，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

        1912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在历史渊源上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我们却对他们远不如秦皇汉武那样熟悉。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国家才发展60多年，言外之意好像是1949年以前中国就是原始社会，一无是处。这种切断传统的做法是中国元气尽失的原因之一。另外国家强弱盛衰恰如人世间花开花落，都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往往把中国落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传统，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文革重演，把自己民族的落败归咎于祖先，在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败的一塌糊涂从没提出过“打倒康德店”、“打倒尼采店”，印度被英国殖民那么久也没有听说他们要“打倒释迦摩尼店”。但“五四运动”开启的这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在1949年之后被无限放大，导致我们与民国元气的决裂。

     当今的教育体制与学术科研环境也是中国法学元气尽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人才评价机制的量化、期刊发表文章的种种禁忌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既定的框框之内。大学教师的课题终不能自由选择，法学会作为法律爱好者的社团被充斥着各种权力因素。种种原因，数不胜数，明眼之人，都会观察，毋庸再言。多说了反而影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