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八

　　最近在阅读了一家大众杂志对罗援少将的采访之后，我才首次获悉“红后”这个新的说法。在这之前，我是知道一大批“革命后代”或“红色后代”，极其反感社会把他们称之为“太子党”或“官二代”，他们愿意自称是“红二代”。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在该会举行的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绝非什么‘太子党’‘官二代’，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在中国“二代”现象普遍和不义、炫富、特权联系在一起时，红色后代被称为“官二代”，的确有损于他们的政治信誉和道义形象。以前当官被誉为是人民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还有谁好意思再这么说？吏治腐败，为官不仁，官员政治信用破产，道德形象败坏，官民对立严重，这些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不仅日渐侵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也几乎使红色传统优势消耗殆尽，革命的光辉历史在现实中黯然失色，不复以往的道德感召力。在此背景下，红色后代公开要求和“官二代”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情有可原，值得关注。

　　“红后”显然是一个比“红二代”涵盖力更广泛的一个说法，红色代际谱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来社会上其他“二代”现象相比有着一个重大差别：这一代人不仅远离青春，而且已经告别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大都处在退休状态；即使那些还在台上的人，大概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时间”。风云变幻之际，廉颇老矣，壮志未酬。“红后”概念的提出，有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殷切期待。在“红二代”云集的一些场合，经常会有人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红色后代的这种集体意识，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对执政党的命运，有着他们特有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罗援少将有诗为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真是掷地有声，义无反顾。

　　从“红二代”到“红后”，概念的演化其实已经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红色后代大量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这个群体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心红色江山不保、革命事业或将毁于一旦。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引入宪政民主制度将根本改变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时，作为和执政党具有天然血缘联系的红色后代，革命法统的惟一政治“后裔”，共和国的“长子”，走到前台，进行红色总动员，主动承担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责任，应当不难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积极亮相，高调发声，献言献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后”的政治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很难量化。笔者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后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不大不小的职务，退休时享有地市级待遇。按理说，我也应当属于“红二代”或“红后”之列，但说实话，我的确难以产生强烈的红色历史意识和革命的归宿感。我相信，和我有着大致相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享有过红色父荫下的特权或优惠，也并不认为父辈提着脑袋坐上的那个位置理应由他们继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那份薪水足以让全家温饱，比那些节衣束食的工农家庭多了一些保障，再就是所谓“干部家庭”这个身份多少能够满足一些虚荣心，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比那些所谓的平民同学更高贵些，或按现在的话说，多了一些“政治正确”。因此，文革期间，当谭力夫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的口号时，我并不由此感到振奋。那时我就感觉到，在喊这个口号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他所代表的阶层，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完全是两回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们是属于“高干子弟”，也就是现在倡言“红二代”或“红后”的这些人。打开这些人的履历，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是那样的显赫，父辈至少官至部级或将军，其中出类拨萃者，无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概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构成“红二代”，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这一代人，有许多是出生于战争年代，在马背的摇篮里长大，建国后居于各个大院或小楼，在专门的学校读书，身处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既有浸染于权力的熏陶，也有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感受。文革是他们集体遭遇挫折的非常时期，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第一目标是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林彪的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摧枯拉朽，冲击一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高级干部首当其冲，被罢官，被批斗，被抄家。严重者性命不保，妻离子散；幸存者苟延残喘，终日自危。这个时候，老子遭殃，殃及子女，高干子弟被划入“黑五类”，和“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专政对象。几个豪姓大族后人，受到的迫害最甚，从天堂打入地狱，或死或残，或坐牢或流放，受尽人间折磨，看破世态炎凉。古人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革也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巨大转换，高干子弟天然的优越性被摧毁，沦为平民，进入底层社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红后”在文革的遭遇是一个特殊情况，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被迫上山下乡，支边支农，但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辈的权力和人脉资源，或进城就业，或参军入伍，或读大学，掌握着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首先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名誉，政治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彻底清算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彻底修复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机器。在执政党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红二代”也开始逐步亮相，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他们在纪念和回顾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深情纪念她的父亲陶铸，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让全社会认识到，在毛的错误路线之下，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官，都难逃厄运。文革对全党全民都是一个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文革的极端后果，赋予改革以正当性和迫切性，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深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改革直接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变革和传统的权力体制的调整，使得改革从一开始起就面临着步履维艰的状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兼顾新旧体制，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维持平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价格制度的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原则定价，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依然是计划原则定价，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客观地说，就是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执政党内部的第一波腐败开始形成。掌握权力者或接近权力者，能拿到批文，拿到配额，就是拿到了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全民经商潮，大多限于倒来倒去，有权力有本事进行大倒的，无非就是那些官倒。而能做官倒的，坦率地说，非高干子弟莫属。那时建立起来的几个大公司，就是超级皮包公司，背景深阔，高人云集，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拿到批文和配额，转手即可开发滚滚财源。

　　高干子弟经商潮，利用权力和价格双轨制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也引起执政党的反省和警惕。1986年的学潮，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学生们普遍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高干子弟的违法经商行为，清理各类官倒公司。对于社会上的呼声和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执政党不得不开始重视。1988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目标直指以康华公司为首的几大公司。“八九风波”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1990年2月正式下文，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实行撤并转，几大公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作出这个举措，算是对当时社会上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的一个回应，当时甚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和直系亲属，均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经商活动。当然，这个决定在后来根本无从执行，但这至少表明，执政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提到上面这些事，并非是想揭“红后”的短，历史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后”建构其整体道德形象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社会评价，必将影响其后来发展。事实上，在“红二代”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员，毫无官宦子弟恶习，为人亲民，做事低调，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力，足以担当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确难以迅速脱颖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干子弟经商给予社会留下的恶劣形象，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了“太子党”这个说法，当时尚无政治上接班这一说，社会公众显然是以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称呼表达出对“红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执政党内部也有着广泛基础。我在评论“重返新民主主义”时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李锡铭主政时期的北京市委，竞选副书记和副市长，居然全部落选。中央全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落选的或票数靠后的，也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个普遍现象说明，红色后代在政治上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认同。

　　“八九”风波之后，“红二代”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虽然执政党迫于形式和舆论压力开始清理几大公司，但党内元老们意识到，在关键时期还是要靠自己的子弟。从大院传出一个说法，至少自家子弟不会去刨自家的祖坟。这个话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了。一是在政治上，加快培养红色后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让他们离开北京到地方发展，在地方积聚政绩和资源，为政治接班创造条件。二是在经济上，“红二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做“官倒“这类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在金融、电力、通讯、交通、房地产、石油、石化、贸易、高科技等众多国家支柱行业全面发展，历练十几年，成为实际掌控者。三是在军队领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因其工作特殊性长期不为社会所知，后来逐渐亮相，位居中将上将者已不在少数。“后八九”以来的二十年间，“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已经蔚为壮观，掌握着极其广泛的资源和人脉。

　　自文革结束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进程来说，“红二代”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只要不犯错误、不做过分的事情，他们都有资格有理由享有目前这样的局面。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们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无背景，只要路径正确，方法得当，经过三十年打拼，获亿万身家或成一方大员，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在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红色”不是“红二代”的原罪，这不能成为阻挡他们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道德障碍。相反，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红色”这个身份，让“红二代”们享有到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合法性和优先性。中石化的前老总陈同海就公开说过，他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理应垄断国家稀缺资源。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是政治法统和经济资产的第一继承者。大概就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同海视中石化资产为家产，日均消费数万元，贪污受贿上亿元，成为他那个时期国企老总经济犯罪的第一人。

　　中国目前的状况，或许可以用经济学上所说的 “帕累托改进”来解释：少数人得益并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中国几个大的利益集团在实际支配国家经济命脉时尚未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全民都搭上了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少数利益集团所享有到特权和好处作为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成本，尚未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在“负收益”状态。而一旦这种“负收益”状态出现并不断扩大时，社会将立即陷于动荡，冲突和危机将成为常态，甚至革命都会随时发生。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点，全民共享的改革红利已基本吃光，社会主要资源已被几个大的利益集团瓜分完毕，执政党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贵资本已严重败坏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大厦将倾，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红色后代是有充分的认知，并不回避，他们或许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具忧患意识，普遍担忧执政党将因腐败问题而毁于一旦。延安儿女联谊会写的《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明确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最不满意是什么？我党我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腐败！在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应该从解决腐败问题入手。”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建议：党中央实行差额选举，增加直选名额（20%），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向社会层面开放，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份建议在最后部分写道：“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我们今天要痛下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呼吁全党实实在在迈出这一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会开创一个更加阳光灿烂的新局面。”

　　我相信，上述建议反映了“红二代”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他们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和血缘联系，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事关重大，必须主动应对。他们对十八大的建议，重点放在党内民主上，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众能够看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具体的方案。按这个方案来重组党内架构和权力体系，能否让执政党脱胎换骨，尚未可知。但这个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来自执政党最正统的一脉也已经认识到，执政党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绝无出路。

　　执政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如何改，社会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改革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问题。对于“红后”来说，改革决不是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父辈提着脑袋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有人就放话，红色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你想要，也请拿人头来换。这话是谁讲的，无法求证。但是，“红后”的确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可以说是他们主张改革的第一个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前提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渐进民主，可以搞司法独立，甚至可以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一党执政下的民主。

　“红后”关于改革路径的第二个前提是，理论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于毛的思想、红色意识形态和“党的优良传统”，以共产党过去历史中那些行之有效的说法和做法，为其现实合法性提供论证。重庆的“唱红”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发红色资源，充分激活的是红色一代的历史意识，成为他们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希望以这个理论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重铸执政党的合法性。延安儿女联谊会重新主张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视为执政党“制胜的法宝”， 是“揭露腐败、制止腐败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径”。在这些理论资源之外，这些年来国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意见并未得到“红后”认可。

　　第三个前提是，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后代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世世代代继承父辈的遗志，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天然的接班意识，通过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论证和一列制度安排，被合法化和正当化，执政党永不动摇的执政地位通过红色后代的血脉相承而得以实现。和这种接班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救世意识，在许多红色后代看来，惟有通过他们发扬红色法统，才能拯救人民，创造共富。

　　红色后代的改革路径，依赖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依赖于红色传统，依赖于红色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能否广泛地动员民意，迎合历史潮流，进而领导改革，在我看来，必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任何一个传统国家按宪政方式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改革的领导集团必须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晚清新政以来，满清执政集团一直是企图主导改革，愿意呼应民意，按宪政体制重新建构国家权力体系，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革命力量挤出历史的火车头。原因就在于，满清执政集团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没有看清形势和趋势，在国民普遍已经形成宪政改革的共识时，仍然坚持以皇族权益为不可侵犯之前提，囿于大清江山永世长存的陈旧理念，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基础，失去民意，失去各方支持，从根本上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条件。

　　历史的场景未见得会再次重演，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应该总结。红色后代在近三十年里，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均占有重要位置，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脉，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缺少的恰恰就是道德感召力，他们整体的社会形象并没有因为得天独厚的红色背景而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似乎也缺少足以让人信服的政绩和业绩。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比其他社会阶层享有更多优势和机会时，绝非是毫无代价，道德成本的支出一定无法避免。社会上现在盛行的“仇富”或“仇官”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折射出社会不公的事实。红色后代作为现实中的一个利益集团，它和所有其他利益集团一样，都无法回避来自社会层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拷问，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免责的权利。这意味着，红色后代要想把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必须接受多重检验——道德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检验，其实，最后的检验还是在人民那里。

　　中国无疑已经进入到改革最关键的时期，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阶段，改革必将涉及原有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和各方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在目前社会已处在严重的利益分裂和冲突的情况下，要想对改革路径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难度极大。现在，执政党在思考，社会各方人士也在思考，都在寻求改革的最佳路径，都力求避免中国陷于绝境或出现最坏结果。为此，我的思考如下。

　　1、执政党的理想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它在革命时期是通过对平等的承诺来凝聚人心，赢得人民的支持。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因权力、财产、血缘、教育等不同因素所造成人的不平等，既是不平等制度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中国的现有制度没有如执政党所承诺的那样消灭不平等，由制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不断扩大，利益冲突在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红色后代应当承认，他们因为自己的出身已经享有到了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在社会结构中天然地处在一个比别人更有利的位置，实际上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并不具有比别人更多的道德优势和政治正确，也不必承担对人民的更多责任。即使在目前体制下，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下一步的政治转型，是要在制度上真正实现所有人的真正平等。

　　2、宪政民主制度不仅是执政党重建其执政合法性的惟一路径，而且也是红色后代继承其父辈遗志、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效制度安排。西方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和中国皇帝的承天受命，其实质都没有人民授权，都是根本违背人民主权原则，都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执政党以暴力革命夺取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特殊方式赢得人民支持和授权，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此取得了人民的永远授权，更不意味着革命后代就此可以成为政治法统的当然继承者。建构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三大政治元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通过人民授权确立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监督问题——通过分权和制衡防止公权力腐败，权力归宿问题——通过权力回归社会以实现社会自治。宪政民主制度是为了保证任何个人、群体、阶层或党派，在法定的程序之下，都有相同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避免暴力夺权和专制轮回的恶果，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和社会，以和平方式完成中国现代转型。

　　3、政治的“二代”现象，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中，极为常见，不成其为问题。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都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政治家族，一个家族连续几代人以政治为职业，前后出好几个总统，从未被其人民认为是腐败行为，后代从政也不会拿前代说事。如果说小布什当选总统是得益于老布什的庇荫，那就是政治笑话了。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谁会好意思说：父辈执掌过政权的江山绝不能在我手里丢掉。在民主的选择机制下，“政治二代”从政，得益于家族传统、经验、人脉和口碑，那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最后还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这种现象在政治转型国家中也不鲜见，这次缅甸华丽转身，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昂山素季，她可是他们国家最正宗的“红二代”。作为缅甸开国之父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长期遭受专制迫害，坚持以宪政民主理念引领缅甸政治转型，赢得人民支持，不辱父辈声名，于家族、个人和国家都居功至伟。中国红色后代中的许多人，遭遇过文革劫难，有长期生存于底层的经历，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应有体察，他们应该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以前就写过，中国老百姓善良、宽厚、明智，谁先走出大院，满大街和他们握手，谁就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得到他们的支持。

　　4、按宪政民主方式促进中国政治转型，是对执政党的一个巨大考验，它将面临传统的权力配置体系的根本转变，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归宿上，真正建立起人民主权制度，在人民授权的前提下执掌政权。同时，这种政治转型对于红色后代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将面临失去政治正统的比较优势、传统的资源整合方式和各种实际存在的特权，和所有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他们必须突破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所谓红色接班人的思想，一个是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江山，不是任何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天下，谁来接班必须由人民来选择。完成政治转型，也不是红色江山变色，而是实现执政党一以贯之的承诺，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民主制度是实现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符合红色后代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强调和坚持的是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力求实现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中国正在向这样一个目标前进，不管是谁的后代，凡是中国人的后代，都应当携起手来，不以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原则为出发点，真正从民族大义和共同利益出发，为建设能够实现人的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