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我出版了全面考察议会政治问题的论文集《宪法与议会政治》，至今已十年有余。我在该论文集序言中说，在就任副教授三年后担当的国法学教学中，我将重点置于“对传统法实证主义国法学方法论以及据此而构成的宪法学基本概念进行批判性研究”，具体而言，系以如下三个观点为基础：“第一，宪法自身是根据一定历史和环境而制定的具有复杂构造的法，宪法的基本概念也是在与政治、社会的现实关联中具体形成的，因而，要阐明宪法的存在构造，就不仅仅要进行规范性考察，还有必要进行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的考察”；“第二，不要混淆对象的政治性与方法的政治性，不要像魏玛末期的政治法学那样，以主观的政治观歪曲宪法的规范性；第三，必须认识宪法内在的或者寓于宪法背后的普遍的法理念和政治理念。”我还同时写道，“从当时最为重视的第三个观点出发，探究了国家权力、宪法的概念和本质、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宪法的保障等问题”。而且，我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发表了关于制宪权、宪法修改国民投票、宪法修改权的界限和违宪立法审查权等论文，其中也提及“正准备在其他论文集中加以总结”。

日本国宪法有其时代背景，例如其成立过程具有特殊性，修宪问题在日美和平条约签订后迅速成为政治问题。虽然当时我对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理解并不透彻，但也产生很大共鸣。正是战后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思想，对Gesetz ist Gesetz（恶法〔法律〕亦法）这种法实证主义的根本思想提出严厉批判，主张必须有勇气给违反“正义”的法律打上“不法”的烙印。我认为必须将这一思想作为日本宪法论的新基础。其中，作为国法学的方法论，也将重点置于这一思想上。我曾试着从前述“第三个观点”出发写过几篇文章，但在对其进行总结之际，觉得有必要附加上相应的补充论述，为此也颇为留意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

然而，此后因其他工作耽误了时间，本书的结集屡屡搁置下来，迄今仍不能专心对待，甚感遗憾。这当然是我能力不足所致。不过，之所以如此拖延，很大程度上还是缘于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我这些有关制宪权和修宪权界限的研究成为此后诸多关于国民主权、制宪权的优秀研究成果的一个机缘，因而既然要写些补充论述，就要关注国外新的研究动向，并吸收、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的教导，同时如有对拙论的批评，尽可能地予以回应，这也是研究者的责任所在。然而，借用“少年易老学难成”的说法，今年我就要从东京大学退休离任了，恰好迎来了在职期间刊行的最后时期。其中，“补论”以简要评论至今的学说动向和文献介绍为中心，附加在本书的末尾。除了整理、修改年轻时不成熟的作品以便形式统一之外，大致按照原样收集刊行。有人劝我说，这些文章时至今日仍有一定意义，于是我便兑现当初刊行的约定。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了制宪权和修宪权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收录了有关早期日本国宪法修改论的经过、特色、内容的资料性和时评性的论文。第二部分数量颇多，但鉴于近来持续重提修宪问题的状况，考虑到有必要冷静地再度研究早期的修宪议论，因而这部分资料虽不完备，但也希望能为给读者提供参考。

《宫泽宪法学的特质》一文与制宪权论当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念及其主权论、宪法变迁论的论述对本书所收旧作具有补充意义，因而满含对恩师宫泽俊义先生的缅怀之情，将其以附录的形式予以收录。先生对确立严格区分法律科学与法律解释的宪法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每每思及先生学恩，只感慨自己的才疏学浅在拙著的第一部分中暴露无遗。要在这一时期整理为单行本刊行，我踌躇万分。1982年9月4日适逢先生殁后七周年祭，我愿在这一时间将本书捧至先生灵前。先生七周年祭二周后，老夫人溘然长逝，更祈愿其安息长眠。

田中二郎先生推动筹划了宫泽先生还历^[1]纪念文集《日本国宪法体系》，该书第一卷收录了拙文《宪法制定权力》。田中二郎先生对此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并且对于我的相关论文、我留学时申请博士论文，均不辞辛劳，我对其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先生对我的宪法诉讼论也颇为关心，几度鞭策。1982年1月16日，先生身患绝症，与世长辞。当时给我的冲击和悲痛至今仍形同昨日。当时我在编辑本论文集，现在也愿将本书捧至先生灵前，衷心祈祷冥福。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获得多位前辈和同仁的诸多指教，对他们多年来的学恩，衷心地表示感谢。本书的刊行，得到了东京大学出版社多田方先生的热心支持，菅野胜先生从原稿整理到校对多有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我还要感谢为我尽心尽力制作事项索引的同事日比野勤副教授、以及允许我将各篇论文收录于本书的出版社的各位。 

 芦部信喜 

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