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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系列之二
处于亚洲大陆的西端小亚细亚半岛的土耳其共和国，自近代以来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从一个没落凋敝的传统帝国，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国家。成为伊斯兰世界之中实现现代化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成功的榜样。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又有浓厚的伊斯兰教传统的国家，土耳其如何走过现代转型之路，又经历了何种矛盾冲突，又有何种前途呢？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呢？本报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蓟门决策论坛——社会转型之路专题研讨之一，就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做了专门研讨。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
□昝涛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近代中国和土耳其其实有一些共同的命运，都是衰落的帝国，也都被西方强国所蚕食。当时经常说亚洲东西两端有两大病夫：东亚病夫中国和西亚病夫土耳其。土耳其比较早发生革命，而且是独立建国的一个国家。先有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1923年凯末尔将军领导的反帝封建的民族革命是比较早的亚洲独立建国的典型案例。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了对土耳其的羡慕之情，很多书、很多杂志都是关于土耳其革命，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都是把凯末尔当做榜样。革命之后的土耳其，逐步实现了经济起飞和政治民主，目前土耳其是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近十年来实现了三次民主选举基础上的政权平稳过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就认为非西方世界里只有两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土耳其。到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国着手重建伊拉克时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土耳其现代化转型道路被世界广泛关注，可以简单概括为“在穆斯林国家建立了稳定、世俗的民主制度”。
但是要深入地看，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有更为丰富的内容，从封建老大帝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从一个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政教合一的帝国变成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这个工作是凯末尔为首的凯末尔党人完成的。在他之前奥斯曼帝国也有过多次改革，这类似中国的洋务运动，当然它改革的内容更多，有军事的改革、技术的学习引进、制度文化改革引进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一直到凯末尔改革，基本上完成了土耳其的现代化。
这个时期土耳其的现代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彻底解体，帝国境内讲突厥语的人首先要重建一个政治身份，而建构这个身份本身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但不是终极的目的，只是手段。终极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民族主义内涵了进步和现代化的内容，它所指向的结果当然是一个欧洲式或者用凯末尔的话来讲“达到了当代文明高度”。二是现代化的主要体现为世俗主义。一个新的、现代的、强大的土耳其民族就要向西方学习，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为了建立这样的国家，无论是从外———穿着、服饰，还是从制度——国家法律制度、法学等，都是向西方学习。
凯末尔要确保改革的成功，当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凯末尔主义的时代是威权主义时代，是一个进步主义的时代。有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阶层的人在这个体制内作为推动改革的核心力量。进步主义一定要确立自己的敌人，反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坚信信仰传统宗教。土耳其的世俗化是法国概念的积极世俗化，彻底要杜绝宗教传统在土耳其的作用。从组织上解散传统伊斯兰教组织，在教育上完全排斥它的影响，在法律上彻底断绝政教合一。
1946年，二战结束没多久，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改革，这就进入了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舍弃凯末尔时代政治上威权主义，走更为现代的民主政治道路。不过土耳其在走这条路时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很多内部矛盾，文武矛盾，教俗矛盾，族群矛盾。有过很多次军事政变，维护革命的民族主义世俗化政治成果和民主政治的多元主义之间一直有很强的张力。民主化的一个特点是要释放出不同的声音，意味着组织政党是自由的，尽管土耳其在自己的宪法里规定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但作为一个人口99%为穆斯林的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完全不受宗教力量的影响，任何一个政党都希望打擦边球方式，利用宗教力量来获取政治支持。有政党就以宗教复兴的口号来作为政治口号，这就必然会受到凯末尔主义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军方的压制，军事政变就是这么发生的。
举个例子，1996年，伊斯兰政党上台，这个党有较为明显的宗教传统。执政不到一年，土耳其发生了一次“软军事军政变”。当时在离首都安卡拉不远的一个剧院演剧时出现躁动，土耳其军方把装甲车开出来巡视，起着威慑的作用，迫使该党下台。1998年经过宪法法院裁决，这个党被取缔。
而当下土耳其正在发生的，是从凯末尔主义转变为埃尔多安（现任土耳其总理）主义，从一个威权国家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从民主化角度来说，1946年土耳其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但对无论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军方，还是其反对者，都持有维权主义思路。所以1946-2000年这半个世纪是过渡，为埃尔多安主义第二个阶段做准备。埃尔多安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类似于欧洲的第三条道路。相对于土耳其本身国内的变化来说，是对以前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凯末尔主义的反制或者反抗，这个反抗是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第一，并没有反对、颠覆凯末尔党人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第二，继承了过渡时期开始的民主化所开辟的多元主义；第三，在教俗关系上有所变动，并没有走向极端或者宗教复兴的伊朗模式，走向的是一个强调世俗主义、强调民主、强调宗教自由的新模式。
为什么会形成埃尔多安主义？我个人认为这要归功于80年代厄扎尔执政以来的变化，这个时期的土耳其比较类似邓小平改革。土耳其以往是以公有制，国内投资为主的发展方式，到了厄扎尔时代确立了融入全球化、出口导向式的发展模式，简单而言就是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过去的经济模式，是以大企业、公有制为主体，那时候想赚钱，首先就要和政府有关系。而现在通过自由加入到全球化分工，小企业可以发展起来，这些企业发展所带动的是小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些人在民主化时代成为决定政党胜负的重要方面。用什么样的福利、组织去吸引这群人，获得他们的支持，是当代土耳其在政党竞争过程中需要做的事，伊斯兰政党恰恰有这样的优势，伊斯兰主义政党依托于传统以及民间组织，一向就善于做公益慈善，有了很强的草根特色。另外小企业的出现也要寻求能够代表他们的理念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恰好就提出了这种理念。正义与发展党把握时代的脉络，并吸取失败教训，利用原来传统宗教的草根基础组织，同时推出了一个口号：把全球化的受益者或者失败者同时容纳进来。这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发展很重要，所以土耳其的转型和全球化有密切的关系。
知识分子阶层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这是相对于过去大学里的西化知识分子而言的。所谓西化知识分子都是凯末尔主义者，在大学里、世俗的媒体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从60年代末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土耳其影响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命运时，与自身传统相结合：发现过去对土耳其的过分否定不好，这需要纠正。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人如何舒适地生存，舒适地过一个现代化生活，也不失去精神家园，正义与发展党吸收了这样的知识分子。所谓宗教复兴者无关乎物质，而是关乎人的心灵。在这个角度，正义与发展党把握了这样一个时代，它逼迫着原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威权主义者执政的政党也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比如共和人民党，最世俗化的政党，它的党魁也学会了如何为妇女戴上伊斯兰教的头巾。
从外部来看土耳其共和国，不同时期可以看到它走在时代的前列，无论是革命的、现代化，还是民主化，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内容。从土耳其自身角度来看，凯末尔主义、埃尔多安主义，土耳其从激进的凯末尔主义现代化模式，向更为中和、更加强调民主价值发展。温和强调伊斯兰传统的埃尔多安主义转变。一方面在执政过程中实现了土耳其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化解了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所造成的精神性的社会紧张，今天的土耳其走向了更为健康、更为常态的现代化。对于和土耳其一样有深厚历史沉淀的中国而言，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有着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宏观、中观、微观看转型
□张信刚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
昝涛讲得很详细，我想从宏观、中观、微观角度来做点补充。
宏观———“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大家看到这几个字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看到“传统社会”时，想到的不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所造成的今天南部的传统社会，也不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东南部的传统社会，而是中国按照这100年所走的路所理解的传统社会，我们想求得的答案是如何使这样的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那就得反问我们自己了，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在不同的时间有肯定有不同的内涵。在现代化这个概念产生之前，土耳其已经在进行现代化了。土耳其在1789年就邀请法国大革命中被赶跑的一个男爵来建立军事院校，这个男爵为了争取苏丹以及学生的信任，放弃了法国姓名，加入土耳其国籍并信仰伊斯兰教。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更不知道有D N A、公民社会等。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对传统社会是什么要有一个广义的了解，地球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传统、宗教传统。
中观———我多次在土耳其访问，昝涛所讲的我基本都同意。但我认为土耳其依旧有两个中观问题：第一，伊斯坦布尔不是土耳其，它是土耳其的一部分，但并不代表土耳其。今天无论是中小企业的活力，政治的投票数目等都是新的力量。今天伊斯坦布尔有1700多万人，但血液里流着贵族血统，自己认为是欧洲人，长期属于一个精英主义群体的群体人数虽少，但是能量很大，土耳其在未来的进程中，西部伊斯坦布尔的精英阶层会和东部安纳托利亚的草根群体会有一个较量。现在看来这种冲突是一种逐步的社会结构转变，但是不管怎么转，凯末尔塑造的精英群体也不可能消失。
再者，族群矛盾依旧存在。土耳其毕竟经过几十年的民族主义教育，企图消灭和弱化库尔德人的文化政治认同，但因为库尔德人还散居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弱化。还有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占土耳其总人口不到2%的亚美尼亚人，美国和法国都有很多亚美尼亚移民，很有影响力。在土耳其的历史上有过对亚美利亚人残酷的镇压，有着历史创伤。
微观，文武矛盾。我们都知道国民党有所谓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说法，这个其实很可能是偷师凯末尔主张。土耳其军队与政治关系很特殊，但不是埃及那种军队把持政权。土耳其自从1826年禁卫军队被取消后，两百多年都是文人政府。当今土耳其的军队是凯末尔创立，是凯末尔主义的大本营。在土耳其社会，军人受到很大的尊敬，他们一直被认为共和国的护国者。在凯末尔建国之初90%的土耳其人是文盲。经过文字改革，推动现代教育，几十年后，70%土耳其人脱盲了。当时凯末尔的一个朋友就建议把执政的人民共和党一分为二，搞民主政治，因为老百姓已经认字了，民智已开。这就是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开始，军队是民主政治重要推动者。一旦民主政治启动，军人又扮演了世俗政权保驾护航者的角色。一旦某一政党太过宗教主义，太民族主义，推行极端政策，军队就会出来反对，老百姓也很放心。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成熟，军队要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就是一个问题了。特别现在埃尔多安政府连续赢得三次大选，政治基础已经很牢固了，文人政府的腰杆很硬了，民众的政治成熟度也很高了，文官和军队的矛盾就加深了。去年就出现了“伊斯兰铁锤事件”，政府以密谋政变为理由逮捕了陆海空三军的总参谋长。这其实就是文武矛盾的激化。
另外，按照伊斯兰教传统，教徒要把一年收入中的一部分捐给伊斯兰教会，因此伊斯兰社会有大量的宗教慈善基金。凯末尔革命之后，推行世俗主义，凯末尔是尽量降低宗教的力量，使得精英群体不再去管理这种基金。这一基金的掌控权就落到了宗教信仰坚定的草根群体手中，伊斯兰教在民间的力量比较强，就是因为他们担负着慈善公益的工作。随着土耳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笔基金就越来越多，草根的宗教组织能力也越来越强。他们在政治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他们也是土耳其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未来可能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本报评论记者李靖云根据会议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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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 来源日期：2012年5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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