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初识

　　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任校长。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1989年初，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就对我说：“你到北京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的是朱厚泽。

　　唐先生给我讲了朱厚泽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当局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我拿着唐先生的信，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别人叫他朱部长。我说：“你已经不是部长了，为什么还叫你部长？”他满脸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可以赐予，也可以褫夺，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我不以为然。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他对我很信任，谈话毫无保留。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给人以震撼和光亮。他要言不繁，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即使在领导岗位上他也是看书的，1987年以后，他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他家藏书丰富，由于书太多，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间房子当作书库。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谈政治，谈学问，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外面有什么会，他总是告诉召集人：“别忘了通知杨继绳。”他虽然丢了官，还有部长的车。到外面开会，我可以搭便车（搭他的便车的还有孙长江），会后，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正是我撰写《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1958－1962年大饥荒纪实》等著作的时候。他十分赞赏我的工作。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后在他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从而被广泛传播。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了他的支持，还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

　　在夹缝中开拓“三宽”

　　朱厚泽担任部长以后，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朱厚泽的这种努力注定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他向我谈了这一段经历。

　　朱厚泽说，1985年8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由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去，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被安排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去北戴河的专列上。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议。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11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那边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把我调来换下了邓力群），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胡耀邦对计委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是指胡耀邦下台，主持计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放火”了没有？

　　朱厚泽说：当时的情况哪能“放火”？

　　是的，1986年政治形势诡谲。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在较量，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滚滚。这种情况是不能“放火”的。但他不消极等待，而是采取了特有的开拓方式。朱厚泽介绍说：

　　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中央讨论通过后，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3月8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3月9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4月4日在光明日报社，4月21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4月22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5月2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我的观点。

　　3月8日参加音乐家座谈会时，我拉上了周巍峙、高占祥一起去的，我是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一个食堂里讲的话，提到要为文艺工作建立宽松的环境。第二天在出版工作会议上我讲到对待知识分子要“宽容”、“宽厚”。

　　1986年1月3日，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议的艺术家时，发表了即席讲话。我讲了政治思想工作要摆清事实，摆明道理，疏导思想上有疑问的同志。我讲了党委和大学生之间要经常交往、交流、交心，互相理解，建立真诚的、互相信任的关系。

　　我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

　　这些讲话，《文艺报》发表过，1986年7月15日和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过。新华社对这些讲话没有发表过，穆青按兵不动。我在上海讲话时，新华社一位女记者写了一篇稿子，送给我审，我压下了，没让发。

　　我问老朱：你讲“三宽”，如何与“四项基本原则”协调？他说，我是这样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有人说我把四项基本原则架空了。黄菊向中央问朱厚泽讲的对不对，向中央报告没有。胡启立说“他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其实我没有报告，胡启立主动为我承担了责任。不过，他也作了一点让步，在讲话中把“宽松、和谐”改为“团结、和谐”。

　　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我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朱厚泽在政治“夹缝”中努力挤出“三宽”，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丝暖意。“三宽”虽然被“夹缝”挤杀，却永远留在知识分子的记忆中。

　　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况

　　1994年，我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对朱厚泽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如实记录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历史。请你谈一些你所经历的情况。

　　朱说：我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离开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后，我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更内部的是围绕“精神文明决定”的起草展开的。

　　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左派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并用这个机会整胡耀邦。一讨论就有分歧，一讨论就吵架。最终，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盘，陆定一发言引出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的那段话。左派更得势了。从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了八九政治风波；有了这场风波就有赵紫阳下台，这是连着的。

　　从北戴河争到北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出现了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情况。在人大会堂，胡耀邦念完了决议，准备举手通过了，陆定一站起来发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陆讲完了引起了热烈鼓掌。在主席台右边的中顾委席上掌声最热烈。当时的座位是，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右边是中顾委委员。我到中顾委席上说：“你们这么大劲，闹不好可能帮倒忙。”当时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感到很难办。主席台上议论起来了。最后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强调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当时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不好传达。耀邦说，先不要传达，怎么传达，由书记处研究后再定。

　　朱厚泽对我说：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一段时间的报纸。从1985年9月党代会（会议期间正好学生闹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怀仁堂作报告，扭转左的局面，到十三大。这两年间发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着讲他亲历的事情：

　　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级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当时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怎么搞？党组织应当选用什么样的人？反腐败怎么搞？这几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前推。但是，改革中冒尖的干部就会受到打击。晋江假药案是整项南的。因为项南在福建搞改革很坚决。“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银耳”。假药是银耳做的，不能治病，但无害。用银耳做假药是不好，但打击这么重，闹得省委书记项南下台，是另有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