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法治是否存在一个模板，无论主张社会主义法治和资本主义法治之间存在区别多马合理，也无论法治是一个普世的东西还是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的东西，就当今世界的现实而言，我想大部分人还是不会否认英国是法治的典范；而且学界公认的结论应该是，英国还是近代宪政和法治的母国。那么英国的法治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根据维诺格拉多夫的研究，英国的法治恰恰来源于其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而绝非像苏力教授所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换言之，英格兰的法治不是其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产生的，而是这之前就已经有了雏形。 
1066年的诺曼征服将本已在英格兰开始的封建化过程予以了进一步的深化，并在西欧建立了第一个世俗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国。王国至上而下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结构体系——众所周知，这里的“封建”是真正的“分封建国”，而与长期以来国内史学所谓从秦到清的封建并不是一码事；此处不再赘述。 
在这样的体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英格兰的封建体制中产生了两个对后世法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一是依据习惯，封臣对于领主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义务）是确定的；二是这样的权利和义务有封建法庭（或曰庄园法庭）予以保障和实施。 
    领主与封臣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意味着领主不能随便增加封臣的义务，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通过封建法庭来变更；而封建法庭尽管由领主或其官家主持，但全体封臣则享有表决权。因此，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封建上下级之间权利义务的变动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正是基于此，维诺格拉多夫才认为在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契约。但显然这种契约并非总是（而且经常是不）体现为任何纸面上的协议或法律文书，而主要体现为庄园的习惯。 
    也正是这种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和契约性的关系孕育了后来英格兰的法治。如果我们视法治之要义为对既有规则的认真遵守，那么依据该既有规则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显然也应该是确定的。而只有规则是明确、确定的，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是确定的，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政府的行为之后果才会有预见性，我们的心理才会平静而不是忐忑不安。梅特兰在谈到庄园封臣（自由地产保有人）和农奴之间的区别时调侃说，头天晚上躺下睡觉时知道第二天一早起来要干什么的是自由人，不知道的则是农奴。这个例子背后体现的是这两种人与领主之间不同的关系：自由人与领主的关系是由法律确定的，而农奴与领主的关系则完全是由领主说了算。 
    同样，也只有规则是明确的、权利义务是确定的时候，一个人才是自由的。自由人的负担也许比农奴还要重，但他知道自己一旦完成了这些任务他就是自由的了，领主就不能再让他多干一丁点；而农奴也许今天只干了一丁点，但他随时都可能被要求去做什么事情。因此，自由的真谛也许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知道自己应该该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所以直到今天英国人仍然自诩自己虽然不平等，但却是自由的。 
   很显然，确定领主与封臣之间权利义务的庄园习惯也是双方博弈的结果，这其间领主事实上可能享有很大的发言权，但一旦习惯确定下来，领主也应当遵循、也只能依照约定的程序的行事。而庄园法庭就成了落实、修改、达成这些习惯的场所，成了领主和封臣进行角力的舞台，成了一种确立规则、修改规则、落实规则的制度性机构。随着封建化进程在英格兰的全面铺开，随着国王（全国最大的领主）之王室法庭的建立和巡回审判的展开，随着王室法官通过陪审机制对地方习惯的了解和整合，上述原本仅限于一个庄园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法律关系扩展到了整个王国，普通法取代了地方习惯，王室法庭取代了庄园法庭，但不变的却是其中的封建契约关系，是那种依照既定规则进行的治理。 
   这就是法治，是英格兰的法治，简洁明了。也许有人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事实并非完全如你所说，领主的意志在庄园治理（国王的意志的王国的治理）中有很大的活动空间，英格兰治理的历史中同样存在很多强权和暴力，但暴力、恶毒、丑恶无时无处不在，我只希望我所揭示的是一种总体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我也曾在其他场合揭示过，法治的确立和维护绝非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和封建法庭的存在就可了事，臣下的斗争而且是有组织的斗争、联合抗争及精英人物的存在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对我们目前谈论的法治主题而言，依照确定的规则进行治理是最基本的。 
   返回来我们再说苏力的观点。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法治，但如果要说法治是资本主义的则肯定是错了。无论是理论探讨（亚里士多德已进行过这种探讨）、基本理念还是制度实践，资本主义只是法治历史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一种体验而已，社会主义法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抛开法治的这种整体性而就其不同阶段进行比较也许并无问题，但也肯定是不全面的。而且，在弄清法治的一般要求和规律之前就强调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要求，很难说法治的发展不会误入歧途，这正是我们今天法治建设所特别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