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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04-08 14:47:15点击：0次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历经百年奋斗，特别是晚近三十多年的举国努力，“发展经济-社会”小有成就，无论是人均意义上还是总量上，国民财富均有大幅长进。“建构民族国家”这一任务也大致完成了，而其他两项尚且人在途中。其中，仅就“提炼优良政体”一项而言，将中华民族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提炼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这一目标指向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也只有臻达现代政治文明之境，使得中国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之境，才能摆脱政府时刻“维稳”之窘，确立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
有德有方合力至臻的政制效果
当下中国语境下有关“优良政体”的运思，首先需要围绕“统治和被统治”这一主轴展开。“统治和被统治”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既是政体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构成了一切有关政体安排的理论运思的初始条件，决定了一切有关于此的政法理论均须自此起步，同时，更是运用“同意”及其授权作为标尺，衡度其正当性高下的场域。其次，根据“命令和服从”的互动原理，围绕“有效统治”这一无法回避的政制问题，在政制层面，以国家理性、国家能力和有效政制为指向，展开组织政府、编织政制、形成高效廉洁的行政的理路。在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双重省思之政治理论规范意义立论，凡此两项合力至臻的政治境界和政制效果，概为“有德有方”。就是说，“统治和被统治”指向政权的政治正当性，说明权力开放和政治参与的程度，蔚为政体之德，内圣之道；“命令和服从”讲述的是政制及其秩序，检验政治之制度化的程度，政体之有方抑或无方，统治之有效还是无效，以及国家建构的成功与失败，端看能否组构出令出而信从的局面，堪当外王之策。
一、有德的五大纲目
所谓“有德”，关乎政治的正当性，其当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威从何而来与政权往何而去的“大是大非”，进而据此展开政治统治的建制化努力和理论铺陈。依据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的致思逻辑，权威不是权力，只能源自同意。权力可以来自强暴，来自枪杆子，无视同意与否，而权威断断乎只能源自同意，需要心服口服的认同而后成。可以说，“权威”与“同意”道尽了其之德性。(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据此命意，下述五大纲目，应为优良政体之“有德”命题所当包含的基本理念和制度要素。“有德”不止于此，但凡此不可或缺。
首先，政权立基于“同意”，即公开而竞争性的合法性授受，因此而据有政治正当性，获秉权威。一方面，政权开放使得政治成为一种公共空间，也是一种权力的模拟市场化筛选机制。各种政治力量于此博弈，展示理想和力量的同时，招募追随者，本身就是一种甄别和遴选“优良”与否的过程。成熟的政治秩序的权能之一就在于构成了容纳和参与的协和，使得成长中的新兴政治力量得以获得有效表达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国民在此化身为积极公民，公民以选民身份履行公民责任，最终演绎的是人民出场的政治权威加冕典礼。
在此，无法回避所谓“立国时刻”和“立宪时刻”问题。现代政治将正当性追溯至某种立国时刻或者立宪时刻，基于这一原初契约铺陈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叙事，由此，“人民”不仅出场，而且享有《百年孤独》中老祖母乌尔苏拉的权威，一种黄宗羲意义上的“三代之以上之法”。面对所谓革命的残忍与恐怖，老祖母站在法庭慷慨陈言：“诸位把这场可怕的游戏玩得很认真，你们做得不错，因为你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请别忘了，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活着，我们就还是母亲；不管你们有多革命，只要没规矩，我们就有权脱了你们的裤子打一顿。”因而，选定“革命元年”常常成为政治正当性的第一块基石，围绕于此展开的争夺与不同阐释，
其次，政体必须秉持道德理想，遵循公民理性———人民共和。优良政体主要指向政治的民主化，以政治的开放性证实合法性。同时，民主政治意味着“坐实共和”，在实现全体人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同时，使得整个邦国蔚为不同族群的共同家园。如果民主政治旨求邦国达臻康德式的自由人的政治联合的话，那么，经由“国家理性”建构“共和国”，旨在解决权力与权利，族群共处、文化多元与统一的国家意志，公共秩序与民主政治，以及公共理性与个体的私性空间的多元性质等多维紧张关系，就在于最终使得“中国”不仅是一种政法存在，而且是一种伦理存在与文明气象。
再次，遵循政治理性，恪守程序理性。现代政治理性要求将政权与权力以及权力与权威恰予分际，奉行政教分离与党国分离，而且，政党的在野与执政均须循沿程序理性。其中，以仪式化和公开竞争性的定期授权这一程序理性来表征政治理性，蔚为一切优良政体的起码条件。(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第四，优良政体以“为人民服务”自相标榜，而政治机理则在“以自由立国”。无论是依法律治国，还是以道德立国，在此均为工具理性，最终还得服从于以自由立国的价值诉求与政体安排。因为，终极而言，自由在于以公民互助启动相互承认的法权关系，而形成分享公共权力的政治秩序。
最后，优良政体必为一种王道政治，在充分明了自然法权的同时奉行友善法权。一方面，对于国族利益边界保持高度自觉，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本质保持清醒体认，奉行国族尊严与邦国利益原则行事。另一方面，此种政体秉持道义理想，承载道德承诺。将相生相克却又相辅相成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内涵于一体，同时满足公民理想与民族理想的要求，一切以国民福祉为指归，依公民幸福来取舍。
二、有方当排除四种形态
所谓有方，关乎政制的合法性，特别表征为对内最大限度地提供秩序，保障自由，实现公义的国家能力；对外有效维护国族利益，捍卫集体尊严，秉持文化自觉和政治尊严。一定意义上，所谓有方就是有效率，能够提供包括公共秩序在内的基本公共产品。
权威若无强制力为辅，就无法有效实现政府目的，政府必定低效无能，政治无方。一如权利缺位，则强力将会沦为专制，政府缺乏正当性，政治无德。
鉴于国家建构和优良政体建设所要完成的一大任务，便是完成“事实上的最高权力”与“法理上的最高权力”的统一，一方面最终以立法主权的日常运作来彰显国家主权，真正落实人民主权，将政治的日常运作法权化，另一方面，实行定期性、仪式化的权威加冕典礼以不断阶段性印证政治正当性，使政治保留其广场本性，因此，有方之政体必得于此两端恰予分梳，又连贯不悖。由此，“有德有方”的政体绝对排除下列政体形态。
第一，霸道政体、强权政体或者邪恶政体。其间情形，正如法国哲学家马里旦所言，“权威和权力是两回事。权力是你可以用来强迫别人服从你的力量。权威是指挥和命令别人，使别人听从或服从的权利。权威要求权力。不具有权威的权力就是暴政。”
第二，消费性权力。在国家政治立场，消费性权力表现为违忤立国或者立宪承诺，为了彰显权力而行使权力，使得权力成为权力自身的目的。迄至公权私性化与黑化、无赖化，表明政体腐败达至极端，不仅消费了自身，而且，开始销蚀其赖以存身的邦国了。就国家间政治而言，“进步”理念背景下的消费观影响及于政治，使得大国发动的战争往往并非指向扩张或者吞并等实际的帝国主义目标，亦非基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所进行的全球政治之必需，毋宁，纯粹是为了宣示“它能”，它是或者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第三，无效统治或者无能政制。若连基本秩序和公义也难以为继，竟至跌落为失败国家，则政体之窳劣可谓不打自招。
第四，缺乏文化自觉和政治尊严的政体。由此决定了理解政体或者政治制度，必须具有历史视野。一切政体学说同时必须是一种历史理论，至少，不得忽视政治制度的历史语境，而归根结底是一种文明类型属性。它们均为国家理性的指向所在，又是优良政体的民族内涵。(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政治核心在于建立优良政体
当下中国，既有政体只是一种过渡性政体，导致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在于建立优良政体。将视野放宽，则百年转型所要至臻的目标之一，也是“现代中国”的核心标志，就是形成一种现代性的优良政体，其进程迄今而未止，有待于持续奋斗中渐求水落石出。
一种坊见认为，今日中国的政制包含多元因素，恰为一种混合政体。同时，还包含了以“维权政治”为标志的民权在内。笔者并不否认多元因素的混合构成了今日中国的政体，但却意欲补充的是，有机整合的混合政体和无机混合的过渡性政制，还是需要严加区别的，而中国当下所需恰恰是一种有机整合的政体形态。它可能是混合型政体，也可能是某种特定的政体，端视乎经由公共理性的公共选择。否则，正如宣称人人有罪其实等于取消了一切人间罪孽，所谓混合政体之“混合”，若无内在机理，岂非等同于无际无涯之混沌一团而已，既无理脉存焉，则无不可谓之混合，而乱象必生矣。
早在1949年10月，在《中国文化要义》的“序言”中，梁漱溟先生写道：近几十年来政治上之纷纭扰攘，总不上轨道，实为中国问题苦闷之焦点。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此无疑也。当其时，第二共和奠立，但在梁先生眼中，此非重点，亦非终点，毋宁，要害在于政治上要有办法，就是要解决政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否则，无意义。其实，岂唯梁先生，百多年来，整个转型期的中国，均无时无刻不在为此而焦虑。不只是今天中国才需要省思“优良政体”，赶紧建设“优良政体”，毋宁，它横亘于整个“历史三峡”。只不过，今天中国的转型到了即将收束的阶段，这一问题遂愈益显明和紧迫罢了。“1911”和“1949”在表面的国共之争之下，是关于“新中国”或者“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方案之争。盖因自中国进入近代历史以来的170年间，尤其是甲午之后的百多年里，“中国问题”概为“立国、立宪与立教”。不过，在另一意义上，它们也可以表述为四大任务或者四大指标，就是“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自此维度审视，同样说明中国尽早启动政治转型、实现政治民主化，从而提炼出自家优良政体的急切和必要。
到目前为止，中国历经百年奋斗，特别是晚近三十多年的举国努力，“发展经济-社会”小有成就，无论是人均意义上还是总量上，国民财富均有大幅长进。“建构民族国家”这一任务也大致完成了，而其他两项尚且人在途中。其中，仅就“提炼优良政体”一项而言，将中华民族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提炼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这一目标指向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也只有臻达现代政治文明之境，使得中国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之境，才能摆脱政府时刻“维稳”之窘，确立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换言之，举凡表征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法治、宪政、共和与自由、人权诸项的建制化进程，政治自由主义的政体落实，依然是通达惬意人世和良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常所谓的“长治久安”的善治公器。
自清末倡行君宪共和、北洋试验议会民主，到民国五权宪法、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下迄今天的“混合型政制”，凡此种种政制安排，是中国人民追求新型政制和政治留下的制度遗产，反映了“现代中国”提炼优良政体的阶段性奋斗和多元化努力。因此，探讨和建构优良政体，于政制实践中砥砺具有中华文明传承、饱含现代理性的政治与政治秩序，既是百年转型语境下“中国问题”的核心部分，蔚为建设现代中国及其国家理性的根本，也是因应时局、促成转型而在制度和思想领域实现的国家理性的自我武装。此可分为现实政治和历史进程两个维度。在现实政治层面，建构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源于解决政体的正当性危机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之急迫需要。换言之，需要以开放政权为路径，引入不断确证“同意”的公共授权仪式，以舒缓危机，直至彻底解决危机。否则，必将时陷“维稳”窘境，永远处于担忧状态。就历史进程而言，则立国、立宪和立教，既然构成晚近中国历史转型的基本任务，那么，提炼优良政体的任务不仅导因于此，也是上述三项基本任务得以完成的政制支撑和政治担当，而且，就既有进程来看，亦当为其完美收束。无此收束，必将前功尽弃。
最近两年，“中国模式”是汉语学界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汇。对此，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过去走过的道路其实不过是在重复东亚市场经济诸国的已有发展方式，其核心就是“市场列宁主义加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难言制度创新。在此，垄断性的一党政制和“党-国”权力结构发挥了提供秩序、推转市场化的强大效能，而借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红利，两相叠加，造成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卓越在于将此现实呈现在一个浩瀚时空，于八面来风的时代在广土众民的大国实现了秩序和自由的阶段性平衡。无论此种解释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但从目前来看，此种模式的制度效能可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主要在于未能解决两大“赤字”：一是全体国民的“尊严赤字”；二是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赤字”。
两大赤字也曾经出现在上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东亚赶超型国家，道出了集权体制没法消纳参与热情、难以平衡分权冲动、无力提供多元化的制度弹性这一窘况，最后的结局均不外乎历经动荡，终究不得不以引向民主政制收场。往远观察，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西班牙佛朗哥军人独裁政权和希腊帕潘德里欧右翼极权体制的和平转型，允为适例。再向前推，则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虽然存在着政体变革与社会革命的导向性差别，但基本缘由和理路，亦且略无二致。从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观之，政权的正当性决断于多种因素，如必需同时秉具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兼顾效能与德性，维系“真理”和“多数”，平衡秩序与自由。然而，核心在于创造一个分权、分享和多元的参与机制，概为通则。源自西方的现代宪政主义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将此“三分天下”的理念落实于制度安排而已。无论是从政治自由主义视角还是共和主义立场来看，虽有取径和立意的不同，但如说立宪民主政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二法门，谅不至于以为河汉。
依照宪政民主政治，政权代表道统，表征权威，构成政体，是内政意义上人民主权之于政治正当性的表述；政府代表政统，掌握权力，形成政制，经由开放竞争机制获得人民主权的授权而执掌政权，表述政制的合法性。政权意味着正当性，正像政府需要合法性，而合法性来源于正当性。置身现代政治，这一正当性无法以“打江山”的历史还原主义来缔造道统的不证自明。其道统在于不断的、周期性的授权与执政的仪式化确认过程。不是“人民”在某个历史时刻的一次性总体授权，而是“人民”定期登场，以竞争性和开放性的法权程序遴选执政者来完成正当性的确认。就算是在“立国时刻”或者“立宪时刻”曾经有过一次性授权，但是，此种授权也需要借诸周期性和仪式性的授权程序的不断重复来确证。否则，即无正当性，也无合法性。
现代政治文明就在于形成了摆脱政府时刻“维稳”之窘，而确立“政权的永久正当性”（权威）与“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权力），立意在此，由此而来。一旦经此周期性确证过程，“人民”便暂时退场，“国民”和“公民”上场，政治秩序意义上的基本格局回复至“国民与国家”、“公民与政府”的互动，而非“人民与敌人”意义上的对决。由此，当然不存在旨在保政权、卫权威的“维稳”，有的至多是保政府、求权力的竞争，而且，必定是一种开放性竞争。经由周期性、仪式化的法权程序将政府拿下，获取了权力，则受托干一个周期，乃至于几个周期，都有可能性，也有合法性，而蔚为“天命之所系”。这就是宪政民主政治，也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为核心的旨趣。
对于“分权、分享和多元”的时代呼求的最好因应，不外乎就是启动这一政治运作进程，也就是启动民主化进程。考诸历史，“人民登场”无外乎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革命，二是民主。很显然，今日中国多数人不愿意再看到革命，而政治民主作为较佳的选择，应该到时候了。
来源: 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 来源日期：201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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