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洪波先生《遥望一路走来的台湾》（2月5日《上海书评》），见到他引述的江宜桦、王绍光、王业立（非王立业）三先生台湾民主转型论，江、王对立，并不出人意料，且江已是马政府团队大员，说话 也难免失于本位立场，不可算为十分中立，所以不能单方面苛责王教授的“民主四讲”式的唱衰论。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相当同意王洪波先生与王业立先生的基本观察（可惜手头没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这部书可供拜读）。

 

　　就我个人读书所见，台湾民主化有两点相当大的启示：

 

　　一、自1930年代蒋介石攘除汪精卫、胡汉民而独掌领导权力起，国民党就被攻击是具有苏俄专制性质的政治组织，所谓“以俄为师”就学到了对付政治异己的打压手段，后来欧洲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国民党又因德中关系紧密（可参阅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一书）等因素而荣膺了“亚洲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从“父死子继”的角度看，蒋介石或许真还比不上斯大林、希特勒。当然，蒋介石可以考虑的子系选择比斯大林、希特勒都多，且1975-1978年间名义上还是由严家淦出任第一把手的，不过至少可以说，蒋介石不是没有“家天下”的私心的，所以海内外很多人士皆高度赞扬蒋经国先生推动民主化的魄力与勇气。不管这其中有多大程度是与国际风云变幻（特别是中美关系），岛内政情激荡相关，蒋经国先生不但没有给乃父丢脸，而且彻底终结了“家天下”制度的延展可能，开启了台湾民主化的新篇章，实在居功至伟，难能可贵（可参阅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一书），甚且有人以新加坡李氏父子的所谓“恋权”，来比照蒋氏家族的出离政治之外。然而，我想特别补充一点的是，台湾民主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940年代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度保障，尽管大陆学界传统意义上对此“宪法”持负面评价，但实际上这部“宪法”里也有来自当年中共政治斗争的贡献，比如将“非以法律不得限制之”更改为“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从而采取了人权的直接保障主义（参阅维基百科相关词条）。在1940年代，围绕谁是中山先生思想遗产的正统这一课题，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文辞与学理上的角逐，一定程度上有其正面意义，而且“宪法之父”张君劢先生总体而言仍是学人本色，自清末就已究心宪政，贯通中西，学有所本（参阅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

 

　　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并非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而是离不开一个知识与制度“累积”的前提，党禁、报禁的开放，溯其远因，都是因为有“宪法”先行的导引，忠诚反对（loyal opposition）的逐步建立，也是由于“宪法”精神的维系与守护。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所经历的，无论如何都算是比较平正与进步的“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取向。

 

　　二、近日读到Fareed Zakaria著于2003年的The Future of Freedom一书，他谈到了比较有趣的一点：如果将民主化进程中的韩国、中国台湾、沙特、苏俄放在一起比照，前两者致力于创制规则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沙特经常是用实际利益“贿赂”其国民使其不至于反抗，而苏俄呢，则对其国民使用恐吓的方式，因为它要用它的资源从事更宏大的战略目标，比如维持庞大的国防开支和支持第三世界运动，到了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的继承者继承的是一个在恐吓其国民方面强大到绰绰有余，但在管理现代经济方面却孱弱无比的国家。Zakaria的分析不能说全然无误，没有任何偏颇，但总体而言是深刻而明智的。如果读者朋友有兴趣读读孙运璿、李国鼎等人的传记，便知Zakaria所言非虚。就连戈尔巴乔夫最终也认识到“创制规则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曾号召：“改革就是革命。”（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