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四

　　2011年，以一本书在学界、政界乃至军界掀起一些动静来的，大概非张木生莫属了。他写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搬来两个名人，一个上将刘源，一个学者李零，一武一文，左右开弓，上天入地，谈古论今，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气势。该书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我看主要是两个关注点，一是刘源上将的长篇序言，提出三问，从话语方式到话题皆全面呼应张木生的相关论述。作为一个军界高级将领，此番高调出场，关键时期，宏大叙事，难免让人浮想联翩。另一个当然是书的主题：重返新民主主义。这话如果由李零来说，或仅仅是张木生自己说，恐怕一出世即陷入泥海，是听不到响动的。恰因为有刘源站台，而刘源后面又是这个理论的曾经最高操作者——前国家主席的巨大身影，这不能不让人认真掂量这个理论重新出场的潜在意义。

　　最近几年，红色资源重新开发，在重庆“唱红”中似乎达到高潮，尽管引起诸多争议，但其“正统性”毋容置喙。这是执政党以往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在当下形势下不管是否有效，至少大大激活了红色资源的话语影响力，激活了红色一代的历史意识，或许更重要的是，激活了他们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谁都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太子党”这个说法流传已广，极大地削弱了红色一代作为红色接班人的自然正当性，最先从政的那批高干子弟，不要说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好的声誉，即使在党内也得不到应有支持。最有力的两个例子是，80年代中后期，陈昊苏、薄熙成和陈元，在李锡铭主政的北京市委，分别竞选常委、副书记和副市长，竟然全部落选，黯淡离场，从此告别政坛，另谋他途。另一个例子是邓朴方的康华公司被查，最后关门了事，对当事人打击之大，现在都看的出来。那时党内实行极其有限的差额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序，落选的或排名靠后的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种状况，从“八九风波”之后，逐渐得到扭转，党内元老发话，还是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至少不会刨自家的祖坟。这话说完，局面从此大为改观，京官不好当，先外放外省，薄在大连，习在福建，俞去烟台青岛，刘从河南转战军界，苦心经营二十余年，成一方诸侯或一方大员，加上以前的资源和人脉，整合起来，力量不可小嘘。如果有更大抱负，现在的确是时候了。

　　说上面这些话，是想表达本文的第一个意思，谁在说新民主主义？说话主体很重要。改革开放30年来，学界没少有人出来重新议论新民主主义，众说纷纭中有一个基本共识：执政党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是导致后来一系列左的错误的起点。但学界那些文本化的解读方式，和政治家的言说完全是两码事，效果肯定不一样。张木生的著作，看标题，就是政治家的话语风格，毛就经常用“改造”这样的大词，比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世界观”。看刘源的序，更没有文人那些酸词，也决非秘书可以捉刀代笔，完全是由着自己的性情直抒胸臆。执政党历史，除了毛，没见过党内哪个高级干部，能这样写文章，以这种口气说话。体制内的官样文章和四平八稳的讲话，其实是为官的一种方式，私下里或许也有嬉笑怒骂的率性，一旦见诸文字，都得慎重。刘源这回出场，打破他以往保持已久的低调，在公共领域纵论国是，肯定引人注目。

　　按张木生的说法，刘源讲新民主主义，是有权威性的，这个毫无疑问。不管是总结父辈的理论遗产，还是进而为执政党开辟出新的合法性资源，刘源都具有学界和其他人所不具有的比较优势。从执政党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来，党内不断有人试图重新引入新民主主义理论，胡、赵两任前总书记也都认可这一理论对于重新确认中国社会性质和规划改革任务是有益的。赵的理论“首辅”在谈到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可以看作是一个东西，至少立论基础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为何又不正式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改革纲领？这原因谁都没有讲出来。道理一样，表述方式不一样，涉及到话语权由谁发明，由谁掌握，最后当然涉及到历史评价问题。邓小平主导改革，要有自己的理论，哪有自己干的事还要从别人那里去找说法？况且三十年过去了，情况已有很大变化，以三十年前的理论来规范当前改革，有待修正和补充的东西太多，老调能否重弹，肯定需要慎重考虑。后来党内异见人士，比如胡绩伟，也讲重返新民主主义，出发点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主导诉求是民主，这味猛药开出来，对于讳疾忌医的那些人来说，那受的了。可见，由谁来讲新民主主义，背后就是政治，至于谁讲的符合“政治正确”，要看特定环境和当时时势。邓公倡导不争论以来，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了，尤其近十年，党内思想界近乎万马齐喑，有些事既不做也不说，啥都捂着盖子。在此形势下，张木生说话，刘源造势，我以为是一个大的突破，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如何重新寻求执政党的合法性？

　　我注意到，在张木生新书发布会上，号称“改革四君子”之一的翁永曦，讲了一些话。他认为，共产党人领导千百万人民，武装夺取政权，无可非议，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从仅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来支持，那就和过去皇帝打天下夺取政权没有什么区别了，共产党的权力来源只能是人民授予，而且是定期授予，不是一劳永逸的授予。他还说，“我们党从来没有，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害怕群众和远离群众，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讲真话，怕听真话”。这话讲的真是实在，到位，一语中的，其实也是社会共识。在当前形势下，执政党能否用以往方式继续执政下去，的确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问题。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张木生说，要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刘源说，要寻求最大公约数，翁永曦说，把中国共产党从执政集团改造成与真正意义上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现代政党，说法不一，目标一致，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重返新民主主义似乎成为一个可行的选项。

　　在众多的政治和理论选项中，新民主主义具有何种“比较优势”？这就涉及到本文的第二层意思：新民主主义究竟有哪些主张？张木生对此有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从该理论的最初起源，到毛刘的推广，最后被新的理论取代，交代的一清二楚。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起到的作用之大，史家多予认可，争议很少。共产党用五年时间打败国民党，取得大陆治权，理论正确，方法得当，是根本原因。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如何认识，基于张木生的论述，我有两个观察要点。首先是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突出其“新”，以区别于所谓旧民主主义，就是要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取代国民党的领导；在共产党尚未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就是要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联合政府”中要有实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可以这么说，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诉求，这个诉求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其它政策和策略。比如，在抗战晚期至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共产党的军力和国民党是一比四，力量相差悬殊，可以一拼，但无取胜把握。这个时候，共产党愿意大讲特讲民主，和其他第三方势力的关系最为融洽，毛在延安和黄炎培的那个民主谈话，既是话语策略，也可以看作是真心话。到共产党节节取胜即将统一大陆时，政治要求马上就变了，国民党作为反动派必须被打到，其他民主党派在拥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可以拥有一席之地。至1953年，随着“一化三改造”总路线的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短暂蜜月期实际告终，新民主主义路线也随之终结。由此看来，新民主主义从形成到终结，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抗战晚期至重庆谈判，三大战役至大陆易帜，建国前后至1953年。毛讲可以接受罗斯福“四大自由”，认可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以及主张建立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均是在第一阶段，随着后来共产党不断壮大，直至取得统治地位，他哪里还有兴趣再讲这些话。这个话语演变的潜在意义，张木生显然有意回避了，他只讲新民主主义的前提是共产党领导，回避这个领导和民主主义之间实际存在着的历史和学理上的紧张关系。恰恰正是这种紧张关系，最后导致了新民主主义的终结。

　　另一个观察点是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核心是政治和政治主导权，但其中包括经济和文化，尤其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大陆统治权时，作为执政党的下一步任务，重点无疑是发展经济，包括在何种社会制度下发展经济。党内当时的认识是大致符合实际的：国力衰落，小农经济为主，工业不成气候，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物质基础，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自然是新民主主义。其具体经济政策的依据，是统筹四面八方，照顾各方利益，比如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政策的核心，重点还是承认资本的正当性，不是按书本说的那样，一上来就“剥夺剥夺者”。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说“剥削有理”，“剥削越多越好”，话语方式有问题，但道理没错。后来他进一步上升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试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方向对头，路径正确，可惜不得善终。原因现在看来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没有了，何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化三改造”以来，执政党全面向左转，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政治上党天下，经济上国天下，在此大格局下，新民主主义这处戏还怎么能唱的下去？

　　中断已60年的戏还能接着演吗？张木生说可以，刘源也倾向于认为，“回到正确的原点”，“追求最大公约数，非新民主主义莫属”。这就提出了我思考的第三个层面：重返新民主主义是否可行？

　　执政党30年改革，一直是有说法的，邓小平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以贯之，都是微言大义。邓体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改革依据是“猫论”的升级版；江二期开辟出新的价值导向，是希望和世界先进制度文化接轨，遇到阻力后又不敢把话讲清楚，不明不白，左右两边都不满意；科学发展观，显然是工程师的话语，符合清华的知识背景，侧重工具理性，平衡协调，综合发展，唯独缺了价值理性。改革30年，三个理论版本，好像都没有把中国的问题说透，只管当下，不管未来，干的和说的是两码事，这边是资本和权力狂欢，那边还说是社会主义。对制度的弊端，邓在时，还时有反省，这十年，是打死也不说，真以为把头埋在沙堆里外面就不存在了。张木生对此有深刻批判，谓之“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概括的真是精辟。对于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现状，不合理的制度，如何改，理论指向不明确，意识形态失效，收拾不了人心，达不成社会共识，的确已是当前的主要困境。面对这些困境，各方都在思考，据说“红二代”最着急，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眼见着就要垮掉，哪能就此撒手。刘源出来说新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另辟蹊径，有代表性。有人评论说这是竞选纲领，是换届前的政见竞赛，是新气象，是好事情，这样看，未尝不可。党内民主，就是从不同意见的博弈开始，在博弈中逐步形成新的规则和程序，由此开始制度变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打破目前改革停滞不前僵局的力量，有一支是来自于“红二代”，薄熙来主导的“重庆模式”和刘源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都侧重于红色资源的再开发，在共产党的传统中寻求合法性资源的再创造，这些努力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尚有待观察。为此，我提出如下看法。

　　1、“红二代”已成为中国当前制度安排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政、军、经三大领域掌握着巨大人脉和资源，从中央到地方均有其代表性人物，励精图治20余年，时日无多，已到关键时期，要么不干，要干可能就是最后10年了。政治家族连续从政，在任何制度下都是普遍现象，于理于情于法，无可置疑，但从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无法回避。老共产党人提着脑袋打天下，由此取得统治权，可以接受，“红二代”要接班，再纯粹拿以前的历史说事，显然不足以服天下。以宪政原则解决合法性问题，是惟一途径。对“红二代”来说，实际存在着两个价值取向，为党和为民，两者能统一，是最佳选择。为保红色江山代代传，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授权，否则，也就是个心愿而已。不管是“红二代”还是“白二代”，惟有抓住民心民意者，迎合时代潮流，才能领导社会，造福人民，彪炳史册。

　　2、新民主主义的重新提出，反映出执政党理论缺失，意识形态失效，其实质是制度的合法性流失。如张木生所说，资本泛滥，头上却还带着社会主义的帽子，类似自欺欺人的事情实在太多。现已进入党章的各项理论，均是策略性话语，包括初级阶段理论，把社会主义作标签，到处都贴。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讲到，社会主义讲不清楚，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讲不清楚，而是中国社会主义讲不清楚，实际干的和理论完全是两回事。作为社会主义体现的国有企业，何时何地让国民享受过其好处？没有，从来没有。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一点上，实事求是，主张一百年后再搞社会主义。把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说成是资本主义或其它什么主义，都行，但惟独不要说成社会主义，说了，不仅马恩不干，毛也不认账。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回到新民主主义“原点”，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经济，甚或实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均是应有之义。

　　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代条件变了，原有的现实针对性没了，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运用，必须修正和补充，或重新诠释。当时提出这个理论，政治上是基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或与国民党共治天下，或让民主党派分享一些政治空间，统一中国后则是独家垄断。经济上苦于经济落后，资本不足，因此主张统筹四面八方，劳资两利。现在的情况是，政治依旧垄断，经济却有大的改观，资本不是不足，而是过了，并且生出一个新的变种：权贵资本。原来主张“节制资本”，是因为资本在权力之外，是执政党的专政对象，客气的时候是统战对象；现在则是执政基础了，是利益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何“节制”？政治上更是如此，是侧重讲“四大自由”和“军队国家化”，还是侧重讲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完全是两种制度安排和两种治理效果。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想要讲的周全，讲到各方满意，这个理论恐怕也就不必带个新民主主义的帽子。在张木生的限定条件下——这个限定条件也可以看作是执政党的限定条件，许多理论要素是无法在新民主主义的大框架中得到兼容，这意味着它无法像主张者所期望的那样，主导出新的社会共识。

　　4、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张木生的解读下，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他所交代的新民主主义形成史并不完全是这样一个调子。共产党起初提出这个理论，是准备和国民党打选战的，在重庆谈判期间，亦有从延安搬到淮安的打算，由此放弃武装斗争，开始和国民党在国会中竞争。当时是国民党害怕民主，在设置门槛，毛很自信，认为通过民主选举，共产党同样可以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且民主党派也大多和共产党站在一边，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段光辉历史为何不发扬光大？新民主主义理论如果从这段历史开始讲，相信会再次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可，如果有刘源说的那个“原点”的话，民主应该成为新民主主义重新出场的原点。谁先讲民主，谁就占先，谁就占据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制高点。中国的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谁先走出大院，满大街和老百姓握手，谁就能拿到他们的选票，得到他们的支持。

5、重返新民主主义，能否收拾人心，形成社会共识，进而重新规划改革路径，重塑执政党合法性，如果不能充分正视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一党执政的制度配置，那么，我是怀疑这个理论的实际效果。理论创新的标准，不是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提供新的辩护理由，而是看其能否促成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现阶段重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有进一步回到它真正“原点”的可能，即回到民主主义，以民主为核心建构宪政制度。这是共产党人曾经有过的理想和对人民曾经作出过的庄严承诺，现在是兑现的时候了。另一方面，这个理论的重新出场，终结不争论，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思想市场的开放，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多种思想资源的整合。如刘源期望的那样，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期望，真正合成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的最小公倍数，求得能够弥合左右理论的最大公约数。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来源日期：2012年02月23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