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体制》

1983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时决定写一本全面总结社会主义体制的专著。我在那里阅读的大量学术著作为它做好了充分的学术准备，而且我已经大致写出这本书的提纲。

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教书后为写作这本书找到了新的动力。我首先于1984年开设了全面介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本书的前身就是1986年我发给学生的复印版笔记。

我在哈佛开设的课程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听众。他们中有曾在毛泽东时代被下放到农村的中国学生和掌握计划经济第一手资料的年轻波兰经济学家，而其他人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情况则一无所知。有些人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而有些人则属于德国和美国的新左派，幼稚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而无视极权主义的真实本质。我多次开设这门课程，而且每年都对其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形形色色的学生（以及后来的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以及与我的争论促使我努力阐明自己的观点。当我在着手准备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它注定要成为相关学科的教科书时，或许向兴趣浓厚的学生反复讲解书中的内容是最扎实有效的准备方法。

我如何写出《社会主义体制》

1986年春天我写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第一稿，并且将收集到的材料大致安排到相应的章节中。不久以后，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可以在赫尔辛基不受干扰地继续写作这本书，WIDER（联合国大学下属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的院长拉尔·贾亚瓦德纳博士为了促成这件事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1988年5月我和妻子前往赫尔辛基，在那里住了半年多。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周到地为我提供了各种支持，其中包括一套舒适精致的公寓和完美的工作条件。

那里宁静平和的环境可以算得上完美无缺。赫尔辛基的夏天通常比较凉爽，但是我们在那里居住时恰逢气候温暖宜人的好时节，我们经常在波罗的海和奥林匹克游泳池里畅游。对于生活在内陆国家的人来说，在海边生活几个月并且欣赏日落时天地间无与伦比的美丽色彩实在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那里到了深夜十点钟时光线还很充足。我常常在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后到美丽的海滩上或者附近一个自古就受到良好保护的小岛上散步。我和妻子会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当天写作的情况或者第二天清晨计划要写的内容。尽管那时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们找到了很多可以帮助我消除疲劳的活动，比如到停泊在市场旁边的渔船上买刚刚打上来的新鲜鱼，到芬兰歌剧院或者岩石教堂听音乐会，或者到芬兰神秘的湖泊远足，等等。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对于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来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的许多经济学家朋友都访问过那里。雅克·德雷泽为了拜访这个研究院特意中断了一个漫长的帆船航海旅行。我在哈佛大学认识的朋友斯蒂夫·马格林和阿玛蒂亚·森也来过这里。此外，我们还在这里设宴招待过埃德蒙·马林沃—他是我早期从事研究工作时的精神导师。我们在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里遇到了杰出的印度经济学家苏哈穆瓦·查克拉瓦蒂以及颇具人格魅力的瑞典朋友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尔*，还与研究院的院长、工作人员以及芬兰经济学家开展了许多有趣而且发人深省的讨论。

在宁静清幽而又赋予人灵感的自然和学术环境里，我的创作进展一日千里，它的推进速度与我在瑞典写《短缺经济学》时的情况不相上下。每周我都会完成一个新的章节。†除了理想的创作环境以外，另外一个加快我的写作速度的原因是《社会主义体制》总结了迄今为止我的所有研究成果，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真正动笔之前我已经为此工作了三十二年（我直接准备它的时间就有五年）。只要我在赫尔辛基办公室的电脑前坐下来就开始不停敲击键盘，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因为我希望写下来的内容已经在我的大脑里完全成形。

不仅这本书的观点已经经过多年的斟酌和提炼，它还收集了大量图表、统计数据、参考资料、引文和参考书目来支持它的观点。幸运的是我在匈牙利和美国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并且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事实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全是我的学生。有些人的确是我教过的学生，而有些只是赞同我的观点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与我有学术联系或者个人友谊的人。这种亲密的学术关系意味着无论我在赫尔辛基、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齐工作，他们都可以迅速灵活地满足我的学术要求。

与此同时，从匈牙利传来的消息是国内政治体制开始分裂，学术和政治上反对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是只要我还在赫尔辛基，匈牙利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不过是远处隆隆的炮声而已。每次我和布达佩斯的朋友通过电话后都会陷入惊愕的状态，过一段时间才能复原。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情让我意识到社会主义体制岌岌可危，东欧政权正在垂死挣扎，人民在痛苦的情绪中煎熬，同时日常的政治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但是我尽量不让这些消息左右我的情绪，以免影响我的观点。在那几个月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它几乎吞噬了我的全部精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我感到这本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进展地非常顺利，我的斗志就被进一步激发。无论当时还是十五年后的现在，我都认为在赫尔辛基度过的几个月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或许比其它所有时刻都快乐。无论木匠、雕塑家还是修路工人，所有热爱本职工作的人都会从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在这方面，我的确很幸运因为我经常能够体验到这种快乐，不过1988年在赫尔辛基的工作让我感受到了最强烈的创作快感。

1988年秋天我们回到布达佩斯。当时大炮的隆隆声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一半，但剩下的工作量仍然很大。不过从那时候起，我无法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这本书上。我先是在布达佩斯继续写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89年上半年回到坎布里齐。1989年下半年我将这本书暂时搁置在了一边，因为我认为自己必须就体制变化发表看法并且及时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我将自己对体制变迁的观点全部写进了《充满激情的小册子》。这本书是下一章的主题，但是我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我在创作它的同时也在着手准备《通向自由经济的道路》（《充满激情的小册子》的英文版）和其它语言的版本。与此同时，我一面抽出时间写文章和演讲稿探讨体制变迁的任务，一面在写《社会主义体制》的后面几章。如果要准确地描述当时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我激动而且烦燥不安地在这两个主题间跳来跳去。它们和我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工作一起竞相争夺我的时间和精力。每当我攻克眼前的一个研究课题时会为忽略了那部伟大的总结性作品感到惋惜；而一旦我回到这本书的写作工作中，我又会因为没有抽出更多精力研究日常的经济政策而心怀内疚。尽管这两个任务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是无论在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齐，我还是会努力挤出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来专心写作《社会主义体制》。1991年夏天，我甚至挤出了整整两个月。无论什么时候我完成手头的临时性工作重新回到这本书的写作工作时，我始终坚信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989年至1991年间，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纷纷崩溃。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应该修正自己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看法。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已经完成的前半本书里，我几乎不需要因为体制变迁而进行任何修改。我的描述和分析经历了第一场历史风暴的洗礼。而主要讨论改革活动的后半部分则必须进行多处改动，而且要相应地扩充内容。虽然这本书的初稿已经预见到局部改革终将失败的命运，但是我必须在修订稿里分析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原因。

经过了三年的努力，我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

虽然这本书是用匈牙利语写成的，但是将它翻译成英语的工作很快也完成了，而且英语版《社会主义体制》的出版时间早于它的匈牙利版本，这在我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全面描述社会主义体制的愿望

写作《社会主义体制》的首要目标是归纳总结迄今为止我的所有研究成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经研究过许多课题，并且试着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尽管这些作品探讨的主题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互为补充，涵盖了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我不断回归到同样的研究课题上（如非均衡现象）—在我看来，我的确总是在研究相同的问题，但是研究的复杂性和深入性不断提高。我甚至可以认为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段圆弧。现在我希望设计一个分析框架，按照逻辑顺序把过去分散的研究工作中得出的结论组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我不希望将这本书局限在回顾个人研究成果的狭隘范畴里。我希望把我认为重要的其他人的结论和观点也融入它的概念结构中。我曾经从匈牙利同行和外国研究者的著作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特别强调了匈牙利真实经济环境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对我的观点产生影响的不仅包括印在纸上的著作，还有在我身边展开的对话，即匈牙利人对社会主义弊病和改革可能性的热烈讨论。这本书的引文和长长的参考书目可以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我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的观点。然而我必须补充的一点是：我并不打算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也不打算在书中冷静地报告所有引起广泛争议、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在匈牙利语版《短缺经济学》的前言里强调说这本书没有涵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是讨论了它的一部分，同时我还警告读者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将全面描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专著的全部内容设定为100%，那么《短缺经济学》只研究了其中的30%。而现在是以全面为目标写一部涵盖全部内容的专著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书中会介绍所有与之有关的细枝末节。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也不是一部旨在提炼精髓并进行总结的学术专著的目标。*就这本书而言，“全面”和“完整”意味着书中的分析过程将鉴别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本质特征，并且讨论了被我们称作“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社会-经济机制出现以及运转时具备的必要属性和充分属性。

《短缺经济学》没有讨论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中，除了前面介绍性的几章外，它正是从这两个问题开始正式分析社会主义体制。这与其它众多比较经济学的总结性作品形成了反差，它将社会主义体制最典型的政治特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当作了分析的切入点，而不是其它作品惯用的中央计划经济或者公有制。在《社会主义体制》介绍《短缺经济学》的章节里，我解释了鉴于早年的政治气候和因此采取的自我审查行为，我在《短缺经济学》中删除了很多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分析和观点。1983年我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体制》的初稿时下决心要跨越这些障碍。1984年我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后开始无拘无束地分析共产党、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在这些问题中扮演的角色。1986年我在给学生发的笔记中将共产党扮演的角色作为第一个分析目标，这与后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顺序完全一样。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终于能够写一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专著。

我并不想将这本书的主题限制在大家经常讨论而且可能重合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主题。我努力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这本书，这样《社会主义体制》在人们眼中就不仅仅是经济学著作，而是涵盖了所有这些学科的社会科学专著。

大多数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著作都只进行了局部分析。它们主要考察了某些界限明确的领域或者某些体制特点。我感兴趣的是向人们展示出体制的各个部分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强烈的互动，它们共同决定了各个团体和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规律。我希望将这种方法称作“体制范式”。*这种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擅长使用“范式”的伟大人物之一就是卡尔·马克思。他也写过文章讨论局部问题，但是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他努力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体制。他最感兴起的问题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社会中特有的关系如何相互产生关联，以及他们如何相互决定对方的存在。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前言里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我是在1991年写下这段前言—这时引用马克思的话显然已经非常落伍，即使那些过去经常引用他的话的人如今也不再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情了。马克思对我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如何使用体制范式。

除了马克思以外，这本书的前言还提到了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是体制范式的代表性著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写这本综合性专著时没有简单地将它“融入”某个社会理论的学派。任何试着将《社会主义体制》放进某个熟悉的“箱子”的人都会遇到不少麻烦。人们无法简单地把它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或者哈耶克主义的作品。

我不仅希望通过这本书总结自己对社会主义体制这个主题的看法，而且希望通过对这个特定体制的分析阐明“体制范氏”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方法论，因为这正是我希望推动学术界接受的方法。

实证分析及其价值

我希望避免在这本书中使用规范性研究方法。我甚至没有提出什么是“良好社会”或者马克思、列宁及他们的后继者对于社会主义的幻想是否适用于建造“良好社会”等规范性问题。我对这类问题敬而远之，而是瞄准了实证性研究方法。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国家里，共产党长期掌握了国家的绝对统治权。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大家庭”包括二十六个国家，拥有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展示的是它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上实际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期望它能够实现的运行状态。

《社会主义体制》并不打算对社会主义体制评头论足。自从柏林墙倒塌后，这种做法显得非常廉价而且过于简单。正如我在前言中写得那样：“在今天谈起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时，至少要有这样的勇气：应该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避免一味的攻击谩骂；要告诉人们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相对平衡运转并不断复制自身。”。¹

但是当我决心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时，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描述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点时不会受到自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它们为我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我特别强调了自由、人权、人类尊严和个人主权的价值。尽管我努力做到客观地呈现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坚持认为自己有正当的理由强烈谴责违反这些价值观的行为。

在我的价值观体系中，社会体制的经济表现虽然不在这个体系的最高等级上，但是仍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根据常用的经济标准对它进行了评估：人民的福利体系取得了哪些发展？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技术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经济体系在进行创新和使用创新方面具备多大能力？我最终借鉴了列宁在社会主义转变初期使用的标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中，生产力较高的体制终将胜出。《社会主义体制》用列宁自己的标准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最终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我一直犹豫不决用哪个名字来做这本书的书名：社会主义体制还是共产主义体制。西方国家的政论文和日常用语中更倾向使用“共产主义”，而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并且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则用“共产主义”特指一个事实上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将按需分配社会产品。因此他们更愿意使用“社会主义”，因为这个术语对人民承诺的内容相对较少。我在两个术语间左右为难，但是如果企业、协会、政党和国家都可以为自己选择名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剥夺比它们更加庞大的实体—社会主义体制—为自己命名的权利呢？假如这个体制（或者说统治这个体制的领导集团）愿意将自己称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不妨还是尊重他们的意见。我没有理由用“社会主义体制”来专门描述“真实”社会主义的理想化规范概念，而拒绝让现实世界里的二十六个国家使用这个术语。那二十六个国家组成了“现行社会主义”，因此我决定将它们称作“社会主义国家”。

一般性模型

比较经济学通常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苏联，它详细描述了1917年大革命爆发之前苏联的情况以及苏联体系产生、稳定、发展和分裂的整个过程，同时补充介绍其卫星国的历史发展情况。“苏联式经济体系”是当时常用的经济术语，而中国则被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特例。

我们完全有理由使用这种研究方法来鉴别各个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特点以及它们与其它国家的差异，因为它确实有助于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然而我希望在自己的综合性专著中使用另外一种方法。我的目标是进行归纳总结—即暂时把那二十六个国家的差异性放在一边，提取出它们表现出来的共性。假如我们找到特定的国家团体共有的基本特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独立体系来描述它们这个整体。接下来这个任务就变成如何精确地确定这些基本特性（它是也是最本质的特性）。

建立一般模型的目标不是为了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社会主义体制。为了避免脱离本书的主题，我不想按照时间顺序浓墨重彩地描绘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的众多历史特征及其它特征。与此相反，我希望展现苏联、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政权体制及经济体系运行时表现出来的共同点。创建一般性模型的艺术正是体现在如何挑剔而且简约（parsimonious）*地选择研究对象的主要特点。人们应该找到尽可能少的主要特点—它们必须能够充分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特性，但是不能超过实际需要。

为了进行一般性讨论，我将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成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体制。在苏联，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农业集体化和（1936年至1938年）的第一次大肃反运动，后者给党内的反对意见给了最后沉重的一击。所以就苏联这个个案而言，它的第一个阶段延续了二十年—这个过程比它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程漫长得多。而就东欧国家而言，苏联对它们的军事占领导致它们的第一个阶段比苏联短得多（苏联是第一个迈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社会主义体制》将社会主义体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称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主要特点以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大行其道。部分读者并不喜欢“经典”这个词语。有些人认为它隐含着褒奖之意，但是它并没有进行任何价值评判，而只是表明早期的社会主义体制现在已经发展成熟而且具备了所有主要特点。与此同时，其他拥有社会主义情结的人认为不适宜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死刑、大规模流放和牢狱生活来划定经典阶段的开始时间。

社会主义国家从经典状态进入第三阶段后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方法。有些国家试图用重组和现代计算机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南斯拉夫尝试着推行了自我管理。南斯拉夫、匈牙利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提出的改革观点都是将市场机制引进经济体系，同时保留共产主义对权力的垄断以及公有制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每次引进市场体制时都会使政治压迫有所缓和。改革使得社会主义体制随之逐渐瓦解。

这种三阶段的划分方法考虑到了历史范畴，但是请让我重申它们只是模型。我们描述的是体制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各个国家的发展历史。

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人思想的影响。例如，某些人希望为马克思开脱，认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不应该为社会主义体制缺乏效率的缺陷承担责任。《社会主义体制》坚持反对了这种论调。马克思的支持者声称目前的现状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人们没有正确地将他的观点付诸实施。事实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转型计划的核心元素正是消除私有财产和市场，并用公有财产和官僚协调取而代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了马克思的计划，因此那些怀着救世主般的热情盛赞这个计划的人必须为它造成的历史后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

不过我也不同意另外一个群体的观点：他们认为目前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完全是在学术观点的鼓动下实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预言和社会主义领袖们的计划精确地变成了现实。体制的自发式发展和进化式发展都为社会主义的现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在《社会主义体制》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共产党执政后便致力于推行旨在消除私有制和市场的计划。这就像基因密码似的代代传递下去，不断激发并且引导这个过程。然后这些体制开始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人们尝试着采用各种方式建立国家并且管理经济。在当时的条件下被证明不可行的计划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消失；而确实有助于体制运转的计划则会融入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详细的蓝图，也没有针对发展计划必须实现的目标提出建议或者指示所有机构的人事部门与政治警察建立联系。所有这些逐渐发展起来的事物都符合现实条件的正常逻辑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各种元素之间的亲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间的自然选择过程以及随之出现的进化过程。它们就像齿轮一样完美地嵌入暴政机器。经典社会主义奉行极权主义而且疯狂地压迫人民，但是它构建出一个协调的整体。

改革进程破坏了它的协调性。政府的镇压和中央集权有所缓和，人民的生活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在渐渐地侵蚀着整个体制。“布拉格的春天”想入非非地提出了“人性化的社会主义”这个口号，但是这个体制越人性化，它的运转能力就越差。

一旦那些自称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人们不再盲目地信仰社会主义，这个体制就会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随着“政治改革”的逐渐推进，当人们可以在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代表中做出真正的选择时，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现在的执政体制。

《社会主义体制》的后半部分详尽地展示了这种论证思路—描述改革的各种发展趋势，然后逐一说明它们如何走进了死胡同。

太早还是太晚？

匈牙利语版《社会主义体制》问世后，加博尔·卡萨依对我进行了采访。他曾经在商业周刊《观察者》（Figyelö）上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具有专家水平而且满是溢美之词的书评。在交谈的过程中，他问我是否觉得这本书出版得太晚，我必须承认尽管他没有恶意，但是这个问题对我的打击仍然很大。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科尔奈能在四五年前完成这本书并出版它的匈牙利语版本，……那么它一定会和《短缺经济学》一样成为最畅销的经济学类著作。它将成为那些自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贪婪阅读的对象，成为当时开始逐渐觉醒并且力求改变体制的阵营奉为经典的科学参考依据。”隔了几行他又写道：“如今谁还有时间阅读一本近七百页长而且专门研究过去的书？”²

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前言里引用了西蒙·谢玛在其介绍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新作中写下的一段话：“当问及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法国革命的积极性有何评价时，据说这位总理曾这样回答：‘现在就下结论，为时尚早’。也许再过200年，依然是‘为时尚早’或者是‘为时已晚’。”³我继续补充说：“我也想借用西蒙·谢玛这段耐人寻味的评论：对于一个社会研究者而言，即使再过200年，要对（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宏大事件做出评价，同样是为时尚早，或者为时已晚。但本书的作者却不想再等下去。至于能否接近历史真实，作者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和不足。”⁴

我没能在几年前完成这本书，现在我也不希望再推迟它问世的时间。

我需要很长的时间为这本宏篇巨著做好扎实的准备。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如何归纳总结这个主题。在九十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许多很不严谨的作品，它们的作者草率地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真实或者部分真实的观点拙劣地拼凑在一起就算了事。而我希望推出一本更加精致的专著，书中的所有观点都经过再三斟酌，具有高度的逻辑性而且所有参考目录都准确翔实。同时我希望在书中使用大量有说服力的数据来证明所有观点。

我认为自己必须加快进度。我记得有一次在哈佛教工俱乐部请一位来访的布达佩斯社会主义学家吃饭。他也是民主反对派中的知名人物。他问起我的研究课题时，我告诉他自己正在全面详尽地描述社会主义体制。我永远无法忘记他那震惊的表情：“你疯了吗？”他的表情似乎在说：“把你的时间浪费在这个课题上？你现在还在做这种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对此不屑一顾的反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1989年至1990年之后，我就不得不分散一部分精力去应对许多临时出现的任务，而无法将所有精力投入到这本书上。假如当时我没有强迫自己继续写作，那么不管其他人的脸上带着什么表情，这本书都只是保存在我的脑海里的一堆观点而不会变成纸面上的文字。我需要具备相当自律的精神和使命感才能坚持写完这本书直至最后一个图表和参考目录，然后将它交给出版社。

假如我当初放任自己白白浪费这个课题，那么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当然其他学者会过一段时间再研究这个课题。也许有些学者会像周总理建议的那样在几个世纪后再回过头来研究它，从而提出更加客观的观点。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赖我的文章，将它们作为研究的来源。我们亲眼见证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兴衰成败。这种身份使得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是在东欧国家生活的人）提供的证据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自始至终我们都在那里观察并且参与了整个过程。

来自东西方的认同

《社会主义体制》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四十多篇评论相继出现在媒体上（至少我自己看到的评论有四十多篇）。它先被翻译成德语和法语，后来被译成许多当时（或者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如保加利亚语、俄语和越南语。仅仅是它在越南发行这个事实就非常有意思。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一个仍然是共产党独揽大权的国家里居然出现了一本专著认为该国经济体系和其它社会领域的政治结构会造成社会体制运行不畅的严重后果；在一个执政党将“改革社会主义”确定为官方政党路线的国家居然出现了一本专著强调了这个改革过程具有“杂交”性和不完整性。*

大多数评论对这本书都是赞赏有加。请允许我引用其中的两篇评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已故的亚历克·诺夫将它称作“一个卓而不凡的成就。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人民，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无论是研究共产主义国家的专家还是刚刚起步的学生都会从科尔奈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它的结构非常精巧，表明作者娴熟地掌握了所有材料。同时《社会主义体制》可以被视为清晰有力地进行论证的经典之作。它的作者不仅对‘东方’体制运行的详细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令人艳羡地精通所有相关经济理论。他将这两方面的知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⁵诺夫在文章结尾处宣称这本书“用娴熟的技艺真实地描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以及改革尝试必将惨遭失败的原因。为此我们应该真诚地感谢他。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拥有庞大的读者群。”⁶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埃里克森教授这样评论《社会主义体制》：“这是一本真正不朽的著作。它总结了作者毕生的思想……这是一本大师级的作品，处处闪现着睿智和真知灼见的光芒。”⁷

右派和左派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拒绝

当然在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片赞誉之声中也夹杂着对其经济观点的批判。有些批评意见甚至超越这个范畴而全盘否定了整本书的内容。和介绍赞扬性的评论一样，我在这里也举出两个批判《社会主义体制》的例子。

瓦茨拉夫·克劳斯和杜尚·特日什卡专门对《社会主义体制》发表了一篇长评。当时瓦茨拉夫·克劳斯担任捷克的财政部长和所在政党的领袖，后来他步步高升，先是出任了捷克首相，现在已经是捷克共和国的总统。特日什卡写作这篇评论时担任私有化部的部长。

他们将我的书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们反对这本书的主要理由是我不必要地偏离了已经得到实践检验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概念框架（事实上他们不仅反对这本书，而且反对我的所有作品）。他们认为这种背离主流的做法完全是多余的。共产主义体制的所有特征都可以用通行的最优化模型和常规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考察。

我在这本书里对共产党的分析尤其让批判这本书的人恼火。他们认为用公共选择理论就可以充分阐明公共领域的角色。这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认为政治家的行为倾向于最大化他/她的权力以及可得到的物质利益。在解释共产党的行为时，你只要将著名的经济垄断理论补充进这个模型即可。共产党和其他垄断者一样阻碍其它力量自由进入政治市场。

如果所有大学的政治科学系都认真研究了这篇评论并且遵循它的原则，那么它们就应该马上解散，然后将他们的成员“回炉”培养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

我不习惯与评论我的文章的人发生争执，而且这本自传是最后一个为自己进行学术辩护的地方，不过我不想纠缠于学术之争。请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与经济学没有半点关系的心理学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两名成天忙于党内事务和国家事务而分身乏术的资深政治家亲自操刀上阵写出一篇长篇大论对一本学术著作及其作者进行人身攻击？

另外一个尖锐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来自政治谱系的另外一端。他就是匈牙利历史学家陶马什·克劳斯。*他对这本书提出许多不满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我的作品没有使用历史方法。他反对使用“被剥夺了特定的历史基础而注定不可能产生结果的模型”。他还在其它地方总结了自己对《社会主义体制》看法：“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从本质上来说，科尔奈作品在方法论方面最根本的缺陷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他没有将世界经济看成一个组织化的统一整体，而且这个整体受到发达的历史结构特性的控制（如将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连接起来的体系，劳动分工的结构，闭关锁国和剥削的关系，不平等交换和政治及权力的关系等等）。”我忍不住要在这里补充他的另外一段引文⁸：“这本书中出现的‘好’与‘不好’的领域就像世界上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斗争一样：一方面是经济的理性和纯粹的市场逻辑，另一方面是非理性的国家剥削。”†

对于瓦茨拉夫·克劳斯和特日什卡来说，《社会主义体制》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忠诚地遵循主流经济学派—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而在陶马什·克劳斯眼里，我是“匈牙利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导人”（我援引了他的原话）。⁹

你无法同时讨得所有人的欢心。如果你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学术姿态而且阐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可以预料到的是你不可能期望所有人都一致认可或者赞扬你的作品。事实上《社会主义体制》不合瓦茨拉夫·克劳斯和陶马什·克劳斯的心意也在情理之中—对我来说这反而令我更加安心而不是让我悲伤难过。

一个古怪的小插曲

1988年底我听说政府即将给我颁发“匈牙利社会主义贡献奖”的功绩勋章。当时我正在忙于写反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学术作品，所以这件事看起来的确有些古怪。

我给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位高层官员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不会接受这个勋章。他最好能够干涉这件事情，以免它变成现实。我们开始发生争执。他问我为什么前几年我会接受国家奖。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将其视为学术界对我的认可，而政府给我颁发勋章却是出于露骨的政治意图。接下来我迅速给学院的其他领导写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的行动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科学院不能而且也不愿中止这个颁奖程序。我很快收到与我同为科学院院士并且时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统的布鲁诺·F·施特劳布正式发给我的通知，要求我前来领取政府颁发的勋章。这个消息已经刊登在政府的公报上，所以我给总统写了封信：“我谦恭地向您汇报我不会接受这个奖项……这块勋章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政治特点，但是我并不赞同政府的计划和它的普遍政策及经济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用反政府的行为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今我希望从相反的角度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不会接受政府颁发的勋章，因为这将表明我对政府的政策持默许态度。”¹⁰

当我拒绝接受“匈牙利社会主义贡献奖”并且完成了对所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专著时，我告别了对我的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体制—社会主义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