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最高政治吁求不能取代三者在现实层次的冲突；另一方面，现实层次的冲突并不能否定二者潜在发展需求的互补性，政党的合法性困境和政党转型努力、宪政发展的潮流和困境表明二者具有良性互补的可能性。以诺斯悖论为理论工具来分析党的转型有利于把握党的转型的实质和复杂性。从诺斯悖论的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在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定位，实现“全能型政党”向“功能型政党”转型，才有可能在新时期重建“租金最大化与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新的平衡，从而坚持党在现代化事业中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政党转型宪政发展诺斯悖论功能型政党

　　引论：价值与现实

　　我国现阶段确立的治理转型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该原则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并列的价值追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发展和完善包含民主、法治、共和在内的现代宪政。我们经常一般性的强调三者在政治上是有机统一的，而回避了二者潜在的冲突；只有正视二者潜在的冲突，才有可能通过政党自身的转型和重构实现两者的根本兼容，并在事实意义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宪政发展的潮流和困境，并在诺斯悖论视野下探讨了二者根本兼容的可能性，提出了中共实现“全能型政党”向“功能型政党”转型的新思路，以期推动政党转型与宪政发展的良性循环互补。

　　1、政党的合法性困境

　　政党的领导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意识形态；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等的“政绩”；基于选举等程序的法理合法性[1]。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也在面临新的挑战：意识形态感召力实质上在不断下降，法理合法性的不足也日益受到公开的质疑；在意识形态和法理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政党的合法性日益依赖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等“政绩”来支撑；但受经济周期、结构制约等限制，政绩合法性是注定难以持久而且是有限度的，党的领导日益面临价值选择与合法性资源衰竭的矛盾；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

　　2002年以来的战略转折，提出在发展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基本民生和社会公平，有利于补充和增强党的合法性，但是前已述及，仍然没有根本摆脱政绩合法性的窠臼，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所带来的新的合法性就会衰退。

　　假如停留在政绩合法性的思路上，那么，“公平新政”之后最能够带来新的合法性的就是推动以现代宪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的结构性转变；假如要铸造持久的合法性，则仅在推动治理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政绩显著还是远远不够的，持久合法性立基于政党在现代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合理的功能定位。无论是推动宪政发展，还是寻求在未来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合理功能定位，都离不开政党在组织、意识形态以及运行方式上的彻底转型。

　　2、宪政发展的潮流与困境

　　宪政发展是潮流所系，成熟的宪政孕育着稳定，但宪政发展过程却孕育着不稳定，对此，亨廷顿作出了卓越的证明。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实践也证明，第三波民主化中摆脱集权统治的近100个国家中，只有20个左右有望建立日渐成熟的、运转良好的宪政制度，其他均不同程度的出现回潮或处于动荡之中。理论和实践都在不断的证明宪政发展和成熟离不开一系列内在的支撑条件，这些条件至少包括：较为丰富的物质-资源基础；较为合理的阶级阶层结构；活跃的公民社会；没有深厚的社会矛盾积累；适宜宪政发展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基础；适宜宪政发展的政治力量结构。

　　以这些条件来衡量宪政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内在的支撑条件均有较大欠缺。

　　从物质-资源、制度、精神三个层次，以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领域而言，深化治理转型的基础环境之一是多层面的贫困和交织，很显然，这对于宪政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2]

　　从阶级阶层结构角度来讲，一般认为，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宪政稳定发展的基石，在中国至少有几个问题：中产阶层相对而言，比例偏小，“中产阶层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过20%”[3]，而且，由于庞大的农村人口，“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层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4]；处于形成期的中国中产阶层，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也缺乏明确的阶层意识；由于现行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规模和水平很低，自身组织化程度更低，整体上，这只是形成中的一个社会阶层，不是成熟的社会阶层，更谈不上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5]。显然，对于中产阶层在中国宪政发展中的稳定作用和推动作用，难以作出乐观的估计。

　　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公民社会内受资金、文化、制度的困扰，外承有力的政治控制和商业腐蚀，基本处于帮忙可以，但要通过社会自组织推动宪政发展，却是困难重重，力不从心。

　　从政治力量结构角度讲，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宪政发展的政治力量结构，假如没有建设性的转化，中国共产党现行的组织、思想结构、领导方式及其在治理结构中的实际定位和宪政的内在要求（制约权力、保护权利）是不符合的，改革开放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在强有力的妨害着真正的宪政发展（例如财产申报法的屡次搁浅），从意愿上支持宪政发展的部分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由于政治控制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而没有适合的政治力量结构，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宪政发展不过是装潢性的口号，正如强世功所言，“宪政转型绝不是一个宪法学家所理解的宪法条文的修改问题，而是隐藏在宪法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对主权的争夺……”[6]“中国宪政的历史经验表明，宪法没有政治力量来保护，只能是一纸空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是如此。宪政的历史表明，宪法必须用法律之外的政治力量来捍卫。”[7]

　　政治权利的实质性缺席和有力的政治控制有利于防止社会矛盾向政治矛盾的转化，有利于控制性稳定，但却不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育，也不利于形成宪政发展的政治力量结构。现阶段，中国已经积累了深厚的社会矛盾，每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七八万起，但之所以没有转化为政治矛盾，威胁政治稳定，主要得力于这种有力的组织控制。但凡事有利必有弊，这种控制性稳定在现代社会是难以持续的，有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一方面，这种控制性稳定自身处于不断衰退之中，思想和信息控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思想和信息控制的配合，孤立无援的组织控制有力也有效但也在制造更为长远的、内在的不满；不利于权力监督和规范，难以有效遏制腐败，而大面积的腐败降低政治合法性；不利于权利的自我规范和成熟，由于缺乏凝聚和组织，难以有效通过正常渠道影响政治，但在危机时刻，却为能量的总爆发和共振提供了丰厚积累；如上所述，不利于公民社会发育，不利于形成有利于宪政发展的政治力量结构，从而为未来的宪政转型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

　　以上分析说明，宪政在中国的转型还欠缺一些基本条件。当然，我们不能等到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再去发展宪政，宪政之初总是不成熟的；不成熟可以，但是假如不仅仅是不成熟的问题，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动荡，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复杂社会就应该谨慎对待了。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快速的民主化，以“党禁”、“报禁”为特征的政治控制的迅速开放，以及伴随的迅速社会组织化，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我们过去的历史制造了这样一种悲剧性的悖论：依赖宪政发展才能够根本上摆脱“治乱循环”的治理困境，达致长治久安；但历史的积累却难以支撑迅速的宪政转型，否则，欲速则不达。

　　在此，有必要对蔡定剑的观点作一个评价，在《中国选举状况报告》一书里，依靠实证调查蔡先生否定了“中国人素质太低，搞不了选举”的定论，认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程度、政治身份、个人利益与选举行为相关性的调查来看，普通群众也许不懂政治知识，但只要利益所系，都懂得选举政治，不存在素质低不懂选举的问题，并且得出了“民主选举--由‘乱’到‘治’”的结论。[8]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蔡先生的研究有几个隐含的前提：第一，所考察的主要是基层有限范围内的直接选举，特别是村委会选举和县乡人大代表选举，范围的有限性难以说明整体社会失衡断裂（阶级-阶层、区域、城乡）所造成的复合性矛盾，而且这个层次处于政治控制的边缘，即使试验失败也不会危机整体政治稳定，导致政治动荡；第二，所考察的主要是整体政治运行中的选举环节，特别是收入、文化、职业、政治身份、利益等因素与选举能力和选举参与的相关性，而没有涉及与现代选举相关的政党组织、政治动员、政党竞争；第三，所考察的选举实际上是在有效控制范围内的一种有秩序保证的选举，这种控制可能来源于上级，也可能来源于党的组织，这是选举的主持者和仲裁者；第四，所考察的选民基本是原子化的选民，而不是通过政党动员和组织的选民，而一旦超出基层熟人社会，选举范围扩大，一定形式的政治中介就成为选举的必经途径；第五，隐含的一个期望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改革选举制度，扩大真正的民主选举；第六，主要从技术上、程序上的一种选举考察，法学视角多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没有把选举作为宏观政治和社会运行的一个环节来考察，当然也就没有注意到宏观的政治社会矛盾通过选举环节的转化或爆发，整体政治社会力量通过选举环节的竞争或合作。一旦到整体的社会性宪政转型，这几个隐含的前提都不一定具备，因此，“民主选举--由‘乱’到‘治’”的结论或许是值得推敲的。

　　即使在西方国家，民主也不是唯一的政治机制，其发展也迟于法治、宪政、共和的发展，正是早已比较成熟的法治、宪政、共和等相关政治机制的引导才使现代民主逐步发育成熟，没有历时态上法治、宪政、共和等相关政治机制的早发展和引导，没有横向上法治、宪政、共和等相关政治机制制约，民主难以有效扬优避劣。民主是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演变的基本动力之一，也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支柱之一，中国的治理转型不能没有民主，但是假如我们的治理转型把西方后发的民主作为出发点，很有可能未获其利，先收其弊，民主固有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其弊端和劣势反展现的淋漓尽致。对于中国而言，首先需要有效的政治社会整合。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通过组织控制实现社会整合难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自由民主论者、公民社会论者、市场论者是过于乐观的；对于宪政发展而言，不断宽松的组织控制整合或许比失控的政治社会整合是更好的选择。

　　3、诺斯悖论视野下的政党转型与宪政发展

　　“诺斯悖论”从属于制度创新理论，是以诺斯(DouglassC·North)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之一，描述的是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关系形态，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9]。按照制度创新理论，这一矛盾产生于国家相互矛盾的双重目的：第一，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的结构；第二，在产权结构的框架内通过输出国家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供给、降低形成契约的交易成本，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问题在于，这样两个目的经常并不一致，或处于冲突状态：第二个目的意在实现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进而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第一个目的则在于确立一套保证统治者利益收入最大化的基本规则。“悖论”由此产生。在诺斯看来，这种悖论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矛盾，是导致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10]。简单的说，“诺思悖论”即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冲突。陈文申认为：“诺斯悖论”在根本上是不可解的，然而，通过制度在产权、国家、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进而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均衡，使国家对社会经济的人为破坏较之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动作用为轻却是可能的[11]。

　　诺斯悖论分析的是国家，那么能否用诺斯悖论来分析政党和政党转型？我认为可以。因为：首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很大程度上是高于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机构的公共法权机构，此一点截然不同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其次，诺斯悖论所分析的国家是作为社会统治者的国家，是否是社会的统治者是可否适用诺斯悖论的主要判定依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核心，即西方话语中社会的“统治者”。换言之，我认为应该重视诺斯悖论所表达的精神实质，而非拘泥于外在的概念名词；以其精神实质而言，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改变社会适应自身还是改变自身适应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所面临的根本矛盾。面对来自于国内外日益澎湃的治理转型压力，“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内容在新的阶段在悄然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已然难以满足“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新要求，以建立现代宪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转变日益成为“社会产出最大化”的主要内容，“租金最大化与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失衡也随之日益严重。要修复失衡建立新的平衡，是通过自身转型来促进以现代宪政为核心的治理转型和发展，还是力图改变社会来适应自身“租金最大化”的需要；显然，理性与实践的徘徊和迷茫可以理解，但是历史的答案只有一个，潮流所系，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即：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只有通过自身思想、组织、功能上的彻底转变，适应并积极促进以现代宪政为核心的治理转型和发展，并最终建立新的平衡。

　　4、政党建设的两个错误思路

　　错误思路之一：加强“全能型政党”建设。三个代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加强“全能型政党”建设的思路，而不是通过自身思想、组织、功能上的彻底转变，适应并积极促进以现代宪政为核心的治理转型和发展。三个代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党的建设重要文件的出台和实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竞争，但应对之策是加强自身包容性和能力、以自身多样性扩张应对社会多样性现实，即加强“全能型政党”建设。前已述及，“全能型政党”与以现代宪政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治理结构是根本难以兼容的，加强“全能型政党”建设的思路或可收益于一时，但难以满足长期合法性要求。在一个多样性、异质性、开放性不断增长的社会里，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党”也就意味着把社会性的矛盾和冲突纳入到了党内，这对党的整合能力提出了有力挑战，一旦超出党的整合和消化能力，党的派系化乃至党的分裂也就在所难免。